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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晋鸿看来，服务业的发展，绝对不能脱离制造业。根据产业升级理论，当二产劳动生产率高于三产时，盲目地进行产业升级，会陷入与拉美国家相似的境地。
金融业是高端服务业的代表，其发展对现代服务业的助推作用也是多方面的。
山东作为中国GDP第三大省份，金融业却一直落后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份。山东省金融办主任李永健公布的数据是：2012年，山东省金融业增加值达到2018亿元，同比增长19%，占GDP比重达到4%。同期，广东省金融业增加值已突破3000亿元，占GDP比重为6，5%。
从“每个地市配备一名懂金融的副职”，到“金改22条”，省长郭树清上任以来，对山东金融业的差距作了客观的分析，一个思路清晰的金改方案开始实施。
山东金融业现状如何？差距在哪里？济南和青岛的“区域金融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建设应各自侧重什么？产业结构升级应如何科学地进行？就这些话题，记者专访了山东省社科院财政金融所副所长黄晋鸿。
山东金融的差距
“到2013年，综合开发研究院共发布了五期‘中国金融指数’，在这个排名中，山东省的两大核心城市济南和青岛排名都比较靠后，基本在15位以后，并且历次排名中，与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这表明金融中心会愈加集中。”
黄晋鸿所说的“中国金融指数（CDI·CFCI）”指的是对中国城市综合金融竞争力的衡量指数，是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2009年6月推出的。该指数对中国内地24个城市综合金融竞争力进行评价、比较。据了解，目前我国内地已有超过30个城市提出要发展区域金融中心，几乎涵盖了所有沿海城市，还包括西部的重庆、成都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前实体经济对金融业的需求。
“总体上来说，山东金融的发展水平与山东的经济水平是不相称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迄今为止山东一个省还没有一家金融类的上市公司。而北京有10家、上海有7家、广东有5家，江苏、浙江等经济大省也都有，这真实地反映出山东金融市场活跃程度远远不够。”
除了在金融业增加值、比重这些总量上的差距，黄晋鸿认为山东金融的差距还体现在市场活跃程度不足、金融从业人员素质较低、本地金融机构实力弱三个方面。
“目前山东的金融还是比较依赖银行的间接投资，社会投资多数依赖银行贷款，区域内虽有一家‘齐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但还没有实现交易功能，对当地起不到融资的作用。”黄晋鸿说。
金融从业人员的素质也有差距。山东受孔孟思想影响，“官本位”意识浓厚，这是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土壤。“过去，很多‘关系户’都被安排到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等单位，导致这些地方性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具备职业银行家的素质。”实际上，在山东金融改革中，领导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在青岛市建设财富中心，就提出了要注重高端金融人才的引进与培养。
此外，山东本地金融机构的实力很弱，当地城商行如齐鲁银行、恒丰银行、青岛银行、莱商银行均规模不大，无法与其他省份拥有的广发、宁波银行、南京银行、杭州银行、江苏银行甚至盛京银行、大连银行、成都银行、徽商银行这样的城商行相提并论。
目前，有17家金融机构在济南有分支机构，但是这些分支机构是“吸得多，放得少”，也导致山东的经济总量和贷款投放不相称。比如济南的经济总量比青岛小，但是金融业的量却比青岛大，这也是因为银行总部大多在济南。中国银行由于看重国际业务，所以将总部设在青岛，但实际上落地青岛之后，其发展的确比不上工、农、建几家国有银行的山东总部。因为中国银行太过看重国际业务，而忽略了青岛这个城市国际化的程度并没有想象的高。
“双极”错位发展
山东是一个“双核”省份，金融也是“双极”的。被称为“金改22条”的《关于加快全省金融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将济南打造成区域性金融中心，把青岛建设成财富管理中心。
《意见》对两个城市金融业发展的目标进行了定位，济南和青岛会不会形成同质化竞争？这两个城市各有什么优势，应当怎样发展呢？
黄晋鸿认为，“双极”应当错位发展。
济南作为省会城市有天然的优势。要建设一个区域性的金融中心，首先要考虑这个城市是不是一个区域陛的产业中心，必须有产业的集聚。纵观全国各省，区域性的金融中心除了深圳以外，都是省会城市。未来，济南应当依托省会城市的地位和金融资源优势，加快引进和培育金融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打造区域性金融管理中心。
而财富管理中心，首先是要风景优美、宜居，社会环境好。青岛市要打造财富管理中心，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先管好青岛人的钱，二是吸引别处的钱来青岛。吸引是首要的，吸引来之后才能活跃当地的金融市场。
瑞士是全世界有名的财富中心，除了风景优美以外，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也是全世界的财富愿意流向瑞士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青岛未来无论是以资产管理中心、融资服务中心、私人账户运营中心、财富管理中心等哪一个概念来建设，都需要打造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保证资金安全。
