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辞世，民间一片哀悼的声音。有媒体因此开出标题，称其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我感觉，这标题似乎特别符合中国人或者说东方人的口味。但要我说，杨绛的可贵，还在于她是“最隐的士”。
　　杨绛曾经挂在嘴边的一些话，长期被人传颂。她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骨子里透露出来的，是一种绝世的不俗。当年，贝多芬曾经写信给李希诺夫斯基公爵：“公爵，你所以成为一个公爵，只是由于偶然出生;而我之所以成为贝多芬，完全是靠我自己，公爵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而贝多芬只有一个。”
　　贝多芬的倔强，与杨绛的“不争”其实是一回事。在更为久远的历史长河里来看，或许杨绛老人算不上“伟大的”或者“×××”的作家学者。但是，在一个红尘滚滚、喧嚣尘上的重商重利又讲究实惠的时代，她的存在就是一壶凉茶、一针清醒剂的存在。她的处世哲学，让人禁不住想起老子的一句话：“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朱小棣在文章中说，杨绛曾屡屡被孤立和边缘化。《堂·吉诃德》译完之后，《世界文学》杂志要求連载。对此，有人说，“此非新书，译的很多，不用登了。”出版社要求译者写序，据杨绛说，有人体谅她“下笔即错”没让她写，以至于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成为整个丛书中“唯一的例外”。
　　
　　这种种文化圈子里的小事，几十年之后来看或许真的不值一提。但是，在具体时间段和具体环境中，对当事人来讲则是一种极深的伤害。不过，这种事情遇到的多了，也就和“今天天气哈哈哈”一样，成为一种读书生活中的边角料。文人之间的恩怨和争执，有时确实是很可笑和无聊的。不争，确实是一种明智的态度。
　　杨绛八十岁那年，没有做寿。为此，夏衍特地送来亲笔写的贺词“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胆有识，独铸伟词”。撇开后半句不谈，单看前半句，确实非常耐人寻味。
　　在文字里，她说：“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人活一辈子，锻炼了一辈子，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向前看呢，再往前去，就离开人世了。能有成绩，就是不虚此世了。”真的隐士，总是秉持着超然的生活态度的。但是，这种超然绝非自暴自弃和浑浑噩噩。她嫁了世间号称最有学识的男人，经历过最曲折的时代叙事，读过最厚重的书本，写过最朴实的文字。我想，对短短的百年而言，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