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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4班”亲历了光彩重生的80年代，从灿烂到终结。他们命中注定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参与者、反思者、受益者和负重者。
1984年的9月3日至5日，是清华大学校历规定的1984级新生报到时间。
刘小航在他第一次踏进清华校门前，还不曾说过一句普通话。他来自四川南充高级中学，那年高考的分数他至今还会脱口而出：553分，在南充地区名列前茅。到清华报到是他第一次出远门。新生报到的地点就设在清华学堂大门口，紧邻的大草坪尽头，便是古典庄严的清华大礼堂，刘小航觉得浓郁的文化气质与历史氛围刹那间就扑面而来，27年后，他对此还记忆犹新。
同样还不大会说普通话的熊伟文，来自湖南师范大学附中，是1984年长沙市高考的第二名。他和另一个也说不好普通话的湖南老乡蔡神元，一起结伴去游天安门、故宫，看到了那些从前只在画上才见过的风景，两个人都兴奋不已。
吴文学也几乎在同时离开了家乡、风景秀丽的四川乐山犍为县清溪镇，那里有一条名叫清溪的小河与贯穿四川大部的岷江相连，临近李白居住过的峨眉山。年轻的吴文学也由此出川，并与清溪渐行渐远。
来自北京实验中学的孙杰，则早在他的同班同学接触北京之前，已经近距离接触了清华。高中时代，来自清华大学的师哥师姐到北京实验中学做专业推广，孙杰就此心向往之。参加高考时，清华经管学院尚未正式启动，因而高考招生时的名称还叫做管理信息工程系。1984年，孙杰以优异的成绩，成为该系在北京招收的11名学生之一。
就在他们进校后不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正式建立。刘小航、熊伟文、吴文学、孙杰，成为了清华经管学院建院后第一批本科生。因为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他们所在的经管1984级，也被称作“经4班”。
那一年，他们都是18岁。
那一年的9月6日晚上，他们同时经历了人生最重要的仪式之一，在清华的西大操场上，举行了1984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开学典礼。
他们因此而永久地成为清华历史的一部分。2011年的春天，清华大学图书馆工具书阅览室，记者找到了《清华大学一览》，在1989年度的毕业生名录上，整齐地排着“经4班”34名同学。刘小航在最后一行倒数第三位，紧挨着他的是老乡吴文学，熊伟文排在第四行，孙杰排在第二行。排在最前面的，大部分都是女生，右下角标注着一个小小的“女”字。而如今，这34个名字以及那些名字所代表的曾经年轻的脸孔，已经风流云散，游移在世界各地，从东方至西方，从北美到南美。
■ 中国经济界的黄埔军校
清华大学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教育实践最早可以上溯到1926年建立的经济系。1927年，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归来，成为清华最年轻的经济系教授，并历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从青年时代起，陈岱孙就有“经济救国”的志向，希望运用所学的知识，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陈岱孙对西方经济学有精湛的研究，被誉为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他曾协助清华校长梅贻琦创造了清华历史上的全盛时代，也使得清华经济系名声鹊起。陈岱孙主持清华经济系期间，学生人数在清华众多院系中仅次于土木工程系。
无独有偶，大半个世纪以后，当乐山一中毕业的吴文学报考清华经济管理专业时，治国经邦的愿望依然在青年人的心中闪亮。他当时就抱有这样一个信念：战争时期要当将军，和平时期要当厂长经理，要改变四川家乡落后的局面，就要学习经济管理，而且一定要去中国一流的清华大学。
远在乐山，年轻的吴文学并不晓得，彼时的清华大学经济系，辉煌的陈岱孙时代已远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经济系被并入其他院校。陈岱孙也离开了自己终生热爱的清华园，改任北大经济系教授，钻研经济思想史，这成了当时能够保留一点西学思想的少数学科之一。
清华经济系的鼎盛已经成为往事，老清华的特质逐步被“又红又专”“听话出活”“工程师的摇篮”所取代。在特殊年代，清华更成为历次运动的风口浪尖。
1979年，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清华大学才又设立经济管理工程系。1984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正式成立。陈岱孙被聘为首批名誉教授，他将经济管理称作是“最古老的行当，而最时新的职业。”
创建伊始的清华经管学院此时要接续的，不仅仅是清华人文传统的弦歌不坠，还要适应急速扩大的改革人才培育需求。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逐渐深入，吸引了更多的有志青年投身经济大潮。经济管理成为社会热门名词，与之相应，清华的经管专业也成为了热门专业。1984年，在所有入学的清华大学本科生中，“经4班”的平均入学成绩排全校第二名，全系第一名。
清华经管学院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熊伟文介绍，当年清华经管学院成立时有一个说法，要做中国经济界的“黄埔军校”，“经4班”的同学们天然地就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要在中国经济史上开风气之先。
只是，对于年轻的清华经管学院而言，当时无论是经管师资的匹配还是专业课程的设置，都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老师们有些是北大的，有些则是从清华其它院系调来的。孙杰表示，当时大部分同学都不是太清楚，这个专业到底要学什么。他回忆，当时的专业基础课是数学、管理、计算机，专业建设正处于探索阶段，最关键的职业定位在当时的现实社会中还没有雏形，而整个社会处于剧烈转型时期，许多理论问题都尚未突破禁区，同学们的学习中有不少困惑。
不过，宝山深处，当然会有别样收获。接受采访的“经4班”同学，大都提到了当时印象最深的课程之一，便是由清华邢家鲤老师教授的《工业生产过程概论》。
