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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是一切文化传承的载体。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语言艺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建构及进程推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为人民群众广泛接受和高度认可，与毛泽东独具特色的语言艺术密不可分。研究毛泽东语言艺术的特色，探索并实践语言艺术发展的“三个统一”，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诉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语言艺术；“三个统一”
中图分类号：J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5-0026-05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1]。从历史实践与价值规范的双重角度考察，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语言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桥梁作用——从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抽象、系统的一般性论述到中国革命、建设过程中具体化，即应用性指导思想的转化和置换，作为指导理论与思想之载体——语言——的本土化作用功不可没。近代先哲黑格尔曾精辟地指出：“语言的艺术在内容上和在表现形式上比起其他艺术都远较广阔。”[2]由是观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土壤，实现民族化、大众化和时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中国语境中演进变迁的过程。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语言艺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要条件的考察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语言艺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建构以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语言艺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指出：“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话语还建构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3]。这告诉我们，话语与内容（社会实体、社会关系）之间存在同构性，话语对认识事物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源理论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质内涵的认识，同样也依赖中国的话语体系进行解读、诠释和描述，并进行中国式的表达与建构。有学者归纳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因历史使命的转换与时空条件的变迁而构成不同的话语形态：译介话语、传播话语、领袖话语和平民话语。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被不同的话语形态不断解读和诠释，凸显出民族化、具体化、系统化和大众化的理论品质，由此引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次的理性跃迁[4]。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形态演化变迁中，不论是译介话语、传播话语还是领袖话语、平民话语的建构与置换，都始终对语言艺术的运用具有强烈的依附性。易言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恰当而准确的语言艺术运用对于抽象而复杂的理论思想表达具有“四两拨千金”、事半功倍的强大魅力：语言艺术的恰当运用，不仅有助于达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场景的对接，实现思想话语与生活话语、西方话语与中国话语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从而畅通马克思主义话语译介和话语传播的渠道，还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化为人民群众熟知的生活逻辑，把枯燥的文本语言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从而推进平民话语和领袖话语的建构，充实和丰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思想、话语形式和话语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与此同时，语言艺术所固有的“生动、鲜明、幽默的修辞话语容易引起接受者的兴趣；丰富的词汇、铿锵的音节、适当的偶句、精彩的堆叠等调整适应得好，就容易激起受众的兴趣”[5]，由此引申可得，语言艺术本身所具有的这些特点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深入人心。故此，语言艺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同话语形态建构中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二）语言艺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系统的综合性工程，在实践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大众化和时代化的价值蕴涵。首先，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指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实际之“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中生根、发芽；其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群众，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认识、接受、认同、支持和信仰；再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相结合，紧扣时代脉搏，适应时代需要，回答时代问题，并使自身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大众化和时代化“三化”之间的内在逻辑统一，但是“三化”在实践的层面能否顺利揉入中国的现实社会，还要依靠科学的话语体系的建构，语言艺术的研究与运用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因素。具体说来，其一，就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而言，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根深蒂固，加之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具有浓厚的封闭性，能否将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中实现“因地制宜”，使其同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思维和民族心态相衔接，打破异域文化在理解和接受中的障碍，是民族化实现与否的关键。