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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学术出版;知识整合;学术服务;社会价值
【作者单位】袁亚春，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G237.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14.002
知识的整合、分类、演进，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问题。但出版，无论是期刊，还是书籍，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出版，不是简单地做文化与学术的“搬运工”
1.出版是一种创意产业
出版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但这种服务应包含着无限的创意，因此它完全是一种创意产业。“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这是农夫山泉一句著名的广告词。这句广告词很成功，以至于很多人都谦逊地拿“搬运工”来形容自己的工作。一些出版人在提倡出版摈弃浮夸，老老实实服务于文化界、知识界和学术界的时候，往往也把“搬运工”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戴。其实，“搬运工”用于出版并不合适。仔细分析农夫山泉的广告词，其重点并不是“搬运工”，而是“大自然”，其瞄准的是消费者对自然、绿色的向往，“搬运”无非是表明水是纯自然的，没有任何人为加工的。因此，若以“搬运工”形容当今出版中的某一类基本无策划、无加工、无增值的现象也许是贴切的，但针对整个出版常态，以“搬运工”自居，难免误解甚至贬低了出版本来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特别是忽略了出版本来具有的知识、学术整合功能。
“搬运”的本质是对特定对象实施有目标的物理移动，一般不涉及特定对象内在结构的改变。当然，现代物流业已经极大地拓展了“搬运”的内涵，除了一般意义的运输，还包括了储存、打包、大件拆分与组装、散件分拣等环节，但对产品基本形态、特性不做任何变更。
出版，尤其是某些资助类课题成果的出版，也有相对简单的学术“搬运”，它主要是对所接收的稿件做相对简单的编辑加工，这虽然也是一种知识劳动的付出，但其对学科建设和知识创造的价值提升不大，基本局限在学术成果的出版传播或知识产权的标签化或确认方面。事实上，出版应該具备的社会功能远非如此简单，大量的创造性价值隐含在编辑策划和营销的劳动中。
2.出版自产生以来就具有知识整合、分类的特性
就知识体系有而言，按中国古代做学问的传统，一般是将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个方面，即所谓“四部”。古代思想家通过探索、思考而获得的知识往往是综合的，我们往往很难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或老子的思想归类为明确的学科，所以才会有所谓“智者”“思想家”的称谓;中国先秦“百家争鸣”，各门派不是按知识的专门领域来定义，而是按对事物的基本认知和观点的不同有所区分，因此才会产生“争鸣”。但是，随着知识的累积，人类的思想活动依然需要高度综合的整体思维，但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多样化”和“职业化”的特点。
自1450年德国古登堡发明欧式活字印刷术以来，出版，尤其是学术出版在促进知识整合、学科分类的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5至18世纪，欧洲知识界基于对通用知识和专门知识不同应用的认知，通过大学课程、图书馆、百科全书三个重要支撑，构成了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组织系统。首先是大学课程，一般从初级的“三艺”（语法、逻辑、修辞），进阶到“四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再到“三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最后到“三门高级学科”（神学、法学和医学），分别解决人的三大问题：精神问题、社会问题和身体问题。其次是图书馆，通过有明确知识分类的书籍，将大学的课程体系变成物理和空间的物质存在。如1650年，牛津大学图书馆将书籍分成四大类别：艺术、神学、法学、医学。那个时代最早的参考书目如1548年出版的格斯纳的《汇编》就是出版印刷商和学者合作，经过研究、收集、整理、编写而出版的对应于大学课程“三艺”“四艺”和神学、法学、医学“三学科”的，关于学科分类的一本著名工具书。最后是出版商和大学教授热衷的“百科全书”，能够给大学生提供融合“三艺”、“四艺”、自然和道德哲学等知识的自主学习课程。出版商将编撰满足各种需要的“百科全书”变成一种专门性的工作，甚至有一些著名出版商联合起来，在设置好图书内容和结构的基础上，雇请著名学者撰写如《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的超级工具书。