邢家鲤于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51年曾被选派到莫斯科汽车机械学院学习，1955年毕业后回清华工作。他是清华大学在“文革”劫难中最早受到残酷迫害的干部之一，但始终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在邢家鲤的学生心目当中，他是一个思维系统而严谨，行为规范得有点古板的人，“擦黑板时永远的自左到右，自右到左，再自左到右，循环往复，决不重复，决不浪费一点体力：通过对最简单问题的处理，默默渗透着自己的教学理念。”他被“经4班”同学尊称为邢大爷，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有精深独到的研究与阐释，对产业经济的常识与规范信手拈来，课堂上气场十足，不经意的一句话就成为大家交相传抄的名句。
吴文学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验证了当年学习《工业生产过程概论》的成果。他曾经下到煤矿实地调研，邢家鲤当年为“经4班”勾画的整体性的工业思维框架，令他很快找到了工作的感觉。吴文学如今还慨叹，听了邢老师的课，让人觉得到了清华没有白走一趟。刘小航则回忆：“当年课堂上，真是想抓住每一粒空气，生怕漏掉邢老师讲的东西。”虽然邢家鲤不久就被调离，他仍是包括“经4班”在内的清华学生们最为尊敬的老师之一。
从留美的陈岱孙时代，到留苏的邢家鲤风格，清华的经济管理教育走到了一个旗帜鲜明的分水岭。偏重实用的工科教育极为深刻地影响了“经4班”。熊伟文形容：“我们和北大的套路有非常明显的不同，有非常明显的清华特色。比如说机械制图，文科院系一般不会想到去开这样的课程。我们还到车间去实习，学习车工、钳工。”吴文学则将当时的学习状况形容为“大杂烩”：“我们要比MBA学得细，经济学学得特别深，数学按照清华最高的A类要求，我到工厂去，都能绘出图纸来。”大家一致公认，特殊的清华模式为他们后来打下了特别好的基础。当时，有人把清华经管学院比喻为“鸭子专业”，意思是说，鸭子会跑，但跑得不如羚羊快；鸭子会飞，但不能像鸟飞得那么高；鸭子还会游泳，但游得没有海豚快。但鸭子有鸭子的长处，“海陆空”无所不能。
熊伟文至今为此感恩，他认为，要管理好一个企业非常重要的不是算账，而是要理解一个企业的运作，特别是理解技术和工业流程。“经4班”后来有好几个同学自己开了工厂，就是因为对技术有亲切感和驾驭感，没有心理障碍。
作为清华经管学院的第一批学生，“经4班”的幸运之处，还在于他们遇到了一位特立独行的院长：锐意改革的朱镕基。1984年，刚刚组建的清华经管学院聘请清华校友，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担任第一任院长、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朱镕基并不直接给“经4班”上课。但熊伟文告诉记者，朱镕基院长的影响力，更多在于让同学们能够有一种高度感。
2001年7月，在“经4班”毕业12年以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辞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职务。他作为院长的名言，被经管学院的很多人铭记：“我用一只手把你们从社会上接进来，在学校里培养好，再用一只手把你们接到社会中去。”
■ 思潮“井喷”的年代
“1984年，在最好的年龄，世界在我们的眼前打开，都是新的，都是未知的，清华园接纳了我们所有的想象和期待。”这是第一任“经4班”班长、后来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的方方，于2009年为《清华校友通讯》所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题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经4班”进入清华校园的时候，恰好赶上了80年代的巅峰。1984年的中国呈现出了经济、思想、文化思潮井喷的状态，成为80年代的标志年份。
“非常非常幸运！”接受记者采访时语调始终和缓的熊伟文，一旦涉及80年代，语气便有了明显的起伏。他认为，1984级是最幸运的一代，“那是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在清华校园里，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历史，每天都觉得自己的思想境界在提升。”
1984年，对于“经4班”一帮热血沸腾的年轻人而言，再没有比“未来”更加激动人心的诱惑了。就在他们入学的这一年，“未来学”开始大流行：《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和《中国大趋势》出版。前者由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撰写，描述了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转变的图景；后者由改革风云人物温元凯撰写，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可逆转性，认为这是中国的大趋势。而在1983年出版，1984年不断加印的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正是这场未来思潮的始作俑者。托夫勒预言诸如跨国企业的盛行，电脑的普及与在家工作，核心家庭的瓦解等当时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的预言，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的想象力。
那是一场真正的思想盛宴。与社会革新并举的，还有文化知识界的百花齐放。“经4班”学生一踏进大学校门，迎接他们的便是精神上的暴风骤雨。一波又一波的思潮，此后便一直贯穿在他们的清华记忆中。同是1984年，《走向未来》丛书开始陆续出版，电影《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开始公映。在这一年引进的西方著作还包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新译本，随即引发了知识界的弗洛伊德热；而同年被引进出版的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瓦西列夫的《情爱论》，则在封闭了二十多年的中国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据说后者当年曾和舒婷的《双桅船》一起，被当做礼物在恋人们之间送来送去。
