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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蕴藏着深厚的华夏传统与民族文化。它形象地描绘了农民在朝廷残酷统治下，起义抗争，满腔热情地歌颂了起义英雄的反抗斗争和他们的社会理想。
据笔者统计，此著作的书名译本有以下6种：Outlaws of the Marsh； All Men are Brothers； Heroes of the Marshes； The Story by the Water Margins； Tales of the Marshes；Three Women and One-hundred-five men；Marshes of the Mount Liang。其中，较为国内公众普遍接受的是中国籍的美国犹太裔学者沙博理先生在文革期间受命译的一百回版的Outlaws of the Marsh（水泊好汉）与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女士在上个世纪中后期翻译的七十回版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内皆兄弟)。
同项比较法的意思是比较同一篇作品不同译文的一种方法。其目的在于通过比较发现哪种译文总体上好（或欠缺），或者哪种译文在某一方面好（或欠缺）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比较一个作品或文件等的两种译文（或多种）译文的时候，按照原文文体的翻译标准对这两种（或多种）译文进行“过滤”处理。
严复的“三字”标准不但一直被我国翻译界所公认，而且至今也不失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郁达夫称“信、达、雅”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梁启超说“近人严复，标信、达、雅的三字，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众人皆知。”不仅如此，“三字”标准与国内外的翻译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完善。例如，十八世纪末、十九是世纪初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提出的“翻译三原则”影响着当时的西方学派；赫伯特 罗森斯坦的“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gracefulness”。关于“信、达、雅”三者的主次先后关系，严复的认识也是比较清楚的。翻译应先求其信，但如不达，那等于没有译。在“信、达”基础上，还要追求“雅”。这种逻辑清晰，层层递进的翻译标准对于指导比较翻译，赏析不同译文翻译和形成自己的翻译评价体系尤为重要。
首先，“求其信已大难矣！”。“信”强调的是译文要对原文意思忠实，不得随意修改原文意义。译文要准确, 不歪曲,不遗漏,也不要随意增减意思。译者应把原作的细想内容完整而准确地传达出来，这里所说的思想内容指作品中所叙述的事实，说明的事理，描写的景物以及作者的立场，观点，所流露的思想情感。译文的准确性取决于对原文理解的准确性，对原著的解析是翻译的前提和基础。
《水浒传》包含了“水”、“浒”、“传”三个字。从字面意义上来讲，“浒”即水边，“水浒”也是指水边。《诗经·王风·葛》：“绵绵葛，在河之浒。”《诗经·大雅·》：“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这里的“浒”、“水浒”都是指水边的意思。“传”指叙述历史故事的作品（多用于小说名称）。
Outlaws of the Marsh 中的 “outlaws” （one who is hiding from the police， used especially in past times）为名词词性，意思是不法之徒，逃犯。显然，梁山好汉108人落草为寇，占据一方水土，打着“替天行道”的口号与朝廷反抗，足以称得上逍遥于宋朝法律规章制度之外的不法分子。在这层意义上，“outlaws”与《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对称正确，两者性质相同。
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比较翻译理论中同项比较法的要求，解读原文时需要注意分析原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作品中心思想，创作意图。《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和另一著作《西游记》中的主要人物孙悟空都在作者的描写下从应该受法律惩罚的反面人物解放了出来，他们的身份不再是作奸犯科、无恶不作的不良市民，不再是低人一等的阶下囚，不再是脸上刻有字而永生不得翻身的恶棍，而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劫富济贫、具有反抗精神、维护正义的英雄。作者要通过描写这些“违法者”犯法的原因来揭示当时时局的混乱和黑暗，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逐步揭示一个一个英雄背后的辛酸和无奈，来解释众多好汉聚义梁山造反的真正动机——寻找正义，争取平等、自由。因此，沙博理的“outlaws”一词并没有在不法之徒的基础上延伸为英雄、好汉的意义。赛珍珠的译本则胜出一筹。她没有按照《水浒传》的字面意思翻译，将108位好汉齐心协力打败恶势力的主题表现了出来。她认为小说的主要矛盾是老百姓和腐败的官府之间的斗争。在她眼里，梁山一百单八将类似于英国中世纪追随罗宾汉的绿林英豪，他们并非存心造反，只是受环境逼迫，万般无奈之下才揭竿而起的；他们是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公民，所反抗的是邪恶的势力和无道的社会。其中的“men”和“brothers”都将落草的贼寇的善良光辉的一面展现了出来。通过这一译名，书中人物表现出的团结、勇敢、坚定、无畏和有气节的品质与作者的意图不谋而合，远比“outlaws”带给读者的意向更加深刻，准确，也更加传神。