18世纪中叶，许多学者热衷于知识专门化，哥廷根大学医学教授哈勒认为，大学的最高功能是将各个学科划分成更小的部分，给予每个人特定的有限责任。知识界也认识到，知识专门化使得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认知能力，为学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知识领域，但这个趋势也限制了人们的思维，让人们越来越难看清整个人类知识的完整图景。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某些知识在一个知识体系内依然大有市场，但其内部开始孕育更加专业化的学科。比如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年轻时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讲授的是修辞学和文学，后于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逻辑学、伦理学、道德哲学，其著作《道德情操论》就是在那个时期出版的;即便在1776年出版《国富论》的时候，亚当·斯密也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学家，他去世前还教授哲学、天文学等，后人根据他的遗稿出版了《哲学问题论集》《天文学史》等书籍。19世纪早期，德国学者亚历山大·洪堡几乎精通人类已有的从天文到地理、从考古到经济的所有知识，并做出了原创性贡献，其著作极受欢迎。而英国通识学家托马斯·杨被誉为“最后一位万事通”，不但在医学、光学、人寿保险等领域卓有建树，还为第六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了大量条目文章。然而，即便这样，知识的专门化趋势已经愈发明显。自然科学家群体崛起作为“科学共同体”，重视的是自然世界，与一般知识意义上的“人文知识群体”相区别。即便在人文知识分子中，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非专业的公众中产生巨大影响时，他的同事亚当·弗格森也已经在讨论作为劳动分工的知识专门化问题。
19至20世纪，不同专业领域、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或裂隙日益明显，形成了不同学科的制度性划分，更多新的学科在已有学科基础上不断产生。比如，从传统的法学产生了社会学;从传统医学产生了解剖学、生理学;从神学产生了哲学，从哲学产生了心理学;从自然史分离出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等。传统的强调学科母体与分支关联的“知识树”，也日渐被强调学科自主权的主张所替代。 知识整合或者学科分类的演进史都与期刊、书籍的出版相呼应，甚至互为条件。19世纪以来，专业期刊数量成倍增长，德国的《动物学杂志》《自然》《历史杂志》《民俗学杂志》等，法国的《历史评论》等相继出版。书籍方面，查尔斯·莱尔的《地质学原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著作的出版影响力巨大，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现象和规律的固有认知。如果没有大量期刊、书籍的出版和传播，学者的观点便只能停留在课堂、图书馆，他们的观点演进甚至是零散、不成系统的，缺乏进一步演进的动力。由此可见，近代出版从一开始就天然地与学科、知识的分类与创新紧密结合在一起。
直至20世纪，西方还有不少出版商持续致力于通过出版系统性的知识类书籍，将学术界知识普及到更广范围的大众中。比如，英国的出版商在1911年出版“现代大学知识家庭”丛书，要求学者或专家用短小精悍的形式撰写各种主题的小册子。法国于1941年出版的“我知道什么？”系列丛书，出版物达到上千种。这些以出版商推动的、以知识传播普及为目的的图书，极大地促进了大众知识体系的形成和成熟。
二、中国现当代学术出版依然是知识整合主导力量之一
中国现当代的出版与欧洲相比，在知识整合、知识分类和创造中的作用有所不同，但也有充分的体现。
1.20世纪初以翻译西学为主的学术出版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迅速传播
严复、林纾、胡适、鲁迅、陈望道等以及稍后的王亚南、郭大力等译著的出版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和学术的发展开了先河。尤其是严复于1918—1919年翻译出版《天演论》《原富》，主动引入了西方自然哲学、经济学等学科;1935年，王亚南、郭大力接受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委托翻译《资本论》，虽翻译者在一定程度上有为生计谋的动机，但出版社的出版是有计划的行为。事实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不但是大学的教授学者、文学家、思想家，还是不折不扣的出版家。
2.当代学术出版是知识、思想、学术的重要推动力量
最值得关注的学术出版推动知识整合的案例之一，是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规划出版。该丛书的编纂工作自1981年开始启动，按哲学、经济、历史地理、政治法律社会、语言等大类明确学科范围，商务印书馆每隔几年就会邀请各领域权威专家论证选题，选定翻译书单。本套丛书规模达700余种，836册;仅经济学一个门类就出版了368种著作，可谓洋洋大观。“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俨然像一所大学，呈现了近现代西方学术思想的整体样貌。其翻译出版对中国学术研究、思想解放和知识普及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是学术出版推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典范。