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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是历史记忆的载体，它自身兼容着历史和现代，城市也是文化的容器。由于城市化进程迅猛，因而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现象。本文基于文化的视角来看待城市化问题，探讨 “文化的失落”这种“城市病”是如何作用于城市发展的，并分析城市化引起的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
关键词 城市化 城市病 城市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
在当今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的城市也变得越来越相似，昔日多姿多彩、各具特色的城市面貌迅速消退。人们从绝对的经济角度、旅游角度强调城市的重要性，却忽视了城市的另一面：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是公共交流的介质和文明社会的结晶。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原有的老城区严重限制了城市的发展和人民居住环境的改善，于是开始了旧城翻新的工程。实践证明，这种方式的城市建设不仅拆迁费用极大，而且破坏了许多有价值的古建筑和古城风貌，使得传统的文化标志与现代的文明发生了一次次的碰撞。
城市是历史记忆的载体，它自身兼容着历史和现代。现代城市追求效率、效益和时间，忽略了对自身的反省和历史文化的再认识，城市的历史文明散落在现代城市的角落，在沉默里等待着城市的升华和复归。 一座城市的生命力不仅仅只体现在它蓬勃发展的经济，而更多的应该体现在它多元的文化结构中。因此本文力图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城市化问题，认为城市化的发展应该关注各种“城市病”，尤其是要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和谐发展，而不是只追求效率的提高。
一、相关概念界定
城市是一个文化的容器，城市的发展过程也是城市文化不断更新和积淀的过程，正如芒福德曾说：“最初城市是神灵的家园，而最后城市本身变成了改造人类、提高人类的主要场所，人性在这里得以充分发挥，进入城市的是一连串神灵，经过一段长时间间隔后，从城市中走出来的是面目一新的男男女女，他们能够超越其神灵的局限，这是人类最初形成城市时始所未料的。 城市记忆、城市历史文化价值、城市建筑、城市景观等等都构成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城市就是一个文化栖息所，在这个地方各种各样的文化在其中酝酿更新换代，也成为一座城市最具魅力的地方。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文化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
国内主要认为城市化不仅表现在城市和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上，更应该表现在城乡质量的提高上，包括城市结构的调整产业、经济、社会、空间效率的提高、功能的增强、环境的改善、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以及资源的集约和合理使用等。可以说城市化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不仅仅是一种结果，同时也是一种过程，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而在城市化过程中，又伴随着各种问题的出现。其中“城市病”就是主要的一个通病。
“ 城市病”是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城市化之后，对城市中出现的种种社会、经济、心理病态社会现象的总称，城市病是各国发展过程中的通病。而在我国也避免不了这类的通病，但笔者关注的是城市病下城市文化的变化，也可以说是文化上的“城市病”，即在我国大规模的拆迁和城市化过程中，人为的破坏历史文化遗产，造成了文化的破坏和断层，使得现代在与传统的碰撞中造成了传统文化的失落。
二、现代与传统的碰撞
随着人类社会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的拥挤、嘈杂、污染使城市萎缩、异化了。当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中除了几处文物景点外，那些曲折幽深的小巷、古老别致的庭院早已被笔直宽阔无意境的水泥马路和居住楼取代时，人们无法从秩序混乱的城市形态中再追溯城市的历史积淀和约定俗成。
纵观世界名牌城市的崛起，从表面看是一种机遇的偶然聚合，但是从深层次研究，却能找到其中的内在必然性，那就是它们都找到了自己城市主体的精神，并用城市主体的精神來统摄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众所周知，作为一种特质资源是可以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进步而发生转移的，这种拥有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色产业城市可以说是具备了成为世界名牌城市的初步条件。但是这种初步的条件是需要通过城市主体精神的构建来进行提炼和升华的，使产业与文化进行融合，把文化发展为一动力，才能抵制产业革命和社会变迁带来的发展风险，使城市具备成为世界名牌城市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