“经济学、哲学，西方、东方，思想、文化，很多地方都在开放。人们都特别敢想。这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一个时代。”熊伟文回忆。
刘小航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在清华、北大举办的各种各样的讲座，他告诉记者，当时大家刚刚从比较封闭的状态走出来，关于思想文化领域，讨论的“敏感”东西特别多，思想启蒙的氛围无所不在。
曾经在1985年担任过“经4班”班长的孙杰坦率地总结，“我们这一级，也不是很成熟，接受了很多东西，可是消化理解的远远不够。但这些思潮对我们的确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身为清华经管专业的学生，“经4班”当年讨论最深入的话题，还是和中国国情及改革息息相关。譬如其中一个热门话题是中国怎样从计划经济走向商品经济。
熊伟文告诉记者，其实当初他们报考的管理信息工程系，其名称本身便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这代表了当时的整体思路，即计划经济的大方向没有错，只是实行计划的手段能力不够，特别是计算能力不够。倘若能够借助计算机，有了先进的管理信息系统，便能够把计划做得更好，所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而在日新月异的经济形势下，看上去美好的初衷面临着此起彼伏的质疑声。“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时大家争论非常厉害。今天回头来看，当时有很多对的地方，也有很多错的地方。”熊伟文以“恰同学少年”，比喻“经4班”同学当年以天下为己任的革新气魄。
彼时诸如深圳等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备受“经4班”同学关注。王海霞在《豪气干云的经4班》一文中描述，当年“经4班”宿舍里，南北两派的辩论也很热闹，“北方派说：‘北京大城市发达，天津第二大城市也发达，四川落后，浙江简直就是暴发户’，南方派同学当然不服，就引经据典论证：‘北京在宋代还是充军的地方，南方改革开放后发展速度快”等等。’”
宿舍卧谈的喧哗声终于惹得备考研究生的其他年级同学起身反对，甚至反映到经管学院，结果“经4班”还被院里通报批评，班级记过。一位同学忿忿不平，曰：“虎入平阳遭犬欺”，另一同学接口道：“他日下山食尔肉”，然后年轻气盛，就把大字报贴出去了。
■ 八十年代之子
“我一直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多年后，作家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总结。她描述80年代的理想主义特征：“人人都有激情，什么激情呢，不是一般的激情，是继往开来的激情。”
“经0班”班主任，当年曾经教过“经4班”运筹学的程佳慧老师，至今对“经4班”如数家珍。她对当时经管学院的班级做了总结，认为班有班风，比如“经5班”总是埋头学习英语，毕业后一大半人出国，而“经4班”总是特别热闹，程佳慧用“很能折腾”来形容，因为每个人都很有志向，有个性的人特别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程佳慧举例，“经4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大家学习都很努力，但班里出国的人相对较少，“都觉得自己的根基应该在中国。”
其实早在“经4班”入学之前，1981年12月，中国内地的第一次托福考试，就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同时开考。1989年，“经4班”毕业离校的时候，中国的托福热早已经如火如荼。
担任过最后一任班长的吴文学解释“经4班”扎根本土的怪现象，“当时班里没人琢磨出国，都在探讨国家改革，那会儿都比较想做点事情。”
“我们这一代，理想主义对我们影响很深。”孙杰告诉记者。刘小航回忆，当年他曾被孙杰拉入了一个由清华学生自办的“理达”公司。就是“理想达到”的意思。虽然起初“理达”公司的成立，不过是高年级同学找到孙杰帮忙的结果，只做产品推销，偶然也帮人做做咨询。但彼时根本没有真正公司的运营，没有注册，当然也没有纳税，孙杰表示，当时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
除了办公司、勤工俭学，参加社会调研也是“经4班”与社会接地气的重要途径。王海霞在《豪气干云的经4班》一文中记录了一段传奇。大二时，吴文学和方方决定步行去张家口调研。他们就沿着铁路线走，计划步行去，坐火车回，历时7天。每人身上只带了30块钱，白天只吃干粮，到了晚上就找地方借宿。出发第三天，他们翻过了八达岭，进入了河北西拨子村。村支书得知他们是学经济管理的，就求助说：“我们村子很穷，你们是清华的高才生，能不能帮我们谋划谋划呀？”由于西拨子村邻近官厅水库，吴文学和方方一合计，给对方出了一个好主意：“你们不如养鸭子，北京烤鸭火得很，卖鸭子很能赚钱。”结果村支书听了，徐徐回答：“我们试过，可是官厅水库的水太凉，鸭子不生蛋。”第一次给人“做咨询”，结果不到十分钟就遭遇惨败。
二十多年后，北京的烤鸭依然火爆，吴文学和方方也早已经在商海中身经百战，却再也不能够让时光倒流，回到两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怀揣着30块钱人民币，怀着一腔热忱，一口气徒步走到西拨子村村口的年代。
那些只属于青葱岁月的真挚友情，成就了“经4班”荡气回肠的集体记忆。80年代，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关爱的最后的纯真年代。毕业前的那个元旦，“经4班”举办“盛大”聚餐会，其实就是每人做一个菜，在食堂聚餐。同学们邀请了陈小悦老师参加，以班长吴文学主陪，终于把陈小悦灌醉了。陈小悦不让大家搀扶，非要自己回家不可。清华校园里有不少明渠，担心老师的安全，孙杰一路长跑，一直尾随在陈小悦的自行车后面，暗地里将他安全护送回家。
■ 就这样风雨兼程
“我们1984级的同学，绝大部分生肖是属马的（1966年）。属马的人是劳碌命，人们常说。我们这一级，的确从生下来就没闲着，我们跟随社会的变革而曲变的二阶导数可能是20世纪后半叶中最大的一段。”
