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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南翔提出清华要成为“红色工程师摇篮”后，他们是完整完成五年制学业的第一批清华毕业生，他们中的大部分留在了工程师的位置上。清华由此成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桂治轮，留校；夏之熙；留校；吴立信，留校；段传极；留校；沈玉芝；不清楚；周之骥，不清楚；胥怀尧，不清楚……”
钱锡康盯着手中的清华大学“1958年毕业生奖励名单”，他很快在第二排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当年毕业后钱锡康留系任教，此后工作岗位虽几经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清华。
把土木系当年获奖的27个名字一一对了下，钱锡康发现有三分之一的人已经完全失去联系，这位现仍在清华校友会工作的清华人扶了扶眼镜，说：“我们这一届学生，大都实现了自己的毕业诺言。”
■ 方向
春天来了，乍暖还寒。
“你们看，马（约翰）老今年已经76岁了，还是面红身健。我们每个同学要争取毕业后工作五十年。”1957年11月29日晚上，时任清华校长的蒋南翔在清华大学礼堂的阶梯教室里说出了此后将影响清华几代人的这句名言。
44岁的蒋南翔中等身材，圆胖脸，眯缝眼，戴着金丝眼镜，在开口讲话之前总是不苟言笑，一旦开始讲话则是热情洋溢，其演讲的现场感染力极强。他惯常穿着一件藏青的旧中山服，一条灰色的涤卡裤子，戴一副黑白边的眼镜，蹬一双蓝色高帮回力牌球鞋。他眯着眼睛，穿行在校园里的样子，让钱锡康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清华校园里有三景，一个是穿着蓝布中山装的蒋南翔，一个是穿着运动短裤活跃在操场的马约翰，还有一个是穿着西装走路笔挺的钱伟长。手舞足蹈地教学生们练好身体的马约翰几乎成为清华园的体育图腾，而校长蒋南翔与副校长钱伟长之间的冲突，却更深远地影响了清华后来的学风与校风。
直到80岁的时候，钱伟长在回忆自己的过往时，仍然对这一段历史念念不忘，他说：“我主张大学教育应以打好基础、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为主，工科的学生要有理科基础；大学专业不应分得过细。我认为工程师必然是在长期建设工作的实践中锻炼成长的，不可能在大学的‘摇篮’里培育出来。”
而培养“红色工程师”正是蒋南翔的得意之笔，他当年执掌清华，向中共中央报告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现在清华大学必须解决的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我认为就是要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取得大批地培养具有高度技术水平和政治质量的新工程师的实际经验。”当时清华大学最令青年学生们心动的也正是“美丽清华园，红色工程师”的口号。
这一场教育理念之争，由校园扩大到社会，由教育扩大到政治，是清华大学在1949年之后改造最为激烈的顶点，就此扭转了清华之前的传统与风格，其影响延续至了今日。
这一年，清华大学共有571人被划“右派”，其中教职员222人，学生349人，约占学生总数的5%。尽管对钱伟长毫不留情，但是对学生“右派”，蒋南翔却有护犊之举。在《蒋南翔传》里记载，当时清华最初的方案是全部“右派”学生都要开除出校。但当听到上海有政策可以考虑让一部分“右派”学生继续留校学习，他立即向中央建议，允许一部分“右派”学生留校学习。
“母亲打了自己的孩子，自己也是心疼的，我们还是‘望子成龙’”他说。他后来果然说到做到，这些“右派”学生竟然全部得以分配工作。不过，他私下则对一些学生说：“业务方面我不担心，我担心的是你们会在政治上跌跤。”从1958年后，校长蒋南翔的讲话中向清华的学生们提到了两个关键词：“听话”“出活”。他对毕业生们说：“你们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有两条，第一，要听话;第二，要能出活儿。做到‘听话出活’。”
清华的毕业生，此后鲜明地打上了这个“烙印”。
■ 烙印
春天来了，在清华园里弥漫着一种狂热的气息。
在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的带动下，全校教授贴出大字报一万三千多张，平均每人贴近一百四十张。
反保守、反浪费的“双反运动”是1958年春天清华最为热闹的事情，当时的一篇报道称“化学教研室主任张子高老教授，一上台就提出了跃进的关键，他说：“在新形势下，知识分子要大跃进，必须来个思想大改造。”机械制造系主任李酋山教授以“立即行动”为誓言，代表全系师生员工向化学教研室和其他单位提出挑战。提出“无保留地改造自己，无保留地帮助别人”，宣布他们全系到中午要贴出12万张大字报。学生会主席谭浩强用“坚决响应党的号召、马上动手、不说空话、说干就干、保证完成100万张大字报”表达了全体同学的澎湃的热情。
文章描述称：“会后，不多一会，整个清华园已变成一个大字报的海洋。”“4月1日，刘仙洲带领十四名教授，向全校教师提出了“进行红专规划”（包括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立场、培养又红又专建设干部等五项内容）倡议。他依然是楷模与旗帜。”曾昭奋在《清华园随笔》里记录道。