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学术出版有多种多样的出版模式，其对知识整合及学科构建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规模有200部之多，由已故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于20世纪80年代发起编撰，并于2006年编撰完成并整体出版。该丛书的编发前后历时20年，由海内外知名学者共同撰著，全面研究和总结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历程，展现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万千气象，揭示了强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精髓和民族精神。“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编撰是对中华思想文化进行创造性再整合的过程，它立足于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立足于270位顶尖学者深厚的积累、求索与研究。在大量收集史料并严密考证的基础上，依托基本史实，不虚美、不隐恶，因此该丛书不只是总结过去，更是对中华文化一种可贵的凝练与创造。1988年10月10日，南京大学出版社与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签订出版协议，专门成立了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编委会，秉承匡亚明老校长“精编、精校、精印”的要求与宗旨，用极高的热情与勇气承担起这项必须细致入微、鞭辟入里的出版工作。为了保证每一本评传的顺利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动用所有力量，将重点编辑全数配备给丛书出版工作，在作者写作阶段编辑就提前介入，大到文章内容、体例的安排布置，小到具体编撰时间节点的掌握，编辑们均一一与作者做好对接。作者初稿完成后，为了保证成书质量，几乎每本书都经历了五六次审稿和校对工作。自1990年至1996年，“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50余种。匡亚明校长去世后，丛书后150部的编撰与出版工作继续紧张而有条不紊地进行，最终于2006年全部结集出版。在“中國思想家评传丛书”200部整体出版座谈会上，“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文化建设的标志性工程。2006年，“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被列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入选项目”，作为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完整、更真实地了解中国的媒介，该丛书承担起了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下对外交流的重要任务。“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出版引起日本、韩国、新加坡文化界的关注，并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2008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在该丛书严肃精深的200部原版基础上，出版了一套简明读本，以短小精悍的篇幅、深入浅出的语言和引人入胜的情节见长，给想要了解中国文化的读者提供思想窗口。作为孔子学院指定教材，这些书籍正于展示中国精神文化风貌、增进世界各国与中国的友好情谊中凸显其独特的价值。
普及类精品图书的出版同样对知识整合和传播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具有科普性质的“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由该领域最顶尖的相关专家撰写，对于快速了解学科框架、主要知识体系以及主要理论流派十分有帮助。据了解，“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于200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综合室主任杨书澜自主策划，并动员社里力量组织书稿、编辑出版。全套丛书共分哲学、文学、历史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逻辑学、语言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心理学、新闻学、传播学、图书馆学、军事学22个学科，以浅显的语言论述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框架、研究方向以及学科发展的脉络和前沿性问题。对于初进入人文社科领域的读者来说，这套书具有极大的学科启蒙意义;而对于专注于某一学科研究的学者而言，这套书可以概览人文社科学科整体的全貌，厘清不同学科研究的边界，拓展研究视野。由于满足学科普及需求，“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至今总销售量超过120万册，品种销售5万册以上。 完整、系统的艺术出版不但让艺术走向普惠，甚至可能够改写艺术史。浙江大学出版社正在推进并将于2022年完成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以下简称“大系”）是国家“十三五”重大出版工程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该项目的出版对学科与艺术知识的系统普及更多的是表现在：以书籍出版为抓手，通过课题研究，图像与文献整理、编纂，图文制作与编校以及博士后培养，网上视频传播普及，专题性展览等的融合，达到出版与学科联动的多重效果。