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前期，一个出名的亮点就是士大夫的气节品质，明朝的历代文官中就常见各种硬骨头。碰上关乎国计民生的原则问题，哪怕品级低的小官也常硬怼皇帝。治国能臣也是辈出，比如张居正撕高拱，彼此别管多大仇，在朝廷大事上也绝不拆台。但到了晚明，一直标榜“气节品质”的明朝士大夫，表现却是断崖式下跌。他们除了忙着互相算计拆台，就是遇事慌忙躲猫猫，气得崇祯喊出“诸臣误我”的遗言自尽。
　　细看其中缘由，一点也不奇怪。明朝士大夫们的加速度堕落，首先是价值观问题。嘉靖年间某文学家回忆说：明朝前期的官员深受理学教育熏陶，向来看淡财富田产，最重气节名誉。就算在松江这样的富庶地区，当地世代官宦的名门，生活水平也就中等级别。谁要敢做官时贪图享受、经营产业，必然会被集体鄙视。那时士大夫们的刚正表现正是这清廉自守的信仰支撑。
　　但从嘉靖年间起，明朝商品经济高速发展，朝堂上的传统信仰也被冲得七零八落。官员从中进士开始就忙着买田置地，甚至借权势插手各类生意。社会风气也是大变。张居正就曾一语叹息当时的乱象：商贾在位，财货上流——基本就是金钱开路。
　　于是，士大夫们在朝堂上互相拆台搞党争，嘴里喊着江山社稷，谋的却是自家利益，享乐奢靡风气更是大起。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亲笔记录了明朝官场的饭局：餐具全是金银器皿，菜肴堆得像“修建一个小型的城堡”。为何敢这么奢靡？因为“开支全由公家支付”。
　　所以，李自成攻取北京时，甚至清军南下时，这些士大夫们竟是丑态百出：报国的信仰早就化作浮云，一生做官只为权和财，跟谁不是升官发财？该卖就要卖。
　　比起价值观的崩塌，明朝士大夫们堕落的更致命方式，就是残酷的逆淘汰。逆淘汰的出名方式是党争。万历的怠政让朝臣间的倾轧走上了失控状态。大臣们拉帮结派，正常的官员任免考核成了过场。官员晋升的主要途径就是跟对派别。如此一来，万历晚期起，大明朝堂上就“好名”成风，朝廷越是水深火热，官员们越是精神抖擞骂得欢。李自成率军从陕西进入山西时，朝中山西籍的官员破口大骂，指责陕西官员“纵贼”，陕西籍官员们哪肯吃亏，又大骂山西籍官员“通贼”。崇祯在位17年里，每年都有好多场。耽误正事？哪有官员们站队搏名声重要。
　　比如崇祯年间，山阳县（今属陕西商洛）武举陈启新悲愤上书言事，奏折直戳明朝各大弊病。如获至宝的崇祯欣然将陈启新提拔为给事中，不料捅了马蜂窝。接下来的时间里，各路官員不顾国家危亡，大骂陈启新，终于罗织各种罪名，害得为官清廉的陈启新被撤职走人。至于血战巨鹿的卢象升，经略陕西、痛击李自成的孙传庭，哪个不是迎着骂声苦干，然后含恨而亡？
　　当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朝堂已然成了气候，真正的人才岂有容身之地？崇祯临终都在说着“文臣皆可杀”，可真正造就满朝“可杀文臣”，令明朝亡国的，正是大明朝自己。
　　（小林摘自《百家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