一年之前钱伟长的反对声音此刻已然烟消云散，“又红又专”成为校园里最响亮的声音。在100万张大字报后面，则是1958届清华毕业生们的“百日设计冲刺”，这一届的学生正好是完成五年制学业的第一届清华毕业生，是蒋南翔“红色工程师”摇篮中的第一批婴儿。
1958年的清华毕业生们几乎全部出动，他们去水库、下工厂、搞机械、在这一年的重大工程中处处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本届毕业生红专跃进展览会十三日开幕”，1958年8月份，这张大字报在清华校园里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低年级的同学早就听说这一届学生毕业设计很“牛”，但“牛”到什么程度还是很令人好奇。
这个展览后来成为清华园里反复被提及的重大事件，不仅当年的学生毕业设计被当做“红专典型”上了《人民日报》，连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听到清华大学的汇报后，都按捺不住激动心情，要来实地看一看。
但更为长远的影响是，“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成为后来大学教育的一个模式。
令钱锡康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搞出来的计算机，巨大无比。他的同学来晋炎则钻研出了一个“无线电桅杆塔”，成为当年展览上的一个相当走红的作品。连周恩来都大感兴趣，当年校报《新清华》的记者实录了这一幕：来晋炎讲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桅杆塔要用七十多吨钢，而他的设计只用十一吨多，总理又仔细看了看模型说：“啊，差这么多！怎么省的？”来晋炎讲解了他的设计的特点后，总理又问：专家肯定了吗？来晋炎回答说：“肯定了，产业部门也已经采用。”
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在写了自己在23种结点构造方案比较后才找出最终答案的过程后，来晋炎还着重写了自己在政治学习中的启发，所以他的毕业设计的标题是《一个轻型桅杆塔的新设计——要敢想、敢做、敢同迷信、保守思想作斗争》。
今天看起来相当怪的标题，却是当年真实的现实。当年毕业班的报告中，到处充斥着这样的题目 “一朵技术革命之花”的实质是“谢行健、贡华等同学改进丰满水电厂用电设计方案，节省资金72万元”；“莱茵河上的神话被打破”，讲的是水利系府仁寿等人做变态模型试验的故事。
在当日的语境中，红是第一，专是第二，决不能颠倒顺序，必须是“又红又专”。
“新中国的工业大学是否能够培养工程师？现在的事实说明，就在毕业设计的工作中,很多学生已经卓越地完成了现场工程师的任务。”时任校长蒋南翔在毕业典礼讲话中，毫不留情地批评“有一种人，他们只为自己，只想做人上人。在封建时代，是要做帝王将相，争夺天下和功名富贵。现在是要做‘精密机床’‘专家’‘科学家’以获取个人名利。”
看起来，他仍在隔空回答一年前钱伟长质疑“红色工程师”的疑问，1958年的毕业生们 “真刀实枪”的毕业设计让蒋南翔的答案更加铿锵有力。
不过，工科类的学生对搞技术仍然有抑制不住的热情。21岁的顾晴霞一心想做一个钢结构的毕业设计，不料导师陈肇元却让她做一个竹结构设计。“钢结构作不成，作个混凝土结构也好想一点，怎么弄个竹结构？真是想不开。想来想去，想到重庆的捆绑吊脚楼，想到重庆土木工程学院杉篙捆绑的大饭厅，哪一个都不是大学生干的！我读了五年书，末了让干捆工的活？简直窝火到了极点！于是决定找指导老师评理去。”
顾晴霞去找陈肇元，一开口就跟他要钱，陈肇元很奇怪，问她：“同学，你很困难吗？”她说：“不是，只想要点路费回四川，请几个捆工（架子工）给你捆个体育馆，用不着我作毕业设计”。
做竹结构毕业设计的同学有两位，陈肇元很生气地说：“你们两个是我专门从系里挑出来的，你怎么还这样不识好歹？！”听说是“挑”的，顾晴霞不免有几分得意，渐渐地沉下心作设计。但是令她失望的是，盼了很久的毕业答辩，土木系只选了两位同学答辩。
在毕业设计中有出色表现的来晋炎不仅上了《人民日报》头版，而且是作为“红旗”的榜样登台，另一位酷爱力学、对其他学科似乎不那么感兴趣、平日显得有些孤傲的代惠谅则作为白旗被“拔”上台。
据统计，清华前后插了500面红旗，其中90%以上的教师和100%的学生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于是，“红旗高高树起；白旗被拔掉，资产阶级专家的框框被打破了，人们的头脑就解放了，共产主义思想大大高涨，敢想敢干在师生中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时隔53年，钱锡康仍然记得当年那篇发在《新清华》校刊上的报道，那一年的毕业生们意气昂扬：“1958年的春天过去了。……但是它将永远留下美好的回忆。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学生时期的‘最好的春天’”。
■ 分配
钱锡康在自己的毕业志愿上挑选了一个最遥远的地方：新疆。
这一年的毕业生如蒋南翔在毕业典礼上所言“‘要服从工作分配’，在去年毕业同学中曾经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但是这个问题你们在实际中已经解决了。你们100%地表示服从分配，绝大多数都要求去边疆，去最艰苦的地方，做最艰苦的工作。”
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将一些不服从分配的清华学生，分配到了最为边远的地方。但是这一届的学生是当作骨干前往全国各地，除了自己写申请书外，他们的命运其实早已经列入计划。这是第一届统招统分的清华毕业生，在毕业前由各地上报给教育部的名单中，已经列出了详细的用人计划，最后的名单则由中组部及教育部共同圈定。
