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苦短，难展宏图，这多为动荡时代哲人的感叹。鲍埃蒂(B0ethius，约480年～524年)就是其典型。
　　鲍埃蒂史称为“最后的罗马人”，其父曾任罗马执政官，而他本人也于510年担任此职，一度成为当时统治者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的好友和近臣。秉承古希腊罗马哲学家主张“从政”的遗风，鲍埃蒂居于高位后一方面试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希望以推行民主自由来限制国王专权，另一方面又想保持其学者风范，因此坚持著书立说，驰骋于思想领域，先后写下了《论三位一体》、《论基督的位格和两重性质》、《波菲利<引论>注释》等专著，并曾想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译为拉丁文面世。然而，好运不长，其从政不久就被以图谋不轨之罪而打入死狱。而对突然降临的祸变，鲍埃蒂利用生命的最后一刻在被囚禁的巴维亚砖塔中奋笔疾书，以充满哀情的悲歌反思人生命运，又以哲学的慰藉来淡看其种种苦难，并最终凭信仰的追求而达到自我的超脱和心境的超越。这部在囹圄之中写成的鲍埃蒂遗训，以《哲学的慰藉》之名而成为其最为著名、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并被西方史学大家吉朋誉为“黄金宝典”，在西方历史上也留下了许多名家对其命运及警言的回应和感叹。
　　在诸多思想贡献中，鲍埃蒂的著作反映出其基督教信仰的两大主题，即“受难”与“超越”。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受难成了基督教传统中神秘而神圣的象征，其哲人亦将生活中的苦难和折磨视为对这种受难的现实感受及感悟，由此以之作为对其信仰的考验和对其意志的砥砺，从而形成善于在苦中求乐的精神和漠视人生磨难的风格。这一传统成为西方文化中理想人格的基本素质之一，并且在中古、近代西方“苦行”、“禁欲”的社会人生中得到折射。这种文化底蕴与中国社会生活中所提倡的“吃苦耐劳”、“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功利思考迥异，也与其“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而等天“降大任”、归于“正命”的孟子之道不同。所谓“受难”实际上乃默认了现实生活中的“失败”、“挫折”和“非命”，并使其承受者获得一种信仰意义上的安慰和解脱。
　　鲍埃蒂所追求的“超越”，则是从审视真正的最高福善来探究幸福的意义，对世人的名利之恋、成功与否加以信仰上的哲理剖析。其分析的路径是哲学的、逻辑的，却以其信奉的宇宙最高主宰即神圣上帝作为终极之维。在他看来，享受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在人生存的有限时空和短暂年华，也不在事业有成、官居高位；尘世的幸福和成功乃过眼烟云，不足挂齿；但体悟最高幸福却需要现实人生的参照，以及对之玩味和深思。从这一意义上，人生苦难则是一种资本、一种经验，为人探究幸福的超越意义提供了借鉴或启迪。享受生活的喜剧诚然能给人带来愉悦，但它不免浮浅、轻微，而缺少悲剧的深刻、没有其刻骨铭心、感人肺腑的魅力。显然，鲍埃蒂所理解的这种“超越”并非功利层面的，而是从正确对待人生命运上达到人的气质、心境上的升华，使生活中的“悲剧”成为信仰中的“圣剧”和精神得救的“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