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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社会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国家领导者要想成功地实现思想转型，就必须真正关注人民的幸福，从对速度和规模的片面追求中，从片面的、异化的价值观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尊重自然规律，改善生态环境，从对自然的征服中解放出来。
关键词：领导者转型；社会幸福；价值观；自然规律；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5-0042-05
造就社会幸福，从对速度和规模的片面追求中解放出来
社会主义是追求普遍幸福的社会。人民不幸福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幸福感是主观的，但幸福的要素则是客观的。与“幸福感”相对应的是客观的社会现实存在。国民幸福是国家为民众提供一个客观的，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公共的幸福平台。
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概括的幸福公式是：幸福=效用/欲望。人民的期望与提供的保障相匹配。现实的生活状态与心理期望状态的比较，两者的落差越大，则幸福感越差。幸福是一种比较，它既包括自身的本国发展的纵向比较也包括横向的人际和国际比较。而且幸福不仅仅限于经济的比较，而是一个政治、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综合比较。
幸福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现代社会的一个困境是：富有却不幸福。经济收入对幸福的贡献率呈边际递减效应。国际上一般认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千美元以下，收入增长与快乐增长成正比。5千美元以上，则收入增长与快乐增长的相关性就相当弱了。比如美国近50年来快乐指数就一直没有什么增长。单纯依靠经济增长不能使人们更加快乐。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原则，让最大多数国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功和喜悦。
衡量国民幸福指数成为世界的发展潮流。1970年代不丹提出GNH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20多年的实践已经引起全世界瞩目，开始认真研究“不丹模式”。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考虑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国民幸福总值。幸福指数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可以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幸福指数包括物质——精神——社会三个方面：生存状况满意度，如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生活质量满意度，如居住、医疗、政治等；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精神紧张和压力程度；人际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个人幸福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程度等。
“幸福经济学”是在对人类行为终极目的与终极价值的思考中逐渐形成的。对生产目的的思考，开始形成一个确定性的结论：人类所发生的一切行为，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各自的幸福。财富不等于幸福，富足不等于满足，增长不等于发展，收入不等于快乐，幸福不是无限的消费堆积。经济学证明，一种超过限度的消费行为，它为人们提供的边际贡献率趋向于零。
幸福的要素是多元的，而且幸福要素之间是有冲突的。怎样才能保证幸福要素之间的兼容与平衡，是和谐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幸福不是单项选择，而是多项选择。单纯经济增长的竞争与攀比，不仅不能带来幸福，反而会产生许多烦恼。所以必须寻找幸福与发展的平衡点。幸福的经济发展应该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社会的公平公正，保持社会的和谐，并尽可能地对生态环境造成最小化的破坏。民生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良好的生态环境、利益分配的公平、和谐的社会生活，同样都是民生，甚至是更重要、更根本、更长远的国民生活幸福的基本元素。人民的幸福需求既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精神文化的和谐。和谐是一种智慧，和谐是一种幸福。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我们的领导者在关注人民幸福的时候，只考虑人民在物质财富的渴求是不够的。这是一种片面的思维，是一种顾此失彼的发展思路。
单向度的发展价值观和发展观往往导致社会的片面发展，失衡的价值观必然导致失衡的世界。社会发展要全局优化而不是局部优化，更不能局部优化，整体劣化。社会的发展是系统性的，局部合理性必须有助于整体的合理性。社会经济的全面和谐发展，需要领导者改变自己的心智模式、价值观和方法论。哲学家弗洛姆说：“现代文化的失败和危机不是由于人们过分关切自己，而是因为人们对真正的自我利益没有充分的关切；他们执迷于物欲，不懂得关爱自己。”[1]对利益过分狭隘的理解，往往使我们变成了经济主义的井底蛙。庸俗唯物主义者们，就是一群经济主义“理性的傻瓜”，其致命的危害：就是见物不见人，追求自杀式的、非理性的经济繁荣和不幸福的经济增长。没有科学和人文精神的指引，高度发达的经济只能使人类走向毁灭。解放思想就是要校正经济主义的偏见，防止人类陷入经济主义的陷阱。