钱锡康说，毕业分配名单下来的时候都非常具体，新疆三个人、青海三个人、宁夏三个人、西藏三个人……接下来就由系里的党委书记和系主任确定人选，最后公布的时候大家都很羡慕那些能到最艰苦地方去的同学。
作为1956年就在学校入党的优秀分子，钱锡康最后接到的通知是：留校。
1958年毕业的这一届学生中，有20人获得了毕业生优秀奖章，有148人获得了毕业生优良奖状，钱锡康是其中之一，作为“又红又专”的精英，他们中的大部人被留在了清华。
此年清华培养出了1432名毕业生，这相当于清华大学从1928年到1949年近二十一年间工科毕业生的总和。这令校长蒋南翔十分高兴，在毕业典礼上他说了很多热情洋溢的话，令学生们至今难忘，这位校长认为只提“要服从工作”和“要做好工作”对这些优秀的清华毕业生来说，是太低估了。
所以他要求：“不管你们到什么地方，都要成为共产主义的播种者！”
8月28日，清华大学毕业典礼在清华大礼堂举行，正在北京第二毛纺厂搞设计的钱锡康缺席了这场重大的毕业盛典，他们那一届的许多学生都因为忙于“建设”而没有参加毕业典礼，以至于多年后再聚会的时候他们都在争论当年到底有没有举行毕业典礼。
事实上，还有一个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班级都没有留下毕业照。
一部分原因是毕业生们被抽调前往各个不同的地方进行毕业设计，另一个隐秘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扛红旗”与“扛白旗”的同学们互相不愿意出现在同一个镜头中，因为这意味着“政治立场”。
同一天，福建沿海万炮齐轰，令这一代人记忆犹新的“金门炮战”开始了，却像是给清华毕业生们壮行的礼炮。因为当天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提高了奋斗目标：提出可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到1962年建成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在若干重要产品和产量方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
赶在这个时候毕业的清华学生们，正是承载着“超英赶美”的厚望前往全国各地。蒋南翔校长的毕业讲话言犹在耳：“共产主义不是很遥远，它就将在不久的历史时期内，在你们的双手下建立起来！”
水利系的毕业生们在一封决心书上写道：“我们这批年轻的水利工作者，决心……要把水土流失的黄土高原修成处处花果山，条条米良川，要把几十倍于三门峡的长江三峡修建起来！我们要把青春和劳动贡献给共产主义事业！”
从文字到行动，都沾染着那个时代狂热的“大跃进”气息。
■ 跃进
那是一个“大干快上”的年代。
1958年的夏天，报纸上流行的尽是让年青学生们血脉贲张的口号，“一天等于二十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真正的左比右好”“当革命的促进派”。
这些立志要去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的大学生一毕业就面临着挑战，或者说他们需要证明自己并没有吹牛。
“你们能不能为国务院设计一个食堂，我向你们订货？”在参观清华毕业生展览时，周恩来的这句话让学生们十分兴奋。
钱锡康回忆说，后来没有真的去修建或设计一个食堂，但这一年的清华毕业生们参与了很多重要的建设工程。有一项是给“柬埔寨设计一个年产量一千吨至两千吨的水泥厂”，当时已经毕业的土木系和建筑系学生中有27名学生留校，从8月31日开始上马进行粘土水泥研究和生产，当年获得优秀毕业生奖章的冯乃谦、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李龙土都曾参与粘土水泥的研究工作。土木系专门建立了建筑材料与制品专业实验室，结果在当年国庆节的时候，真的试制成功了300号水泥。于是11月15日就在东直门外与北京二建公司合建了一个1000平米的粘土水泥试验楼。不料，援柬项目在1959年后发生了变化，但是粘土水泥300号则已经推广到全国去应用了。
1958年毕业的这一届清华学生，几乎没有过渡期就直接进入工作状态。8月28日毕业，两天之后就开始了工作，何思勇回忆称，“那一年的8月30日，清华的16名应届毕业生从北京到了长春”，他被分配到了吉林省设备安装公司，接到的第一项任务竟是设计及制造一台桅杆式起重机，当年冬季就要投入使用。在清华，何思勇学的专业是房屋结构，但是现在却要设计起重机。
怀揣着“走向生活”，轰轰烈烈建设边疆的顾晴霞心中有些失落，她被分往四川成都，随即被安排到当时由一所夜大改制的成都建设学院当老师，她是那个“大学”的第八个正式职工。
同学们奔赴各地，钱锡康却被留到土木系教研组工作，这一年土木系出现在学校优秀毕业生名单中的有12人留在了清华。但是6个月后，钱锡康被调去担任大一新生辅导员工作，这意味着——这个在大学五年的学习中只有一门课没有得到5分的“蒋南翔奖学金”获得者，从此将与学术道路“绝缘”。
1958年的清华毕业生们，很多人都曾遭遇过同样的经历，被突然安排去从事与自己专业毫无关联的工作。
“我从入大学开始，一直到现在所干的工作，没有一件是原来我自己想干的事情。”钱锡康说，他报考清华时的志愿是“水利”，结果被录取到土水系，专业学的是“给排水专业”，倒是沾了个“水”字，但是跟水利是没有半点关系了。成绩全优的他毕业后开始在教研组，还教了两天书，却因为当时清华要加强辅导员工作，于是转而做辅导员，之后在武装部、校医院、党办、校办工作，什么岗位需要去什么地方。
何思勇也走过同样的路程，从工程设计、施工、教学、理化检验、外语资料翻译、行政领导、人大工作，不断地变换工作岗位。