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文化将超越于政治和经济成为国家、地域和城市间竞争的最有力的武器。法国学者布迪厄把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资本，独立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之外，而且这些资本之间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 文化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深层次的制度和组织，当文化作为资本出现在人类现实生活中时，与物质和资本一样作为稀缺资源开始成为人类追逐的目标。全球化的趋势从上个世纪初西方工业掀起的全球殖民运动高潮时全球化就已经在酝酿，到现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说上个世纪的全球化是带着血腥的资本和物质的渗透，那么现在更多的是潜移默化的文化的渗透，而作为文化堡垒和集中营的城市自然受到的影响和冲击最为强烈和显著。
文化的多元化给城市和地区带来了和谐和生机的同时，也带来了错位与冲突。各种文化渊源于各自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受到不同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制度等的约束，文化与文化之间在进行碰撞和交流时，一旦文化之间的敏感区以及差异性被激起，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化冲突，并且种种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的冲突问题都可能被介入其中，使文化冲突更复杂化。
全球化的世界，带来了全球范围的信息、资本、贸易以及技术的大流通，文化也随信息流、人流、物流潜入到世界的四面八方，城市作为这种大流通的聚散地，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同时面临着新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结构模式的探索和重构。
三、城市化与文化结构的变化
从文化变迁的角度而言，城市化往往可以很快地造成一个地区人口及经济结构的变化，然而文化变迁的步伐相对是缓慢的。这样就必然会出现奥格本所言的“ 文化堕距” 效应，这种效应在我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快速的城市化推进超过了文明建设的步伐， 结果在宏观方面， 表现为城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严重不协调；在微观方面表现为许多城市居民自身素质与现代城市生活环境不相适应从而造成科学与迷信、人情与法律、文明与愚昧等矛盾冲突，引发许多社会问题。从文化内容的角度而言，城市化加快了文化世俗化的进程。人们的行为导向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现实性、功利性和理性化色彩。世俗化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价值观念，它促使人们越来越注重自身生活质量的提高，这为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但过度的世俗化造成功利至上，私欲膨胀，就会陷入墨顿所言的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相失范的状态，人们不择手段地去追求自身确立的人生目标，从而促使各种越轨行为的产生。现阶段，我国城市的越轨行为集中表现为以非法牟利、非法致富为特征的手段性越轨，如盗窃抢劫、贪污贿赂、绑架勒索等。
从文化构成而言，城市化大大地提高了文化的异质性。城市生活的开放性及凭借现代大众传媒的传播作用，使城市文化包罗万象。城市人、特别是城市青年在进行各种文化享受中身受许多不良乃至有害文化的影响。城市化还不断地滋生和强化各种亚文化。城市亚文化理论，就是集中从亚文化的形成和功能角度分析城市社会生活现象，包括各种越轨犯罪行为。根据其代表人物菲雪尔的观点，任何人在社会上的行为皆需要他人予以某种形式的赞许和支持，否则就难以出现，即使出现了, 也难以持续。而一种亚文化和亚文化群体的出现，就会为某种行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但形成一个显著、明确而有影响力的亚文化群体，需要在社会上有足够数量并时常互动的同类人口存在，即菲雪尔所言的要有一批“ 关键人众” 。由于大城市人口众多, 很容易达到形成亚文化的群体人口这一“ 关键人众” ，而这一点在乡村和小城镇往往不易达到。因而城市化导致人口集中, 本身会产生一种创造各种亚文化的机制。这些亚文化包括许多文明健康的主流亚文化, 自然也包括各种越轨犯罪反文化。在这种反文化存在并支持的条件下，某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其影响作出反社会行为。由此可见，城市亚文化论在吸收并综合城市决定论和人口构成论的基础上，实现了某种理论上的超越。它注重城市化中人口结构的变化，同时更强调深层次的文化结构的变化。它看到城市化通过促进各种亚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固然会带来现代“ 城市病”，但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人类科学、技术、文化的繁荣和提高。这种理论对于帮助我们认识及解决城市社会问题也有很大的启发。当黄赌毒、假冒伪劣、贪污腐败等已作为一种亚文化表现在城市社会生活中时，仅依靠打击可能是不够的，文化与制度的建设更为重要。
