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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废品与变废为宝
“我的职场偶像是杨建华①，前两天我还跟他合影了呢。”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转子车间数控铣工组的青工葛亮有那么一点偶像情结，“明星偶像嘛，古天乐、余文乐都行。”他的职场偶像符合沈鼓年轻工人的标准，明星偶像也带着80后对娱乐圈的熟悉。
劳模马恒昌，马恒昌小组呢？
“没听过，很厉害吗？”葛亮实话实说。
对，他们很厉害。
上世纪50年代，偶像还不流行，榜样倒是层出不穷于各行各业。马恒昌小组也在那个时代脱颖而出，他们第一个实行班组民主管理分工，第一个倡议开展全国劳动竞赛，第一个实行岗位责任制，被誉为我国班组建设的摇篮。
马恒昌小组原是沈阳第五机械厂的车工一组，1949年3月，他们倡议全厂工友开展“迎接红五月劳动竞赛”，立志“消灭废品、提高质量”，改进了10多种工具，创造了连干37天不出废品的新纪录。工厂以组长马恒昌的名字为小组命名，并授予他们第一面“生产竞赛模范班”的红旗。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以个人名字命名先进班组。
相较于马恒昌小组的不出废品，葛亮所在数控铣工班组更进一步，他们会变废为宝。几个月前，因为机床行线发生变化，产生了两个报废件。数控铣工组的技术带头人张嘉祥与团队多次计算、测绘，最终挽救了报废件，为企业挽回了8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一个是少出废品，一个是拯救废品，谁能说这两个相隔半世纪的班组没有一脉相承？他们都践行着为企业服务、为企业创效的责任。这是成熟优秀班组的特质，也是企业的巨大财富。
数控铣工组有26名成员，组长杨巍是个1987年出生的大男孩。担任组长前，他操控的是世界少有的大型五坐标镗铣加工中心，刻苦专心奉献程度，绝对对得起公司对他的晋升。从每隔24小时倒一班的普通操作工，到事无巨细、统筹安排的班组长，杨巍一开始并不适应。每天要开早会，布置任务，观察组员情绪，他谨慎焦虑，担心出错对不起兄弟们，对不起企业。从年龄来看，杨巍的焦虑有情可原，全组只有一个小老弟，剩下全是老大哥，张嘉祥还是他师傅。如何服众，如何管理？杨巍以和孩子相处做比喻：孩子调皮了，大人要把自己想象成小孩去理解他。“我们组长会换位思考，这点我老服他了。”葛亮适时总结了一下。
在宽大的厂房里，与嗡嗡作响的机器为伴，理解极其珍贵。因为有了组长的理解，大家齐心协力，从无抱怨，会默默注视组员的作品，并以此为骄傲、为目标。2011年，为了提高大型叶轮的加工质量，数控铣工组全组参与讨论，将叶轮分粗、精加工两步进行，精加工阶段采用两种进口刀具分别加工。新方法试用成功，每年为集团节约资金140余万元，提高加工效率30%以上。
一个班组的行事风格往往由班组长一手打造。马恒昌小组自建立之初就深深烙上了马恒昌印记。沈阳解放前，马恒昌曾有过3次务农和3次务工、5次换地方的经历，每一次都受尽苦难。1948年，马恒昌进入沈阳第五机械厂当车工。工厂正在恢复阶段，急缺工具、量具，马恒昌决定把珍藏的“千分尺”捐出来。这种尺当时中国还不能制造，十分稀缺。之前马恒昌全家最困难的时候都没舍得卖掉，但给共产党用，马恒昌很舍得。
这样的舍得源于情感相系。马恒昌忠诚于党，自然愿意倾其所有，便有了流传至今的“捐千分尺”的故事。沈阳市劳动模范李永胜也忠诚于党，热爱企业，于是他捐出了自己。
