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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看到自由平等，我想看到社会公正；我想看到中华崛起，我想看到中华民族复兴！”伴随着歌剧《晨钟》中最后一段咏叹调，李大钊一袭白灰长衫的舞台形象，被上海歌剧院青年男高音于浩磊成功地立在了舞台上。
从2018年的5月的音乐会版到同年11月的舞台版，再到今年7月修改后的全新“2.0版”，这两年来，于浩磊对于在舞台上呈现李大钊这个角色的过往，历历在目。“我觉得能在歌剧舞台上出演李大钊先生这样一位先烈，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倍感荣幸。”穿上戏服的于浩磊，举手投足间确有几分李大钊的风范，“也许是我的年龄与大钊先生牺牲时的年纪相仿，再经过化妆师的修饰装扮，与角色的真实形象比较贴切，这也帮助了我更好地进入角色中。”
当然，对于出演这样英雄式的主角，对于浩磊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挑战。“刚刚上演的升级版《晨钟》，可以说比之前的版本还要难。”编剧姚远和作曲许舒亚在听取首演后的多方意见基础上，对2018版《晨钟》进行了大篇幅修改，去芜存菁丰富润色，让整部作品更为立体丰满，戏剧性也大大增强。“这等于重新排了一出新作品。”于浩磊笑言。新版《晨钟》中，增加了李大钊与同台演员的多场对手戏，有与妻子赵纫兰的夫妻情，与女儿李星华的父女情，与陈独秀、蔡元培等人的同志情，与宇剑、琴君的师生情等等，这就要求于浩磊在表演中摆脱单一的英雄形象，“角色的人物情感和唱段都丰富了很多，那就更需要在上台之前做好功课”。
于浩磊坦言，虽然自己和角色人物年龄相仿，但是作为生活在和平年代的“80后”，很难对那个革命动荡的时代有切身的体会。为了演好李大钊，于浩磊查阅了大量的文字和视频影像资料，“几乎可以说是重新学习了一遍新中国成立前的近代史。只有这样，我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那个时代的革命志士们为了百姓为了国家的革命理想，以及甘于奉献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另外，和不同的角色演对手戏时，需要展现出怎样的感觉，也需要在前期工作中潜心揣摩体会。“因为《晨钟》中的人物大多是有历史原型的，你不光需要了解自己的角色，还需要去了解其他角色的背景，这样呈现出的舞台效果才是相互交织的。”
要在“演”上面下功夫，也是新生代歌剧演员们体会最深的一点。“以前我们理解歌剧，就是从一个定点走到另一个定点，然后站好了开始唱——这种传统的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现在观众的欣赏水平了，他们希望看到的是唱演俱佳。而这一点，在原创歌剧上是一个特别难迈的坎。”于浩磊在经典歌剧舞台上，曾经塑造过《漂泊的荷兰人》中的埃里克、《图兰朵》中的卡拉夫、《茶花女》中的阿尔弗雷多等经典角色，还出演过《微笑王国》《纳布科》《阿蒂拉》《风流寡妇》《蝙蝠》《卡门》《弄臣》《托斯卡》等多部西方经典。这两年，于浩磊还在上海歌剧院出品的三部原创歌剧中塑造了三个颇为不同的角色：《天地神农》中的伯强，《田汉》中的剧名主角田汉，以及这次《晨钟》中的主人公李大钊。“伯强从野心勃勃转为深明大义，剧作家、诗人田汉浪漫抒情，而李大钊先生学识渊博、勇于开拓。”谈及这三个角色，于浩磊都深有体会。“西方的经典歌剧已经流传了几百年，有很多版本的演绎我们可以去借鉴模仿。而原创歌剧之所以叫原创，正因为是全新的、没有任何人唱过的，大多数是由我们这一代的年轻演员来创作完成的，难就难在没有可以参考借鉴的版本，完完全全要靠自己体会揣摩。”