四、小结
高层建筑的高拥挤性和高密度性，现代交通的外延性和隔离性，改变了城市面貌、尺度、形态等。建筑环境对人们的身心状态有很大的影响，好的环境会带给人好的享受，差的环境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水泥森林中特有的“高楼病”在不断地蔓延，孤独感、陌生感，人与人的交流减少，人与自然地疏离，人对自然地破坏，扰乱了人的具有本能反映的生活方式和行为。
城市并不是一目了然的物质构成，在拥挤的人群、密布的建筑、星罗棋布的街道背后是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严肃的法律规则、共识的道德仪式习俗以及威严坚实的统治秩序，这些至始至终促使城市从无序状态走向有序状态发展，从而保持城市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只有在信息时代人类才会拥有这种互动、交融的城市发展观，在我们看来，新的城市文化是一种有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之间的多模式界面展现出来的有意义的、互动交流的文化。城市一直都是交流系统，以个体与社区身份与共有的社会表现之间的界面为基础，从根本上说，如果作为文化特色之源的城市要在一种新的技术范式中生存下去，它就必须变成超级沟通的城市，通过各种各样的交流渠道（符号的、虚拟的、物质的），既能进行局部交流也能进行全球交流，然后在这些渠道之间架起桥梁。
城市是人类自身灵魂的再生，城市文化经历群体社会的实践的累积、沉淀和升华，奠定城市制度的基础，城市文化的终结带来的是城市文化自身基础的坍塌以及社会心理、价值观念以至社会结构的断层。而这种终结注定是短暂的，人类在经历了这种挫折后终究会走向文化的复归。□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张鸿雁．城市·空间·人际.中外城市社会发展比较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
美.乔纳森·特纳,邱泽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华夏出版社.2001，P192．
关键词 城市化 城市病 城市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
在当今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的城市也变得越来越相似，昔日多姿多彩、各具特色的城市面貌迅速消退。人们从绝对的经济角度、旅游角度强调城市的重要性，却忽视了城市的另一面：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是公共交流的介质和文明社会的结晶。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原有的老城区严重限制了城市的发展和人民居住环境的改善，于是开始了旧城翻新的工程。实践证明，这种方式的城市建设不仅拆迁费用极大，而且破坏了许多有价值的古建筑和古城风貌，使得传统的文化标志与现代的文明发生了一次次的碰撞。
城市是历史记忆的载体，它自身兼容着历史和现代。现代城市追求效率、效益和时间，忽略了对自身的反省和历史文化的再认识，城市的历史文明散落在现代城市的角落，在沉默里等待着城市的升华和复归。 一座城市的生命力不仅仅只体现在它蓬勃发展的经济，而更多的应该体现在它多元的文化结构中。因此本文力图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城市化问题，认为城市化的发展应该关注各种“城市病”，尤其是要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和谐发展，而不是只追求效率的提高。
一、相关概念界定
城市是一个文化的容器，城市的发展过程也是城市文化不断更新和积淀的过程，正如芒福德曾说：“最初城市是神灵的家园，而最后城市本身变成了改造人类、提高人类的主要场所，人性在这里得以充分发挥，进入城市的是一连串神灵，经过一段长时间间隔后，从城市中走出来的是面目一新的男男女女，他们能够超越其神灵的局限，这是人类最初形成城市时始所未料的。 城市记忆、城市历史文化价值、城市建筑、城市景观等等都构成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城市就是一个文化栖息所，在这个地方各种各样的文化在其中酝酿更新换代，也成为一座城市最具魅力的地方。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文化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