2009年，方方在回忆文章中总结，他回顾了“经4班”所特有的经历：伴随着“文化大革命”出生；在“学工学农学军，批林批孔批邓”的口号中认字学歌；在中学时听到了科学的春天和包产到户，在大学时开始思考未来，入学流行托夫勒，毕业流行托福……
“经4班”集体赶上和承受的，其实远不止这戏剧性的20年。1989年，在经历了5年刻骨铭心的清华生涯后，“经4班”毕业了。每个人后来所面对的，是变化更为急剧，价值观翻天覆地的又一个20年。
命运总是阴差阳错。孙杰至今还记得当初报考管理信息工程，该专业的直接培养目标是要为国家各大部委信息中心提供管理人才。而临到1989年毕业时，国家大机构减少了接收毕业生的数量，相比清华经管学院其它年级，“经4班”投身民企和自行创业的人数最多。
孙杰告诉记者：“我们班最大的特点，就是毕业后很少有去大机关和大企业的，去的也马上下放到基层。”孙杰本人一毕业就创业。他将人事档案放在了北京海淀开发区人事局，去了那里一家由清华化工系学长牵头搞的一家企业，研发化纤无纺布。孙杰负责该公司的调度和运营管理。但实际上公司运行起来，每个人都得成为多面手。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孙杰依然坚持自己当年离开体制的做法，并且选择了一个目前在国内还相对超前的行业，从事生物制药产品衍生品的研发推广。鉴于国内药物审批过程太过漫长，孙杰当机立断，迅速转向了药用化妆品市场，推出了柏薇诗精华素系列，不仅推向了专业美容院，还拓展到零售连锁药店。
刘小航也是“经4班”最早创业的同学之一。“我一工作就不是体制内。”刘小航告诉记者。1989年7月9日，刘小航带着自己的档案，直奔深圳。他找到了一家新加坡公司，从事软件开发。刚出校门的他还不谙世事，又是清华的毕业生，想法还很天真。本来宿舍里应该住三个人，他径直向老板提出只住两个人。公司不解决深圳户口，后来刘小航和一拨年轻人集体找到了蛇口工业区管理部门，这才算真正在深圳落下脚。
1991年，毕业一年多后，刘小航义无反顾地走上创业道路，从专业软件开发入手，同时组装各式兼容电脑，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如今，刘小航已经拿到了新加坡绿卡，他工作生活的圈子依旧锁定在深圳，其名下已经有两个公司，分别是深圳精石真空技术有限公司和深圳美渲新材料公司。他的工作日因而分成了两部分，上午在美渲，下午到精石。
吴文学远离了清溪古镇，甚至远离了四川。毕业时，为了能够留在北京，吴文学放弃了到四川人事局工作的机会，走进了能为他解决户口的北京地毯厂。他同时放弃的，也是一份安逸和闲散的生活。清溪渔唱永远成为了梦境。吴文学现任北京电子控股公司副总经理，这是一家国有企业，拥有多家上市公司。
熊伟文毕业后留在了清华，进入了技术经济能源系统分析研究所。1992年，他到底还是赶上了出国的班车，进入美国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本来应该先攻读硕士，但是当时的研究生部主任看到了熊伟文在清华5年的成绩单，发现他已经修完了数量众多的专业课程，特别是数学，认为他有资格直升博士。熊伟文于1997年博士毕业，一开始在美国一家金融公司工作，后来该公司被花旗集团并购，熊伟文顺理成章地加入了花旗集团。如今，他的职位是高级副总裁。而当年在“经4班”与熊伟文同宿舍的吴雨生，则恰恰是熊伟文在花旗集团的“领导”，担任执行副总裁。
至今与部分同学保持联系的老师程佳慧毫不掩饰自己对于“经4班”的欣赏，她告诉记者，“经4班”与之前的“经3班”和之后的“经5班”相比，生活跌宕起伏比较大，几乎每个人都动荡得很厉害。程佳慧一再强调，“经4班”的“孩子们”性格都比较坚强，大家最终都坚持下来了，并且做得很出色。程佳慧至今还记得刘小航创业时的第一台机器，“我去看过，都是破铁片子。”
孙杰总结“经4班”现象，他认为这与大家在清华所受的全面工科素质教育相关，孙杰告诉记者：“当每个人职业转型的时候，基础越宽广、越深厚，则对转型越有利。”
2009年，在清华大学98年校庆之际，“经4班”部分毕业生代表参加了校友论坛，题为《危机之下的选择》，一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有趣的职业组合出现在台上，令学弟学妹们很难相信，他们起初学习的竟是同一个专业。
■ 长亭外，清华梦
“清华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永远不可能改变，谁也不想改变。”在越洋电话的那一头，熊伟文描述自己的清华情结。
采访行进在达拉斯的晚上，北京的清晨，时差交错，时光也交错。熊伟文还记得1989年，“经4班”在火车站送别，哭声一片。为人豪迈的湖南人蔡神元当时大喝，有什么好流泪的，都到这个时代了。以后想见面坐上飞机就见了。
蔡神元毕业后回到湖南家乡，分配到岳阳市工商银行。2010年，蔡神元调任湖南湘江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纯属巧合，该公司大力扶持的项目，就包括湖南的航空产业。
令人欣慰的是，如今的“经4班”还是那么心齐，大家想聚的时候，一下能聚二十多个人。1999年，刘小航参加了“经4班”毕业十周年聚会。他最强烈的感觉是，不管时光过去多少年，“经4班”的老同学们在一起时，还是马上就恢复到了过去在“经4班”的样子，容易害羞的还是永远那么害羞，不会说话的还是不会说话，虽然其实他可能早已经在单位里口若悬河。
刘小航也觉得，生活中最惬意的事情，是参加深圳校友活动，和一大帮老师及老同学聚在一起，是刘小航感觉最放松，也是最放得开的时刻。他喜欢那种把经济、功利都排除在外的清爽感觉，这是80年代的后遗症，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上曾经做过悲观的描述：“2000年以后的中国，无论是体制内体制外，80年代可爱的一面荡然无存。生活的动机变得非常单面、功利……”
但是“经4班”那些昔日的理想主义者，却一面在变化中求存，一面保留着与功利时代格格不入的个人风格，从采访的细枝末节中就能够感受得到：接到记者通过达拉斯校友会转发的采访函件，熊伟文第一时间回复了电邮，并约定了越洋电话采访的时间。而且很细心地照顾到时差，选择了一个最为平衡的时间点。尽管工作繁忙，他们还是抽空接受了访问，使得记者得以完成对“经4班”一份并非完整，然而典型的80年代清华学人的观察。
经历了毕业二十多年的拼搏奋斗后，动荡的“经4班”开始由绚烂归于平静。人到中年，虽然仍要处理人生各个阶段的酸甜苦辣，但是“人生下半场”的主题，显然已经与上半场换了座次。刘小航如今已经不再仅仅关注账面上的数字增长，而是关心自己在信仰方面、价值观方面，不断地变化与自我调整。他告诉记者，深圳的清华校友们相聚时，“我们经常在聊，到底人生的追求是什么？”刘小航的答案是要研究一些与你的工作没关系，但对别人、对社会有价值的议题，“活得健康愉快”，刘小航如是说。