金融业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是巨大的。一方面，金融产业能够带动金融伴生行业的发展，比如平台公司，网络公司这些属于信息服务业的发展，金融数据云计算、储存、安全管理等需要大量的网络公司来进行相关服务。资产评估公司、金融审计等也会得到发展。另一方面，将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融资带来便利性。生产性服务业的特点是实体资本比较小，融资困难，在金融业发展起来之后，这些问题会得到更好的解决。
服务业不能脱离制造业
山东大象经济的弊端为人诟病依旧，直到现在产业结构仍然是“二三一”，是不是发展现代服务业就应该摒弃制造业呢？
在黄晋鸿看来，服务业的发展，绝对不能脱离制造业。根据产业升级理论，当二产的劳动生产率低于三产时，生产要素由二产向三产转移，是会带来经济的增长；反之，当二产劳动生产率高于三产时，盲目地进行产业升级，会陷入与拉美国家相似的境地。
以瑞士为例，尽管服务业比重相当高，但是瑞士本国具有良好的高端制造业基础，手表等精密器械、瑞士军刀等产品蜚声全球。而拉美国家服务业比重高达百分之六七十，但是经济却没有相应增长，原因就在于没有二产的支撑。
金融也是如此。金融的发展必须要与当地的实体经济相匹配，既不能落后，也不能超前。国内的鄂尔多斯、神木这种资源型城市，以及温州这种民间资本活跃的城市所遭遇的问题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倘若没有足够的产业支撑，资金过度活跃，形成空转，反而会提高当地的资金价格，加大融资的困难。企业“不借钱等死，借钱找死”的情况出现，金融便不再是“造血的机器”，金融与实体经济也不再是“鱼和水”的关系，而变成了“狼和羊”的关系。
山东的二产三产调整难度十分大，我们的产业链都在低端，低端的很多还都是国有的。再好的布还是布，布到了广东却成了衣服。我们还处在微笑曲线的底部，前段的研发没有，后面的销售、品牌也没有，我们做的只是生产。必须要进行产业调整，当地的金融和产业才能匹配起来。
“山东要做的，首先是梳理出制造业的优势门类，我们不是所有的制造业都是低端的，不应该放弃制造业。”而且，我们应该把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剥离出来。亚当·斯密阐述一根针的生产过程，细分为50多个生产环节，而每一个环节，都是一个生产性服务业。
“如果在广东，企业会把50个环节全部外包给其他企业，为自己做服务，为自己配套服务的全都是同行业中做得最好的；而在山东，企业习惯把自己能做的都做了，‘小而全’、‘大而全’，服务业自然不能充分发展。”
根据研究，目前我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制造业的60%，这与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较小有关。我们对服务业的理解还停留在餐饮、住宿等低端层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过渡，第二产业几十倍于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而改革进行到新的阶段，如何使第二产业健康地过渡到第三产业，不单是山东的课题，也是全国的课题。
金融业是高端服务业的代表，其发展对现代服务业的助推作用也是多方面的。
山东作为中国GDP第三大省份，金融业却一直落后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份。山东省金融办主任李永健公布的数据是：2012年，山东省金融业增加值达到2018亿元，同比增长19%，占GDP比重达到4%。同期，广东省金融业增加值已突破3000亿元，占GDP比重为6，5%。
从“每个地市配备一名懂金融的副职”，到“金改22条”，省长郭树清上任以来，对山东金融业的差距作了客观的分析，一个思路清晰的金改方案开始实施。
山东金融业现状如何？差距在哪里？济南和青岛的“区域金融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建设应各自侧重什么？产业结构升级应如何科学地进行？就这些话题，记者专访了山东省社科院财政金融所副所长黄晋鸿。
山东金融的差距
“到2013年，综合开发研究院共发布了五期‘中国金融指数’，在这个排名中，山东省的两大核心城市济南和青岛排名都比较靠后，基本在15位以后，并且历次排名中，与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这表明金融中心会愈加集中。”
黄晋鸿所说的“中国金融指数（CDI·CFCI）”指的是对中国城市综合金融竞争力的衡量指数，是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2009年6月推出的。该指数对中国内地24个城市综合金融竞争力进行评价、比较。据了解，目前我国内地已有超过30个城市提出要发展区域金融中心，几乎涵盖了所有沿海城市，还包括西部的重庆、成都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前实体经济对金融业的需求。
“总体上来说，山东金融的发展水平与山东的经济水平是不相称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迄今为止山东一个省还没有一家金融类的上市公司。而北京有10家、上海有7家、广东有5家，江苏、浙江等经济大省也都有，这真实地反映出山东金融市场活跃程度远远不够。”
除了在金融业增加值、比重这些总量上的差距，黄晋鸿认为山东金融的差距还体现在市场活跃程度不足、金融从业人员素质较低、本地金融机构实力弱三个方面。
“目前山东的金融还是比较依赖银行的间接投资，社会投资多数依赖银行贷款，区域内虽有一家‘齐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但还没有实现交易功能，对当地起不到融资的作用。”黄晋鸿说。