国内主要认为城市化不仅表现在城市和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上，更应该表现在城乡质量的提高上，包括城市结构的调整产业、经济、社会、空间效率的提高、功能的增强、环境的改善、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以及资源的集约和合理使用等。可以说城市化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不仅仅是一种结果，同时也是一种过程，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而在城市化过程中，又伴随着各种问题的出现。其中“城市病”就是主要的一个通病。
“ 城市病”是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城市化之后，对城市中出现的种种社会、经济、心理病态社会现象的总称，城市病是各国发展过程中的通病。而在我国也避免不了这类的通病，但笔者关注的是城市病下城市文化的变化，也可以说是文化上的“城市病”，即在我国大规模的拆迁和城市化过程中，人为的破坏历史文化遗产，造成了文化的破坏和断层，使得现代在与传统的碰撞中造成了传统文化的失落。
二、现代与传统的碰撞
随着人类社会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的拥挤、嘈杂、污染使城市萎缩、异化了。当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中除了几处文物景点外，那些曲折幽深的小巷、古老别致的庭院早已被笔直宽阔无意境的水泥马路和居住楼取代时，人们无法从秩序混乱的城市形态中再追溯城市的历史积淀和约定俗成。
纵观世界名牌城市的崛起，从表面看是一种机遇的偶然聚合，但是从深层次研究，却能找到其中的内在必然性，那就是它们都找到了自己城市主体的精神，并用城市主体的精神來统摄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众所周知，作为一种特质资源是可以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进步而发生转移的，这种拥有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色产业城市可以说是具备了成为世界名牌城市的初步条件。但是这种初步的条件是需要通过城市主体精神的构建来进行提炼和升华的，使产业与文化进行融合，把文化发展为一动力，才能抵制产业革命和社会变迁带来的发展风险，使城市具备成为世界名牌城市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
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文化将超越于政治和经济成为国家、地域和城市间竞争的最有力的武器。法国学者布迪厄把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资本，独立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之外，而且这些资本之间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 文化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深层次的制度和组织，当文化作为资本出现在人类现实生活中时，与物质和资本一样作为稀缺资源开始成为人类追逐的目标。全球化的趋势从上个世纪初西方工业掀起的全球殖民运动高潮时全球化就已经在酝酿，到现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说上个世纪的全球化是带着血腥的资本和物质的渗透，那么现在更多的是潜移默化的文化的渗透，而作为文化堡垒和集中营的城市自然受到的影响和冲击最为强烈和显著。
文化的多元化给城市和地区带来了和谐和生机的同时，也带来了错位与冲突。各种文化渊源于各自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受到不同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制度等的约束，文化与文化之间在进行碰撞和交流时，一旦文化之间的敏感区以及差异性被激起，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化冲突，并且种种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的冲突问题都可能被介入其中，使文化冲突更复杂化。
全球化的世界，带来了全球范围的信息、资本、贸易以及技术的大流通，文化也随信息流、人流、物流潜入到世界的四面八方，城市作为这种大流通的聚散地，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同时面临着新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结构模式的探索和重构。
三、城市化与文化结构的变化