1984年的9月3日至5日，是清华大学校历规定的1984级新生报到时间。
刘小航在他第一次踏进清华校门前，还不曾说过一句普通话。他来自四川南充高级中学，那年高考的分数他至今还会脱口而出：553分，在南充地区名列前茅。到清华报到是他第一次出远门。新生报到的地点就设在清华学堂大门口，紧邻的大草坪尽头，便是古典庄严的清华大礼堂，刘小航觉得浓郁的文化气质与历史氛围刹那间就扑面而来，27年后，他对此还记忆犹新。
同样还不大会说普通话的熊伟文，来自湖南师范大学附中，是1984年长沙市高考的第二名。他和另一个也说不好普通话的湖南老乡蔡神元，一起结伴去游天安门、故宫，看到了那些从前只在画上才见过的风景，两个人都兴奋不已。
吴文学也几乎在同时离开了家乡、风景秀丽的四川乐山犍为县清溪镇，那里有一条名叫清溪的小河与贯穿四川大部的岷江相连，临近李白居住过的峨眉山。年轻的吴文学也由此出川，并与清溪渐行渐远。
来自北京实验中学的孙杰，则早在他的同班同学接触北京之前，已经近距离接触了清华。高中时代，来自清华大学的师哥师姐到北京实验中学做专业推广，孙杰就此心向往之。参加高考时，清华经管学院尚未正式启动，因而高考招生时的名称还叫做管理信息工程系。1984年，孙杰以优异的成绩，成为该系在北京招收的11名学生之一。
就在他们进校后不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正式建立。刘小航、熊伟文、吴文学、孙杰，成为了清华经管学院建院后第一批本科生。因为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他们所在的经管1984级，也被称作“经4班”。
那一年，他们都是18岁。
那一年的9月6日晚上，他们同时经历了人生最重要的仪式之一，在清华的西大操场上，举行了1984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开学典礼。
他们因此而永久地成为清华历史的一部分。2011年的春天，清华大学图书馆工具书阅览室，记者找到了《清华大学一览》，在1989年度的毕业生名录上，整齐地排着“经4班”34名同学。刘小航在最后一行倒数第三位，紧挨着他的是老乡吴文学，熊伟文排在第四行，孙杰排在第二行。排在最前面的，大部分都是女生，右下角标注着一个小小的“女”字。而如今，这34个名字以及那些名字所代表的曾经年轻的脸孔，已经风流云散，游移在世界各地，从东方至西方，从北美到南美。
■ 中国经济界的黄埔军校
清华大学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教育实践最早可以上溯到1926年建立的经济系。1927年，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归来，成为清华最年轻的经济系教授，并历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从青年时代起，陈岱孙就有“经济救国”的志向，希望运用所学的知识，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陈岱孙对西方经济学有精湛的研究，被誉为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他曾协助清华校长梅贻琦创造了清华历史上的全盛时代，也使得清华经济系名声鹊起。陈岱孙主持清华经济系期间，学生人数在清华众多院系中仅次于土木工程系。
无独有偶，大半个世纪以后，当乐山一中毕业的吴文学报考清华经济管理专业时，治国经邦的愿望依然在青年人的心中闪亮。他当时就抱有这样一个信念：战争时期要当将军，和平时期要当厂长经理，要改变四川家乡落后的局面，就要学习经济管理，而且一定要去中国一流的清华大学。
远在乐山，年轻的吴文学并不晓得，彼时的清华大学经济系，辉煌的陈岱孙时代已远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经济系被并入其他院校。陈岱孙也离开了自己终生热爱的清华园，改任北大经济系教授，钻研经济思想史，这成了当时能够保留一点西学思想的少数学科之一。
清华经济系的鼎盛已经成为往事，老清华的特质逐步被“又红又专”“听话出活”“工程师的摇篮”所取代。在特殊年代，清华更成为历次运动的风口浪尖。
1979年，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清华大学才又设立经济管理工程系。1984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正式成立。陈岱孙被聘为首批名誉教授，他将经济管理称作是“最古老的行当，而最时新的职业。”
创建伊始的清华经管学院此时要接续的，不仅仅是清华人文传统的弦歌不坠，还要适应急速扩大的改革人才培育需求。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逐渐深入，吸引了更多的有志青年投身经济大潮。经济管理成为社会热门名词，与之相应，清华的经管专业也成为了热门专业。1984年，在所有入学的清华大学本科生中，“经4班”的平均入学成绩排全校第二名，全系第一名。
清华经管学院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熊伟文介绍，当年清华经管学院成立时有一个说法，要做中国经济界的“黄埔军校”，“经4班”的同学们天然地就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要在中国经济史上开风气之先。
只是，对于年轻的清华经管学院而言，当时无论是经管师资的匹配还是专业课程的设置，都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老师们有些是北大的，有些则是从清华其它院系调来的。孙杰表示，当时大部分同学都不是太清楚，这个专业到底要学什么。他回忆，当时的专业基础课是数学、管理、计算机，专业建设正处于探索阶段，最关键的职业定位在当时的现实社会中还没有雏形，而整个社会处于剧烈转型时期，许多理论问题都尚未突破禁区，同学们的学习中有不少困惑。
不过，宝山深处，当然会有别样收获。接受采访的“经4班”同学，大都提到了当时印象最深的课程之一，便是由清华邢家鲤老师教授的《工业生产过程概论》。