因此，这就需要在把握中国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化特点基础上，充分发挥语言艺术的功效，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用富有中国风格和民族气息的语言贴切表达出来；其二，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言，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加上不同阶层和不同层次群众的文化程度、理论素养和思想水平等参差不齐，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能力存在显著差异，要实现大众化，“使中央精神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婆姨娃娃都知道”，就必须依赖于语言艺术，将艰深抽象的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老百姓易于接受的语言形式；其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与时俱进，指导理论应该依据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完善、延拓、丰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考察，“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以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为时代背景，经典作家基本上是通过‘批判’、‘革命’的话语来展现马克思主义自身的”[6]，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前世”、“今生”背景已经发生变化，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必须立足于现时代的主题进行话语转换，而具有时代性话语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构建也取决于对语言艺术的把握和驾驭。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言艺术的典范——毛泽东的语言艺术特色分析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重要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为人民群众广泛接受和高度认可，与毛泽东独具特色的语言艺术密不可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善于运用富于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把马克思主义的抽象理论阐释为大众耳熟能详的中国化理论成果，其最主要的语言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简意赅、简洁凝练，赋予马克思主义独具特色的中国形式和中国风格
作为一种“舶来文化”，马克思主义洋溢着浓厚的异域气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简洁，习惯用凝练的语言表达深刻道理的思维方式不同，马克思主义追求理论的逻辑思辨和精确充分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内容深邃而抽象，这样的文化差异导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难以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毛泽东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融入中国革命、建设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化艰深于浅出、化晦涩于通俗，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加以概括、提炼，甚至将其浓缩为一两句话。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就把它概括为“实事求是”，并对“实事求是”做了简洁凝练的概述，即“‘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7]40，这不仅准确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同时赋予马克思主义言简意赅的中国形式，使它具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风格，从而能深入人心。关于“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道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8]547，把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浓缩为“枪杆子里出政权”，突出强调了军队与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不仅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的实质，而且具有简洁凝练、言简意丰的特点，因而家喻户晓、广为流传。为批判红军中的“本本主义”思想，毛泽东言语犀利地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9]109 。关于如何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简明扼要地提出要“有的放矢”[7]801。面对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弱小的革命力量，毛泽东坚定地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9]97。对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在国民党的大举进攻面前，毛泽东泰然自若，坚强有力地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0]。针对领导方法问题，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7]898。关于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毛泽东将其概括为“敌退我进、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9]204的十六字诀。面对敌强我弱这一现实，毛泽东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8]509。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毛泽东概括提出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7]827的方针。对如何解决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这一问题，毛泽东强调必须学会“弹钢琴”、“纲举目张”等工作方法。
恩格斯曾指出：“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了解，就能牢牢记住，变成口号，而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11]。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科学总结和高度概括，马克思主义才具有言简意赅、简洁凝练的中国形式，具备了老百姓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因此才能深入人心，为广大群众接受和认同。