思想转型就是要从片面的、异化的价值观里解放出来。把社会从市场中解放出来。法国前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说：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因为市场已经吞噬了社会，社会变成“市场社会”[2]。桑德尔对所谓的“市场凯旋论”加以批判：从学校到监狱的每件事情都在日益私有化，人类的共同体遭到破坏。他说：市场是一种手段，但并不是完全无害的手段。他认为，我们已经从市场经济逐步偏离到了完全市场化的社会，而这将会导致各种不平等现象的出现，但是人们却忽略了其中存在的破坏性。桑德尔认为，解决现状的方法就是，必须把市场限定在它自身的范围内[3]。重建人类的终极价值，重新找回人类追求和感受幸福的能力。人不仅仅靠面包生活。人的需求是多样性的、多层次的、复合性的。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发展只专注于经济利益而否定了其他利益，甚至包括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这种根本利益的存在。市场社会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否定市场经济，而是因为只有从狭隘的“经济利益”中解放出来，从拜物主义、拜金主义狭隘价值观中解放出来，人类才能健康持续的发展自己。
解放思想就是要告别非科学的发展方式。我们的一些领导者过度关注GDP数字，而严重忽略了数字之外的东西。从经济学上看仅仅是一些数据的差别，但经济数字以外的东西——生态环境等已经发生巨大的改变。同样的经济生活水平，但在青山绿水间生活与在穷山恶水中生活，在公平中生活与在不公平中生活，生活的质量却是完全不同的。 GDP的攀比，导致一些领导者患上了“发展强迫症”，不断地折腾。“发展”不再是一种真正的社会需要，而成为一些领导者错误的政绩观引导下，相互竞争的一种病态的心理依赖。在这种“发展强迫症”中，领导者得到了政绩和数字，社会却没有得到快乐和幸福。帕瑞克在《管理者的自我管理》中提出了一个“成功的傻瓜”概念，所谓“成功的傻瓜”就是：获得成功的人在真正意义上离他们应该获得的成功距离很远。原因就在于没有找到真正的自我价值目标，表面上的成功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领导者对经济增长的心理依赖源于对政绩的狭隘理解。政绩是多面体，而且那种盲目的，破坏性的建设，即使经济增长了，也不可能得到社会普遍的政治认同。
有经济学家曾经问过这么一句话：“为什么中国人是最勤劳的，可是我们却是不富裕的？”[4]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一些地方经济发展的真正目标不是人民的幸福，而是GDP的政绩。当GDP的统计方式与片面的政绩考核相结合的时候，GDP做为一种统计方法，就发生了严重的畸变。它不再是经济发展成果的计算，而是成为发展目标本身，人们开始人为地、主动地、自觉地制造GDP。精明的官员们甚至发现在经济发展中，越是浪费，越是折腾，越是重复建设，越是破坏性的建设，GDP反而越高。于是他们开始自觉的、有意识的浪费，因为越浪费，花的钱越多，创造的GDP就越多，政绩就越大。GDP最大化的经济增长为权力提供政治和经济双重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当代中国人在不断地“被增长”中，勤劳却并不富有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中国的漂亮的GDP数字背后，财富积累率却并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克鲁格曼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说：中国是下一个泡沫。绝非是危言耸听！
每个领导者每天都面临许多选择，那么我们用什么原则来进行选择呢？这个原则就是社会幸福最大化原则。这个原则是唯一的，也是无可替代的。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者要把追求持续、追求健康、追求品质、追求意义放在发展的前面。
社会发展转型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革命，一次新价值发现、价值的跃迁和转换。原来认为没有价值的，现在发现原来非常珍贵；原来认为非常珍贵的，现在发现有害。所以，是一次价值结构的调整。社会幸福不仅仅是GDP和物质财富的堆砌。一个现代社会的人，不会仅仅满足于恩赐的、温饱的“伪幸福生活”。
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具有幸福特质的人，比较容易成功致富。幸福快乐的国家经济更容易成功。拥有乐观、进取的人生观，生活在幸福之中的人，更容易获得财富。所以，幸福快乐是成功的关键。财富喜欢幸福的国家和幸福的人民——财富与幸福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这项研究颠覆了传统的观念，原来人是要先自觉幸福，才比较容易迈向成功，赚取财富，幸福快乐是成功致富的因子，而非结果。
但是，在一个社会中领导者独享福则是可耻的。为人民谋福利的领导者就是好的领导者。如果一个领导者不为人民谋福利，不管它在其他方面取得多大成功，都不是一个好领导者。让人民受苦不是领导者的权力，让人民幸福才是领导者的权力。不要让权力挡住了人民的阳光。领导者应该成为人民幸福的原因，而不要成为人民不幸的原因。领导者的使命是给予而非索取。他必须通过人民的幸福才能肯定和实现自己的幸福。领导者只有将自己的热爱给予人民，进行富于智慧的创造性的工作，从人民幸福的生活中看到自己的工作成就和来自人民的积极反应，才能感受自己的幸福。马克思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人类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却将永远存在。面对我们的遗骸，高尚的人们将洒下崇高的热泪。”[5]
改善生态环境，从对自然的征服中解放出来
