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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审计委员会的成立之意在于增强公司内部的监督，以使对内，公司能够按照正常的程序进行运作，实现公司预期的营运目标和利润指标，对外，能够增加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对公司股票的信任度，从而提升公司的市值。
关键词：审计委员会；董事网络
一、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颁布后的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研究
作为经济社会中的一份子，董事处在错综复杂的网络关系中，其所处社会网络的差别必然会影响自身的公司治理行为，在网络关系视角下，董事的这种隐性关系特征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其次，随着全球性公司治理的变革以及监管制度的不断深化，以往公司治理研究的各种特征变量逐渐趋于一致，再加上市场参与者对公司治理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导致以往很明显的“公司治理- 股票回报”关系逐渐消失。
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中规定审计委员会中的所有成员都必须与公司保持独立（财务独立与社会关系独立），而且其独立的定义也是比较苛刻的。但是大量研究发现，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公司的管理层与审计委员会成员之间依旧存在着多种方式的联系。Finkelstein and Hambrick（1996）， Beasley et al. （2009）经过研究发现，公司的管理层往往偏向于聘任那些与他们有着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的人士来担任审计委员会的职务。虽然这些被聘的董事符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和其他的法规条例，但实质是他们与公司管理层是不独立的，而且这种社会关系往往表明管理层和被聘董事有着方向一致的知识理论和事业目标，这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Beasley et al. （2009） 通过对42名曾经担任过美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进行采访而得到了一些轶事证据，受访人群表示即使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颁布后，公司的管理层依然经常通过他们的个人社会关系选聘审计委员会成员，4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担任职务之前与CEO有过实质性的接触，而3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与公司的管理层或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保持着个人联系。
Wild（1996）研究表明，审计委员会的成立使公司盈余信息含量增加，与之前没有成立审计委员会的市场反应相比，成立审计委员会后市场对公司盈余的反应增加了20%，成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在审计委员会成立前后盈余变化幅度显著超过没有成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McMullen（1996）研究表明，与没有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相比，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因管理层舞弊而导致股东诉讼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更小，季度财务报告重述的可能性更小，受到SEC 处罚的可能性更小，违规行为的可能性更小，由于存在意见分歧而更换审计师的可能性更小。
二、董事成员社会关系的存在对审计委员会的影响力研究
Carcello et al. （2011） 研究发现，只有当CEO不参与审计委员会成员的选聘时，才会出现完全独立的审计委员会，这样的公司发生财务报告重新披露的概率也越低。这表明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财务知识的专业性、公司财务报告的质量与CEO是否参与审计委员会成员的选聘有个必然的联系。而Hwang and Kim （2009） 则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表明了社会关系对财务报告质量的损害。那些社会关系不独立的公司往往预期经营业绩是下降的，而且，其CEO往往能获得超额报酬。Bruynseels and Eddy Cardinaels（2012）提出了（1）管理层与审计委员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会削弱审计委员会的监管质量；（2）基于个人友谊的社会关系相对基于专业顾问的社会关系更能损害审计委员会的监管质量两个假设，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审计委员会监管质量的变量证实了管理层与审计委员会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确会损害审计委员会的监督效率，基于个人友谊的社会关系带来的损害效应更加强大，而且存在着这类社会关系的公司往往更可能参与盈余操纵，而且此时的审计委员会几乎不会报告内部控制的缺失和弱点，管理层也更愿意去修饰内部控制报告。
三、社会关系的类型和董事网络的本质研究
Carroll and Teo 1996； Gibbons 2004； Saint-Charles and Mangeau（2009）假设由社会关系形成的董事网络会对公司的财务报告质量产生影响，不同的社会关系来源造成了董事网络与财务报告质量的关联度也会有层次上的区别，所以，需要对社会关系进行一些层次上的区分，以进一步解释社会关系对财务报告质量和审计委员会的效用产生的影响。通过Boardex Data，可以大致将社会关系分为两类，即“友谊型社会关系”（FRIENDSHIP NETWORK）和“专业顾问型社会关系”（ADVICE NETWORK），其中“友谊型社会关系”指与管理层存在个人联系的朋友、熟人，这种联系通常产生于休闲会所、慈善组织活动等，一些富有争议的财务信息如更激进的会计政策选择，往往经常在这个网络关系内部讨论，通过“友谊型社会关系”形成的董事网络使这一讨论便的容易起来，却很可能绕过“专业顾问型社会关系”，如果管理层特别是CEO拥有更多的“友谊型社会关系”，那么审计委员会所倾向的财务政策与管理层更可能趋向一致。“专业顾问型社会关系”由财务专家和有业务往来的专业人士组成，这种类型的社会关系意味着成员与管理层存在着相近的知识见解和理论背景，他们的首要作用是增加对信息往来的监督和控制。Carroll and Teo 1996； Gibbons 2004；Saint-Charles and Mangeau（2009）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已表明，基于“友谊型社会关系”（FRIENDSHIP NETWORK）的审计委员会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危害要远远大于基于“专业顾问型社会关系”（ADVICE NETWORK）的审计委员会。（作者单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Knapp， M. C. 1987. An empirical study of audit committee support for auditors involved in technical disputes with client management. The Accounting Review 62 （3）： 578–588.
[2]Gibbons， D. E. 2004. Friendship and advice networks in the context of changing professional valu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9 （2）： 238–262.
[3]Hermalin， B. E.， and M. S. Weisbach. 1998. Endogenously chosen boards of directors and their monitoring of the CEO.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 96–118.
[4]谢德仁. 2005.独立董事：代理问题之一部分.会计研究，2：39～45.