（二）通俗易懂、平实质朴，善用喜闻乐见的群众语言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只有深刻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形态，实现全民学习、全民实践的大众化状态，才能在全面中国化的道路上有实质性的突破。而实现大众化的核心与关键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生活化、通俗化，正如列宁所言，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生活化、通俗化方面，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指出：“人民的词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并批评道：“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的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7]837毛泽东不论是演讲还是写文章，都特别善于就地取材，选取群众日常生活中所熟知的事例，运用妇孺皆知的群众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理论。例如为了引导群众正确认识革命进程中的前进性和曲折性，毛泽东说：“同志们，革命形势总是要发展的，总是要胜利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可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碎蒋介石那口大水缸。”[12]242将事物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新事物必将战胜旧事物寓于老百姓最熟知的事例中，使人们在一片笑声中坚定了必胜的信念。瓦窑堡会议以后，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随之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政策做出相应调整，提出要由“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1936年，毛泽东讲到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实现“逼蒋抗日”时，诙谐幽默地说：“驴子是不愿意上山的，老乡就要在前面拉着，后面推着，再不就用鞭子抽。蒋介石就像驴驹子，只有逼着他走抗日的道路。”[12]157借用“赶驴驹子上山要靠一拉二推三抽”这一陕北老农所熟悉的的事例，生动形象地解答了中国革命中遇到的难题。1941年至1942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三篇文章，用“闭上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以毒攻毒”、“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对牛弹琴”、“瘪三”、“开中药铺子”等大量民间化、纯朴化、形象化的群众语言，对党风、学风、文风中存在的不良风气展开了批评。毛泽东讲解马克思主义非常注重深入浅出，从来不在概念上绕弯和兜圈，善于运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和日常生活中最熟知的事例来说明复杂的问题，化艰深晦涩为通俗易懂，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寓情于理、寓庄于谐、推陈出新，使马克思主义富有亲和力和感染力
善于运用各种修辞手段、恰当的语气以及引经据典来阐释深邃的哲理和革命道理，注重在寓情于理、寓庄于谐和推陈出新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亲和力和感染力，这是毛泽东语言艺术的又一特色。 第一，善用比喻和排比的修辞方式。比如，1930年毛泽东预言革命形势“快要”到来时，他饱含深情地描绘到：“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9]106。这里用三个气势磅礴、生动贴切的比喻与排比对“快要”到来的革命形势做出了精彩的阐释，豪情满怀、铿锵有力地告诉人们中国革命的高潮已近在咫尺，给人以力量和信心。1942年，为推动精兵简政政策的落实，毛泽东借用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和“黔驴技穷”的故事为喻，幽默而又不失庄重地指出，“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了”[7]883。这一新颖、贴切的比喻将深奥的政策宣传置于轻松愉快氛围之中，增强了理论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第二，善于运用诙谐幽默而又极其犀利的语言。例如，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借用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7]800来形容毫无真才实学、徒有虚名的人，寥寥数语将这种人的性格特点刻画得惟妙惟肖，讽刺之情跃然纸上，让人听之忍俊不禁、印象深刻。再如，1949年间毛泽东先后发表《评战犯求和》、《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别了，司徒雷登》、《友谊还是侵略》等五篇文章，从文章标题到具体内容都大量运用了幽默风趣的语言，对蒋介石声明背后的政治谎言和美国政府在军事失败后寄希望于政治策略的丑恶嘴脸展开深刻揭露和辛辣讽刺，使人读后不禁拍案叫绝，倍受鼓舞。
第三，善于借古喻今、推陈出新。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在讲到“向谁学习语言才能把语言学好”时，告诫我们“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合理地运用”，因而“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7]837-838。毛泽东在写文章或讲话中不仅大量地引用典故、成语、寓言，而且用得巧、用得活，好似信手拈来，让人回味无穷：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次全体会议上针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借用孟子“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这句名言，精确地表达了我们党在统一战线中灵活运用让步政策的重要性。在讲战略全局的重要性时，毛泽东指出：“‘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9]175这一活用成语的范例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针对党委各委员间互不沟通，缺乏共同语言这一现象，毛泽东借用老子的话批评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言辞生动犀利，让人记忆犹新。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纵深发展的必要条件——弘扬毛泽东语言艺术的优秀传统，实现语言艺术运用的“三个统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密切结合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证实了语言艺术的至关重要性。准确把握和回应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言艺术诉求，是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实践中应该弘扬毛泽东语言艺术的优秀传统，尤其要注重做到以下“三个统一”。
（一）既要关注群众理论需求的一般性又要重视受众主体诉求的差异性，实现理论教育广泛性与层次性的统一
实践证明，理论只有置身于大众视野，使“马克思主义”真正代表“广大百姓”的根本利益和诉求，才能真正融入群众的情感世界，唤起人们的情感共鸣。毛泽东的语言艺术之所以成就卓越、熠熠生辉，正是源于它始终以劳苦大众为受众，时刻根植于群众土壤，坚持用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表达百姓疾苦、回应百姓需求、解答百姓困惑。由此可见，立足于群众主体的广泛性，团结和动员全体群众广泛参与，努力把严肃的理论与政策变成广大群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语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言艺术的第一要务。与此同时，由于当前社会利益主体不断多元化，群众利益诉求呈现多样化，针对不同受众群体的需求和思想状况，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言艺术在坚持广泛性的同时，还应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层次性，将层次性和先进性教育寓于广泛性教育中。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做宣传的人，对自己的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就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7]836-837针对不同受众群体的诉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工作者要从广泛性出发，在了解不同层次群众的需求，把握他们的思想接受规律基础上，用多样化的语言把马克思主义教育融入到各阶层的思想引导中。