自然生态环境绝不像某些肤浅的领导者认为的那样，仅仅具有无足轻重的、审美上的意义和价值。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命的支持系统，是一切人类文明的自然基础，丧失了生态，人类就失去一切。人类经济无限的增长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非理性的，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而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它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但它无法满足人类的贪婪。人类经济的增长正在逼近自然承受的极限。
现实是应该被尊重的。但我们的一些领导者往往只注重了经济的现实，而严重忽略了自然生态的现实。对人类社会而言，没有永恒的经济增长，只有永恒的人类利益；没有永远的增长模式，只有永远的生存利益。生存是人类的核心利益。所有的发展模式都是为人类生存服务的。而生态文明就是要求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以保证人类长久而合理的生存利益。这就要限制生产的破坏力，污染力，消耗力，拒绝破坏性的“建设”。否则，无知而贪婪经济乐观主义将使人类在繁荣中崩溃。毁灭自然，最终毁灭人类自己。自由不是贪婪与放纵。自由是对自然法则的遵从，受自然法则的约束。人类有享受物质生活、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但这权利只能限制在环境承载能力许可的范围之内。保持生态与发展的平衡与兼容的和谐发展，就是在自然既定的条件下实现的最优解。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风险是内生的和人为的。风险社会是指社会进步的阴暗面越来越支配社会和政治，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如工业的自我危害及工业对自然的毁灭性的破坏。许多人类的灾难都不是外部世界造成的，而是人类内部幽暗的结果。人类面临比史上任何时候更大的系统性风险。人类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世界不出问题也是不可能的，但真正可怕的并非错误，而是错误受到鼓励，这些错误被视为理所当然。人类致命的自负是通往愚昧和灾难的道路。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汲取的最大教训就是，人类从不从历史中汲取任何教训！
人类的生态破产将是毁灭性的破产。科学技术可以帮助人类解决与缓和许多问题，但不能帮助人类最终解决问题。人类问题的真正根源是人类欲望的无限性。所以，问题的真正解决在于人类如何合理的控制自己的欲望，需要考虑我们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人类无须追求过度的繁荣，高速发展也并非是必需的。人类需要的不是最奢侈的豪华，而是安全合理的舒适。生活的需要的不是最佳值而是满意度。人类是否真正思考过经济增长的机会成本？我们得到了许多我们想要的，同时也失去许多我们曾拥有的——许多纯朴、自然、优美、富有诗意的风景正在飘逝。美就是生活，人类仅仅有物质的生活是不够的，人类需要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之上。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许多是不可逆的。有人说，地球上的最后一滴水，是人类的眼泪。不要等我们的故乡业已荒漠化的时候，才去怀念清澈的河流。 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破坏性的增长，增长的生态成本巨大，当我们在经济指标上越来越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时，我们的生态状况却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需要从掠夺式的开发中解放出来，认识、反省、调整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不懂得保护，就不懂得发展。保护也是一种建设，而建设有时就是破坏。我国1亿美元GDP消耗能源水平是日本的7.5倍、德国的5.5倍、美国的4.4倍、澳大利亚的3.5倍，甚至是巴西的2.3倍[6]。在漂亮的GDP数字后面可能是一个巨大的生态漏洞——环境污染、生态退化、沙漠化、各种自然资源的的枯竭，等等。难怪前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说：“按照这样的能源消费增速，全世界的能源都给中国也不够用。”[6]当有的官员说“环保就是政府和地方经济的敌人”的时候，他就极有可能成为历史的罪人。掠夺式的增长是一种生态高利贷经济，今天掠夺的越多，明天破产的就越快，那是没有未来的生产，是透支未来的发展！正如恩格斯说：“不要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我们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7]
世界发展正在发生新的价值转向。人类新的价值取向就是发展的重点从“趋利”转向“避害”。人类生存的安全性高于经济利益，因此“对安全和自由的伤害最小化必定高于利益最大化。”哲学家赵汀阳说：“避害比趋利更重要”[8]。丹尼尔·贝尔说：“人类的欲求代替了需求。”[9]真正的转变，是一种心灵的转变。
人类对生态变化的感知是滞后的。忽视经济增长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唯增长主义”倾向必然导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我们未来将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生态系统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生命支持系统，破坏生态就是损害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现在对待生态环境的态度，就是生态环境对待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现在做什么。人类无法解决资源稀缺与人类欲望无穷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有一种方法，就是人类可以克制自己的欲望。发展其实不仅是做加法，做减法同样可以有助于发展。人类需要选择一种简洁、舒适、朴素而自律的生活方式——简约的生活。人类需要建立健康的心态，理性的生产、理性的消费。而不是在疯狂地竞争和盲目地消费攀比中，挥霍掉人类的未来。