许多人五十多年后谈到这个问题，都从不怀疑自己的选择，当然时代也不允许他们有选择。蒋南翔校长的“又红又专”“听话”等教育理念对他们影响至深。不过，那年毕业的大部分土木系专业的人还是留在了他们熟悉的领域。钱锡康说，那些去了青海、新疆、宁夏等地的同学，大部分一辈子扎根在当地，再没有回到北京。
被分配到成都建院的顾晴霞也作为先进分子，参与了“跃进”工程。其时因毛泽东在川视察时说都江堰鱼嘴适合修水电站，于是在鱼嘴集结了十万民兵开始大兴土木。作为“培养对象”，顾晴霞被任命为四川省建设厅民兵班班长、省级机关民兵团团支部宣传委员和女子民兵排副排长；并承诺在元旦时给副排长以上的干部发手枪……
“培养对象”顾晴霞每天兴冲冲地上工、不遗余力地劳动、有大半个月在岷江河滩上挖来挖去，却未见什么成效。一个月后，没来得及领上“手枪”，顾晴霞就又被单位调回去参加别的工作。在当时的狂热气氛下，四川省一下子开工了紫坪铺、大洪河、大桥、富林、鱼嘴、铜街子、坛罐窑、罗江口、苏滩等十余处大中型水电项目，但结局都不怎么理想。
之后在一份专家报告中，邓小平批示道“李冰父子修都江堰泽及川西，名垂千古。现在毁堰修水库，岷江上游水涨时，沙石俱下，淤积水库内，将要冲垮水坝，洪水冲击川西平原，后果不堪设想，将要遗臭万年”。（安法泰，《阎秀峰同志的革命生涯》）1961年，邓小平视察西南时，对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省长李大章说，要“当机立断，将（鱼嘴）水库毁掉”。于是这个跃进中的产物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使命。
“跃进”之风在清华校园里也开始刮了起来，钱锡康记得当时蒋南翔说：“连宋庆龄主席的后院都开始炼钢了，我们不炼说不过去了。”不过，他的炼法与别人不一样，据清华大学原副校长滕藤回忆：“他说，钢铁可以炼，铀也可以炼嘛！所以工物系就没有去炼钢，就炼铀了。”在钱锡康的印象里，清华的大跃进也都是根据各个专业对口去跃进，水利系修水库，机械系搞拖拉机，建筑系搞工程。
跃进热潮中清华毕业生们很多都是冲在第一线的，因为“又红又专”的他们需要证明自己，若干年后他们回顾彼时彼地的行为，难免苦笑连连，但在当时却从未怀疑。
■ 起伏
钱锡康认为自己这一届毕业生是承上启下的一代，“在清华是第一届比较完整的完成了五年本科教育阶段的毕业生，虽然经历了反右，但是没有停课；也没有劳动过多，刚开始生产实践，就毕业了。前面几届的学生学制还不完整，后面的学生则受到了“文革”和上山下乡的冲击。”
这届完整的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们大多留在了清华校园，一部分转而成为辅导员，一部分则接过了教育研究的重任，他们是清华承前启后的一代。
但是他们毕业后也都几经起伏。顾晴霞所在的建院没有实现“跃进”成为大学的目标，反而跌成了一个“中专”校，这让她颇受打击，“想起在北京的日子，简直像梦一般。”但更大的考验在后面，之后下放工厂劳动，烧过热水、洗过石子，卖过厂里生产的小商品火钩、锅箅、水泥猪食槽、钢筋床。跟着建筑公司搞三线建设，进入贵州大山，每天上班下班、开山放炮、看图制图，虽然躲过了“文革”冲击，但是生活并不安稳，工作也是大起大落。直到1979年，这位清华毕业生才被提任为中建三局三公司工程师，得以施展其才华。
北京人何思勇前往吉林，改行研究起重机不久，就把力工、技工、瓦工、木工这些所有建筑行当都研究了一遍，他日后回忆称，这段经历虽然使他错过了取得突出专业成就的最佳时机，但却使他在设计与施工的工作中更加脚踏实地。1978年之后，何思勇调往河北石家庄市，此后历任建筑工程局局长、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钱锡康后来调任清华大学校党办工作，在“文革”中被看做是党委副书记刘冰的“爪牙”，虽然没有受到批斗，但也被下放去给工农兵学员上课。不过，这倒是他职业生涯中唯一再度拾起自己专业的机会，把扔下很多年的课本拿起来时他颇战战兢兢。1978年之后，回到校党办不久，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李传信晚上找钱锡康谈话，宣布任命他为后勤党委书记，此时清华在“文革”中被毁得一塌糊涂，很多人视后勤工作为畏途。
“听话”的钱锡康于是走马上任，有人不解地问他“你犯错误了？怎么从办公室主任贬职到了后勤。”但是辅导员出身的钱锡康自然不会如此理解问题，他一根筋地要负责到底，于是又干了14年。
“来晋炎还在清华，冯乃谦也在清华”，在现在的校友总会办公室里，钱锡康看着泛黄的毕业生名单，寻找着那些曾经出现在1958年优秀毕业生奖励名单中的佼佼者，在工程物理系的优秀奖状获得者中有后来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王大中，当时没有出现在名单中的梁尤能后来成为清华的常务副校长，之后出任了国家会计学院院长。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李龙土其时也榜上无名，而他的太太桂治轮则名列榜首。
当年全校优秀毕业生名单中还有1958届电机系优秀毕业生劳安，其同届同学也有很多人留校任教。但劳安因受到“右派”丈夫朱镕基牵连，之后下放到地方工作。据清华大学校友网载，卸任总理之职后的朱镕基曾在2006年清华大学95周年校庆时携劳安一起回校与同学们相聚，其时他透露称自己一家人都是“清华人”，因为劳安在清华就读时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女儿燕来；而在进行毕业论文答辩时，肚子里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儿子云来。