（二）既要坚持理论指导的宏观性，又要根据“三贴近”的微观要求，实现学理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在宏观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时代的产物，是随时代前进而不断发展的，它不是由既定的理论、公式和框架所构成的僵化教条、固步自封的体系，而是扎根于现实并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鲜活的动态指导理论，因此宏观理论的原则性应该在适当的形势下融入具体的、微观的实践方式。在微观层面，只有坚持语言艺术的“三贴近”——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牢固地建立起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桥梁，才能用符合群众切身利益和文化水准的语言对变化发展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做出准确表达，从而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内涵。毛泽东之所以能用言简意赅的中国形式和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他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群众生活规律的把握分不开。在运用语言艺术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必须积极践行“三贴近”原则：一是要贴近生活，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答现实性问题，时刻关注群众的需要和诉求，反映群众的愿望和呼声，解答群众的思想疑问和困惑；二是要贴近实际，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深入调查，掌握实际情况，要从理论运用的实际效果来评判理论的价值；三是要贴近群众，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去理解和体验他们的思想情感，运用群众最熟知的事例和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三）既要坚持理论指导的直接性，又要注重理论教育的平等交流与对话，实现理论灌输与情感熏陶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根本上是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大众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但要坚持系统的理论学习和灌输，更为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与广大群众需要在相互信任、双方互动的基础上展开平等交流与对话，才能收到预期的传播效果。“对话不仅仅是指二者之间的狭隘的语言的谈话，而且是指双方的‘敞开’和‘接纳’，是对‘双方’的倾听，是指双方共同在场、互相吸引、互相包容、共同参与的关系，这种对话更多地指相互接纳和共同分享，指双方的交互性和精神的互相承领。”[13]毛泽东的谈话之所以为人们津津乐道、广为称颂，这与毛泽东放下领袖架子、俯下身子亲切热情地和群众展开交流对话密不可分。由此可见，综合运用对话式和启发式等语言交流方式，加强理论宣传者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实现双方的心灵互动、精神交流和视域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言艺术根植于话语说服力的内在诉求。然而，在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教育者往往侧重于通过灌输式与独白式语言进行说服教育，惯用枯燥抽象的独白式语言来叙述理论文本和党的方针政策，缺乏与人民群众的真正沟通、交流与对话，这就难以激发群众的情感共鸣和思想认同，无法取得预期效果。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言艺术，必须实现由灌输式到启发式、由独白式到水平对话式的转向，将双方置于平等的地位展开交流与对话，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言艺术理论灌输与情感熏陶的有机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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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凌经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语言艺术；“三个统一”
中图分类号：J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5-0026-05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1]。从历史实践与价值规范的双重角度考察，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语言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桥梁作用——从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抽象、系统的一般性论述到中国革命、建设过程中具体化，即应用性指导思想的转化和置换，作为指导理论与思想之载体——语言——的本土化作用功不可没。近代先哲黑格尔曾精辟地指出：“语言的艺术在内容上和在表现形式上比起其他艺术都远较广阔。”[2]由是观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土壤，实现民族化、大众化和时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中国语境中演进变迁的过程。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语言艺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要条件的考察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语言艺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建构以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语言艺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指出：“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话语还建构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3]。这告诉我们，话语与内容（社会实体、社会关系）之间存在同构性，话语对认识事物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源理论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质内涵的认识，同样也依赖中国的话语体系进行解读、诠释和描述，并进行中国式的表达与建构。有学者归纳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因历史使命的转换与时空条件的变迁而构成不同的话语形态：译介话语、传播话语、领袖话语和平民话语。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被不同的话语形态不断解读和诠释，凸显出民族化、具体化、系统化和大众化的理论品质，由此引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次的理性跃迁[4]。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形态演化变迁中，不论是译介话语、传播话语还是领袖话语、平民话语的建构与置换，都始终对语言艺术的运用具有强烈的依附性。