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经济危机视野下的“互联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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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凯泰资本,每年年会都有一个倍受期待的“彩蛋”,那就是听创始合伙人、总裁徐永红预测哪支股票会涨。
  牛市自不必说,在熊市看得准才叫预测帝。而据徐永红透露,他在熊市推荐的股票,每年都能涨100%。
  徐永红对股票看得准,来自他对政经大势的把握,以及敏锐的投资嗅觉。
  虽然在投资界,徐永红异常低调,但懂行的人都知道,这是位眼光老到 独到的老法师,有16年的风险投资经验,也是国内少有的敢投早期的投资人。
  2000年初,他负责创建浙江省规模最大的专业风险投资机构——万向创投,万向创投此前90%的投资项目都是出自其手。2007年初加入软银赛富,成为投资合伙人。2008年与徐皓共同创建了凯泰资本。出品了电影《失恋33天》、《钢的琴》、电视剧《男人帮》的完美影视,亦得其投资。
  近日记者约到了这位鲜少接受采访的投资人,请他来剖析一下在“后经济危机”时期,互联网 究竟意味着什么?蕴藏着哪些淘金机会。
  “互联网 ,是一种面向全民的语言”
  《新民周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提到要“制定互联网 行动计划”。您觉得为什么互联网 ,会被提到这么一个重要的高度?
  徐永红:站在一个投资人的角度,我认为一个创新的技术、业态、商业模式的出现,应该导出这么几个结果。第一,节约资源。第二,节约能源。第三,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转效率。第四,改善效果。互联网 正是如此。
  过去我们喜欢把它说成是整个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改造、升级。这次马化腾这么一提,总理再一升级,就把它简洁化了,变成“互联网 ”或者“ 互联网”。我觉得这是一种面向全民的语言,会让它更容易被理解和传播。
  《新民周刊》:有说法称在推动“互联网 ”的全产业升级上,国有企业要发挥主导作用。您怎么看?
  徐永红:我对国有企业去做竞争领域的创新,从来不看好,几乎大部分都是忽悠国家领导人、忽悠国家资源。
  站在一个投资人的角度,我对一些国有垄断性的项目,习惯性是排斥的。因为我认为,垄断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市场要素资源就不会往这个领域来倾斜。你看互联网领域里面几乎没有国有资本,人民网那种玩法是不靠谱的。因为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成功,就必须目标单纯。而国有资本它不是一个市场的主体,目标不是那么单纯明确。
  放眼望过去,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好像都没有特别好过。中国把制造业放开了,制造业开始有竞争力。互联网领域,国有企业一开始不知道怎么玩,一帮边缘地带的人进来玩。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多原创的创新,但至少我们模仿得还不错。
  出租车行业,政府垄断了几十年,车子越开越破,服务越来越差。Uber、滴滴、快的进来多好,只有打破垄断才有创新。
  “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推动顽固领域的改革”
  《新民周刊》:互联网 的到来,会带来哪些影响?
  徐永红:对传统行业,它会带来一些挑战,因为它对传统行业的冲击非常大,现在大家已经看到的,是对交通运输、出租车行业带来的影响,还有一些深层次的行业没有表现出来,比如医疗服务、教育、体育等等。
  对传统行业而言,必须要去 互联网,否则就会被这个时代淘汰掉。但走出这一步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商业思维、要素资源的配置都完全不同。
  对互联网企业而言,这里面有两个命题。
  第一,它要去分传统这块蛋糕。作为互联网企业,如果能够给用户带来更多的价值、更好的服务、更优质的体验,凭什么用户不选它们?这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第二,互联网 的产生,服务成本大幅降低、服务便捷极大提高、服务质量大大改善,它会创造很多新的需求和新的机会。比如互联网 医疗,很多小病就可以便捷地在这上面看了,不会把小病拖成大病。
  再比如传统的出租车行业现在比较痛恨的,就是Uber。它确实对传统管理带来了很多挑战,也对传统的利益分配进行了颠覆和冲击。但随着Uber这种精准服务的产生、服务品质的提高,马路上就不会整天有那么多出租车空跑,很多人也可以少开私家车。这样带来了两个好处:既减轻了城市拥堵,也可以节约能源。
  《新民周刊》:可否这么来看,打破垄断,是我们经济下一个阶段的主题曲? 而互联网 ,则承担起了这样一个重任?
  徐永红:每一次经济危机的最后,都是对全球的创新资本和创新人才争夺的过程。要让你的区域成为这些资源流入的目的地,得给一个理由。今天美国人的理由是美元升值,中国人的理由是我的A股还要天天涨,我们还处于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过程中,我们市场上的机会更多。但是有一个前提,只有持续的、加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才能在过程中解决我们的问题。
  但我们的改革,正如总理所言,进入了深水区。为什么政府大力鼓励互联网 ,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推动顽固领域的改革。
  比如医疗,现在不少地方的医院基本上是市委书记的医院,院长的医院,不是老百姓的医院。如果要改革,从主管部门到院领导、职工,没有一个人支持。这就是深水区。
  但是问题来了。不改革,不形成产业化,我们的医疗服务在全球没有竞争力。我们用的是西门子、东芝、美国的医疗设备,成为全球医疗产业的倾销地。
  为什么我们没有竞争力?因为我们的医疗机构不是一个市场的主体。我们有庞大的医疗服务,但产生不了一流的医疗产业。这是一个在美国的GDP里占到20%多的产业,却为我们带来不了多少税收和贡献,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我最近看到国务院几个关于医改的文件,觉得非常好。无论是总理对医疗互联网 的支持,还是总理对每个县最多保留1-2家公立医院,并且明确了它的职责、限制了它的医疗装备的采购行为、床位的发展,我认为都是为未来医疗产业化在做准备。   《新民周刊》:前段时间,微信朋友圈都被李克强总理现身3W喝咖啡刷屏了。您觉得总理此举,在向外传递什么信号?