邢家鲤于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51年曾被选派到莫斯科汽车机械学院学习，1955年毕业后回清华工作。他是清华大学在“文革”劫难中最早受到残酷迫害的干部之一，但始终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在邢家鲤的学生心目当中，他是一个思维系统而严谨，行为规范得有点古板的人，“擦黑板时永远的自左到右，自右到左，再自左到右，循环往复，决不重复，决不浪费一点体力：通过对最简单问题的处理，默默渗透着自己的教学理念。”他被“经4班”同学尊称为邢大爷，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有精深独到的研究与阐释，对产业经济的常识与规范信手拈来，课堂上气场十足，不经意的一句话就成为大家交相传抄的名句。
吴文学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验证了当年学习《工业生产过程概论》的成果。他曾经下到煤矿实地调研，邢家鲤当年为“经4班”勾画的整体性的工业思维框架，令他很快找到了工作的感觉。吴文学如今还慨叹，听了邢老师的课，让人觉得到了清华没有白走一趟。刘小航则回忆：“当年课堂上，真是想抓住每一粒空气，生怕漏掉邢老师讲的东西。”虽然邢家鲤不久就被调离，他仍是包括“经4班”在内的清华学生们最为尊敬的老师之一。
从留美的陈岱孙时代，到留苏的邢家鲤风格，清华的经济管理教育走到了一个旗帜鲜明的分水岭。偏重实用的工科教育极为深刻地影响了“经4班”。熊伟文形容：“我们和北大的套路有非常明显的不同，有非常明显的清华特色。比如说机械制图，文科院系一般不会想到去开这样的课程。我们还到车间去实习，学习车工、钳工。”吴文学则将当时的学习状况形容为“大杂烩”：“我们要比MBA学得细，经济学学得特别深，数学按照清华最高的A类要求，我到工厂去，都能绘出图纸来。”大家一致公认，特殊的清华模式为他们后来打下了特别好的基础。当时，有人把清华经管学院比喻为“鸭子专业”，意思是说，鸭子会跑，但跑得不如羚羊快；鸭子会飞，但不能像鸟飞得那么高；鸭子还会游泳，但游得没有海豚快。但鸭子有鸭子的长处，“海陆空”无所不能。
熊伟文至今为此感恩，他认为，要管理好一个企业非常重要的不是算账，而是要理解一个企业的运作，特别是理解技术和工业流程。“经4班”后来有好几个同学自己开了工厂，就是因为对技术有亲切感和驾驭感，没有心理障碍。
作为清华经管学院的第一批学生，“经4班”的幸运之处，还在于他们遇到了一位特立独行的院长：锐意改革的朱镕基。1984年，刚刚组建的清华经管学院聘请清华校友，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担任第一任院长、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朱镕基并不直接给“经4班”上课。但熊伟文告诉记者，朱镕基院长的影响力，更多在于让同学们能够有一种高度感。
2001年7月，在“经4班”毕业12年以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辞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职务。他作为院长的名言，被经管学院的很多人铭记：“我用一只手把你们从社会上接进来，在学校里培养好，再用一只手把你们接到社会中去。”
■ 思潮“井喷”的年代
“1984年，在最好的年龄，世界在我们的眼前打开，都是新的，都是未知的，清华园接纳了我们所有的想象和期待。”这是第一任“经4班”班长、后来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的方方，于2009年为《清华校友通讯》所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题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经4班”进入清华校园的时候，恰好赶上了80年代的巅峰。1984年的中国呈现出了经济、思想、文化思潮井喷的状态，成为80年代的标志年份。
“非常非常幸运！”接受记者采访时语调始终和缓的熊伟文，一旦涉及80年代，语气便有了明显的起伏。他认为，1984级是最幸运的一代，“那是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在清华校园里，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历史，每天都觉得自己的思想境界在提升。”
1984年，对于“经4班”一帮热血沸腾的年轻人而言，再没有比“未来”更加激动人心的诱惑了。就在他们入学的这一年，“未来学”开始大流行：《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和《中国大趋势》出版。前者由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撰写，描述了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转变的图景；后者由改革风云人物温元凯撰写，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可逆转性，认为这是中国的大趋势。而在1983年出版，1984年不断加印的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正是这场未来思潮的始作俑者。托夫勒预言诸如跨国企业的盛行，电脑的普及与在家工作，核心家庭的瓦解等当时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的预言，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的想象力。
那是一场真正的思想盛宴。与社会革新并举的，还有文化知识界的百花齐放。“经4班”学生一踏进大学校门，迎接他们的便是精神上的暴风骤雨。一波又一波的思潮，此后便一直贯穿在他们的清华记忆中。同是1984年，《走向未来》丛书开始陆续出版，电影《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开始公映。在这一年引进的西方著作还包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新译本，随即引发了知识界的弗洛伊德热；而同年被引进出版的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瓦西列夫的《情爱论》，则在封闭了二十多年的中国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据说后者当年曾和舒婷的《双桅船》一起，被当做礼物在恋人们之间送来送去。