李永胜是沈鼓集团定子车间一组的工人。在这个由40名工人组成的团队中，李永胜安静腼腆，说话时总带着笑容，干起活来却既有速度又有质量。他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工作里。20多年前，从农村出来的李永胜忐忑进城，想着如果能在这座城市有一个房子，有一个家就好了。进入沈鼓，他拜师学艺，刻苦钻研终成大器。中午别人12点吃饭，他就12点10分吃;晚上别人5点半下班，他就5点半离厂。这个刀具不合适，他就尝试改进;那个产品不合格，他就研究修复。李永胜很像生活在马恒昌那个年代的人，简单是生活最好的标准。马恒昌小组有一句座右铭：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李永胜这个做多说少的人，以此与全组人共勉。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第五机械厂需部分北迁。马恒昌小组顾全大局，第一个报名，第一批迁到齐齐哈尔。那时齐齐哈尔郊区常有野狼出没，夜班工人上班在自行车上拴个铁桶，一边骑车一边敲桶，震慑野狼。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马恒昌小组与北迁工人们一道，用79天完成了工厂初建任务，并成功制造出中国第一台升降铣床和251型镗床，为中国机械工业的起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1年1月，马恒昌小组通过《工人日报》，向全国班组和工人兄弟发出了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得到了近两万班组的响应，被称为“马恒昌小组运动”，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苏联和东欧的部分国家曾多次派工人代表团到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的马恒昌小组考察，苏联还专门发行了马恒昌纪念邮票。后来，马恒昌小组重新修订了爱国公约，并拟定捐献超额奖金50%和每人献工一天等长期捐献计划。据估算，他们为国家贡献了相当于1000吨粮食的财富。同年，马恒昌被选拔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副部长。
时间紧，任务重，不仅适用在马恒昌小组生活的年代，放到今天来形容工厂作业，依然不为过。2014年5月，沈鼓集团定子车间一组就遇到了这种紧迫情况：数个产品同时上马，其中一个迟迟未到料，整个加工周期不足10天……虽然有李永胜这样的定心丸，但整个班组能否团结一心攻克难关，组长董成彬心里没底。5月1日放假在家的苏鹏听说下午3点来料，打电话给组长要求加班;数控立车的陈东旭连午饭都是在机床边吃的;夜班张学森提早结束假期，半夜把加工好的侧板吊到许东风的操作台上;许东风没坐班车改乘地铁，早早来到厂里……最终，工件顺利交检，并一次性验收合格。
一个班组究竟有多大能量，董成彬说自己无法估算，在实现自身价值的鼓励下，每个成员都毫无保留地发挥着各自长处。如果有人不理解沈鼓员工为何有马恒昌小组的拼劲，那是他不知道沈鼓员工因为自己的企业身份有多自豪。
马恒昌喜爱刀具，热衷技术革新，兼任齐齐哈尔职工技术协作委员会副主任后，组织能工巧匠开展了群众性技协活动，攻克多项技术难关，无偿为19个省市自治区提供技术服务。
除了技术革新成果显著，在班组管理上，马恒昌也有许多创新，建立了生产、技术、安全、质量、文教、生活“六大干事”岗位，根据每个人的愿望和特长分工，实现了“小组的事大家管，小组的活大家干”，开创了我国职工民主管理的先例。
李永胜也喜爱刀具，一有空就琢磨刀具改造，不为物质奖励，单是改造后的推广，就让他倍儿有成就感。单一重复的劳动难免让人寂寞，若爱上技术改造便不同了，而且一线员工革新的机会和空间很大。谁会比使用者更熟悉这些工具呢？
李永胜是一心热爱技改，组长董成彬则需要掌握更多：李峰光，生日是1958年9月26日;张学森，花式跳绳最厉害;杨帅，积极要求入党……显然，当下的班组管理更复杂，但如果用心，和谐而充满战斗力也并非难事。
①杨建华，沈鼓集团高级工人技师、全国劳动模范，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是中国第二个获此奖项的一线工人。