人的行为一般有两种动机，一个是利益驱动，一个是价值驱动。短期利益可以靠利益驱动机制来解决，而社会长远利益是无法靠利益驱动机制来解决的，而只能通过价值驱动。“人是一个自利的、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10]，但个人的有限理性，追求的只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长期利益的最大化。因为，社会的长远利益往往无法在短期内予以兑现和回馈，所以，缺少利益的诱致性。社会的长期利益作为一种公共选择的非市场决策，经济人假设是有使用局限的，社会的长远利益维护的只能依赖的是人类明智的理性预见力。依靠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或选择性的方式——强制执行或通过奖惩机制使外部性内化。短期趋利机制是个体性的，而长远避害机制是公共性。要解决生态保护问题，动力机制必须从个体、局部趋利行为转变为公共避害制度。否则“公共地的悲剧”就难以避免。
懂得限制自己是思想成熟的标志。懂得限制和约束是一种自由。主观意志必定受到客观的制约，想做的与能做的、应该做什么是完全不同的。不能把愿望臆想为事实。人类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既定约束条件下和客观规律的可能范围内创造历史，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一个的基本原则。哈耶克说：“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11]任何仅顾眼前的好处而不计未来损害的所谓发展，都不应被视为是科学、理性的发展。人类经济增长在与自然生态灾难赛跑。但可怕的是经济增长正在催生这种灾难的发生。生态危机比金融危机的危害严重的多，但却很少有领导者真正关心。“危机本身并不可怕，对危机的低估和无知才是最可怕的。”[12]
我们若想真正规避未来的生态风险，就要获得一种生态自觉，按照生态的规律去发展，拒绝破坏性的建设。为人民谋发展，要以“不牺牲人民幸福和安全”为前提，不是用牺牲人民的生态利益去换取人民的经济利益，牺牲未来利益换取眼前利益。
任何发展都是有代价的。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叔本华说：人类所犯的所有错误中最大的错误，就是牺牲自己的健康安全来换取身外之物。人们往往带着去天堂的愿望，结果却走进了地狱。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威尔逊指出：“可能发生的，将要发生的最坏事情，不是能源耗尽，经济崩溃，有限的核战争或是被一个极权政府所征服。对我们来说，这些灾难尽管可怕，但经过几代人就可以得到补救，可是，由于自然栖息地的毁灭而失去遗传物质和物种的多样化，这一进程要花数百万年的时间才能得以改正。这是我们的子孙最不能原谅我们的蠢事。”[13]
正确的发展比发展本身更重要。费孝通说：“今天的人类将面临着一个选择。人是可以自我发展的动物，也是一种能自杀的动物。人类是选择自我发展，不断完善，还是选择自我毁灭，这需要全人类来作出回答。”[14]有人说：世界的毁灭就如温水煮死青蛙，不是轰隆一声，而是唏嘘一声。在人类的生产中，我们会发现做错的“因”，会导致不堪设想的“果”。现在再不觉醒就实在太晚了。赵汀阳说：“如果不能改变世界，那就改变世界观”[15]。
中国的发展转型。必须改变导致失衡状态的思考方法。领导者需要经济眼光的穿透力：不仅要看到直接价值，更要学会看到间接价值和潜在价值。彼得·圣吉在《必要的革命》中说：“这个世界正陷于深层的、愈演愈烈的生态不平衡和社会不平衡之中”[16]。这一切都始于我们的思考方式。——两个基本的思维习惯：拆分碎片化和对象客体化。——我们看到椅子，却忘记了森林、树木、雨水和制作椅子的木匠。当我们把自己看成是与外在世界相互分离的，忘记生命现象背后的相互依赖性的时候，就导致了拆分碎片化的习惯。而当我们忘记了自己周围存在的其他生命的时候，就形成了对象客体化的习惯。我们只看到“木材资源”，而看不见森林；我们只看到“水资源”，却看不见有生命的河流系统及其所依赖的整个生态体系；这些都是对象客体化的原因。不改变导致这些失衡状态的思考方法，就不可能改变这种现实状况。而这些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倒转过来”，就要求更深层的理解能力和感悟能力，要求我们除了大脑逻辑思维之外，更要有对心灵深处的渴望与向往。作家格非说：“做一个正常人是不容易的。我们特别需要警觉、分析力和反省力，需要有个锐利的分析方式，去了解社会背后的东西，才能获得一点点现实感。”[17] 要改变结果就要首先改变过程。韦伯说：“理性化的结果就是使社会生活不断被合理化，科学化。不受约束的情感欲望逐渐走向理智，用冷静，清醒的眼光来对待和处理问题。”[18]康德说：科学并不能解决人面临的一切问题。人要生存，还需要道德生活。“人需要的很少，想要的很多。”在不影响生活品质的状况下，花费尽量少的社会资源，来获取尽量多的愉悦，这才是一种现代人的幸福。格非说：“这个时代，只有简单、朴素的生活才是符合道德的。”[17]人类无法改变自然的规律，人类只能改变自己的生存规律。人类需要自我管理，尤其需要价值排序的管理，控制自己的欲望，学会正确的生活，合理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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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熊培云.重新发现社会：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N].南方都市报，2010-02-08.
[3]黎 文.迈克尔·桑德尔：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N].文汇报，2011-05-16.
[4]邓聿文.中国人为何勤劳却不富有[N].中国青年报，2005-11-17.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刘世昕，林洁.中国经济寻求质量突围[N].中国青年报，2012-03-07.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7.
[8]赵汀阳.推荐一种更好的投票方式：双票民主[N].南方周末，2009-03-27.