赛珍珠女士对于《水浒传》的理解与她在中国的经历不可分割，这也是比较翻译理论中所强调的译本受到译者所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的影响。赛珍珠女士在中国经历了两次排外运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1927年北伐战争时期的南京事件使她深深认识到白人和华人之间的不平等。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侵略以及对中国人民的践踏加强了她追求和呼吁自由平等的民主意识和决心。她的译本体现了她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呼吁，她不仅希望在唤醒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的同时，还可以让全世界都听到她对于和平平等、和谐相处的倡议。沙博理翻译《水浒传》时的中国正处于黑暗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的极端统治和对文学作品以及作家的惨无人道的屠杀使这部作品原本面目全非。起初，沙博理对书名的翻译为Heroes of the Marsh。“heroes”在中西文化中代表的通常是正义、勇敢、坚强的正面形象，恰恰与小说中的梁山好汉相对应。但由于有着违法分子的身份，这些英雄与当时急需稳固政权的“四人帮”来说，利益发生了极大冲突。因此，政府命沙博理将其书名改译为Outlaws of the Marsh。
其次，“达”强调译文通顺明白，符合目标语的规范和文化，选用的词语要得体，使读者感觉不到语言的隔阂，没有死译硬译的现象。英语和汉语属于不同语系，两者各方面的差异比较大。如果原文表现形式在译入语中仍能准确传达原文附着的信息，那么就应该保留原文的形式。如果原文表现形式不能在译入语中传达原文附着的信息，那么就应该改变原文的表现形式。傅雷先生说过：“以效果而论，翻译就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再形似而在神似。”沙博理和赛珍珠女士两位的翻译方法的不同导致了其传达原文信息和功能的不同。沙博理采用直译的方法，直接用“outlaws”标明小说中的梁山贼寇；用“marsh”标明故事发生的主要背景——水泊梁山, 旨在把小说的人物、地点传达给读者。赛珍珠的采用意译法，旨在把小说的精髓和作者的意图传达给读者。从结构上来看，“outlaws of the marsh”四个单词构成了名词短语，但此版本传达给读者的信息仅仅为一群在沼泽里生活的贼寇。在外国文学中，与我国的《水浒传》主题、人物和故事情节等方面高度相仿的作品有Robin Hood and His Merry Outlaws（《罗宾汉和他的绿林好汉》）。此作品中同样出现了“outlaw”一词，但为了不影响正确意思的传达与人物形象的定位，作者在“outlaws”前面加上“merry”（令人愉快的）一词，从而将英雄好汉的真实身份表现出来；书名中提到了主要人物罗宾汉和他的追随者，没有把他们的主要活动地点（森林）写在书名上。那么，Outlaws of the Marsh 虽然展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保留了原文的韵味和形式，但传达的信息就很容易让不了解我国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的外国读者感到困惑和不解。赛珍珠女士采用意译的方法，用四个单词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表结构的句子，中文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西部拓荒，南北战争，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运动，执政党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等等都反映了美国社会中无处不在的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引发的人间悲剧。在美国文化中，诸如此类的历史事件带来的教训与“all men are brothers”中倡导的人人平等、和谐相处如出一辙。不仅如此，两次世界大战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的伤疤已足以让全世界人民认识到天下一家人的重要性。赛珍珠女士的译法在达意上不仅顾及了中国文化中论语的教诲，而且让外国读者能感同身受，理解题目和整本书的主旨。
最后，“雅”注重译文语言修辞润色，传神讲究文采。美国的意象派诗人庞德提出的“重诗歌翻译的意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文学翻译美感经验再现”；前苏联翻译理论家加奇拉泽提倡的“追求文艺艺术价值”以及国内的傅雷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钱钟书的“化”以及许渊冲所提出的“意美、音美、形美”等等理论所揭示的翻译最高境界——“美”、“化”与严复的“雅”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严复先生的“雅”是对“信、达”一种高层次的概括，是翻译的升级，是译文在“信、达”的基础上达到的更高的境界。赛珍珠女士的译名是参照《论语·颜渊》中的经典名句“四海之内皆兄弟”来翻译的。从修辞角度来看，这里的“men” 具体来讲有两层含义：一是特指强壮、勇敢的男子（a man who has the qualities that people think a man should have， such as being brave，strong， smart， etc）二是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包括男女老少。译名采用了借代、暗喻的手法。这里的“all men”是比较大的范围，涵盖了天下所有人。“brothers”字面意思为兄弟，但实则要表达其背后蕴含着的血缘相连，齐心协力，互帮互助，情同手足的亲密关系和为兄弟两肋插刀的英雄义气。