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八路王定华今年已96岁高龄，住在北京市西二环边上的国务院宿舍大院里。9月4日，在纪念抗战胜利大阅兵的第二天，记者见到了老人。当时，他正在里屋摆弄电脑，旁边还搁着一个一米高的氧气瓶。“采访您的记者来了。”女儿王平告诉父亲，并搀扶他走到客厅。“抗战胜利70周年，父亲仍健在，还应邀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招待会，见证了这一时刻，这是他的造化和运气，也是我们全家的荣幸。”王平对记者说。
　　老人腿脚不方便，但眼不花、耳不聋，王平说他什么都记得。招呼记者坐下后，王老递过来一本书。这是他写的回忆录，书名叫《征程回忆》。2003年，北京闹非典，不能外出，老人索性待在家，对着录音机和电视学起拼音，“玩”起了电脑。7年时间，老人一字一句地敲出了这本400多页的书，回忆他的抗日征程，还有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老人说，他是为了抗战那一代人而写，这也是他离休后的心愿。
　　以血还血打鬼子
　　前两天，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招待会，由中央安排我作为抗战老兵代表参加了这一重要活动。在现场，我见到了一些抗战老同志。他们和我年龄都差不多，不少是拄着拐棍、坐着轮椅来的。但个个精神抖擞，穿戴整齐，胸前佩戴着勋章。大家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都回忆起在战场上的那些岁月。就像我书里写的——
　　我的家乡在河南省武陟县东白水村，出郑州往西北方向，过了黄河，个把小时车程就到了。我生于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那一年。1937年4月，我在城里的小学当旁听生备考中学，上级教育部门来视察，见我一个大高个学习这么用功，就跟我聊了起来。后来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参加了共产党在当地的外围组织青年救亡读书会，开始了我的革命生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8年1月，我参加了八路军，不久还去了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接受军政训练，1939年4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春节刚过，日军占领了道清铁路，即从河南道口到清化镇（今河南博爱县）的铁路线。国民党的武陟县县长刘元弃职跑了，其他政府官员也纷纷逃往黄河南边避难，武陟县成了没有政府的“空城”，人心惶惶。我奉命担任游击队小队长，带着几十个人进城维持秩序，从东西线的道清铁路北边打到南边、南边又到北边。当时我们的武器不敌日伪军，他们白天活动多，我们就埋伏着，等到晚上再出击。
　　有人问我有没有亲手杀过敌人，当然有！有一次战斗，我们打伏击，长短枪哗哗哗扫射，日本鬼子瞬间倒了好几个。以血还血，当年就是这样抗击日本鬼子。有一次，我们也遭到了敌人伏击，冲在最前头的大队长不幸中弹。我们过了铁路才察觉少了人，回头找时发现大队长牺牲了。
　　后来，我们的队伍发展到了平汉铁路。1940年至1941年间，游击队打开了更大的局面，我们在汉阳、周口建立了政权，敌后根据地也迅速发展起来。在安阳革命根据地参加战斗时，我中过一枪。当时我们去东水村开展工作，被反动武装盯上了，对我们打枪阻击，我的右腿不幸中弹，现在腿上还有留下的伤疤。

　　抗战八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太行山一带进行抗日斗争。先后在八路军太行南区5支队任中队长，晋冀豫3支队、赵（基梅）谭（辅仁）支队和129师新一旅任民运科长，长期从事八路军动员民众和领导游击队的工作。
　　在延安迎来抗战胜利
　　在太行山的日子很苦，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有的事，而且漂泊在外也很想亲人。因为战争，家人很多都失散了。我们家兄弟6个，我排行老三，加入八路军后我几乎没见过他们。
　　家里人因为我的身份，遭了不少罪。有一年秋天，日伪军侵占了我的家乡东白水村，有人向敌人密报我是八路军游击队小队长。我母亲就被抓到炮楼里吊打，逼她把我交出来。后来还抄了我们家，烧了大部分房屋。家人也因此流离失所，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沁河北一带避难。