易言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恰当而准确的语言艺术运用对于抽象而复杂的理论思想表达具有“四两拨千金”、事半功倍的强大魅力：语言艺术的恰当运用，不仅有助于达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场景的对接，实现思想话语与生活话语、西方话语与中国话语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从而畅通马克思主义话语译介和话语传播的渠道，还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化为人民群众熟知的生活逻辑，把枯燥的文本语言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从而推进平民话语和领袖话语的建构，充实和丰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思想、话语形式和话语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与此同时，语言艺术所固有的“生动、鲜明、幽默的修辞话语容易引起接受者的兴趣；丰富的词汇、铿锵的音节、适当的偶句、精彩的堆叠等调整适应得好，就容易激起受众的兴趣”[5]，由此引申可得，语言艺术本身所具有的这些特点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深入人心。故此，语言艺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同话语形态建构中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二）语言艺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系统的综合性工程，在实践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大众化和时代化的价值蕴涵。首先，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指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实际之“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中生根、发芽；其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群众，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认识、接受、认同、支持和信仰；再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相结合，紧扣时代脉搏，适应时代需要，回答时代问题，并使自身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大众化和时代化“三化”之间的内在逻辑统一，但是“三化”在实践的层面能否顺利揉入中国的现实社会，还要依靠科学的话语体系的建构，语言艺术的研究与运用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因素。具体说来，其一，就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而言，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根深蒂固，加之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具有浓厚的封闭性，能否将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中实现“因地制宜”，使其同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思维和民族心态相衔接，打破异域文化在理解和接受中的障碍，是民族化实现与否的关键。因此，这就需要在把握中国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化特点基础上，充分发挥语言艺术的功效，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用富有中国风格和民族气息的语言贴切表达出来；其二，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言，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加上不同阶层和不同层次群众的文化程度、理论素养和思想水平等参差不齐，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能力存在显著差异，要实现大众化，“使中央精神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婆姨娃娃都知道”，就必须依赖于语言艺术，将艰深抽象的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老百姓易于接受的语言形式；其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与时俱进，指导理论应该依据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完善、延拓、丰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考察，“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以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为时代背景，经典作家基本上是通过‘批判’、‘革命’的话语来展现马克思主义自身的”[6]，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前世”、“今生”背景已经发生变化，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必须立足于现时代的主题进行话语转换，而具有时代性话语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构建也取决于对语言艺术的把握和驾驭。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言艺术的典范——毛泽东的语言艺术特色分析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重要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为人民群众广泛接受和高度认可，与毛泽东独具特色的语言艺术密不可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善于运用富于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把马克思主义的抽象理论阐释为大众耳熟能详的中国化理论成果，其最主要的语言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简意赅、简洁凝练，赋予马克思主义独具特色的中国形式和中国风格
作为一种“舶来文化”，马克思主义洋溢着浓厚的异域气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简洁，习惯用凝练的语言表达深刻道理的思维方式不同，马克思主义追求理论的逻辑思辨和精确充分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内容深邃而抽象，这样的文化差异导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难以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毛泽东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融入中国革命、建设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化艰深于浅出、化晦涩于通俗，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加以概括、提炼，甚至将其浓缩为一两句话。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就把它概括为“实事求是”，并对“实事求是”做了简洁凝练的概述，即“‘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7]40，这不仅准确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同时赋予马克思主义言简意赅的中国形式，使它具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风格，从而能深入人心。关于“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道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8]547，把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浓缩为“枪杆子里出政权”，突出强调了军队与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不仅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的实质，而且具有简洁凝练、言简意丰的特点，因而家喻户晓、广为流传。