金融从业人员的素质也有差距。山东受孔孟思想影响，“官本位”意识浓厚，这是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土壤。“过去，很多‘关系户’都被安排到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等单位，导致这些地方性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具备职业银行家的素质。”实际上，在山东金融改革中，领导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在青岛市建设财富中心，就提出了要注重高端金融人才的引进与培养。
此外，山东本地金融机构的实力很弱，当地城商行如齐鲁银行、恒丰银行、青岛银行、莱商银行均规模不大，无法与其他省份拥有的广发、宁波银行、南京银行、杭州银行、江苏银行甚至盛京银行、大连银行、成都银行、徽商银行这样的城商行相提并论。
目前，有17家金融机构在济南有分支机构，但是这些分支机构是“吸得多，放得少”，也导致山东的经济总量和贷款投放不相称。比如济南的经济总量比青岛小，但是金融业的量却比青岛大，这也是因为银行总部大多在济南。中国银行由于看重国际业务，所以将总部设在青岛，但实际上落地青岛之后，其发展的确比不上工、农、建几家国有银行的山东总部。因为中国银行太过看重国际业务，而忽略了青岛这个城市国际化的程度并没有想象的高。
“双极”错位发展
山东是一个“双核”省份，金融也是“双极”的。被称为“金改22条”的《关于加快全省金融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将济南打造成区域性金融中心，把青岛建设成财富管理中心。
《意见》对两个城市金融业发展的目标进行了定位，济南和青岛会不会形成同质化竞争？这两个城市各有什么优势，应当怎样发展呢？
黄晋鸿认为，“双极”应当错位发展。
济南作为省会城市有天然的优势。要建设一个区域性的金融中心，首先要考虑这个城市是不是一个区域陛的产业中心，必须有产业的集聚。纵观全国各省，区域性的金融中心除了深圳以外，都是省会城市。未来，济南应当依托省会城市的地位和金融资源优势，加快引进和培育金融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打造区域性金融管理中心。
而财富管理中心，首先是要风景优美、宜居，社会环境好。青岛市要打造财富管理中心，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先管好青岛人的钱，二是吸引别处的钱来青岛。吸引是首要的，吸引来之后才能活跃当地的金融市场。
瑞士是全世界有名的财富中心，除了风景优美以外，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也是全世界的财富愿意流向瑞士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青岛未来无论是以资产管理中心、融资服务中心、私人账户运营中心、财富管理中心等哪一个概念来建设，都需要打造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保证资金安全。
金融业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是巨大的。一方面，金融产业能够带动金融伴生行业的发展，比如平台公司，网络公司这些属于信息服务业的发展，金融数据云计算、储存、安全管理等需要大量的网络公司来进行相关服务。资产评估公司、金融审计等也会得到发展。另一方面，将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融资带来便利性。生产性服务业的特点是实体资本比较小，融资困难，在金融业发展起来之后，这些问题会得到更好的解决。
服务业不能脱离制造业
山东大象经济的弊端为人诟病依旧，直到现在产业结构仍然是“二三一”，是不是发展现代服务业就应该摒弃制造业呢？
在黄晋鸿看来，服务业的发展，绝对不能脱离制造业。根据产业升级理论，当二产的劳动生产率低于三产时，生产要素由二产向三产转移，是会带来经济的增长；反之，当二产劳动生产率高于三产时，盲目地进行产业升级，会陷入与拉美国家相似的境地。
以瑞士为例，尽管服务业比重相当高，但是瑞士本国具有良好的高端制造业基础，手表等精密器械、瑞士军刀等产品蜚声全球。而拉美国家服务业比重高达百分之六七十，但是经济却没有相应增长，原因就在于没有二产的支撑。
金融也是如此。金融的发展必须要与当地的实体经济相匹配，既不能落后，也不能超前。国内的鄂尔多斯、神木这种资源型城市，以及温州这种民间资本活跃的城市所遭遇的问题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倘若没有足够的产业支撑，资金过度活跃，形成空转，反而会提高当地的资金价格，加大融资的困难。企业“不借钱等死，借钱找死”的情况出现，金融便不再是“造血的机器”，金融与实体经济也不再是“鱼和水”的关系，而变成了“狼和羊”的关系。
山东的二产三产调整难度十分大，我们的产业链都在低端，低端的很多还都是国有的。再好的布还是布，布到了广东却成了衣服。我们还处在微笑曲线的底部，前段的研发没有，后面的销售、品牌也没有，我们做的只是生产。必须要进行产业调整，当地的金融和产业才能匹配起来。
“山东要做的，首先是梳理出制造业的优势门类，我们不是所有的制造业都是低端的，不应该放弃制造业。”而且，我们应该把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剥离出来。亚当·斯密阐述一根针的生产过程，细分为50多个生产环节，而每一个环节，都是一个生产性服务业。
“如果在广东，企业会把50个环节全部外包给其他企业，为自己做服务，为自己配套服务的全都是同行业中做得最好的；而在山东，企业习惯把自己能做的都做了，‘小而全’、‘大而全’，服务业自然不能充分发展。”
根据研究，目前我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制造业的60%，这与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较小有关。我们对服务业的理解还停留在餐饮、住宿等低端层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过渡，第二产业几十倍于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而改革进行到新的阶段，如何使第二产业健康地过渡到第三产业，不单是山东的课题，也是全国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