[9]贝 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严蓓雯，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0]缪 勒.公共选择理论[M].韩旭，杨春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2.
[11]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2]郎咸平.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13]李 周.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环境建设问题[R].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2001.
[14]刘卫民.江村经济六十年——费孝通教授访谈录[J].战略与管理，1995（2）：30-36.
[15]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6]钟国兴.从学习型组织到学习型政党[N].天津日报，2010-11-22.
[17]张莹莹.格非VS蒋方舟：乌托邦已逝[J].名汇，2011（20）.
[18]钱小鱼.观念是理性的自觉——关于《深圳十大观念》的思考[N].深圳特报，2012-02-28.
责任编辑 任浩明
关键词：领导者转型；社会幸福；价值观；自然规律；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5-0042-05
造就社会幸福，从对速度和规模的片面追求中解放出来
社会主义是追求普遍幸福的社会。人民不幸福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幸福感是主观的，但幸福的要素则是客观的。与“幸福感”相对应的是客观的社会现实存在。国民幸福是国家为民众提供一个客观的，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公共的幸福平台。
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概括的幸福公式是：幸福=效用/欲望。人民的期望与提供的保障相匹配。现实的生活状态与心理期望状态的比较，两者的落差越大，则幸福感越差。幸福是一种比较，它既包括自身的本国发展的纵向比较也包括横向的人际和国际比较。而且幸福不仅仅限于经济的比较，而是一个政治、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综合比较。
幸福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现代社会的一个困境是：富有却不幸福。经济收入对幸福的贡献率呈边际递减效应。国际上一般认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千美元以下，收入增长与快乐增长成正比。5千美元以上，则收入增长与快乐增长的相关性就相当弱了。比如美国近50年来快乐指数就一直没有什么增长。单纯依靠经济增长不能使人们更加快乐。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原则，让最大多数国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功和喜悦。
衡量国民幸福指数成为世界的发展潮流。1970年代不丹提出GNH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20多年的实践已经引起全世界瞩目，开始认真研究“不丹模式”。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考虑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国民幸福总值。幸福指数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可以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幸福指数包括物质——精神——社会三个方面：生存状况满意度，如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生活质量满意度，如居住、医疗、政治等；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精神紧张和压力程度；人际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个人幸福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程度等。
“幸福经济学”是在对人类行为终极目的与终极价值的思考中逐渐形成的。对生产目的的思考，开始形成一个确定性的结论：人类所发生的一切行为，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各自的幸福。财富不等于幸福，富足不等于满足，增长不等于发展，收入不等于快乐，幸福不是无限的消费堆积。经济学证明，一种超过限度的消费行为，它为人们提供的边际贡献率趋向于零。
幸福的要素是多元的，而且幸福要素之间是有冲突的。怎样才能保证幸福要素之间的兼容与平衡，是和谐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幸福不是单项选择，而是多项选择。单纯经济增长的竞争与攀比，不仅不能带来幸福，反而会产生许多烦恼。所以必须寻找幸福与发展的平衡点。幸福的经济发展应该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社会的公平公正，保持社会的和谐，并尽可能地对生态环境造成最小化的破坏。民生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良好的生态环境、利益分配的公平、和谐的社会生活，同样都是民生，甚至是更重要、更根本、更长远的国民生活幸福的基本元素。人民的幸福需求既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精神文化的和谐。和谐是一种智慧，和谐是一种幸福。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我们的领导者在关注人民幸福的时候，只考虑人民在物质财富的渴求是不够的。这是一种片面的思维，是一种顾此失彼的发展思路。