“我的职场偶像是杨建华①，前两天我还跟他合影了呢。”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转子车间数控铣工组的青工葛亮有那么一点偶像情结，“明星偶像嘛，古天乐、余文乐都行。”他的职场偶像符合沈鼓年轻工人的标准，明星偶像也带着80后对娱乐圈的熟悉。
劳模马恒昌，马恒昌小组呢？
“没听过，很厉害吗？”葛亮实话实说。
对，他们很厉害。
上世纪50年代，偶像还不流行，榜样倒是层出不穷于各行各业。马恒昌小组也在那个时代脱颖而出，他们第一个实行班组民主管理分工，第一个倡议开展全国劳动竞赛，第一个实行岗位责任制，被誉为我国班组建设的摇篮。
马恒昌小组原是沈阳第五机械厂的车工一组，1949年3月，他们倡议全厂工友开展“迎接红五月劳动竞赛”，立志“消灭废品、提高质量”，改进了10多种工具，创造了连干37天不出废品的新纪录。工厂以组长马恒昌的名字为小组命名，并授予他们第一面“生产竞赛模范班”的红旗。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以个人名字命名先进班组。
相较于马恒昌小组的不出废品，葛亮所在数控铣工班组更进一步，他们会变废为宝。几个月前，因为机床行线发生变化，产生了两个报废件。数控铣工组的技术带头人张嘉祥与团队多次计算、测绘，最终挽救了报废件，为企业挽回了8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一个是少出废品，一个是拯救废品，谁能说这两个相隔半世纪的班组没有一脉相承？他们都践行着为企业服务、为企业创效的责任。这是成熟优秀班组的特质，也是企业的巨大财富。
数控铣工组有26名成员，组长杨巍是个1987年出生的大男孩。担任组长前，他操控的是世界少有的大型五坐标镗铣加工中心，刻苦专心奉献程度，绝对对得起公司对他的晋升。从每隔24小时倒一班的普通操作工，到事无巨细、统筹安排的班组长，杨巍一开始并不适应。每天要开早会，布置任务，观察组员情绪，他谨慎焦虑，担心出错对不起兄弟们，对不起企业。从年龄来看，杨巍的焦虑有情可原，全组只有一个小老弟，剩下全是老大哥，张嘉祥还是他师傅。如何服众，如何管理？杨巍以和孩子相处做比喻：孩子调皮了，大人要把自己想象成小孩去理解他。“我们组长会换位思考，这点我老服他了。”葛亮适时总结了一下。
在宽大的厂房里，与嗡嗡作响的机器为伴，理解极其珍贵。因为有了组长的理解，大家齐心协力，从无抱怨，会默默注视组员的作品，并以此为骄傲、为目标。2011年，为了提高大型叶轮的加工质量，数控铣工组全组参与讨论，将叶轮分粗、精加工两步进行，精加工阶段采用两种进口刀具分别加工。新方法试用成功，每年为集团节约资金140余万元，提高加工效率30%以上。
一个班组的行事风格往往由班组长一手打造。马恒昌小组自建立之初就深深烙上了马恒昌印记。沈阳解放前，马恒昌曾有过3次务农和3次务工、5次换地方的经历，每一次都受尽苦难。1948年，马恒昌进入沈阳第五机械厂当车工。工厂正在恢复阶段，急缺工具、量具，马恒昌决定把珍藏的“千分尺”捐出来。这种尺当时中国还不能制造，十分稀缺。之前马恒昌全家最困难的时候都没舍得卖掉，但给共产党用，马恒昌很舍得。
这样的舍得源于情感相系。马恒昌忠诚于党，自然愿意倾其所有，便有了流传至今的“捐千分尺”的故事。沈阳市劳动模范李永胜也忠诚于党，热爱企业，于是他捐出了自己。