第一，出版社与人文学院、艺术学院合作，通过专门成立的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等展开系统的资源调研、搜集，图像和文献梳理，摸清在世界各国300余家文博收藏机构现存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分布、数量、文物价值等级以及资源获取路径等。第二，积极申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项目，获得国家正式委托课题立项，明确其学术研究定位。第三，搜罗、组织海内外权威学者加盟编纂团队，如邀请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院等机构的著名专家等作为项目的出版顾问，或纂写、审阅相关领域的文稿。第四，项目组参与学院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的联合研究，累积艺术研究人才。第五，与印刷制作单位合作，开展艺术品印刷制作技术的深度探索，并取得专利。第六，在学习强国上设置“每日一幅中华名画”，每天详细讲述一幅绘画作品的艺术价值与欣赏价值，普及美术知识。第七，开启围绕“大系”的各种专题展览，吸引艺术爱好者、学生和其他民众的关注，提出各种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议题，如科学与艺术的关系等。第八，在最齐全、最高清搜集、拍摄制作的基础上完成出版整套“大系”，使得艺术史研究拥有最齐全、最丰富的近距离观察研究对象，这极大地改善了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基础条件。同时，“大系”编纂出版所建构的庞大的高清图像和题跋、印章等数据库，为绘画作品断代、绘画风格演变、藏品流传与真伪鉴别等提供了确凿可靠的依据，其内容涵盖对具体作品的真伪鉴定、画家个案研究、流派风格的脉络梳理、断代或区域绘画史研究等，构成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立体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中国古代绘画史系统、清晰、完整的知识系统。这在某种程度上为“改写中国艺术史”奠定了基础。
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出版从应用层面促进了知识的多重整合。学术出版关注学科，以学科为导向，与学科紧密互动。学术出版还应有问题意识，关注社会重大需求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展开对重大应用性课题研究的设计和跟踪，这也从应用层面促进了知识的多重整合。浙江大学出版社最先策划并持续跟进出版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创新发展研究”丛书就是一个良好的范例，该出版策划案从2010年启动，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主导，通过中国改革研究院、浙江大学等学术平台，整合各方面的学者资源、学术资源与信息资源，设计课题、研究撰写、编辑出版，并开展国际合作“走出去”。至今，“中国经济转型与创新发展研究”丛书已出版著作两辑，分别入选国家“十二五”“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第二辑还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浙江大学高水平文科基金资助，丛书中的《赢在转折点：中国经济转型大趋势》一册还获得了中毕优秀出版物大奖的图书正式奖。此外，国际著名出版机构麦克米伦出版公司整体引进出版该系列丛书的英文版，并出版了阿拉伯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版本。“中国经济转型与创新发展研究”丛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学科研究的广度，促进了中国应用性学术的国际传播。
三、数字化背景下学术出版的重要方向是建立知识关联体系
由于出版天然具有知识运动的属性，以数字化和互联网为背景的知识服务是出版最具发展空间和潜力的方向。但是，传统纸质书籍所能提供的知识存在“知识块状化”问题，不同书籍之间几乎无有机关联（精心策划设计过的丛书除外）。而由于纸书不可在线搜索，图书的知识呈现也存在“信息孤岛”问题，无法完整呈现不同书籍所蕴含的知识之间的各种关联。鉴于此，展开出版知识服务、学術服务，必须打破书籍与书籍之间的壁垒，从整合出版物内容出发，构建完整的知识关联体系和直接链接，实现知识产品价值的有序流动。一方面，建立有序的知识关联对书籍内容价值流动具有特殊意义，有利于高效管理知识，提高知识习得的效率;有利于内容整合后新的价值的实现以及阅读者个人知识体系的构建;有利于提高知识转化效率，促进知识的多样化运用。另一方面，通过内容的深度解构重组建立知识关联体系;通过多维度标签建立覆盖知识所有属性的标引体系;通过知识消费者画像，完整呈现知识与人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揭示知识完善发展轨迹;保持知识运动的开放性，整合与书籍內容相关的外部资源，确保知识关联体系的持续更新。
|参考文献|
[1]他们，将中华文化思想的种子留在这部书里[N].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9-05-07.