单向度的发展价值观和发展观往往导致社会的片面发展，失衡的价值观必然导致失衡的世界。社会发展要全局优化而不是局部优化，更不能局部优化，整体劣化。社会的发展是系统性的，局部合理性必须有助于整体的合理性。社会经济的全面和谐发展，需要领导者改变自己的心智模式、价值观和方法论。哲学家弗洛姆说：“现代文化的失败和危机不是由于人们过分关切自己，而是因为人们对真正的自我利益没有充分的关切；他们执迷于物欲，不懂得关爱自己。”[1]对利益过分狭隘的理解，往往使我们变成了经济主义的井底蛙。庸俗唯物主义者们，就是一群经济主义“理性的傻瓜”，其致命的危害：就是见物不见人，追求自杀式的、非理性的经济繁荣和不幸福的经济增长。没有科学和人文精神的指引，高度发达的经济只能使人类走向毁灭。解放思想就是要校正经济主义的偏见，防止人类陷入经济主义的陷阱。
思想转型就是要从片面的、异化的价值观里解放出来。把社会从市场中解放出来。法国前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说：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因为市场已经吞噬了社会，社会变成“市场社会”[2]。桑德尔对所谓的“市场凯旋论”加以批判：从学校到监狱的每件事情都在日益私有化，人类的共同体遭到破坏。他说：市场是一种手段，但并不是完全无害的手段。他认为，我们已经从市场经济逐步偏离到了完全市场化的社会，而这将会导致各种不平等现象的出现，但是人们却忽略了其中存在的破坏性。桑德尔认为，解决现状的方法就是，必须把市场限定在它自身的范围内[3]。重建人类的终极价值，重新找回人类追求和感受幸福的能力。人不仅仅靠面包生活。人的需求是多样性的、多层次的、复合性的。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发展只专注于经济利益而否定了其他利益，甚至包括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这种根本利益的存在。市场社会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否定市场经济，而是因为只有从狭隘的“经济利益”中解放出来，从拜物主义、拜金主义狭隘价值观中解放出来，人类才能健康持续的发展自己。
解放思想就是要告别非科学的发展方式。我们的一些领导者过度关注GDP数字，而严重忽略了数字之外的东西。从经济学上看仅仅是一些数据的差别，但经济数字以外的东西——生态环境等已经发生巨大的改变。同样的经济生活水平，但在青山绿水间生活与在穷山恶水中生活，在公平中生活与在不公平中生活，生活的质量却是完全不同的。 GDP的攀比，导致一些领导者患上了“发展强迫症”，不断地折腾。“发展”不再是一种真正的社会需要，而成为一些领导者错误的政绩观引导下，相互竞争的一种病态的心理依赖。在这种“发展强迫症”中，领导者得到了政绩和数字，社会却没有得到快乐和幸福。帕瑞克在《管理者的自我管理》中提出了一个“成功的傻瓜”概念，所谓“成功的傻瓜”就是：获得成功的人在真正意义上离他们应该获得的成功距离很远。原因就在于没有找到真正的自我价值目标，表面上的成功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领导者对经济增长的心理依赖源于对政绩的狭隘理解。政绩是多面体，而且那种盲目的，破坏性的建设，即使经济增长了，也不可能得到社会普遍的政治认同。
有经济学家曾经问过这么一句话：“为什么中国人是最勤劳的，可是我们却是不富裕的？”[4]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一些地方经济发展的真正目标不是人民的幸福，而是GDP的政绩。当GDP的统计方式与片面的政绩考核相结合的时候，GDP做为一种统计方法，就发生了严重的畸变。它不再是经济发展成果的计算，而是成为发展目标本身，人们开始人为地、主动地、自觉地制造GDP。精明的官员们甚至发现在经济发展中，越是浪费，越是折腾，越是重复建设，越是破坏性的建设，GDP反而越高。于是他们开始自觉的、有意识的浪费，因为越浪费，花的钱越多，创造的GDP就越多，政绩就越大。GDP最大化的经济增长为权力提供政治和经济双重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当代中国人在不断地“被增长”中，勤劳却并不富有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中国的漂亮的GDP数字背后，财富积累率却并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克鲁格曼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说：中国是下一个泡沫。绝非是危言耸听！
每个领导者每天都面临许多选择，那么我们用什么原则来进行选择呢？这个原则就是社会幸福最大化原则。这个原则是唯一的，也是无可替代的。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者要把追求持续、追求健康、追求品质、追求意义放在发展的前面。
社会发展转型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革命，一次新价值发现、价值的跃迁和转换。原来认为没有价值的，现在发现原来非常珍贵；原来认为非常珍贵的，现在发现有害。所以，是一次价值结构的调整。社会幸福不仅仅是GDP和物质财富的堆砌。一个现代社会的人，不会仅仅满足于恩赐的、温饱的“伪幸福生活”。
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具有幸福特质的人，比较容易成功致富。幸福快乐的国家经济更容易成功。拥有乐观、进取的人生观，生活在幸福之中的人，更容易获得财富。所以，幸福快乐是成功的关键。财富喜欢幸福的国家和幸福的人民——财富与幸福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这项研究颠覆了传统的观念，原来人是要先自觉幸福，才比较容易迈向成功，赚取财富，幸福快乐是成功致富的因子，而非结果。
但是，在一个社会中领导者独享福则是可耻的。为人民谋福利的领导者就是好的领导者。如果一个领导者不为人民谋福利，不管它在其他方面取得多大成功，都不是一个好领导者。让人民受苦不是领导者的权力，让人民幸福才是领导者的权力。不要让权力挡住了人民的阳光。领导者应该成为人民幸福的原因，而不要成为人民不幸的原因。领导者的使命是给予而非索取。他必须通过人民的幸福才能肯定和实现自己的幸福。领导者只有将自己的热爱给予人民，进行富于智慧的创造性的工作，从人民幸福的生活中看到自己的工作成就和来自人民的积极反应，才能感受自己的幸福。马克思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人类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却将永远存在。面对我们的遗骸，高尚的人们将洒下崇高的热泪。”[5]