为批判红军中的“本本主义”思想，毛泽东言语犀利地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9]109 。关于如何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简明扼要地提出要“有的放矢”[7]801。面对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弱小的革命力量，毛泽东坚定地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9]97。对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在国民党的大举进攻面前，毛泽东泰然自若，坚强有力地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0]。针对领导方法问题，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7]898。关于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毛泽东将其概括为“敌退我进、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9]204的十六字诀。面对敌强我弱这一现实，毛泽东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8]509。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毛泽东概括提出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7]827的方针。对如何解决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这一问题，毛泽东强调必须学会“弹钢琴”、“纲举目张”等工作方法。
恩格斯曾指出：“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了解，就能牢牢记住，变成口号，而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11]。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科学总结和高度概括，马克思主义才具有言简意赅、简洁凝练的中国形式，具备了老百姓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因此才能深入人心，为广大群众接受和认同。
（二）通俗易懂、平实质朴，善用喜闻乐见的群众语言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只有深刻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形态，实现全民学习、全民实践的大众化状态，才能在全面中国化的道路上有实质性的突破。而实现大众化的核心与关键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生活化、通俗化，正如列宁所言，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生活化、通俗化方面，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指出：“人民的词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并批评道：“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的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7]837毛泽东不论是演讲还是写文章，都特别善于就地取材，选取群众日常生活中所熟知的事例，运用妇孺皆知的群众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理论。例如为了引导群众正确认识革命进程中的前进性和曲折性，毛泽东说：“同志们，革命形势总是要发展的，总是要胜利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可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碎蒋介石那口大水缸。”[12]242将事物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新事物必将战胜旧事物寓于老百姓最熟知的事例中，使人们在一片笑声中坚定了必胜的信念。瓦窑堡会议以后，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随之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政策做出相应调整，提出要由“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1936年，毛泽东讲到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实现“逼蒋抗日”时，诙谐幽默地说：“驴子是不愿意上山的，老乡就要在前面拉着，后面推着，再不就用鞭子抽。蒋介石就像驴驹子，只有逼着他走抗日的道路。”[12]157借用“赶驴驹子上山要靠一拉二推三抽”这一陕北老农所熟悉的的事例，生动形象地解答了中国革命中遇到的难题。1941年至1942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三篇文章，用“闭上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以毒攻毒”、“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对牛弹琴”、“瘪三”、“开中药铺子”等大量民间化、纯朴化、形象化的群众语言，对党风、学风、文风中存在的不良风气展开了批评。毛泽东讲解马克思主义非常注重深入浅出，从来不在概念上绕弯和兜圈，善于运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和日常生活中最熟知的事例来说明复杂的问题，化艰深晦涩为通俗易懂，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寓情于理、寓庄于谐、推陈出新，使马克思主义富有亲和力和感染力
善于运用各种修辞手段、恰当的语气以及引经据典来阐释深邃的哲理和革命道理，注重在寓情于理、寓庄于谐和推陈出新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亲和力和感染力，这是毛泽东语言艺术的又一特色。 第一，善用比喻和排比的修辞方式。比如，1930年毛泽东预言革命形势“快要”到来时，他饱含深情地描绘到：“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9]106。这里用三个气势磅礴、生动贴切的比喻与排比对“快要”到来的革命形势做出了精彩的阐释，豪情满怀、铿锵有力地告诉人们中国革命的高潮已近在咫尺，给人以力量和信心。1942年，为推动精兵简政政策的落实，毛泽东借用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和“黔驴技穷”的故事为喻，幽默而又不失庄重地指出，“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了”[7]883。这一新颖、贴切的比喻将深奥的政策宣传置于轻松愉快氛围之中，增强了理论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第二，善于运用诙谐幽默而又极其犀利的语言。例如，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借用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7]800来形容毫无真才实学、徒有虚名的人，寥寥数语将这种人的性格特点刻画得惟妙惟肖，讽刺之情跃然纸上，让人听之忍俊不禁、印象深刻。再如，1949年间毛泽东先后发表《评战犯求和》、《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别了，司徒雷登》、《友谊还是侵略》等五篇文章，从文章标题到具体内容都大量运用了幽默风趣的语言，对蒋介石声明背后的政治谎言和美国政府在军事失败后寄希望于政治策略的丑恶嘴脸展开深刻揭露和辛辣讽刺，使人读后不禁拍案叫绝，倍受鼓舞。