书名中间用“are”将前面的普天之下的各路英雄赋予兄弟手足关系，把规模庞大且抽象的意象和一个简单易懂的事物连接起来，既能使前面的“all men”立刻富有生气，又能使后面的“brothers”变得深刻。Outlaws of the Marsh 的主要部分和落脚点在“outlaws”，词性也为名词。英译中为“沼泽地的法外分子”或“水泊好汉”。刘宓庆教授在书中写到“翻译要超越‘重意义’的旧观念，建立中‘重交流中的意义’的新观念。两者相比，前者体现的美感在交流意义上比后者的强。赛珍珠女士注重把小说的内容美展现给读者，提出一个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主题，也是全人类的主题。All Men are Brothers无形之中为读者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在译者、读者和原作者间形成了有效的沟通。而沙博理的翻译显得过于生硬，缺少美感，只注重对本书中的具体人物和地点硬译直译，携带的《水浒传》的“雅”完全不能通过“outlaw”和“marsh”传递给读者。赛珍珠女士没有受其束缚，把小说中众好汉的反面角色和故事发生的主舞台水泊梁山放在书中由读者品，用一句中国论语中的名句英译文包涵整本小说的主题和作者的创作意图，使读者不仅通过此本小说体会到中国文化中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含义，而且能看穿书本，看向小说背后蕴藏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即使面对艰难险阻，我们也要勇敢坚持自己的尊严和信念，为了追求自由、平等的权利而聚义团结，为了实现共同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从结构上来看，这种系表结构形成了前后照应，联系紧密，达意准确的框架，更重要的是达到了贴切原作者的思想精神，实可谓既传神又有美感。
参考文献：
[1]张梦井.比较翻译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2]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严辰松.中国翻译研究论文精选[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4]覃丽，李冀宏.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两个译本的之比较分析——基于“信、达、雅”的翻译原则[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7.
[5]华先发，邵毅，新编大学英译汉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6]陈全明.严复——我国译界倡导系统而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J].北京：中国翻译，1997.
[7]刘宓庆.中西思想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万扬（1988-），男，汉族，河南郑州人，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2007级本科生。）
据笔者统计，此著作的书名译本有以下6种：Outlaws of the Marsh； All Men are Brothers； Heroes of the Marshes； The Story by the Water Margins； Tales of the Marshes；Three Women and One-hundred-five men；Marshes of the Mount Liang。其中，较为国内公众普遍接受的是中国籍的美国犹太裔学者沙博理先生在文革期间受命译的一百回版的Outlaws of the Marsh（水泊好汉）与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女士在上个世纪中后期翻译的七十回版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内皆兄弟)。
同项比较法的意思是比较同一篇作品不同译文的一种方法。其目的在于通过比较发现哪种译文总体上好（或欠缺），或者哪种译文在某一方面好（或欠缺）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比较一个作品或文件等的两种译文（或多种）译文的时候，按照原文文体的翻译标准对这两种（或多种）译文进行“过滤”处理。
严复的“三字”标准不但一直被我国翻译界所公认，而且至今也不失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郁达夫称“信、达、雅”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梁启超说“近人严复，标信、达、雅的三字，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众人皆知。”不仅如此，“三字”标准与国内外的翻译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完善。例如，十八世纪末、十九是世纪初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提出的“翻译三原则”影响着当时的西方学派；赫伯特 罗森斯坦的“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gracefulness”。关于“信、达、雅”三者的主次先后关系，严复的认识也是比较清楚的。翻译应先求其信，但如不达，那等于没有译。在“信、达”基础上，还要追求“雅”。这种逻辑清晰，层层递进的翻译标准对于指导比较翻译，赏析不同译文翻译和形成自己的翻译评价体系尤为重要。
首先，“求其信已大难矣！”。“信”强调的是译文要对原文意思忠实，不得随意修改原文意义。译文要准确, 不歪曲,不遗漏,也不要随意增减意思。译者应把原作的细想内容完整而准确地传达出来，这里所说的思想内容指作品中所叙述的事实，说明的事理，描写的景物以及作者的立场，观点，所流露的思想情感。译文的准确性取决于对原文理解的准确性，对原著的解析是翻译的前提和基础。