1958年这一届的学生中出了4位工程院院士、3位科学院院士，但是更多的是总工程师一级的同学，钱锡康说：“要说‘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这一届的学生名副其实。”
“桂治轮，留校；夏之熙；留校；吴立信，留校；段传极；留校；沈玉芝；不清楚；周之骥，不清楚；胥怀尧，不清楚……”
钱锡康盯着手中的清华大学“1958年毕业生奖励名单”，他很快在第二排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当年毕业后钱锡康留系任教，此后工作岗位虽几经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清华。
把土木系当年获奖的27个名字一一对了下，钱锡康发现有三分之一的人已经完全失去联系，这位现仍在清华校友会工作的清华人扶了扶眼镜，说：“我们这一届学生，大都实现了自己的毕业诺言。”
■ 方向
春天来了，乍暖还寒。
“你们看，马（约翰）老今年已经76岁了，还是面红身健。我们每个同学要争取毕业后工作五十年。”1957年11月29日晚上，时任清华校长的蒋南翔在清华大学礼堂的阶梯教室里说出了此后将影响清华几代人的这句名言。
44岁的蒋南翔中等身材，圆胖脸，眯缝眼，戴着金丝眼镜，在开口讲话之前总是不苟言笑，一旦开始讲话则是热情洋溢，其演讲的现场感染力极强。他惯常穿着一件藏青的旧中山服，一条灰色的涤卡裤子，戴一副黑白边的眼镜，蹬一双蓝色高帮回力牌球鞋。他眯着眼睛，穿行在校园里的样子，让钱锡康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清华校园里有三景，一个是穿着蓝布中山装的蒋南翔，一个是穿着运动短裤活跃在操场的马约翰，还有一个是穿着西装走路笔挺的钱伟长。手舞足蹈地教学生们练好身体的马约翰几乎成为清华园的体育图腾，而校长蒋南翔与副校长钱伟长之间的冲突，却更深远地影响了清华后来的学风与校风。
直到80岁的时候，钱伟长在回忆自己的过往时，仍然对这一段历史念念不忘，他说：“我主张大学教育应以打好基础、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为主，工科的学生要有理科基础；大学专业不应分得过细。我认为工程师必然是在长期建设工作的实践中锻炼成长的，不可能在大学的‘摇篮’里培育出来。”
而培养“红色工程师”正是蒋南翔的得意之笔，他当年执掌清华，向中共中央报告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现在清华大学必须解决的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我认为就是要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取得大批地培养具有高度技术水平和政治质量的新工程师的实际经验。”当时清华大学最令青年学生们心动的也正是“美丽清华园，红色工程师”的口号。
这一场教育理念之争，由校园扩大到社会，由教育扩大到政治，是清华大学在1949年之后改造最为激烈的顶点，就此扭转了清华之前的传统与风格，其影响延续至了今日。
这一年，清华大学共有571人被划“右派”，其中教职员222人，学生349人，约占学生总数的5%。尽管对钱伟长毫不留情，但是对学生“右派”，蒋南翔却有护犊之举。在《蒋南翔传》里记载，当时清华最初的方案是全部“右派”学生都要开除出校。但当听到上海有政策可以考虑让一部分“右派”学生继续留校学习，他立即向中央建议，允许一部分“右派”学生留校学习。
“母亲打了自己的孩子，自己也是心疼的，我们还是‘望子成龙’”他说。他后来果然说到做到，这些“右派”学生竟然全部得以分配工作。不过，他私下则对一些学生说：“业务方面我不担心，我担心的是你们会在政治上跌跤。”从1958年后，校长蒋南翔的讲话中向清华的学生们提到了两个关键词：“听话”“出活”。他对毕业生们说：“你们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有两条，第一，要听话;第二，要能出活儿。做到‘听话出活’。”
清华的毕业生，此后鲜明地打上了这个“烙印”。
■ 烙印
春天来了，在清华园里弥漫着一种狂热的气息。
在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的带动下，全校教授贴出大字报一万三千多张，平均每人贴近一百四十张。
反保守、反浪费的“双反运动”是1958年春天清华最为热闹的事情，当时的一篇报道称“化学教研室主任张子高老教授，一上台就提出了跃进的关键，他说：“在新形势下，知识分子要大跃进，必须来个思想大改造。”机械制造系主任李酋山教授以“立即行动”为誓言，代表全系师生员工向化学教研室和其他单位提出挑战。提出“无保留地改造自己，无保留地帮助别人”，宣布他们全系到中午要贴出12万张大字报。学生会主席谭浩强用“坚决响应党的号召、马上动手、不说空话、说干就干、保证完成100万张大字报”表达了全体同学的澎湃的热情。
文章描述称：“会后，不多一会，整个清华园已变成一个大字报的海洋。”“4月1日，刘仙洲带领十四名教授，向全校教师提出了“进行红专规划”（包括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立场、培养又红又专建设干部等五项内容）倡议。他依然是楷模与旗帜。”曾昭奋在《清华园随笔》里记录道。
一年之前钱伟长的反对声音此刻已然烟消云散，“又红又专”成为校园里最响亮的声音。在100万张大字报后面，则是1958届清华毕业生们的“百日设计冲刺”，这一届的学生正好是完成五年制学业的第一届清华毕业生，是蒋南翔“红色工程师”摇篮中的第一批婴儿。
