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们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万隆会议实际上是二战后国际体系发生转变的开端，也是新兴力量打破西方强权对国际秩序垄断权的起点。然而直至现在，万隆会议的历史意义尚未得到充分认识。
　　回顾战后70年国际体系的演变，可以看出，每隔十年就会发生一次重大变化，而南方新兴力量始终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大驱动力。
　　1945年终结二次大战的“雅尔塔体系”并未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主体，只是为此后形成的欧洲两大集团提供了一个基础。新中国成立是促成战后国际秩序的一大决定性事件。从1950年到1955年，亚洲发生了两大标志性事件——朝鲜战争和万隆会议，前者反映的是东、西方冲突，后者体现的是南、北方矛盾。这两大事件促成二战后秩序的尘埃落定，雅尔塔体系开始向“东西冲突”与“南北对立”交织的世界格局转变。
　　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同样发生了两件大事，分别是越南战争和中美关系改善，都牵动着东西—南北关系的转变，导致战后国际秩序的第二次转折。70年代中后期最重大的转折性事件则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与西方国家的对抗，这再次改变了世界秩序。最重要的后果是促使美元与金本位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进而催生了西方七国集团。有了西方七国集团，随后也就有了南方77国集团。
　　战后秩序的第三次转折，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以苏联陷入阿富汗战场、苏东剧变、第一次海湾战争为标志性事件。导致苏联解体的引线是其入侵阿富汗的失败，美国攻打伊拉克则意味着西方重新夺回在80年代石油危机中失去的世界石油控制权。这两大事件也都是南方因素改变了世界秩序。
　　2000年至2010年，冷战后国际秩序又发生了重大转折，以9.11事件、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国际金融危机为标志。这期间产生的美中协调（美国有人将此称为“两国集团”）和“金砖五国”，是一种南北方权力组合的结构。东西方对抗基本上被南北方竞争所取代，这是冷战秩序与冷战后秩序的最大不同。
　　从2011年到现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成为国际秩序转变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本质上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权力转移关系。美中之间的国际秩序之争成为最重要的风向标。目前在美国战略界提起中美关系，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联想到未来国际秩序之争，然后才是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牢固性、外太空和网络安全、海上航行自由、人民币对美元地位的挑战、价值观分歧等，而这些问题归根结底也都是国际秩序问题。
　　当我们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时，必须具备审视战后国际秩序的历史视角。回顾战后70年国际体系的演变，真正的变化是从万隆会议开始的，是南方力量改变了战后秩序。
　　回顾过去每一个十年的转折性变化，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根据历史的轨迹，如何做出具有预见性的逻辑推演？这里不妨对国际秩序做出四点猜想性的预测：
　　首先，今后的国际秩序既不是东、西方之间的秩序，也非南、北方之间的秩序，而是东西南北方利益交织在一起的秩序。
　　其次，未来国际秩序的转变将不是大国战略对抗的零和结局，而是通过一系列局部战争和重大经济危机的叠加后果，一步步地改变原有秩序。众多局部性事件迭加在一起，推动着国际秩序的整体性、渐进性转变，而不是经由新的世界大战或世界革命发生突变。
　　其三，今后国际秩序的重点是全球治理。把权力、制度、价值观、体系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对影响国际秩序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排列组合，都可以归结为全球治理。人类生存的共同问题成为国际秩序、世界秩序乃至全球秩序的核心问题。
　　其四，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主要并不是大国之间的转移，而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重组与再平衡。这种力量结构变化终将把世界从极不平衡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归根结底还是南方力量发挥决定性作用，南方力量改变战后国际秩序并创造新的秩序。
　　因此，当前的国际秩序之争乃是万隆会议未完成的历史之延续。世界正在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我们站在又一个历史关口。过去，世界财富、权力中心在欧美地区。现在，新兴力量开始超过陈旧力量，财富、权力中心开始发生新的转移，至少呈现出分散化的趋势。再过六十至七十年，拥有最大多数人口的南方将理所当然地拥有财富和权力的大部分，南北方力量结构达到真正的平衡，世界面貌将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