《水浒传》包含了“水”、“浒”、“传”三个字。从字面意义上来讲，“浒”即水边，“水浒”也是指水边。《诗经·王风·葛》：“绵绵葛，在河之浒。”《诗经·大雅·》：“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这里的“浒”、“水浒”都是指水边的意思。“传”指叙述历史故事的作品（多用于小说名称）。
Outlaws of the Marsh 中的 “outlaws” （one who is hiding from the police， used especially in past times）为名词词性，意思是不法之徒，逃犯。显然，梁山好汉108人落草为寇，占据一方水土，打着“替天行道”的口号与朝廷反抗，足以称得上逍遥于宋朝法律规章制度之外的不法分子。在这层意义上，“outlaws”与《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对称正确，两者性质相同。
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比较翻译理论中同项比较法的要求，解读原文时需要注意分析原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作品中心思想，创作意图。《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和另一著作《西游记》中的主要人物孙悟空都在作者的描写下从应该受法律惩罚的反面人物解放了出来，他们的身份不再是作奸犯科、无恶不作的不良市民，不再是低人一等的阶下囚，不再是脸上刻有字而永生不得翻身的恶棍，而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劫富济贫、具有反抗精神、维护正义的英雄。作者要通过描写这些“违法者”犯法的原因来揭示当时时局的混乱和黑暗，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逐步揭示一个一个英雄背后的辛酸和无奈，来解释众多好汉聚义梁山造反的真正动机——寻找正义，争取平等、自由。因此，沙博理的“outlaws”一词并没有在不法之徒的基础上延伸为英雄、好汉的意义。赛珍珠的译本则胜出一筹。她没有按照《水浒传》的字面意思翻译，将108位好汉齐心协力打败恶势力的主题表现了出来。她认为小说的主要矛盾是老百姓和腐败的官府之间的斗争。在她眼里，梁山一百单八将类似于英国中世纪追随罗宾汉的绿林英豪，他们并非存心造反，只是受环境逼迫，万般无奈之下才揭竿而起的；他们是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公民，所反抗的是邪恶的势力和无道的社会。其中的“men”和“brothers”都将落草的贼寇的善良光辉的一面展现了出来。通过这一译名，书中人物表现出的团结、勇敢、坚定、无畏和有气节的品质与作者的意图不谋而合，远比“outlaws”带给读者的意向更加深刻，准确，也更加传神。赛珍珠女士对于《水浒传》的理解与她在中国的经历不可分割，这也是比较翻译理论中所强调的译本受到译者所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的影响。赛珍珠女士在中国经历了两次排外运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1927年北伐战争时期的南京事件使她深深认识到白人和华人之间的不平等。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侵略以及对中国人民的践踏加强了她追求和呼吁自由平等的民主意识和决心。她的译本体现了她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呼吁，她不仅希望在唤醒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的同时，还可以让全世界都听到她对于和平平等、和谐相处的倡议。沙博理翻译《水浒传》时的中国正处于黑暗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的极端统治和对文学作品以及作家的惨无人道的屠杀使这部作品原本面目全非。起初，沙博理对书名的翻译为Heroes of the Marsh。“heroes”在中西文化中代表的通常是正义、勇敢、坚强的正面形象，恰恰与小说中的梁山好汉相对应。但由于有着违法分子的身份，这些英雄与当时急需稳固政权的“四人帮”来说，利益发生了极大冲突。因此，政府命沙博理将其书名改译为Outlaws of the Marsh。
其次，“达”强调译文通顺明白，符合目标语的规范和文化，选用的词语要得体，使读者感觉不到语言的隔阂，没有死译硬译的现象。英语和汉语属于不同语系，两者各方面的差异比较大。如果原文表现形式在译入语中仍能准确传达原文附着的信息，那么就应该保留原文的形式。如果原文表现形式不能在译入语中传达原文附着的信息，那么就应该改变原文的表现形式。傅雷先生说过：“以效果而论，翻译就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再形似而在神似。”沙博理和赛珍珠女士两位的翻译方法的不同导致了其传达原文信息和功能的不同。沙博理采用直译的方法，直接用“outlaws”标明小说中的梁山贼寇；用“marsh”标明故事发生的主要背景——水泊梁山, 旨在把小说的人物、地点传达给读者。赛珍珠的采用意译法，旨在把小说的精髓和作者的意图传达给读者。从结构上来看，“outlaws of the marsh”四个单词构成了名词短语，但此版本传达给读者的信息仅仅为一群在沼泽里生活的贼寇。在外国文学中，与我国的《水浒传》主题、人物和故事情节等方面高度相仿的作品有Robin Hood and His Merry Outlaws（《罗宾汉和他的绿林好汉》）。此作品中同样出现了“outlaw”一词，但为了不影响正确意思的传达与人物形象的定位，作者在“outlaws”前面加上“merry”（令人愉快的）一词，从而将英雄好汉的真实身份表现出来；书名中提到了主要人物罗宾汉和他的追随者，没有把他们的主要活动地点（森林）写在书名上。那么，Outlaws of the Marsh 虽然展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保留了原文的韵味和形式，但传达的信息就很容易让不了解我国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的外国读者感到困惑和不解。