改善生态环境，从对自然的征服中解放出来
自然生态环境绝不像某些肤浅的领导者认为的那样，仅仅具有无足轻重的、审美上的意义和价值。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命的支持系统，是一切人类文明的自然基础，丧失了生态，人类就失去一切。人类经济无限的增长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非理性的，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而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它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但它无法满足人类的贪婪。人类经济的增长正在逼近自然承受的极限。
现实是应该被尊重的。但我们的一些领导者往往只注重了经济的现实，而严重忽略了自然生态的现实。对人类社会而言，没有永恒的经济增长，只有永恒的人类利益；没有永远的增长模式，只有永远的生存利益。生存是人类的核心利益。所有的发展模式都是为人类生存服务的。而生态文明就是要求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以保证人类长久而合理的生存利益。这就要限制生产的破坏力，污染力，消耗力，拒绝破坏性的“建设”。否则，无知而贪婪经济乐观主义将使人类在繁荣中崩溃。毁灭自然，最终毁灭人类自己。自由不是贪婪与放纵。自由是对自然法则的遵从，受自然法则的约束。人类有享受物质生活、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但这权利只能限制在环境承载能力许可的范围之内。保持生态与发展的平衡与兼容的和谐发展，就是在自然既定的条件下实现的最优解。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风险是内生的和人为的。风险社会是指社会进步的阴暗面越来越支配社会和政治，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如工业的自我危害及工业对自然的毁灭性的破坏。许多人类的灾难都不是外部世界造成的，而是人类内部幽暗的结果。人类面临比史上任何时候更大的系统性风险。人类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世界不出问题也是不可能的，但真正可怕的并非错误，而是错误受到鼓励，这些错误被视为理所当然。人类致命的自负是通往愚昧和灾难的道路。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汲取的最大教训就是，人类从不从历史中汲取任何教训！
人类的生态破产将是毁灭性的破产。科学技术可以帮助人类解决与缓和许多问题，但不能帮助人类最终解决问题。人类问题的真正根源是人类欲望的无限性。所以，问题的真正解决在于人类如何合理的控制自己的欲望，需要考虑我们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人类无须追求过度的繁荣，高速发展也并非是必需的。人类需要的不是最奢侈的豪华，而是安全合理的舒适。生活的需要的不是最佳值而是满意度。人类是否真正思考过经济增长的机会成本？我们得到了许多我们想要的，同时也失去许多我们曾拥有的——许多纯朴、自然、优美、富有诗意的风景正在飘逝。美就是生活，人类仅仅有物质的生活是不够的，人类需要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之上。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许多是不可逆的。有人说，地球上的最后一滴水，是人类的眼泪。不要等我们的故乡业已荒漠化的时候，才去怀念清澈的河流。 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破坏性的增长，增长的生态成本巨大，当我们在经济指标上越来越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时，我们的生态状况却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需要从掠夺式的开发中解放出来，认识、反省、调整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不懂得保护，就不懂得发展。保护也是一种建设，而建设有时就是破坏。我国1亿美元GDP消耗能源水平是日本的7.5倍、德国的5.5倍、美国的4.4倍、澳大利亚的3.5倍，甚至是巴西的2.3倍[6]。在漂亮的GDP数字后面可能是一个巨大的生态漏洞——环境污染、生态退化、沙漠化、各种自然资源的的枯竭，等等。难怪前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说：“按照这样的能源消费增速，全世界的能源都给中国也不够用。”[6]当有的官员说“环保就是政府和地方经济的敌人”的时候，他就极有可能成为历史的罪人。掠夺式的增长是一种生态高利贷经济，今天掠夺的越多，明天破产的就越快，那是没有未来的生产，是透支未来的发展！正如恩格斯说：“不要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我们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7]
世界发展正在发生新的价值转向。人类新的价值取向就是发展的重点从“趋利”转向“避害”。人类生存的安全性高于经济利益，因此“对安全和自由的伤害最小化必定高于利益最大化。”哲学家赵汀阳说：“避害比趋利更重要”[8]。丹尼尔·贝尔说：“人类的欲求代替了需求。”[9]真正的转变，是一种心灵的转变。