“经济学、哲学，西方、东方，思想、文化，很多地方都在开放。人们都特别敢想。这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一个时代。”熊伟文回忆。
刘小航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在清华、北大举办的各种各样的讲座，他告诉记者，当时大家刚刚从比较封闭的状态走出来，关于思想文化领域，讨论的“敏感”东西特别多，思想启蒙的氛围无所不在。
曾经在1985年担任过“经4班”班长的孙杰坦率地总结，“我们这一级，也不是很成熟，接受了很多东西，可是消化理解的远远不够。但这些思潮对我们的确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身为清华经管专业的学生，“经4班”当年讨论最深入的话题，还是和中国国情及改革息息相关。譬如其中一个热门话题是中国怎样从计划经济走向商品经济。
熊伟文告诉记者，其实当初他们报考的管理信息工程系，其名称本身便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这代表了当时的整体思路，即计划经济的大方向没有错，只是实行计划的手段能力不够，特别是计算能力不够。倘若能够借助计算机，有了先进的管理信息系统，便能够把计划做得更好，所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而在日新月异的经济形势下，看上去美好的初衷面临着此起彼伏的质疑声。“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时大家争论非常厉害。今天回头来看，当时有很多对的地方，也有很多错的地方。”熊伟文以“恰同学少年”，比喻“经4班”同学当年以天下为己任的革新气魄。
彼时诸如深圳等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备受“经4班”同学关注。王海霞在《豪气干云的经4班》一文中描述，当年“经4班”宿舍里，南北两派的辩论也很热闹，“北方派说：‘北京大城市发达，天津第二大城市也发达，四川落后，浙江简直就是暴发户’，南方派同学当然不服，就引经据典论证：‘北京在宋代还是充军的地方，南方改革开放后发展速度快”等等。’”
宿舍卧谈的喧哗声终于惹得备考研究生的其他年级同学起身反对，甚至反映到经管学院，结果“经4班”还被院里通报批评，班级记过。一位同学忿忿不平，曰：“虎入平阳遭犬欺”，另一同学接口道：“他日下山食尔肉”，然后年轻气盛，就把大字报贴出去了。
■ 八十年代之子
“我一直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多年后，作家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总结。她描述80年代的理想主义特征：“人人都有激情，什么激情呢，不是一般的激情，是继往开来的激情。”
“经0班”班主任，当年曾经教过“经4班”运筹学的程佳慧老师，至今对“经4班”如数家珍。她对当时经管学院的班级做了总结，认为班有班风，比如“经5班”总是埋头学习英语，毕业后一大半人出国，而“经4班”总是特别热闹，程佳慧用“很能折腾”来形容，因为每个人都很有志向，有个性的人特别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程佳慧举例，“经4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大家学习都很努力，但班里出国的人相对较少，“都觉得自己的根基应该在中国。”
其实早在“经4班”入学之前，1981年12月，中国内地的第一次托福考试，就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同时开考。1989年，“经4班”毕业离校的时候，中国的托福热早已经如火如荼。
担任过最后一任班长的吴文学解释“经4班”扎根本土的怪现象，“当时班里没人琢磨出国，都在探讨国家改革，那会儿都比较想做点事情。”
“我们这一代，理想主义对我们影响很深。”孙杰告诉记者。刘小航回忆，当年他曾被孙杰拉入了一个由清华学生自办的“理达”公司。就是“理想达到”的意思。虽然起初“理达”公司的成立，不过是高年级同学找到孙杰帮忙的结果，只做产品推销，偶然也帮人做做咨询。但彼时根本没有真正公司的运营，没有注册，当然也没有纳税，孙杰表示，当时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
除了办公司、勤工俭学，参加社会调研也是“经4班”与社会接地气的重要途径。王海霞在《豪气干云的经4班》一文中记录了一段传奇。大二时，吴文学和方方决定步行去张家口调研。他们就沿着铁路线走，计划步行去，坐火车回，历时7天。每人身上只带了30块钱，白天只吃干粮，到了晚上就找地方借宿。出发第三天，他们翻过了八达岭，进入了河北西拨子村。村支书得知他们是学经济管理的，就求助说：“我们村子很穷，你们是清华的高才生，能不能帮我们谋划谋划呀？”由于西拨子村邻近官厅水库，吴文学和方方一合计，给对方出了一个好主意：“你们不如养鸭子，北京烤鸭火得很，卖鸭子很能赚钱。”结果村支书听了，徐徐回答：“我们试过，可是官厅水库的水太凉，鸭子不生蛋。”第一次给人“做咨询”，结果不到十分钟就遭遇惨败。
二十多年后，北京的烤鸭依然火爆，吴文学和方方也早已经在商海中身经百战，却再也不能够让时光倒流，回到两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怀揣着30块钱人民币，怀着一腔热忱，一口气徒步走到西拨子村村口的年代。
那些只属于青葱岁月的真挚友情，成就了“经4班”荡气回肠的集体记忆。80年代，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关爱的最后的纯真年代。毕业前的那个元旦，“经4班”举办“盛大”聚餐会，其实就是每人做一个菜，在食堂聚餐。同学们邀请了陈小悦老师参加，以班长吴文学主陪，终于把陈小悦灌醉了。陈小悦不让大家搀扶，非要自己回家不可。清华校园里有不少明渠，担心老师的安全，孙杰一路长跑，一直尾随在陈小悦的自行车后面，暗地里将他安全护送回家。
■ 就这样风雨兼程
“我们1984级的同学，绝大部分生肖是属马的（1966年）。属马的人是劳碌命，人们常说。我们这一级，的确从生下来就没闲着，我们跟随社会的变革而曲变的二阶导数可能是20世纪后半叶中最大的一段。”
2009年，方方在回忆文章中总结，他回顾了“经4班”所特有的经历：伴随着“文化大革命”出生；在“学工学农学军，批林批孔批邓”的口号中认字学歌；在中学时听到了科学的春天和包产到户，在大学时开始思考未来，入学流行托夫勒，毕业流行托福……