  徐永红:我认为总理想通过不同的角度、不断的刺激,来推动改革。你们不是不改吗?说这个有风险,说那个涉及到国家安全、产业安全,那我让别人来干,这是一种“倒逼”。
  经济转型后,GDP的方向是什么?
  《新民周刊》:深化改革,您认为会带来哪些产业机会?
  徐永红:后经济危机时期,我们经济转型后,GDP的方向是什么?我想一定不是过去的重化、重工、低端制造、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能源消耗、劳动密集型。这次经济危机以后,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我们的产业升级,要完成三个目标:创新型社会的建立、消费型社会的建立和保障型社会的建立。
  创新型社会的建立,带来的最重要的产业,第一是以移动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业。第二个,就是以生物医学为核心的生物产业。
  消费型社会的建立,主要集中在这么几个领域:第一个是文化娱乐消费。在与我们规模差不多的欧美国家,这一块基本能占到GDP的13%-25%。第二个就是医疗服务消费,占GDP的比例一定也会到15%以上;第三个就是休闲度假旅游消费,也是未来构成内需的核心部分。所以我投了一个非常大的休闲度假旅游项目,拿下了八达岭长城、衡山、长白山等很多有名的景区的综合开发权。
  在保障型社会的建设上,政府会大规模地投资水资源的保护、土地的保护,城市公共休闲场所的建设,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福利、救助。
  《新民周刊》:在互联网 这个领域,您看好什么方向,投了哪些项目?
  徐永红:我们总共投了十几家“互联网 ”的公司。投资方向一定是和这届政府的产业方向结合起来的,五大方向:文化娱乐、生物医学、医疗服务、互联网信息产业、教育和体育。
  
  电商上,我投了中国目前最好的一家做珠宝的O2O电商,叫佐卡伊,相信大家在《何以笙箫默》上已经看到了它。它原来是互联网电商第一珠宝品牌,我们后来投了5000万,让它去做O2O。
  生活O2O投了“吉象吉送”,这是一家以生鲜服务为核心的生活O2O公司。
  医疗信息化上,我在2011年的7月份,投了一家医疗互联网 的公司,叫医惠科技,刚刚跟一家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年初我还投了一家影像服务的互联网 公司,叫云帕斯(pacs)。影像医生是非常稀缺的资源,我们通过远程医疗来解决这个问题,把区域医院的影像全部传到“云”上,在后端就可以把病看了。它现在还是非常早期的项目,我投资了1000万。
  “理性是人类灵魂里最高贵的因素”
  《新民周刊》:从您投的公司类型看,时下非常热的基于地理位置的生活O2O非常少。
  徐永红:我投的项目,一般是基于垂直行业的。基于地理位置的生活O2O, 我认为肯定有很大的前景和规模。但是它需要一个非常有创新的商业模式、非常好的入口,还要有很强的执行团队,这三个方面一个也不能缺。碰到都符合的项目还是比较难的。
  《新民周刊》:您投资一个项目,最看重哪些方面?
  徐永红:我们这个基金,特别强调行业研究。所以我对一个项目的立项有三个要求。第一,行业研究:行业必须有前景。第二,产业分析:在产业链上,必须是核心要素,或者核心环节。第三,团队:团队一定要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文化。特别强调团队两个能力,一个是创新能力。另一个是执行能力。创新里面,我特别强调要有产品经理的思维。只有产品经理,和用户的距离才是最近的。
  《新民周刊》:做互联网 的企业常见的风险是什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徐永红:互联网企业向下走的时候,要有非常强的理解力,去尊重你要加的传统产业。传统企业向互联网走的时候,你已经对传统行业有非常强的理解,需要去加一个对互联网有非常强的理解力和执行力的团队。如果还是沿用从前熟悉的思维去做,风险就会很大。
  《新民周刊》:在全民创业的热潮下,您认为创业者应该把握哪些基本的原则?
  徐永红:理性是人类灵魂里最高贵的因素。我从来认为一个领袖式的创业家,真正创业成功的人,他的内心必须保持一份强大的理性。
  第二,创业选择的方向,如果是做互联网 ,最好去找一个目前市场规模已经足够大的方向。
  第三,选择的细分领域,一定要是你所定位的用户的强需求,不能去做一个弱需求。
  如果记住了这三句话,应该不会太错。
  《新民周刊》:我们也注意到,近些年无论是创业们,还是投资人,心态都比较着急。您怎么看?
  徐永红:这是有几个因素造成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比如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全部都集中在一个极短的时间,整个社会的运行节奏会变快。我从1999年做风险投资,确实能感觉到社会节奏非常快。所有的创业者、企业家,包括我们这些投资人,都是被赶着往高速公路上跑,停不下来。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当我们整个社会进入城市化后期,整个社会定型了,这个节奏会慢下来的。
  我对我投的项目一般看3-5年。因为我做基金,分析过中国企业从创业到资本化的生命周期。我不太管“3 2年”(3年外可以再延长2年)这种类型的基金,我没有这么大的心脏去承受LP(有限合伙人,投资但不参与公司管理)的压力。所以我管的基金一般都是5 2或者8 2的模式。我经常给我的创业家讲,别急,别焦虑,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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