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导演Nikolaus Geyrhalter用了两年时间，辗转于欧洲各国的大食品生产基地和工厂，拍摄了《我们每日的面包》这部影片。该片获得了2005年阿姆斯特丹国际记录片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2006年瑞士尼翁现实视觉电影节特别奖，2006年雅典生态电影节最佳影片，2006年巴黎国际环境电影节大奖，2006年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生态奖，2006年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特别奖，2006年欧洲电影最佳纪录片奖提名，2008年德国AdolfGrimme奖信息和文化类获奖作品。
　　这是一部可以让人提出很多问题的电影，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动物权利主义者会看到对动物权利的侵犯，素食主义者会看到素食的必要性，环保主义者会看到食品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对环境的破坏，技术崇拜者会看到先进工业技术的应用，艺术家会看到美的形式，政治家会看到粮食问题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变态狂会看到机器的暴力和生产线的控制力，哲学家会看到人与机械，人与其他生命的异同。
　　所有的这些解读方式都是可能的。这部影片何以做到这样的开放性，能够带给观众不同层面的解读?这些不同层面的解读是导演的意图吗?
　　可以看出，导演为这部影片选取了一种尽可能客观的视角。没有采访，没有实况报道的声音，没有配乐，没有字幕(除了片头和片尾)，只剩下画面和同期声。而就画面而言，镜头的变化非常少，除了一两个外，只用到三种拍摄手法：固定、跟拍、平移；只有两种景别：全景和中景；只有一种镜头之间的转场：硬切；几乎所有镜头是平视；几乎所有镜头长度集中在30秒到80秒之间。没有推拉摇甩，没有特写，没有镜头特效。此外，导演还为画面设置了一套相对客观的美学规则：黄金分割，镜像对称，中心对称的画面。这部影片之所以能够给观众不同层面的解读，答案也许就在于影片的客观性，即最大程度地去除了有主观导向性的东西，甚至包括镜头的变化。
　　导演声称：“基本上我创作电影是为了我可以看到自己。我对那些人们通常不会去看的区域和地方着迷。”这也适合他此前的两部作品《PRIPYAT》和《ELSEWHERE》，同时食品的生产也是人们对之及其模糊的一个封闭系统。在广告上展示的那些图像，那些搅拌黄油以及有各种各样小动物的小农场和那些我们每日的食品真正来源的地方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于那些食物的创造以及这类的工人，我们有着一种带着尊敬的陌生，而突破这一点是有必要的。
　　导演原先设想这部电影主要是持续追踪拍摄，也包含采访的场景。在这部电影中，可以单独成立的那些工作世界被展现了出来。人们在那些本来空空如也的空间工作，而当他们工作的时候却没有很多交谈。一开始，按计划拍摄了些采访，在剪辑的时候(那时拍摄仍在继续)，却发现这些采访越来越像是干扰和打断对电影的理解，于是所有的采访内容都被弃之不用。
　　在这部电影里那些处理小鸡的公司位于奥地利、西班牙或波兰，在本片中展示的那个生猪屠宰场每年宰杀多少头猪，都是毫不重要的。同时当我们作为一个观察者被输入信息的时候，事情就被过于简单化了。就像所有其他激动人心的新闻那样日复一日的轰击我们，正是这种东西使得报纸得以销售出去，同时这也钝化了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在这部电影当中，一种结构背后地窥视被许可，在声音和图像上提供了很多的时间，同时为我们思考这个世界，思考这个为我们生产基本食物但又常常为我们所忽略的世界提供了可能。
　　面对这个特殊的题材，在某些情况下，拍摄许可来得非常容易，因为那些公司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感到自豪，同时他们也视消费者对食品生产的陌生为一个麻烦。另一方面，很多公司害怕宣传，害怕这样的电影可能公开的内容。毕竟，这里有一些不间断地令人愤慨的事情，他们可能会想：如果将要产生一些公愤的话，那么最好到我们的竞争对手那里去拍!但其实这部电影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揭示令人愤慨的事情。
　　导演想用一种尽可能客观的态度去创作画面。在这方面就会产生一些引人入胜的东西：机器的意义，可操作的意义，人的创新和组织精神，战栗和麻木如此的近似。植物和动物像任何其它商品一样被买卖。最重要的是，动物可以如何通过一种尽可能有效并便宜的方式被生出、喂养和控制，如何对待它们才能使它们在到达屠宰场的时候尽可能的新鲜并完好，以及，那些肉当中的药剂和压力荷尔蒙的水平指标在合法的范围之内。没有人考虑它们是否快乐。如果你想把这个称为丑闻(这比称之为正当要更贴切)，那么你必须让你的思想更进一步。然后就会到达另一个丑闻，即我们是如何生活的，因为这种经济，“无情”的效率存在于一种与我们社会生活方式互惠的关系当中的。“买有机食品，少吃肉”这样的说法是没有什么错的，但这同时也是一种借口，因为我们每天都受用自动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生产的水果，而这可不仅仅只是食物而已。
　　这个题目指向我们的文化历史，并且因为宗教更彻底的关系到效果，关心人们如何对待他们的资源和活生生的同伴。导演总是把思想推进一步，题目的下一行将是：并宽恕我们的罪。但这也指向赚取我们每日的面包这种生活的常态，人们是如何做他们的工作的这个问题，以及这是如何改变的。谁启动了那些机器，谁在控制这些生产过程以及谁赤手空拳地挖地或摘下黄瓜?
　　影片的风格也许可以让这部片子成为档案，人们会在50年或100年的时间里将其翻出来，看并且想，“他们早在那个时候就这样做了”，或者“他们那时仍然那样做。”这就是某些事情是如何开始或结束的。这也是导演的意图，因为他试图在形式上做得尽可能地长期有效，比如稳定的镜头和工整的构图，没有前卫的流行的拍摄和剪辑手法，因为最流行的也是最容易过时的。对导演来说重要的是影片及时抓住了某个特定的点，一点点的历史。
　　正如导演所说，这是一部让我们看并且让我们思考的影片。影片的开放性出于客观性，而客观性又来源于限制。在这一点上本片是对“少即是多”这一原则的诠释。这个世界是可以独自成立的，它就在这里，尽管受到了我们不应当的忽视。而观众可以对影片作出不同的解读，这取决于观众所处的不同情境和历史视角。影片拍摄地的是欧洲，但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要吃饭这一点是相同的。作为中国的观众可能提出的问题是，这会是我们的未来吗?或者，这正在变成中国的现实吗?如果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我们能做一些什么来改变它呢?食品工业化所带来的高效生产率真的那么值得我们追求吗?还是我们应该发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以减少对食品工业化生产的依赖呢?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爱吃肉的习惯吗?如果是的话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总之，这部影片让我们提出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给我们一个脆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