李永胜是沈鼓集团定子车间一组的工人。在这个由40名工人组成的团队中，李永胜安静腼腆，说话时总带着笑容，干起活来却既有速度又有质量。他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工作里。20多年前，从农村出来的李永胜忐忑进城，想着如果能在这座城市有一个房子，有一个家就好了。进入沈鼓，他拜师学艺，刻苦钻研终成大器。中午别人12点吃饭，他就12点10分吃;晚上别人5点半下班，他就5点半离厂。这个刀具不合适，他就尝试改进;那个产品不合格，他就研究修复。李永胜很像生活在马恒昌那个年代的人，简单是生活最好的标准。马恒昌小组有一句座右铭：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李永胜这个做多说少的人，以此与全组人共勉。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第五机械厂需部分北迁。马恒昌小组顾全大局，第一个报名，第一批迁到齐齐哈尔。那时齐齐哈尔郊区常有野狼出没，夜班工人上班在自行车上拴个铁桶，一边骑车一边敲桶，震慑野狼。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马恒昌小组与北迁工人们一道，用79天完成了工厂初建任务，并成功制造出中国第一台升降铣床和251型镗床，为中国机械工业的起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1年1月，马恒昌小组通过《工人日报》，向全国班组和工人兄弟发出了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得到了近两万班组的响应，被称为“马恒昌小组运动”，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苏联和东欧的部分国家曾多次派工人代表团到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的马恒昌小组考察，苏联还专门发行了马恒昌纪念邮票。后来，马恒昌小组重新修订了爱国公约，并拟定捐献超额奖金50%和每人献工一天等长期捐献计划。据估算，他们为国家贡献了相当于1000吨粮食的财富。同年，马恒昌被选拔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副部长。
时间紧，任务重，不仅适用在马恒昌小组生活的年代，放到今天来形容工厂作业，依然不为过。2014年5月，沈鼓集团定子车间一组就遇到了这种紧迫情况：数个产品同时上马，其中一个迟迟未到料，整个加工周期不足10天……虽然有李永胜这样的定心丸，但整个班组能否团结一心攻克难关，组长董成彬心里没底。5月1日放假在家的苏鹏听说下午3点来料，打电话给组长要求加班;数控立车的陈东旭连午饭都是在机床边吃的;夜班张学森提早结束假期，半夜把加工好的侧板吊到许东风的操作台上;许东风没坐班车改乘地铁，早早来到厂里……最终，工件顺利交检，并一次性验收合格。
一个班组究竟有多大能量，董成彬说自己无法估算，在实现自身价值的鼓励下，每个成员都毫无保留地发挥着各自长处。如果有人不理解沈鼓员工为何有马恒昌小组的拼劲，那是他不知道沈鼓员工因为自己的企业身份有多自豪。
马恒昌喜爱刀具，热衷技术革新，兼任齐齐哈尔职工技术协作委员会副主任后，组织能工巧匠开展了群众性技协活动，攻克多项技术难关，无偿为19个省市自治区提供技术服务。
除了技术革新成果显著，在班组管理上，马恒昌也有许多创新，建立了生产、技术、安全、质量、文教、生活“六大干事”岗位，根据每个人的愿望和特长分工，实现了“小组的事大家管，小组的活大家干”，开创了我国职工民主管理的先例。
李永胜也喜爱刀具，一有空就琢磨刀具改造，不为物质奖励，单是改造后的推广，就让他倍儿有成就感。单一重复的劳动难免让人寂寞，若爱上技术改造便不同了，而且一线员工革新的机会和空间很大。谁会比使用者更熟悉这些工具呢？
李永胜是一心热爱技改，组长董成彬则需要掌握更多：李峰光，生日是1958年9月26日;张学森，花式跳绳最厉害;杨帅，积极要求入党……显然，当下的班组管理更复杂，但如果用心，和谐而充满战斗力也并非难事。
①杨建华，沈鼓集团高级工人技师、全国劳动模范，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是中国第二个获此奖项的一线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