人类对生态变化的感知是滞后的。忽视经济增长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唯增长主义”倾向必然导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我们未来将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生态系统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生命支持系统，破坏生态就是损害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现在对待生态环境的态度，就是生态环境对待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现在做什么。人类无法解决资源稀缺与人类欲望无穷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有一种方法，就是人类可以克制自己的欲望。发展其实不仅是做加法，做减法同样可以有助于发展。人类需要选择一种简洁、舒适、朴素而自律的生活方式——简约的生活。人类需要建立健康的心态，理性的生产、理性的消费。而不是在疯狂地竞争和盲目地消费攀比中，挥霍掉人类的未来。
人的行为一般有两种动机，一个是利益驱动，一个是价值驱动。短期利益可以靠利益驱动机制来解决，而社会长远利益是无法靠利益驱动机制来解决的，而只能通过价值驱动。“人是一个自利的、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10]，但个人的有限理性，追求的只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长期利益的最大化。因为，社会的长远利益往往无法在短期内予以兑现和回馈，所以，缺少利益的诱致性。社会的长期利益作为一种公共选择的非市场决策，经济人假设是有使用局限的，社会的长远利益维护的只能依赖的是人类明智的理性预见力。依靠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或选择性的方式——强制执行或通过奖惩机制使外部性内化。短期趋利机制是个体性的，而长远避害机制是公共性。要解决生态保护问题，动力机制必须从个体、局部趋利行为转变为公共避害制度。否则“公共地的悲剧”就难以避免。
懂得限制自己是思想成熟的标志。懂得限制和约束是一种自由。主观意志必定受到客观的制约，想做的与能做的、应该做什么是完全不同的。不能把愿望臆想为事实。人类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既定约束条件下和客观规律的可能范围内创造历史，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一个的基本原则。哈耶克说：“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11]任何仅顾眼前的好处而不计未来损害的所谓发展，都不应被视为是科学、理性的发展。人类经济增长在与自然生态灾难赛跑。但可怕的是经济增长正在催生这种灾难的发生。生态危机比金融危机的危害严重的多，但却很少有领导者真正关心。“危机本身并不可怕，对危机的低估和无知才是最可怕的。”[12]
我们若想真正规避未来的生态风险，就要获得一种生态自觉，按照生态的规律去发展，拒绝破坏性的建设。为人民谋发展，要以“不牺牲人民幸福和安全”为前提，不是用牺牲人民的生态利益去换取人民的经济利益，牺牲未来利益换取眼前利益。
任何发展都是有代价的。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叔本华说：人类所犯的所有错误中最大的错误，就是牺牲自己的健康安全来换取身外之物。人们往往带着去天堂的愿望，结果却走进了地狱。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威尔逊指出：“可能发生的，将要发生的最坏事情，不是能源耗尽，经济崩溃，有限的核战争或是被一个极权政府所征服。对我们来说，这些灾难尽管可怕，但经过几代人就可以得到补救，可是，由于自然栖息地的毁灭而失去遗传物质和物种的多样化，这一进程要花数百万年的时间才能得以改正。这是我们的子孙最不能原谅我们的蠢事。”[13]
正确的发展比发展本身更重要。费孝通说：“今天的人类将面临着一个选择。人是可以自我发展的动物，也是一种能自杀的动物。人类是选择自我发展，不断完善，还是选择自我毁灭，这需要全人类来作出回答。”[14]有人说：世界的毁灭就如温水煮死青蛙，不是轰隆一声，而是唏嘘一声。在人类的生产中，我们会发现做错的“因”，会导致不堪设想的“果”。现在再不觉醒就实在太晚了。赵汀阳说：“如果不能改变世界，那就改变世界观”[15]。
中国的发展转型。必须改变导致失衡状态的思考方法。领导者需要经济眼光的穿透力：不仅要看到直接价值，更要学会看到间接价值和潜在价值。彼得·圣吉在《必要的革命》中说：“这个世界正陷于深层的、愈演愈烈的生态不平衡和社会不平衡之中”[16]。这一切都始于我们的思考方式。——两个基本的思维习惯：拆分碎片化和对象客体化。——我们看到椅子，却忘记了森林、树木、雨水和制作椅子的木匠。当我们把自己看成是与外在世界相互分离的，忘记生命现象背后的相互依赖性的时候，就导致了拆分碎片化的习惯。而当我们忘记了自己周围存在的其他生命的时候，就形成了对象客体化的习惯。我们只看到“木材资源”，而看不见森林；我们只看到“水资源”，却看不见有生命的河流系统及其所依赖的整个生态体系；这些都是对象客体化的原因。不改变导致这些失衡状态的思考方法，就不可能改变这种现实状况。而这些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倒转过来”，就要求更深层的理解能力和感悟能力，要求我们除了大脑逻辑思维之外，更要有对心灵深处的渴望与向往。作家格非说：“做一个正常人是不容易的。我们特别需要警觉、分析力和反省力，需要有个锐利的分析方式，去了解社会背后的东西，才能获得一点点现实感。”[17] 要改变结果就要首先改变过程。韦伯说：“理性化的结果就是使社会生活不断被合理化，科学化。不受约束的情感欲望逐渐走向理智，用冷静，清醒的眼光来对待和处理问题。”[18]康德说：科学并不能解决人面临的一切问题。人要生存，还需要道德生活。“人需要的很少，想要的很多。”在不影响生活品质的状况下，花费尽量少的社会资源，来获取尽量多的愉悦，这才是一种现代人的幸福。格非说：“这个时代，只有简单、朴素的生活才是符合道德的。”[17]人类无法改变自然的规律，人类只能改变自己的生存规律。人类需要自我管理，尤其需要价值排序的管理，控制自己的欲望，学会正确的生活，合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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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任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