从文化变迁的角度而言，城市化往往可以很快地造成一个地区人口及经济结构的变化，然而文化变迁的步伐相对是缓慢的。这样就必然会出现奥格本所言的“ 文化堕距” 效应，这种效应在我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快速的城市化推进超过了文明建设的步伐， 结果在宏观方面， 表现为城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严重不协调；在微观方面表现为许多城市居民自身素质与现代城市生活环境不相适应从而造成科学与迷信、人情与法律、文明与愚昧等矛盾冲突，引发许多社会问题。从文化内容的角度而言，城市化加快了文化世俗化的进程。人们的行为导向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现实性、功利性和理性化色彩。世俗化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价值观念，它促使人们越来越注重自身生活质量的提高，这为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但过度的世俗化造成功利至上，私欲膨胀，就会陷入墨顿所言的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相失范的状态，人们不择手段地去追求自身确立的人生目标，从而促使各种越轨行为的产生。现阶段，我国城市的越轨行为集中表现为以非法牟利、非法致富为特征的手段性越轨，如盗窃抢劫、贪污贿赂、绑架勒索等。
从文化构成而言，城市化大大地提高了文化的异质性。城市生活的开放性及凭借现代大众传媒的传播作用，使城市文化包罗万象。城市人、特别是城市青年在进行各种文化享受中身受许多不良乃至有害文化的影响。城市化还不断地滋生和强化各种亚文化。城市亚文化理论，就是集中从亚文化的形成和功能角度分析城市社会生活现象，包括各种越轨犯罪行为。根据其代表人物菲雪尔的观点，任何人在社会上的行为皆需要他人予以某种形式的赞许和支持，否则就难以出现，即使出现了, 也难以持续。而一种亚文化和亚文化群体的出现，就会为某种行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但形成一个显著、明确而有影响力的亚文化群体，需要在社会上有足够数量并时常互动的同类人口存在，即菲雪尔所言的要有一批“ 关键人众” 。由于大城市人口众多, 很容易达到形成亚文化的群体人口这一“ 关键人众” ，而这一点在乡村和小城镇往往不易达到。因而城市化导致人口集中, 本身会产生一种创造各种亚文化的机制。这些亚文化包括许多文明健康的主流亚文化, 自然也包括各种越轨犯罪反文化。在这种反文化存在并支持的条件下，某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其影响作出反社会行为。由此可见，城市亚文化论在吸收并综合城市决定论和人口构成论的基础上，实现了某种理论上的超越。它注重城市化中人口结构的变化，同时更强调深层次的文化结构的变化。它看到城市化通过促进各种亚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固然会带来现代“ 城市病”，但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人类科学、技术、文化的繁荣和提高。这种理论对于帮助我们认识及解决城市社会问题也有很大的启发。当黄赌毒、假冒伪劣、贪污腐败等已作为一种亚文化表现在城市社会生活中时，仅依靠打击可能是不够的，文化与制度的建设更为重要。
四、小结
高层建筑的高拥挤性和高密度性，现代交通的外延性和隔离性，改变了城市面貌、尺度、形态等。建筑环境对人们的身心状态有很大的影响，好的环境会带给人好的享受，差的环境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水泥森林中特有的“高楼病”在不断地蔓延，孤独感、陌生感，人与人的交流减少，人与自然地疏离，人对自然地破坏，扰乱了人的具有本能反映的生活方式和行为。
城市并不是一目了然的物质构成，在拥挤的人群、密布的建筑、星罗棋布的街道背后是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严肃的法律规则、共识的道德仪式习俗以及威严坚实的统治秩序，这些至始至终促使城市从无序状态走向有序状态发展，从而保持城市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只有在信息时代人类才会拥有这种互动、交融的城市发展观，在我们看来，新的城市文化是一种有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之间的多模式界面展现出来的有意义的、互动交流的文化。城市一直都是交流系统，以个体与社区身份与共有的社会表现之间的界面为基础，从根本上说，如果作为文化特色之源的城市要在一种新的技术范式中生存下去，它就必须变成超级沟通的城市，通过各种各样的交流渠道（符号的、虚拟的、物质的），既能进行局部交流也能进行全球交流，然后在这些渠道之间架起桥梁。
城市是人类自身灵魂的再生，城市文化经历群体社会的实践的累积、沉淀和升华，奠定城市制度的基础，城市文化的终结带来的是城市文化自身基础的坍塌以及社会心理、价值观念以至社会结构的断层。而这种终结注定是短暂的，人类在经历了这种挫折后终究会走向文化的复归。□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张鸿雁．城市·空间·人际.中外城市社会发展比较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
美.乔纳森·特纳,邱泽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华夏出版社.2001，P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