1958年的清华毕业生们几乎全部出动，他们去水库、下工厂、搞机械、在这一年的重大工程中处处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本届毕业生红专跃进展览会十三日开幕”，1958年8月份，这张大字报在清华校园里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低年级的同学早就听说这一届学生毕业设计很“牛”，但“牛”到什么程度还是很令人好奇。
这个展览后来成为清华园里反复被提及的重大事件，不仅当年的学生毕业设计被当做“红专典型”上了《人民日报》，连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听到清华大学的汇报后，都按捺不住激动心情，要来实地看一看。
但更为长远的影响是，“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成为后来大学教育的一个模式。
令钱锡康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搞出来的计算机，巨大无比。他的同学来晋炎则钻研出了一个“无线电桅杆塔”，成为当年展览上的一个相当走红的作品。连周恩来都大感兴趣，当年校报《新清华》的记者实录了这一幕：来晋炎讲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桅杆塔要用七十多吨钢，而他的设计只用十一吨多，总理又仔细看了看模型说：“啊，差这么多！怎么省的？”来晋炎讲解了他的设计的特点后，总理又问：专家肯定了吗？来晋炎回答说：“肯定了，产业部门也已经采用。”
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在写了自己在23种结点构造方案比较后才找出最终答案的过程后，来晋炎还着重写了自己在政治学习中的启发，所以他的毕业设计的标题是《一个轻型桅杆塔的新设计——要敢想、敢做、敢同迷信、保守思想作斗争》。
今天看起来相当怪的标题，却是当年真实的现实。当年毕业班的报告中，到处充斥着这样的题目 “一朵技术革命之花”的实质是“谢行健、贡华等同学改进丰满水电厂用电设计方案，节省资金72万元”；“莱茵河上的神话被打破”，讲的是水利系府仁寿等人做变态模型试验的故事。
在当日的语境中，红是第一，专是第二，决不能颠倒顺序，必须是“又红又专”。
“新中国的工业大学是否能够培养工程师？现在的事实说明，就在毕业设计的工作中,很多学生已经卓越地完成了现场工程师的任务。”时任校长蒋南翔在毕业典礼讲话中，毫不留情地批评“有一种人，他们只为自己，只想做人上人。在封建时代，是要做帝王将相，争夺天下和功名富贵。现在是要做‘精密机床’‘专家’‘科学家’以获取个人名利。”
看起来，他仍在隔空回答一年前钱伟长质疑“红色工程师”的疑问，1958年的毕业生们 “真刀实枪”的毕业设计让蒋南翔的答案更加铿锵有力。
不过，工科类的学生对搞技术仍然有抑制不住的热情。21岁的顾晴霞一心想做一个钢结构的毕业设计，不料导师陈肇元却让她做一个竹结构设计。“钢结构作不成，作个混凝土结构也好想一点，怎么弄个竹结构？真是想不开。想来想去，想到重庆的捆绑吊脚楼，想到重庆土木工程学院杉篙捆绑的大饭厅，哪一个都不是大学生干的！我读了五年书，末了让干捆工的活？简直窝火到了极点！于是决定找指导老师评理去。”
顾晴霞去找陈肇元，一开口就跟他要钱，陈肇元很奇怪，问她：“同学，你很困难吗？”她说：“不是，只想要点路费回四川，请几个捆工（架子工）给你捆个体育馆，用不着我作毕业设计”。
做竹结构毕业设计的同学有两位，陈肇元很生气地说：“你们两个是我专门从系里挑出来的，你怎么还这样不识好歹？！”听说是“挑”的，顾晴霞不免有几分得意，渐渐地沉下心作设计。但是令她失望的是，盼了很久的毕业答辩，土木系只选了两位同学答辩。
在毕业设计中有出色表现的来晋炎不仅上了《人民日报》头版，而且是作为“红旗”的榜样登台，另一位酷爱力学、对其他学科似乎不那么感兴趣、平日显得有些孤傲的代惠谅则作为白旗被“拔”上台。
据统计，清华前后插了500面红旗，其中90%以上的教师和100%的学生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于是，“红旗高高树起；白旗被拔掉，资产阶级专家的框框被打破了，人们的头脑就解放了，共产主义思想大大高涨，敢想敢干在师生中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时隔53年，钱锡康仍然记得当年那篇发在《新清华》校刊上的报道，那一年的毕业生们意气昂扬：“1958年的春天过去了。……但是它将永远留下美好的回忆。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学生时期的‘最好的春天’”。
■ 分配
钱锡康在自己的毕业志愿上挑选了一个最遥远的地方：新疆。
这一年的毕业生如蒋南翔在毕业典礼上所言“‘要服从工作分配’，在去年毕业同学中曾经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但是这个问题你们在实际中已经解决了。你们100%地表示服从分配，绝大多数都要求去边疆，去最艰苦的地方，做最艰苦的工作。”
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将一些不服从分配的清华学生，分配到了最为边远的地方。但是这一届的学生是当作骨干前往全国各地，除了自己写申请书外，他们的命运其实早已经列入计划。这是第一届统招统分的清华毕业生，在毕业前由各地上报给教育部的名单中，已经列出了详细的用人计划，最后的名单则由中组部及教育部共同圈定。
钱锡康说，毕业分配名单下来的时候都非常具体，新疆三个人、青海三个人、宁夏三个人、西藏三个人……接下来就由系里的党委书记和系主任确定人选，最后公布的时候大家都很羡慕那些能到最艰苦地方去的同学。
作为1956年就在学校入党的优秀分子，钱锡康最后接到的通知是：留校。