第三，善于借古喻今、推陈出新。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在讲到“向谁学习语言才能把语言学好”时，告诫我们“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合理地运用”，因而“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7]837-838。毛泽东在写文章或讲话中不仅大量地引用典故、成语、寓言，而且用得巧、用得活，好似信手拈来，让人回味无穷：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次全体会议上针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借用孟子“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这句名言，精确地表达了我们党在统一战线中灵活运用让步政策的重要性。在讲战略全局的重要性时，毛泽东指出：“‘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9]175这一活用成语的范例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针对党委各委员间互不沟通，缺乏共同语言这一现象，毛泽东借用老子的话批评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言辞生动犀利，让人记忆犹新。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纵深发展的必要条件——弘扬毛泽东语言艺术的优秀传统，实现语言艺术运用的“三个统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密切结合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证实了语言艺术的至关重要性。准确把握和回应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言艺术诉求，是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实践中应该弘扬毛泽东语言艺术的优秀传统，尤其要注重做到以下“三个统一”。
（一）既要关注群众理论需求的一般性又要重视受众主体诉求的差异性，实现理论教育广泛性与层次性的统一
实践证明，理论只有置身于大众视野，使“马克思主义”真正代表“广大百姓”的根本利益和诉求，才能真正融入群众的情感世界，唤起人们的情感共鸣。毛泽东的语言艺术之所以成就卓越、熠熠生辉，正是源于它始终以劳苦大众为受众，时刻根植于群众土壤，坚持用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表达百姓疾苦、回应百姓需求、解答百姓困惑。由此可见，立足于群众主体的广泛性，团结和动员全体群众广泛参与，努力把严肃的理论与政策变成广大群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语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言艺术的第一要务。与此同时，由于当前社会利益主体不断多元化，群众利益诉求呈现多样化，针对不同受众群体的需求和思想状况，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言艺术在坚持广泛性的同时，还应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层次性，将层次性和先进性教育寓于广泛性教育中。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做宣传的人，对自己的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就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7]836-837针对不同受众群体的诉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工作者要从广泛性出发，在了解不同层次群众的需求，把握他们的思想接受规律基础上，用多样化的语言把马克思主义教育融入到各阶层的思想引导中。
（二）既要坚持理论指导的宏观性，又要根据“三贴近”的微观要求，实现学理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在宏观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时代的产物，是随时代前进而不断发展的，它不是由既定的理论、公式和框架所构成的僵化教条、固步自封的体系，而是扎根于现实并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鲜活的动态指导理论，因此宏观理论的原则性应该在适当的形势下融入具体的、微观的实践方式。在微观层面，只有坚持语言艺术的“三贴近”——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牢固地建立起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桥梁，才能用符合群众切身利益和文化水准的语言对变化发展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做出准确表达，从而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内涵。毛泽东之所以能用言简意赅的中国形式和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他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群众生活规律的把握分不开。在运用语言艺术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必须积极践行“三贴近”原则：一是要贴近生活，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答现实性问题，时刻关注群众的需要和诉求，反映群众的愿望和呼声，解答群众的思想疑问和困惑；二是要贴近实际，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深入调查，掌握实际情况，要从理论运用的实际效果来评判理论的价值；三是要贴近群众，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去理解和体验他们的思想情感，运用群众最熟知的事例和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三）既要坚持理论指导的直接性，又要注重理论教育的平等交流与对话，实现理论灌输与情感熏陶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根本上是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大众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但要坚持系统的理论学习和灌输，更为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与广大群众需要在相互信任、双方互动的基础上展开平等交流与对话，才能收到预期的传播效果。“对话不仅仅是指二者之间的狭隘的语言的谈话，而且是指双方的‘敞开’和‘接纳’，是对‘双方’的倾听，是指双方共同在场、互相吸引、互相包容、共同参与的关系，这种对话更多地指相互接纳和共同分享，指双方的交互性和精神的互相承领。”[13]毛泽东的谈话之所以为人们津津乐道、广为称颂，这与毛泽东放下领袖架子、俯下身子亲切热情地和群众展开交流对话密不可分。由此可见，综合运用对话式和启发式等语言交流方式，加强理论宣传者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实现双方的心灵互动、精神交流和视域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言艺术根植于话语说服力的内在诉求。然而，在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教育者往往侧重于通过灌输式与独白式语言进行说服教育，惯用枯燥抽象的独白式语言来叙述理论文本和党的方针政策，缺乏与人民群众的真正沟通、交流与对话，这就难以激发群众的情感共鸣和思想认同，无法取得预期效果。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言艺术，必须实现由灌输式到启发式、由独白式到水平对话式的转向，将双方置于平等的地位展开交流与对话，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言艺术理论灌输与情感熏陶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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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凌经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