【摘 要】
：
“问题与主义”之争期间,毛泽东与胡适往来较多,他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胡适的影响,但从思想倾向来看,该章程与胡适的思想立场存在着明显差异,它更多的体现了青年毛泽东思想轨迹的内在理路,是他的思想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性现象,也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前夜的思想状态的集中展示,但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也借鉴了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客观上助益于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方式的开启.
【机 构】
：
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秦皇岛,066004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问题与主义”之争期间,毛泽东与胡适往来较多,他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胡适的影响,但从思想倾向来看,该章程与胡适的思想立场存在着明显差异,它更多的体现了青年毛泽东思想轨迹的内在理路,是他的思想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性现象,也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前夜的思想状态的集中展示,但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也借鉴了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客观上助益于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方式的开启.
其他文献
2014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百灵庙镇新发现一方十六国时期的石铭,经考证为389年贺兰部首领贺讷与染干为其母亲辽西公主的葬事而立,是目前所见贺兰部唯一存世遗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贺兰部是十六国时期北方民族中的重要一支,与拓拔部关系密切,其部族首领甚至可以影响拓跋鲜卑部落联盟的政治.通过该石铭,确认史学界一直存疑的贺兰部世居领地在百灵庙.该石铭可能与百灵庙沙凹地墓地有关,证明该墓地为贺兰部墓葬,而非学界普遍认为的东汉晚期至檀石槐迄轲比能鲜卑大联盟时期的鲜卑墓葬.石铭所反映出的
寺内内阁成立后,以寺内为首的政府要人及日本驻中国公使馆、领事馆、驻屯军等相关人士在复辟活动的前期或明或暗、或多或少都在背后给予了相当的支持.正是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刺激了国内欲行复辟的各势力积极行动,适时准备复辟,由此导致原本不稳的中国国内政局更加混乱.而随着中国参战问题的表面化,国内府院之争的矛盾凸显,日本上下内外虽然及时调整对华政策,不再对复辟表示支持,但是随着张勋的拥军北上,复辟大势已然形成,复辟已是箭在弦上.
1903年,岑春煊调任两广总督.其到任仅两天便以雷霆之势参劾南海知县裴景福,称其为广东“贪吏之冠”.很快,裴景福被清政府革职.岑春煊要求裴景福缴足罚金,否则“军法从事”.裴景福携妻女逃往澳门,寻求澳葡当局庇护.岑春煊更为愤怒,追捕裴景福不遗余力,“密布侦探”,甚至派兵舰前往.于是,“粤督将兵变”的谣言不胫而走,海外不少报纸也竞相议论,直接导致清政府与澳葡当局之间关系紧张.本文将该事件称之为“裴景福事件”.从事件缘起及清政府的应对中,可见清末的治理困境,如内部管理混乱,政治斗争激烈;内政常与涉外事务纠缠不清
“地方路径”说的提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空间的思维突破和形式超越.走出过往文学史书写以京、沪为中心的“双城记”,发现更为多元、广阔的“地方”,打破以往线性叙事模式的单调与偏见,融入多元空间的要素与视域,将有助于重新考察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问题.澳门文学新旧文学并行共存、不分轩轾的现象,已然成为其区别于其他华文世界的城市文学的特色和传统.从“地方路径”的角度观察,澳门文学不仅能汇入文学史的大传统,且其本身就是文学史的传统,充满着自身的独特性与本土性.
现代中国文学“地方路径”研究的提出可以置放在从地方文学、区域文学以及文学地理学的发展线索中来加以认识.这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地方路径”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将有意识地超越“地域文学”或者“地方文学”的方式,实现我们联结民族、沟通人类的文学理想.“地方路径”的提出是对文学与文化研究之“空间意识”的深化,也是对域外中国学研究动向的一种有益回应.中国学者对“地方路径”问题的发现在根本上还是一种自我发现或者说自我认知深化的结果,是创立中国学术主体性的积极体现.
《梅兰芳往来书信集》中收录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冯耿光致梅兰芳的九封书信,但信中并未标明年月,因而在编排时次序混乱,其价值亦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经由考释可知,这批书信写于1937年11月至1938年4月之间,信中披露了上海沦陷后梅兰芳酝酿南下香港演剧并避居该地的许多细节,为那段风雨如晦岁月中的世态人心留下了一份珍贵记录,可视作梅兰芳“蓄须明志”的前奏.对这九封书信的具体写作日期及信中提及的人物、事件等加以考释,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冯耿光与梅兰芳之间的关系,并为深入认识梅兰芳在“蓄须明志”前所面对的时代氛围、舆论环
地方路径启发我们重新发现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地方经验,在空间维度下审视延安文学,无论诗人“写地方”的难题,还是在书写“民族形式”时折射出的延安文学建构的内在逻辑以及诗人的精神结构,都意味着个体受到书写地方的“规范”,而后又凭借自己的生存体验与“规范”形成互动,两者合力塑造了延安文学.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流散状态与精神体验,也使得“延安”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一方面延安经验影响了许多作家的思维方式,以致他们离开延安后仍带有其烙印;另一方面延安作家与其他区域保持着精神联系,并高度影响了其他区域的文学.“延安路径”参与了
中国职贡体系的运作过程中,由相关机构记录来访国家的土地风俗、衣服形貌、道里远近等信息,为一项传统.而宫廷画师则将某些职贡活动描绘成图,这些相类题材的绘画作品可统称为职贡图绘.职贡图绘作为一种官方强调国家主义的形式,有其独特而规范的编纂传统.现存最早的职贡图绘可追溯至梁代,梁元帝萧绎任荆州刺史时,作《职贡图》,为国祝寿.这件职贡图绘反映了梁朝的政治图景、贡道交通,以及南北关系等,是一件比肩正史的图传史料.梁《职贡图》历来摹本众多,相关记述庞杂,本文对比现存三种梁《职贡图》摹本,梳理中古至今诸摹本的相关记载,
《重修泉林圣寿寺记》碑为新近发现的元代珍贵石刻,碑文对元中前期泗水神信仰、泉林寺建设、会通河疏浚有详细介绍,为研究元代大运河水利信仰及治理活动提供了新史料.碑文所示自元代开始,以泉林为河源的泗水神信仰具有了保漕佑运的重要意义,这与国家对水运的空前重视密切相关,其中对泗水神庙位置的记载则为了解明清庙址变迁提供了新参照.碑文对北宋至元中期泉林寺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清晰揭示,反映出寺庙既与时俱进增加关羽信仰,又通过地理近便的优势取得泗水神庙的管理权,由此得到官方大力资助,为厘清佛寺供奉道教神灵这一矛盾现象提供了重要
本文以钱选《浮玉山居图》所钤“封”字半印为主要研究对象,考证了此印绝非贾似道所有.通过对多件与之相同“封”字印的梳理考证,证明此印的归属当为清初鉴藏家耿嘉祚,从而推翻因此印而判定《浮玉山居图》为钱选早期作品的观点.并在此次梳理考证中,厘清了学术界对于项元汴、耿嘉祚、索额图所用鉴藏印归属尚存误判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