[5]谢德仁. 2004.独立董事是装饰品吗：从报酬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来看.审计研究，6：26～29.
关键词：审计委员会；董事网络
一、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颁布后的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研究
作为经济社会中的一份子，董事处在错综复杂的网络关系中，其所处社会网络的差别必然会影响自身的公司治理行为，在网络关系视角下，董事的这种隐性关系特征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其次，随着全球性公司治理的变革以及监管制度的不断深化，以往公司治理研究的各种特征变量逐渐趋于一致，再加上市场参与者对公司治理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导致以往很明显的“公司治理- 股票回报”关系逐渐消失。
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中规定审计委员会中的所有成员都必须与公司保持独立（财务独立与社会关系独立），而且其独立的定义也是比较苛刻的。但是大量研究发现，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公司的管理层与审计委员会成员之间依旧存在着多种方式的联系。Finkelstein and Hambrick（1996）， Beasley et al. （2009）经过研究发现，公司的管理层往往偏向于聘任那些与他们有着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的人士来担任审计委员会的职务。虽然这些被聘的董事符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和其他的法规条例，但实质是他们与公司管理层是不独立的，而且这种社会关系往往表明管理层和被聘董事有着方向一致的知识理论和事业目标，这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Beasley et al. （2009） 通过对42名曾经担任过美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进行采访而得到了一些轶事证据，受访人群表示即使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颁布后，公司的管理层依然经常通过他们的个人社会关系选聘审计委员会成员，4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担任职务之前与CEO有过实质性的接触，而3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与公司的管理层或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保持着个人联系。
Wild（1996）研究表明，审计委员会的成立使公司盈余信息含量增加，与之前没有成立审计委员会的市场反应相比，成立审计委员会后市场对公司盈余的反应增加了20%，成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在审计委员会成立前后盈余变化幅度显著超过没有成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McMullen（1996）研究表明，与没有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相比，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因管理层舞弊而导致股东诉讼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更小，季度财务报告重述的可能性更小，受到SEC 处罚的可能性更小，违规行为的可能性更小，由于存在意见分歧而更换审计师的可能性更小。
二、董事成员社会关系的存在对审计委员会的影响力研究
Carcello et al. （2011） 研究发现，只有当CEO不参与审计委员会成员的选聘时，才会出现完全独立的审计委员会，这样的公司发生财务报告重新披露的概率也越低。这表明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财务知识的专业性、公司财务报告的质量与CEO是否参与审计委员会成员的选聘有个必然的联系。而Hwang and Kim （2009） 则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表明了社会关系对财务报告质量的损害。那些社会关系不独立的公司往往预期经营业绩是下降的，而且，其CEO往往能获得超额报酬。Bruynseels and Eddy Cardinaels（2012）提出了（1）管理层与审计委员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会削弱审计委员会的监管质量；（2）基于个人友谊的社会关系相对基于专业顾问的社会关系更能损害审计委员会的监管质量两个假设，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审计委员会监管质量的变量证实了管理层与审计委员会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确会损害审计委员会的监督效率，基于个人友谊的社会关系带来的损害效应更加强大，而且存在着这类社会关系的公司往往更可能参与盈余操纵，而且此时的审计委员会几乎不会报告内部控制的缺失和弱点，管理层也更愿意去修饰内部控制报告。
三、社会关系的类型和董事网络的本质研究
Carroll and Teo 1996； Gibbons 2004； Saint-Charles and Mangeau（2009）假设由社会关系形成的董事网络会对公司的财务报告质量产生影响，不同的社会关系来源造成了董事网络与财务报告质量的关联度也会有层次上的区别，所以，需要对社会关系进行一些层次上的区分，以进一步解释社会关系对财务报告质量和审计委员会的效用产生的影响。通过Boardex Data，可以大致将社会关系分为两类，即“友谊型社会关系”（FRIENDSHIP NETWORK）和“专业顾问型社会关系”（ADVICE NETWORK），其中“友谊型社会关系”指与管理层存在个人联系的朋友、熟人，这种联系通常产生于休闲会所、慈善组织活动等，一些富有争议的财务信息如更激进的会计政策选择，往往经常在这个网络关系内部讨论，通过“友谊型社会关系”形成的董事网络使这一讨论便的容易起来，却很可能绕过“专业顾问型社会关系”，如果管理层特别是CEO拥有更多的“友谊型社会关系”，那么审计委员会所倾向的财务政策与管理层更可能趋向一致。“专业顾问型社会关系”由财务专家和有业务往来的专业人士组成，这种类型的社会关系意味着成员与管理层存在着相近的知识见解和理论背景，他们的首要作用是增加对信息往来的监督和控制。Carroll and Teo 1996； Gibbons 2004；Saint-Charles and Mangeau（2009）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已表明，基于“友谊型社会关系”（FRIENDSHIP NETWORK）的审计委员会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危害要远远大于基于“专业顾问型社会关系”（ADVICE NETWORK）的审计委员会。（作者单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Knapp， M. C. 1987. An empirical study of audit committee support for auditors involved in technical disputes with client management. The Accounting Review 62 （3）： 578–588.
[2]Gibbons， D. E. 2004. Friendship and advice networks in the context of changing professional valu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9 （2）： 238–262.
[3]Hermalin， B. E.， and M. S. Weisbach. 1998. Endogenously chosen boards of directors and their monitoring of the CEO.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 96–118.
[4]谢德仁. 2005.独立董事：代理问题之一部分.会计研究，2：39～45.
[5]谢德仁. 2004.独立董事是装饰品吗：从报酬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来看.审计研究，6：2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