当然，歌剧演员的根本还是在于唱。“首先你要有声音，漂亮的声音，再加上足够的戏剧冲突，这样台下的观众才能觉得看得很过瘾、很满足。”于浩磊表示，《晨钟》这部作品是他职业生涯中第一次真真正正地饰演一部原创歌剧的男主角，也是第一次唱那么英雄式的人物，“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新版的《晨钟》除了场景、道具、灯光的重新设计外，最大的改变在于音乐旋律上的变化。尤其是最后李大钊英勇就义前的咏叹调，在连续游走在#G2、A2之后，最后还需要稳住气息冲上一个延长的B2，“这一段真的让我‘畏而爱之’。”于浩磊笑言，“爱它是因为从歌词和旋律上很符合李大钊先生英雄人物的角色，是他赴死之前的一种呐喊、一种希望；而‘畏’是因为在唱了两个小时后还需要在最后挑战男高音极限音域区，加上根据舞台的调度，需要站在一个升起的高台上完成这段演出，一边唱一边还需要稳住重心。倘若今天嗓子的状态不是很好，这一段就是要‘捏把汗’的地方。”
其實在《晨钟》演出前，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于浩磊已经有小半年没有站上舞台“开嗓”了，“上一次在大舞台上唱歌剧还是去年12月的《图兰朵》”。他表示，疫情对于演艺行业的冲击很大，尤其是对于演员们来说，剧院关门封台就意味着无法正常演出。“但没有办法，我们碰到了这个困难就只有克服。而作为专业的演员，就要时刻做好准备，保持自己的状态。不能说没有演出了，我就好好休息了，什么时候有演出了什么时候再上，这是错误的。”这半年里，于浩磊每天都抽时间“遛一遛嗓”，保持自己的状态——“就跟练字是一个道理，三天不写手生，要做好随时能上台的准备”。即便如此，5月初国内疫情刚刚较为稳定的时候，于浩磊接到上海歌剧院下达的排练通知，还是有些担心——毕竟排练歌剧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有那么多的角色，后面还有上百人的合唱团、交响乐团和舞团以及工作人员，如何在满足疫情防控的需要下把这样一个大体量的作品排出来，谁都没有经验。“现在回想起来，院里的领导也是顶着压力做出这样的决策，在科学严谨的评估和规划下，大胆地开始疫情防控机制下的化整为零式的排练。”
所谓化整为零，不光是指把场景划分打乱，还要把原先的整团排练计划全部拆分开：先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场地，分声部、分场景地进行练习，而需要同台的主要角色，也是细分到每一唱段上。“比如今天上午是排李大钊和陈独秀，下午是排琴君和宇剑，晚上是排六重唱。舞蹈和乐团也是如此。有点儿像拍电影时先拍分镜头再靠剪辑合成。虽然尽量地避免了人群的聚集，但排练时在戏剧连贯性上打了很大的折扣，这些都是我们第一次遇见的。”特殊时期的特殊排练，于浩磊直言这一次任务紧、战线长、压力大，“顶着压力上”成为大家的共识。第一次合成时，看到平日熟悉的同事们又聚在一起，熟悉的氛围和大家的工作热情，“一下子是真的有点感动”。 《晨钟》上演的当晚，剧院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控制在30%的上座率，站在这样的舞台上，于浩磊说这也是一种新的体验。“一方面，由于满座也只有三成的观众，剧场显得空旷，对于歌剧演员来说声音的传达度更好，让我很满足。而另一方面，哪怕台下只有1个观众、10个观众，作为一名职业的歌剧演员，一旦上台，就要以百分百的饱满情绪状态去演唱。这是你对观众的责任，也是你对舞台的信仰。”