赛珍珠女士采用意译的方法，用四个单词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表结构的句子，中文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西部拓荒，南北战争，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运动，执政党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等等都反映了美国社会中无处不在的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引发的人间悲剧。在美国文化中，诸如此类的历史事件带来的教训与“all men are brothers”中倡导的人人平等、和谐相处如出一辙。不仅如此，两次世界大战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的伤疤已足以让全世界人民认识到天下一家人的重要性。赛珍珠女士的译法在达意上不仅顾及了中国文化中论语的教诲，而且让外国读者能感同身受，理解题目和整本书的主旨。
最后，“雅”注重译文语言修辞润色，传神讲究文采。美国的意象派诗人庞德提出的“重诗歌翻译的意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文学翻译美感经验再现”；前苏联翻译理论家加奇拉泽提倡的“追求文艺艺术价值”以及国内的傅雷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钱钟书的“化”以及许渊冲所提出的“意美、音美、形美”等等理论所揭示的翻译最高境界——“美”、“化”与严复的“雅”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严复先生的“雅”是对“信、达”一种高层次的概括，是翻译的升级，是译文在“信、达”的基础上达到的更高的境界。赛珍珠女士的译名是参照《论语·颜渊》中的经典名句“四海之内皆兄弟”来翻译的。从修辞角度来看，这里的“men” 具体来讲有两层含义：一是特指强壮、勇敢的男子（a man who has the qualities that people think a man should have， such as being brave，strong， smart， etc）二是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包括男女老少。译名采用了借代、暗喻的手法。这里的“all men”是比较大的范围，涵盖了天下所有人。“brothers”字面意思为兄弟，但实则要表达其背后蕴含着的血缘相连，齐心协力，互帮互助，情同手足的亲密关系和为兄弟两肋插刀的英雄义气。书名中间用“are”将前面的普天之下的各路英雄赋予兄弟手足关系，把规模庞大且抽象的意象和一个简单易懂的事物连接起来，既能使前面的“all men”立刻富有生气，又能使后面的“brothers”变得深刻。Outlaws of the Marsh 的主要部分和落脚点在“outlaws”，词性也为名词。英译中为“沼泽地的法外分子”或“水泊好汉”。刘宓庆教授在书中写到“翻译要超越‘重意义’的旧观念，建立中‘重交流中的意义’的新观念。两者相比，前者体现的美感在交流意义上比后者的强。赛珍珠女士注重把小说的内容美展现给读者，提出一个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主题，也是全人类的主题。All Men are Brothers无形之中为读者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在译者、读者和原作者间形成了有效的沟通。而沙博理的翻译显得过于生硬，缺少美感，只注重对本书中的具体人物和地点硬译直译，携带的《水浒传》的“雅”完全不能通过“outlaw”和“marsh”传递给读者。赛珍珠女士没有受其束缚，把小说中众好汉的反面角色和故事发生的主舞台水泊梁山放在书中由读者品，用一句中国论语中的名句英译文包涵整本小说的主题和作者的创作意图，使读者不仅通过此本小说体会到中国文化中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含义，而且能看穿书本，看向小说背后蕴藏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即使面对艰难险阻，我们也要勇敢坚持自己的尊严和信念，为了追求自由、平等的权利而聚义团结，为了实现共同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从结构上来看，这种系表结构形成了前后照应，联系紧密，达意准确的框架，更重要的是达到了贴切原作者的思想精神，实可谓既传神又有美感。
参考文献：
[1]张梦井.比较翻译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2]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严辰松.中国翻译研究论文精选[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4]覃丽，李冀宏.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两个译本的之比较分析——基于“信、达、雅”的翻译原则[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7.
[5]华先发，邵毅，新编大学英译汉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6]陈全明.严复——我国译界倡导系统而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J].北京：中国翻译，1997.
[7]刘宓庆.中西思想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万扬（1988-），男，汉族，河南郑州人，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2007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