1958年毕业的这一届学生中，有20人获得了毕业生优秀奖章，有148人获得了毕业生优良奖状，钱锡康是其中之一，作为“又红又专”的精英，他们中的大部人被留在了清华。
此年清华培养出了1432名毕业生，这相当于清华大学从1928年到1949年近二十一年间工科毕业生的总和。这令校长蒋南翔十分高兴，在毕业典礼上他说了很多热情洋溢的话，令学生们至今难忘，这位校长认为只提“要服从工作”和“要做好工作”对这些优秀的清华毕业生来说，是太低估了。
所以他要求：“不管你们到什么地方，都要成为共产主义的播种者！”
8月28日，清华大学毕业典礼在清华大礼堂举行，正在北京第二毛纺厂搞设计的钱锡康缺席了这场重大的毕业盛典，他们那一届的许多学生都因为忙于“建设”而没有参加毕业典礼，以至于多年后再聚会的时候他们都在争论当年到底有没有举行毕业典礼。
事实上，还有一个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班级都没有留下毕业照。
一部分原因是毕业生们被抽调前往各个不同的地方进行毕业设计，另一个隐秘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扛红旗”与“扛白旗”的同学们互相不愿意出现在同一个镜头中，因为这意味着“政治立场”。
同一天，福建沿海万炮齐轰，令这一代人记忆犹新的“金门炮战”开始了，却像是给清华毕业生们壮行的礼炮。因为当天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提高了奋斗目标：提出可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到1962年建成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在若干重要产品和产量方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
赶在这个时候毕业的清华学生们，正是承载着“超英赶美”的厚望前往全国各地。蒋南翔校长的毕业讲话言犹在耳：“共产主义不是很遥远，它就将在不久的历史时期内，在你们的双手下建立起来！”
水利系的毕业生们在一封决心书上写道：“我们这批年轻的水利工作者，决心……要把水土流失的黄土高原修成处处花果山，条条米良川，要把几十倍于三门峡的长江三峡修建起来！我们要把青春和劳动贡献给共产主义事业！”
从文字到行动，都沾染着那个时代狂热的“大跃进”气息。
■ 跃进
那是一个“大干快上”的年代。
1958年的夏天，报纸上流行的尽是让年青学生们血脉贲张的口号，“一天等于二十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真正的左比右好”“当革命的促进派”。
这些立志要去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的大学生一毕业就面临着挑战，或者说他们需要证明自己并没有吹牛。
“你们能不能为国务院设计一个食堂，我向你们订货？”在参观清华毕业生展览时，周恩来的这句话让学生们十分兴奋。
钱锡康回忆说，后来没有真的去修建或设计一个食堂，但这一年的清华毕业生们参与了很多重要的建设工程。有一项是给“柬埔寨设计一个年产量一千吨至两千吨的水泥厂”，当时已经毕业的土木系和建筑系学生中有27名学生留校，从8月31日开始上马进行粘土水泥研究和生产，当年获得优秀毕业生奖章的冯乃谦、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李龙土都曾参与粘土水泥的研究工作。土木系专门建立了建筑材料与制品专业实验室，结果在当年国庆节的时候，真的试制成功了300号水泥。于是11月15日就在东直门外与北京二建公司合建了一个1000平米的粘土水泥试验楼。不料，援柬项目在1959年后发生了变化，但是粘土水泥300号则已经推广到全国去应用了。
1958年毕业的这一届清华学生，几乎没有过渡期就直接进入工作状态。8月28日毕业，两天之后就开始了工作，何思勇回忆称，“那一年的8月30日，清华的16名应届毕业生从北京到了长春”，他被分配到了吉林省设备安装公司，接到的第一项任务竟是设计及制造一台桅杆式起重机，当年冬季就要投入使用。在清华，何思勇学的专业是房屋结构，但是现在却要设计起重机。
怀揣着“走向生活”，轰轰烈烈建设边疆的顾晴霞心中有些失落，她被分往四川成都，随即被安排到当时由一所夜大改制的成都建设学院当老师，她是那个“大学”的第八个正式职工。
同学们奔赴各地，钱锡康却被留到土木系教研组工作，这一年土木系出现在学校优秀毕业生名单中的有12人留在了清华。但是6个月后，钱锡康被调去担任大一新生辅导员工作，这意味着——这个在大学五年的学习中只有一门课没有得到5分的“蒋南翔奖学金”获得者，从此将与学术道路“绝缘”。
1958年的清华毕业生们，很多人都曾遭遇过同样的经历，被突然安排去从事与自己专业毫无关联的工作。
“我从入大学开始，一直到现在所干的工作，没有一件是原来我自己想干的事情。”钱锡康说，他报考清华时的志愿是“水利”，结果被录取到土水系，专业学的是“给排水专业”，倒是沾了个“水”字，但是跟水利是没有半点关系了。成绩全优的他毕业后开始在教研组，还教了两天书，却因为当时清华要加强辅导员工作，于是转而做辅导员，之后在武装部、校医院、党办、校办工作，什么岗位需要去什么地方。
何思勇也走过同样的路程，从工程设计、施工、教学、理化检验、外语资料翻译、行政领导、人大工作，不断地变换工作岗位。
许多人五十多年后谈到这个问题，都从不怀疑自己的选择，当然时代也不允许他们有选择。蒋南翔校长的“又红又专”“听话”等教育理念对他们影响至深。不过，那年毕业的大部分土木系专业的人还是留在了他们熟悉的领域。钱锡康说，那些去了青海、新疆、宁夏等地的同学，大部分一辈子扎根在当地，再没有回到北京。