其实，这种对舞台的信仰，早在2018年《晨钟》首演后，于浩磊就深有感触。当时，《晨钟》剧组以于浩磊为首的上海歌剧院青年艺术家们还担负起了下社区走基层的任务。社区或者校园的演出条件有限，剧组会在舞美道具上进行精简，但所有的演唱和舞台版是完全一样的。“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周浦镇周浦社区的演出，4天里要演8场，我跟另一组演员两人换着演李大钊。但那段时间里我重感冒，嗓子發炎已经快说不出话来了，但是我不可能让另一位‘大钊’下午演完晚上接着演，这样对他的嗓音会特别有损伤。那时我的女儿也发着烧，而我的太太也和我一样在这个剧组里，家里的老人恰巧都不在上海无法照顾到孩子。没办法，我只能是自己发着烧，带着发烧的孩子进了剧组，然后我太太需要上场的时候就上场，不上场的时候就在后台照顾孩子。即使是那样，我也完完整整、圆圆满满地完成了演出任务。”于浩磊说，歌剧演员最头痛的事就是遇到临上台，嗓子出了问题，但即便是这样，也不能就临阵脱逃，“在没有替补的情况下，真到了万不得已唱破了音，‘破’也得‘破’在台上”。他认为，这也是一种信仰，职业的信仰，必须像李大钊追求共产主义信仰那样坚定，那样义无反顾。
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的《青春》一文中，曾写到过“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年豪迈之气跃然纸上。这次在《晨钟》舞台上挑大梁的都是上海歌剧院“80后”的歌剧演员，可以说也是一个“青春版”。“近几年来，咱们这一代青年演员在舞台上比较活跃，但比起此前上海歌剧院的台柱子，像魏松老师、迟立明老师、杨小勇老师等等，我们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包括演唱的技巧和敬业的精神。我希望能通过我们年轻一代歌剧演员日积月累的演唱演绎，能够把原创慢慢地唱成经典，这也是我们作为歌剧演员，对于演唱歌剧一个最大的心愿。”于浩磊在最后，“青春”之气也溢于言表，“我相信疫情一定会慢慢过去，很期待明年的《晨钟》，能用绽放式的演出，把李大钊先生这一辈的奋斗精神、大无畏的精神，通过我们的舞台表演带给观众，为建党100周年献礼。这是我们这一代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2018年的5月的音乐会版到同年11月的舞台版，再到今年7月修改后的全新“2.0版”，这两年来，于浩磊对于在舞台上呈现李大钊这个角色的过往，历历在目。“我觉得能在歌剧舞台上出演李大钊先生这样一位先烈，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倍感荣幸。”穿上戏服的于浩磊，举手投足间确有几分李大钊的风范，“也许是我的年龄与大钊先生牺牲时的年纪相仿，再经过化妆师的修饰装扮，与角色的真实形象比较贴切，这也帮助了我更好地进入角色中。”
当然，对于出演这样英雄式的主角，对于浩磊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挑战。“刚刚上演的升级版《晨钟》，可以说比之前的版本还要难。”编剧姚远和作曲许舒亚在听取首演后的多方意见基础上，对2018版《晨钟》进行了大篇幅修改，去芜存菁丰富润色，让整部作品更为立体丰满，戏剧性也大大增强。“这等于重新排了一出新作品。”于浩磊笑言。新版《晨钟》中，增加了李大钊与同台演员的多场对手戏，有与妻子赵纫兰的夫妻情，与女儿李星华的父女情，与陈独秀、蔡元培等人的同志情，与宇剑、琴君的师生情等等，这就要求于浩磊在表演中摆脱单一的英雄形象，“角色的人物情感和唱段都丰富了很多，那就更需要在上台之前做好功课”。
