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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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冬官·考工》中所记载的“营国制度”是关于中国古代都城形制的重要文献。长期以来，学术界将“营国制度”文献中的“面朝背市”理解为建筑方位上的“南朝北市”，这就和中国古代都城“北朝南市”的实际空间格局相背离。将“营国制度”文献原文及其注释还原到其应有的历史原境以后，发现“营国制度”原文及其注释经历了一个从人（君臣）到物（建筑）的演化过程。这一过程又与中国中古时期“天下一家”政治理念的生成与发展相契合。“营国制度”也由此成为“天下一家”意象空间创设的指导性文本与理想图式。基于“天下一家”理念及其空间图式，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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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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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冬官·考工》中所记载的“营国制度”是关于中国古代都城形制的重要文献。长期以来，学术界将“营国制度”文献中的“面朝背市”理解为建筑方位上的“南朝北市”，这就和中国古代都城“北朝南市”的实际空间格局相背离。将“营国制度”文献原文及其注释还原到其应有的历史原境以后，发现“营国制度”原文及其注释经历了一个从人（君臣）到物（建筑）的演化过程。这一过程又与中国中古时期“天下一家”政治理念的生成与发展相契合。“营国制度”也由此成为“天下一家”意象空间创设的指导性文本与理想图式。基于“天下一家”理念及其空间图式，“营国制度”文献本身的意义不但获得更加深入的剖析，同时营国制度空间图式与现实都城空间形制之间的矛盾也得以解决。
其他文献
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首先表现在对于“天（宇宙世界）”之本质的认识及其表象系统截然不同。其次，西方基于对宇宙本质的思考进而建构的“原子式自我”，在中国找不到对应的表现，相反，正如有的学者所认识到的，中国建构的是“关系性自我”。再次，从根本上说，西方的“天”与人是彼此独立、相互对立的二元关系，人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灵智”掌握“天”的“本质”，从而获得真实的知识；而中国文化始终没有建立基于实体论之真理观和愿子论之自我观的天人二元关系，主张万有皆“气”，气化流行，鸢飞鱼跃，将天人联结为息息相通的生命整体。
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产生的理论来源和发展情况的梳理，结合俄国十月革命时期、20世纪30年代、20世纪50、60年代，苏联美学界对艺术的讨论，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内部矛盾性，即一方面强调理论上的自由与理性的诚实，另一方面强调功利主义与意识形态功能。本文阐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更注重艺术的功利性的事实，并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由于无法对当代艺术做出解释和评价，而生发出的两种理论发展模式：一是祛除了“阶级斗争”等概念的社会理论和实践，另一个是普遍理论基础上的社会哲学。本文最后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的
在现代思想史上，爱国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具有既相互兼容又彼此紧张的复杂关系。本文考察了关于爱国主义的“本能论”和“自爱论”等一些流行见解及其道德疑点，辨析以“理性、包容与温和”取向来约束爱国主义激情的困难所在。作者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通过借鉴宪政爱国主义与共和爱国主义的理论，并结合中国历史的经验，探索一种新的爱国论述，主张以政治自觉来吸纳和超越自然文化属性，走向从“文化政治”到“政治文化”的转变。
长期以来，相对于左翼文学历史与思想研究，左翼文学的诗学研究一直显得较为薄弱。为求整合和拓展左翼文学研究的内部视野，深入探讨左翼作家的艺术个性、左翼理论和批评的诗学内涵和追求，复旦大学中文系配合《路翎全集》（上编，1-6卷）的发布，于2014年6月主办了“左翼文学诗学研究前沿工作坊”，十余位专家学者在其中的“圆桌论坛”对如何理解左翼文学、如何划定其边界，以及左翼诗学研究的问题与可能进行了讨论，不乏深刻的洞见和思想碰撞的火花。本刊特整理发表，以期引发更深入的思考与探究。
如何救治库恩式相对主义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当代哲学难题。新（或后）康德主义者M．弗里德曼将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修订为“能动的相对化的先验原则”，提出了一个由“元范式”、范式和经验规律所构成的“理性动力学”，倡导科学与哲学并行的“综合史观”。通过对康德传统及其当代演化的梳理，可以论证如下观点：其一，后现代相对主义病根在于“拒斥形而上学”；其二，强调科学与哲学的“并行”或“互补”将是我们从相对主义迷局中拯救哲学的必由之路。
如何看待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既是经济学家长期纷争不已的问题，更是近年来转轨经济研究涉猎的重大挑战性课题。不同转轨国家的实践证明了国家能力有效性对于制度变迁的至关重要意义，彰显了强调政府职能的反新古典传统的转轨理论的科学价值，昭示了流行的新古典学派转轨理论的严重缺陷，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失败。结合当代转轨国家丰富的实践经验。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国家能力与体制转轨的关系，进一步剖析新古典主义自由放任理念的错误实质．深入地总结以保持国家有效能力为显著特征的中国改革实践所具有的理论内涵，将有助于促进当代转轨
在区分自然语言中词项（包括专名、摹状词、自然种类词等）的指示性使用和谓述性使用的基础上，可以对克里普克关于严格指示词和非严格指示词的区分提出系统性反驳。这一反驳基于如下6个断言：（1）在不同的语境中，大多数词项都有指示性使用和谓述性使用，不论它们是做句子的主词还是谓词。（2）对于专名和自然种类词来说，其指示性使用是第一位的，其谓述性使用寄生于前者。（3）对于限定摹状词来说，其谓述性使用是第一位的，其指示性使用寄生于前者。（4）指示性使用和谓述性使用的区分是语义的而非语用的。（5）指示性使用和谓述性使用的区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及其道路的是非功过的看法，一直存在重大分歧，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1）贺雪峰认为，中国城市化比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成功，中国“城市像欧洲”，无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大规模贫民窟，而成功在于稳健的城市化道路具有极大优越性；（2）张曙光基本不同意贺雪峰的观点，指出其论述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有的不符合实际，认为中国城市化及其道路存在种种突出问题；（3）文贯中的看法几乎与贺雪峰完全相反，认为中国搞的是政府主导的外生型城市化，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造成“化地不化人”的“伪城市化”，导致真正的城市
新时期文论启动之初即形成“情感隔绝生活”的偏差，由此确定了选择和解读西方现代美学的特殊角度。在误判现实主义和默认物质本体论的背景下，新时期文论对海德格尔哲学进行了片面的解读，以凌空超绝的生存本体盲目排斥认识论的“主客二分”，模糊了以本体论人学重构为基础的现代美学的理论图景；在对康德美学的接受上，新时期文论隔断了贯穿其中的从认识到道德、从优美到崇高、从知性纯粹美到理性依存美的内在逻辑，以纯审美的单一维度错解了情感与形式两大范畴的关系，强行拉直了中国现代美学历史发展的复杂线索，在狭隘封闭的心理平面上营构一种空
后期罗尔斯（从《政治自由主义》开始）在著名的两个正义原则之外，还提出了一个基本需求原则，并将这一原则置于比两个正义原则更为优先的位置。问题在于，罗尔斯假定正义原则只用于调节进行充分社会合作的公民之间的关系，在此预设之下，新引入的基本需求原则并不能与两个正义原则形成有机整体，差别原则将对基本需求原则产生排斥反应。这一问题并非不可解决。一方面，基本需求原则若要有意义，罗尔斯就需要修正他关于正义原则适用对象的假设；另一方面，一旦罗尔斯将基本需求原则和差别原则运用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基本需求原则的引入将使得罗尔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