“经4班”集体赶上和承受的，其实远不止这戏剧性的20年。1989年，在经历了5年刻骨铭心的清华生涯后，“经4班”毕业了。每个人后来所面对的，是变化更为急剧，价值观翻天覆地的又一个20年。
命运总是阴差阳错。孙杰至今还记得当初报考管理信息工程，该专业的直接培养目标是要为国家各大部委信息中心提供管理人才。而临到1989年毕业时，国家大机构减少了接收毕业生的数量，相比清华经管学院其它年级，“经4班”投身民企和自行创业的人数最多。
孙杰告诉记者：“我们班最大的特点，就是毕业后很少有去大机关和大企业的，去的也马上下放到基层。”孙杰本人一毕业就创业。他将人事档案放在了北京海淀开发区人事局，去了那里一家由清华化工系学长牵头搞的一家企业，研发化纤无纺布。孙杰负责该公司的调度和运营管理。但实际上公司运行起来，每个人都得成为多面手。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孙杰依然坚持自己当年离开体制的做法，并且选择了一个目前在国内还相对超前的行业，从事生物制药产品衍生品的研发推广。鉴于国内药物审批过程太过漫长，孙杰当机立断，迅速转向了药用化妆品市场，推出了柏薇诗精华素系列，不仅推向了专业美容院，还拓展到零售连锁药店。
刘小航也是“经4班”最早创业的同学之一。“我一工作就不是体制内。”刘小航告诉记者。1989年7月9日，刘小航带着自己的档案，直奔深圳。他找到了一家新加坡公司，从事软件开发。刚出校门的他还不谙世事，又是清华的毕业生，想法还很天真。本来宿舍里应该住三个人，他径直向老板提出只住两个人。公司不解决深圳户口，后来刘小航和一拨年轻人集体找到了蛇口工业区管理部门，这才算真正在深圳落下脚。
1991年，毕业一年多后，刘小航义无反顾地走上创业道路，从专业软件开发入手，同时组装各式兼容电脑，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如今，刘小航已经拿到了新加坡绿卡，他工作生活的圈子依旧锁定在深圳，其名下已经有两个公司，分别是深圳精石真空技术有限公司和深圳美渲新材料公司。他的工作日因而分成了两部分，上午在美渲，下午到精石。
吴文学远离了清溪古镇，甚至远离了四川。毕业时，为了能够留在北京，吴文学放弃了到四川人事局工作的机会，走进了能为他解决户口的北京地毯厂。他同时放弃的，也是一份安逸和闲散的生活。清溪渔唱永远成为了梦境。吴文学现任北京电子控股公司副总经理，这是一家国有企业，拥有多家上市公司。
熊伟文毕业后留在了清华，进入了技术经济能源系统分析研究所。1992年，他到底还是赶上了出国的班车，进入美国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本来应该先攻读硕士，但是当时的研究生部主任看到了熊伟文在清华5年的成绩单，发现他已经修完了数量众多的专业课程，特别是数学，认为他有资格直升博士。熊伟文于1997年博士毕业，一开始在美国一家金融公司工作，后来该公司被花旗集团并购，熊伟文顺理成章地加入了花旗集团。如今，他的职位是高级副总裁。而当年在“经4班”与熊伟文同宿舍的吴雨生，则恰恰是熊伟文在花旗集团的“领导”，担任执行副总裁。
至今与部分同学保持联系的老师程佳慧毫不掩饰自己对于“经4班”的欣赏，她告诉记者，“经4班”与之前的“经3班”和之后的“经5班”相比，生活跌宕起伏比较大，几乎每个人都动荡得很厉害。程佳慧一再强调，“经4班”的“孩子们”性格都比较坚强，大家最终都坚持下来了，并且做得很出色。程佳慧至今还记得刘小航创业时的第一台机器，“我去看过，都是破铁片子。”
孙杰总结“经4班”现象，他认为这与大家在清华所受的全面工科素质教育相关，孙杰告诉记者：“当每个人职业转型的时候，基础越宽广、越深厚，则对转型越有利。”
2009年，在清华大学98年校庆之际，“经4班”部分毕业生代表参加了校友论坛，题为《危机之下的选择》，一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有趣的职业组合出现在台上，令学弟学妹们很难相信，他们起初学习的竟是同一个专业。
■ 长亭外，清华梦
“清华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永远不可能改变，谁也不想改变。”在越洋电话的那一头，熊伟文描述自己的清华情结。
采访行进在达拉斯的晚上，北京的清晨，时差交错，时光也交错。熊伟文还记得1989年，“经4班”在火车站送别，哭声一片。为人豪迈的湖南人蔡神元当时大喝，有什么好流泪的，都到这个时代了。以后想见面坐上飞机就见了。
蔡神元毕业后回到湖南家乡，分配到岳阳市工商银行。2010年，蔡神元调任湖南湘江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纯属巧合，该公司大力扶持的项目，就包括湖南的航空产业。
令人欣慰的是，如今的“经4班”还是那么心齐，大家想聚的时候，一下能聚二十多个人。1999年，刘小航参加了“经4班”毕业十周年聚会。他最强烈的感觉是，不管时光过去多少年，“经4班”的老同学们在一起时，还是马上就恢复到了过去在“经4班”的样子，容易害羞的还是永远那么害羞，不会说话的还是不会说话，虽然其实他可能早已经在单位里口若悬河。
刘小航也觉得，生活中最惬意的事情，是参加深圳校友活动，和一大帮老师及老同学聚在一起，是刘小航感觉最放松，也是最放得开的时刻。他喜欢那种把经济、功利都排除在外的清爽感觉，这是80年代的后遗症，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上曾经做过悲观的描述：“2000年以后的中国，无论是体制内体制外，80年代可爱的一面荡然无存。生活的动机变得非常单面、功利……”
但是“经4班”那些昔日的理想主义者，却一面在变化中求存，一面保留着与功利时代格格不入的个人风格，从采访的细枝末节中就能够感受得到：接到记者通过达拉斯校友会转发的采访函件，熊伟文第一时间回复了电邮，并约定了越洋电话采访的时间。而且很细心地照顾到时差，选择了一个最为平衡的时间点。尽管工作繁忙，他们还是抽空接受了访问，使得记者得以完成对“经4班”一份并非完整，然而典型的80年代清华学人的观察。
经历了毕业二十多年的拼搏奋斗后，动荡的“经4班”开始由绚烂归于平静。人到中年，虽然仍要处理人生各个阶段的酸甜苦辣，但是“人生下半场”的主题，显然已经与上半场换了座次。刘小航如今已经不再仅仅关注账面上的数字增长，而是关心自己在信仰方面、价值观方面，不断地变化与自我调整。他告诉记者，深圳的清华校友们相聚时，“我们经常在聊，到底人生的追求是什么？”刘小航的答案是要研究一些与你的工作没关系，但对别人、对社会有价值的议题，“活得健康愉快”，刘小航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