于浩磊坦言，虽然自己和角色人物年龄相仿，但是作为生活在和平年代的“80后”，很难对那个革命动荡的时代有切身的体会。为了演好李大钊，于浩磊查阅了大量的文字和视频影像资料，“几乎可以说是重新学习了一遍新中国成立前的近代史。只有这样，我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那个时代的革命志士们为了百姓为了国家的革命理想，以及甘于奉献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另外，和不同的角色演对手戏时，需要展现出怎样的感觉，也需要在前期工作中潜心揣摩体会。“因为《晨钟》中的人物大多是有历史原型的，你不光需要了解自己的角色，还需要去了解其他角色的背景，这样呈现出的舞台效果才是相互交织的。”
要在“演”上面下功夫，也是新生代歌剧演员们体会最深的一点。“以前我们理解歌剧，就是从一个定点走到另一个定点，然后站好了开始唱——这种传统的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现在观众的欣赏水平了，他们希望看到的是唱演俱佳。而这一点，在原创歌剧上是一个特别难迈的坎。”于浩磊在经典歌剧舞台上，曾经塑造过《漂泊的荷兰人》中的埃里克、《图兰朵》中的卡拉夫、《茶花女》中的阿尔弗雷多等经典角色，还出演过《微笑王国》《纳布科》《阿蒂拉》《风流寡妇》《蝙蝠》《卡门》《弄臣》《托斯卡》等多部西方经典。这两年，于浩磊还在上海歌剧院出品的三部原创歌剧中塑造了三个颇为不同的角色：《天地神农》中的伯强，《田汉》中的剧名主角田汉，以及这次《晨钟》中的主人公李大钊。“伯强从野心勃勃转为深明大义，剧作家、诗人田汉浪漫抒情，而李大钊先生学识渊博、勇于开拓。”谈及这三个角色，于浩磊都深有体会。“西方的经典歌剧已经流传了几百年，有很多版本的演绎我们可以去借鉴模仿。而原创歌剧之所以叫原创，正因为是全新的、没有任何人唱过的，大多数是由我们这一代的年轻演员来创作完成的，难就难在没有可以参考借鉴的版本，完完全全要靠自己体会揣摩。”
当然，歌剧演员的根本还是在于唱。“首先你要有声音，漂亮的声音，再加上足够的戏剧冲突，这样台下的观众才能觉得看得很过瘾、很满足。”于浩磊表示，《晨钟》这部作品是他职业生涯中第一次真真正正地饰演一部原创歌剧的男主角，也是第一次唱那么英雄式的人物，“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新版的《晨钟》除了场景、道具、灯光的重新设计外，最大的改变在于音乐旋律上的变化。尤其是最后李大钊英勇就义前的咏叹调，在连续游走在#G2、A2之后，最后还需要稳住气息冲上一个延长的B2，“这一段真的让我‘畏而爱之’。”于浩磊笑言，“爱它是因为从歌词和旋律上很符合李大钊先生英雄人物的角色，是他赴死之前的一种呐喊、一种希望；而‘畏’是因为在唱了两个小时后还需要在最后挑战男高音极限音域区，加上根据舞台的调度，需要站在一个升起的高台上完成这段演出，一边唱一边还需要稳住重心。倘若今天嗓子的状态不是很好，这一段就是要‘捏把汗’的地方。”
其實在《晨钟》演出前，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于浩磊已经有小半年没有站上舞台“开嗓”了，“上一次在大舞台上唱歌剧还是去年12月的《图兰朵》”。他表示，疫情对于演艺行业的冲击很大，尤其是对于演员们来说，剧院关门封台就意味着无法正常演出。“但没有办法，我们碰到了这个困难就只有克服。而作为专业的演员，就要时刻做好准备，保持自己的状态。不能说没有演出了，我就好好休息了，什么时候有演出了什么时候再上，这是错误的。”这半年里，于浩磊每天都抽时间“遛一遛嗓”，保持自己的状态——“就跟练字是一个道理，三天不写手生，要做好随时能上台的准备”。即便如此，5月初国内疫情刚刚较为稳定的时候，于浩磊接到上海歌剧院下达的排练通知，还是有些担心——毕竟排练歌剧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有那么多的角色，后面还有上百人的合唱团、交响乐团和舞团以及工作人员，如何在满足疫情防控的需要下把这样一个大体量的作品排出来，谁都没有经验。“现在回想起来，院里的领导也是顶着压力做出这样的决策，在科学严谨的评估和规划下，大胆地开始疫情防控机制下的化整为零式的排练。”
