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生机无限，同时也造成了些许负面效应。比如各种期刊如雨后春笋，但在竞争激烈情况下，一些文学期刊、行业杂志失守阵地。就在此寒风凛冽之中，一树红梅抗严寒化冰雪临风怒放，这就是30年前，《中华儿女》的赫然面世，闪亮登场。
　　真正是一树令人振奋的报春腊梅，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眼前为之一亮。那凌然正气，就像封面上邓小平同志亲切的题书刊名“中华儿女”，她以卓而不群的高贵面貌、广阔深邃的精神视野、求真务实的精神、真实迅捷的青春鲜活、和风清气正的书卷风采，吸引着万千读者。三十年征途漫漫，三十年风雨兼程。此间，无论风吹雨打，严寒酷暑，《中华儿女》都总是默默坚守，破浪前进，从不随风起伏，左右摇摆，不愧是社会坚强的中流砥柱、青年健康的精神食粮、时代英才的光荣榜与楷模画廊。
　　回顾来路，许多人都曾经是《中华儿女》忠实的粉丝，是阅读者，被采写者和撰稿人。我对《中华儿女》的印象和同《中华儿女》的关系也就是这样，既是忠实读者，又是撰稿人和被采写对象。可谓伴随这一本严肃的人物杂志走过了30年的人生道路。深感这本面向精英与青年、始终恪守正能量本色的杂志，它既是我的良师益友，又是我时常为亲友推荐的优秀读物。

　　回想起30年间，我与《中华儿女》可谓缘份颇深。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我就开始阅读《中华儿女》。那时我在陕西省委研究室工作，机关给每个处室都订阅一定数量报刊，我喜欢读人物报道类文章，就订阅了《人物》和《中华儿女》。每期必看，文风简约清新，写人多见精神，故很受启发，促进了我的写作实践。我坚持业余采写了一系列写人的报告文学和文艺性人物通讯、特写。其中《杜鹏程一日》、《秦柏风骨》两篇引起烈反响，后结集出版，成为我第一本纪实文学选集。后到北京工作，一次拜访文化大家贺敬之先生，说起文坛形势和种种现象，贺老说《中华儿女》倒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杂志，希望我接受采访，并多为之撰稿。不久，一位《中华儿女》副主编亲自采写了我，并对我的工作和业余文学创作作了较大篇幅的报道。
　　几年后，我下到大庆市工作。《中华儿女》主笔又跟踪采写我的工作和创作，发表《忽培元：政坛文才》一文，引起较大反响。此后，大庆被评为全国魅力城市，《中华儿女》又为我所分管的此项工作，即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推出了一期分量很重的海外版专号。这期《中华儿女：大庆专号》，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大庆人引为自豪的一张“名片”。
　　“向钱看”甚嚣尘上和“利益至上”的庸俗世风之下，《中华儿女》仍然恪守崇高、正义与孝道，十分难得。在久被冷落的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习仲勋去世后，《中华儿女》立即决定配合悼念习老发一篇重点头条文章，且配发封面人像大照片。我参与了文稿起草和讨论。文章由习老夫人齐心同志名誉发表，最后确定的标题为《仲勋，微笑上路吧》。我有幸受托对全文修改润色定稿。发稿时间紧迫，我用了几个整夜时间完成了任务。刊物出来后，引起很大反响。文章后被大量转载，成为写习老的代表性作品。前年作家代表大会上，《中华儿女》又派资深记者华南同志在大会期间对我深入采访，撰写了《忽培元：黄土地哺育文学梦》一文，对我40年坚持业余文学创作给于肯定和鼓励，使我更加信心满怀地投入新的征程。
　　这就是我同《中华儿女》的亲密故事，我愿继续为之培土浇水，祝贺这棵伟岸大树长青永茂。我与《中华儿女》可谓是忘年老友。我在此向30岁正值盛年、风华正茂的《中华儿女》深鞠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