被分配到成都建院的顾晴霞也作为先进分子，参与了“跃进”工程。其时因毛泽东在川视察时说都江堰鱼嘴适合修水电站，于是在鱼嘴集结了十万民兵开始大兴土木。作为“培养对象”，顾晴霞被任命为四川省建设厅民兵班班长、省级机关民兵团团支部宣传委员和女子民兵排副排长；并承诺在元旦时给副排长以上的干部发手枪……
“培养对象”顾晴霞每天兴冲冲地上工、不遗余力地劳动、有大半个月在岷江河滩上挖来挖去，却未见什么成效。一个月后，没来得及领上“手枪”，顾晴霞就又被单位调回去参加别的工作。在当时的狂热气氛下，四川省一下子开工了紫坪铺、大洪河、大桥、富林、鱼嘴、铜街子、坛罐窑、罗江口、苏滩等十余处大中型水电项目，但结局都不怎么理想。
之后在一份专家报告中，邓小平批示道“李冰父子修都江堰泽及川西，名垂千古。现在毁堰修水库，岷江上游水涨时，沙石俱下，淤积水库内，将要冲垮水坝，洪水冲击川西平原，后果不堪设想，将要遗臭万年”。（安法泰，《阎秀峰同志的革命生涯》）1961年，邓小平视察西南时，对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省长李大章说，要“当机立断，将（鱼嘴）水库毁掉”。于是这个跃进中的产物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使命。
“跃进”之风在清华校园里也开始刮了起来，钱锡康记得当时蒋南翔说：“连宋庆龄主席的后院都开始炼钢了，我们不炼说不过去了。”不过，他的炼法与别人不一样，据清华大学原副校长滕藤回忆：“他说，钢铁可以炼，铀也可以炼嘛！所以工物系就没有去炼钢，就炼铀了。”在钱锡康的印象里，清华的大跃进也都是根据各个专业对口去跃进，水利系修水库，机械系搞拖拉机，建筑系搞工程。
跃进热潮中清华毕业生们很多都是冲在第一线的，因为“又红又专”的他们需要证明自己，若干年后他们回顾彼时彼地的行为，难免苦笑连连，但在当时却从未怀疑。
■ 起伏
钱锡康认为自己这一届毕业生是承上启下的一代，“在清华是第一届比较完整的完成了五年本科教育阶段的毕业生，虽然经历了反右，但是没有停课；也没有劳动过多，刚开始生产实践，就毕业了。前面几届的学生学制还不完整，后面的学生则受到了“文革”和上山下乡的冲击。”
这届完整的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们大多留在了清华校园，一部分转而成为辅导员，一部分则接过了教育研究的重任，他们是清华承前启后的一代。
但是他们毕业后也都几经起伏。顾晴霞所在的建院没有实现“跃进”成为大学的目标，反而跌成了一个“中专”校，这让她颇受打击，“想起在北京的日子，简直像梦一般。”但更大的考验在后面，之后下放工厂劳动，烧过热水、洗过石子，卖过厂里生产的小商品火钩、锅箅、水泥猪食槽、钢筋床。跟着建筑公司搞三线建设，进入贵州大山，每天上班下班、开山放炮、看图制图，虽然躲过了“文革”冲击，但是生活并不安稳，工作也是大起大落。直到1979年，这位清华毕业生才被提任为中建三局三公司工程师，得以施展其才华。
北京人何思勇前往吉林，改行研究起重机不久，就把力工、技工、瓦工、木工这些所有建筑行当都研究了一遍，他日后回忆称，这段经历虽然使他错过了取得突出专业成就的最佳时机，但却使他在设计与施工的工作中更加脚踏实地。1978年之后，何思勇调往河北石家庄市，此后历任建筑工程局局长、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钱锡康后来调任清华大学校党办工作，在“文革”中被看做是党委副书记刘冰的“爪牙”，虽然没有受到批斗，但也被下放去给工农兵学员上课。不过，这倒是他职业生涯中唯一再度拾起自己专业的机会，把扔下很多年的课本拿起来时他颇战战兢兢。1978年之后，回到校党办不久，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李传信晚上找钱锡康谈话，宣布任命他为后勤党委书记，此时清华在“文革”中被毁得一塌糊涂，很多人视后勤工作为畏途。
“听话”的钱锡康于是走马上任，有人不解地问他“你犯错误了？怎么从办公室主任贬职到了后勤。”但是辅导员出身的钱锡康自然不会如此理解问题，他一根筋地要负责到底，于是又干了14年。
“来晋炎还在清华，冯乃谦也在清华”，在现在的校友总会办公室里，钱锡康看着泛黄的毕业生名单，寻找着那些曾经出现在1958年优秀毕业生奖励名单中的佼佼者，在工程物理系的优秀奖状获得者中有后来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王大中，当时没有出现在名单中的梁尤能后来成为清华的常务副校长，之后出任了国家会计学院院长。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李龙土其时也榜上无名，而他的太太桂治轮则名列榜首。
当年全校优秀毕业生名单中还有1958届电机系优秀毕业生劳安，其同届同学也有很多人留校任教。但劳安因受到“右派”丈夫朱镕基牵连，之后下放到地方工作。据清华大学校友网载，卸任总理之职后的朱镕基曾在2006年清华大学95周年校庆时携劳安一起回校与同学们相聚，其时他透露称自己一家人都是“清华人”，因为劳安在清华就读时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女儿燕来；而在进行毕业论文答辩时，肚子里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儿子云来。
1958年这一届的学生中出了4位工程院院士、3位科学院院士，但是更多的是总工程师一级的同学，钱锡康说：“要说‘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这一届的学生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