所谓化整为零，不光是指把场景划分打乱，还要把原先的整团排练计划全部拆分开：先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场地，分声部、分场景地进行练习，而需要同台的主要角色，也是细分到每一唱段上。“比如今天上午是排李大钊和陈独秀，下午是排琴君和宇剑，晚上是排六重唱。舞蹈和乐团也是如此。有点儿像拍电影时先拍分镜头再靠剪辑合成。虽然尽量地避免了人群的聚集，但排练时在戏剧连贯性上打了很大的折扣，这些都是我们第一次遇见的。”特殊时期的特殊排练，于浩磊直言这一次任务紧、战线长、压力大，“顶着压力上”成为大家的共识。第一次合成时，看到平日熟悉的同事们又聚在一起，熟悉的氛围和大家的工作热情，“一下子是真的有点感动”。 《晨钟》上演的当晚，剧院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控制在30%的上座率，站在这样的舞台上，于浩磊说这也是一种新的体验。“一方面，由于满座也只有三成的观众，剧场显得空旷，对于歌剧演员来说声音的传达度更好，让我很满足。而另一方面，哪怕台下只有1个观众、10个观众，作为一名职业的歌剧演员，一旦上台，就要以百分百的饱满情绪状态去演唱。这是你对观众的责任，也是你对舞台的信仰。”
其实，这种对舞台的信仰，早在2018年《晨钟》首演后，于浩磊就深有感触。当时，《晨钟》剧组以于浩磊为首的上海歌剧院青年艺术家们还担负起了下社区走基层的任务。社区或者校园的演出条件有限，剧组会在舞美道具上进行精简，但所有的演唱和舞台版是完全一样的。“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周浦镇周浦社区的演出，4天里要演8场，我跟另一组演员两人换着演李大钊。但那段时间里我重感冒，嗓子發炎已经快说不出话来了，但是我不可能让另一位‘大钊’下午演完晚上接着演，这样对他的嗓音会特别有损伤。那时我的女儿也发着烧，而我的太太也和我一样在这个剧组里，家里的老人恰巧都不在上海无法照顾到孩子。没办法，我只能是自己发着烧，带着发烧的孩子进了剧组，然后我太太需要上场的时候就上场，不上场的时候就在后台照顾孩子。即使是那样，我也完完整整、圆圆满满地完成了演出任务。”于浩磊说，歌剧演员最头痛的事就是遇到临上台，嗓子出了问题，但即便是这样，也不能就临阵脱逃，“在没有替补的情况下，真到了万不得已唱破了音，‘破’也得‘破’在台上”。他认为，这也是一种信仰，职业的信仰，必须像李大钊追求共产主义信仰那样坚定，那样义无反顾。
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的《青春》一文中，曾写到过“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年豪迈之气跃然纸上。这次在《晨钟》舞台上挑大梁的都是上海歌剧院“80后”的歌剧演员，可以说也是一个“青春版”。“近几年来，咱们这一代青年演员在舞台上比较活跃，但比起此前上海歌剧院的台柱子，像魏松老师、迟立明老师、杨小勇老师等等，我们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包括演唱的技巧和敬业的精神。我希望能通过我们年轻一代歌剧演员日积月累的演唱演绎，能够把原创慢慢地唱成经典，这也是我们作为歌剧演员，对于演唱歌剧一个最大的心愿。”于浩磊在最后，“青春”之气也溢于言表，“我相信疫情一定会慢慢过去，很期待明年的《晨钟》，能用绽放式的演出，把李大钊先生这一辈的奋斗精神、大无畏的精神，通过我们的舞台表演带给观众，为建党100周年献礼。这是我们这一代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