　　尽管遭受这样的磨难，母亲仍然坚决支持我闹革命、打鬼子。我心里最难过的就是让她受了一辈子苦。母亲面对日本鬼子和伪军汉奸从未低过头，和抗日电影里那些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英雄形象一模一样。前线的生死经历，我很少同母亲讲，但战斗中留下的伤疤却瞒不过母亲，她也只能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日本鬼子心狠手辣。进村扫荡时，他们把村里的青壮劳力集中在一个大山洞里，要么在脖子上砍一刀，要么直接射杀。还有更可怕的毒气战。一次，敌人把两枚毒瓦斯弹藏在我们炕头，看上去像一个大手电电池，大概50厘米长。当时有人发现后，还以为是个稀罕玩意，搬到院子里展示。我也很好奇，让战士揭开铜帽子，想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一时间白色气体“刺刺”往外冒，我只觉得呼吸困难。很快，院子里的毛驴被呛晕了过去，大家这才意识到不对，赶紧往外撤，跑到村外漳河中，在水里反复冲洗，才大难不死。
　　1943年秋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转折，苏联红军由防御转向反攻，节节胜利，捷报频传，国际形势大好。我们的抗日战争也发起了反攻。那年，党中央从全国各地选调干部到延安学习，作战略储备，我有幸入选。

　　从河南到延安，一路走了3个月，走过很多敌占区，在寒冷的数九天，汗水都浸湿了内衣。但去延安一路的经历比起在敌后战斗还是要好得多，我们也高兴。1944年春节前，我们还在前往延安的路上，就有同志来接应，给我们换上了新军装，发了新的衬衣、棉鞋、被褥，还理了发，刮了胡子，个个精神抖擞。
　　1945年日本宣告投降时，我在延安已经学习了一年半。大家听到消息后，都高兴得不得了，一起欢呼着“庆祝胜利”的口号，还高举着洗脸盆当锣敲。
　　牢记历史、不忘国耻
　　抗战胜利后，我被调回太行山。1949年3月，为了配合解放大军南下，中共太行第六地委和太行第六军分区在武安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我又离开了家乡，作为长江支队的一员，随着刘邓大军打过了长江，驻进南京、解放上海，然后又直取浙赣闽。
　　新中国成立后，我留在福建，从事地方新政权建设工作。1966年初，组织上把我调到北京，先在文化部政治部工作，后在西城区委和朝阳区委担任领导工作。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百废待兴。邓小平主导了共产党的干部制度改革，这是一场被国外媒体称为“党内革命”、具有深远意义的制度变革，数十万老红军、老八路退出领导岗位。1982年我首批离休了。
　　其实，我是“离而不休”。先是被中央安排参加国家机构改革领导小组，随后在1984年的整党运动中，被任命为“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派驻江西省的联络员，去南昌指导整党工作。我干这些工作，纯粹是发挥余热，不拿任何报酬，也没有什么实权，不过倒是乐在其中。
　　后来，我还是离开了繁忙的工作岗位。一下子闲下来，本来好好的身体却闹起了病。治好后，我便一心惦记着当年的抗日战友，才决定写这本回忆录。
　　对一些曾经在历史上蒙冤的同志，我在书中实事求是地为他们说话。对于那些早年牺牲或者后来留在农村没有“进城”的战友和后代，只要了解情况的，也为他们作了“证明”。书中还收录了为已故战友、领导而写的纪念文章，以及为数位烈士撰写的碑文。
　　由于年代已久，有些历史资料保存有限，一些时间、地点、情景可能追忆的不太准确，但我力求尊重历史。正如我在书的最后写道：“我不是驰骋疆场、战功显赫的武将，也不是身居高位、历经重大决策和事件的领导人，而是一位长期从事过党和政府的中层和基层工作的干部。我所经历的事情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和中共党史的一个片断侧面，仅以记录经历，对亲友作交代，供后人作借鉴为目的，如有史料价值，弥足欣慰矣！”
　　我认为，写书不仅是为了回忆，更是要铭记。我经常跟孩子们唠叨，要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盛世，不要忘记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幸福生活。我看到抗战胜利70年后的今天，我为祖国欢呼歌颂，也希望后人牢记历史、不忘国耻，不让往事成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