[2]不做“文化搬运工”，出版人的铮铮誓言[N].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1-07-08.
[3]与世界分享中华文化思想宝藏[N].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06-24.
[4]“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荣获出版界最高奖[N]. 新华日报，2008-03-30.
[5]彼德·伯克. 知识社会史（上下册）[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6]赵宏源.出版视域下的知识关联体系构建[J]. 中国传媒科技，2019（1）：52-55.
[7]袁亚春. 学术出版：如何达成知识整合与学术服务[N]. 中华读书报，2021-06-09.
【作者单位】袁亚春，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G237.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14.002
知识的整合、分类、演进，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问题。但出版，无论是期刊，还是书籍，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出版，不是简单地做文化与学术的“搬运工”
1.出版是一种创意产业
出版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但这种服务应包含着无限的创意，因此它完全是一种创意产业。“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这是农夫山泉一句著名的广告词。这句广告词很成功，以至于很多人都谦逊地拿“搬运工”来形容自己的工作。一些出版人在提倡出版摈弃浮夸，老老实实服务于文化界、知识界和学术界的时候，往往也把“搬运工”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戴。其实，“搬运工”用于出版并不合适。仔细分析农夫山泉的广告词，其重点并不是“搬运工”，而是“大自然”，其瞄准的是消费者对自然、绿色的向往，“搬运”无非是表明水是纯自然的，没有任何人为加工的。因此，若以“搬运工”形容当今出版中的某一类基本无策划、无加工、无增值的现象也许是贴切的，但针对整个出版常态，以“搬运工”自居，难免误解甚至贬低了出版本来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特别是忽略了出版本来具有的知识、学术整合功能。
“搬运”的本质是对特定对象实施有目标的物理移动，一般不涉及特定对象内在结构的改变。当然，现代物流业已经极大地拓展了“搬运”的内涵，除了一般意义的运输，还包括了储存、打包、大件拆分与组装、散件分拣等环节，但对产品基本形态、特性不做任何变更。
出版，尤其是某些资助类课题成果的出版，也有相对简单的学术“搬运”，它主要是对所接收的稿件做相对简单的编辑加工，这虽然也是一种知识劳动的付出，但其对学科建设和知识创造的价值提升不大，基本局限在学术成果的出版传播或知识产权的标签化或确认方面。事实上，出版应該具备的社会功能远非如此简单，大量的创造性价值隐含在编辑策划和营销的劳动中。
2.出版自产生以来就具有知识整合、分类的特性
就知识体系有而言，按中国古代做学问的传统，一般是将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个方面，即所谓“四部”。古代思想家通过探索、思考而获得的知识往往是综合的，我们往往很难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或老子的思想归类为明确的学科，所以才会有所谓“智者”“思想家”的称谓;中国先秦“百家争鸣”，各门派不是按知识的专门领域来定义，而是按对事物的基本认知和观点的不同有所区分，因此才会产生“争鸣”。但是，随着知识的累积，人类的思想活动依然需要高度综合的整体思维，但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多样化”和“职业化”的特点。
自1450年德国古登堡发明欧式活字印刷术以来，出版，尤其是学术出版在促进知识整合、学科分类的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5至18世纪，欧洲知识界基于对通用知识和专门知识不同应用的认知，通过大学课程、图书馆、百科全书三个重要支撑，构成了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组织系统。首先是大学课程，一般从初级的“三艺”（语法、逻辑、修辞），进阶到“四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再到“三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最后到“三门高级学科”（神学、法学和医学），分别解决人的三大问题：精神问题、社会问题和身体问题。其次是图书馆，通过有明确知识分类的书籍，将大学的课程体系变成物理和空间的物质存在。如1650年，牛津大学图书馆将书籍分成四大类别：艺术、神学、法学、医学。那个时代最早的参考书目如1548年出版的格斯纳的《汇编》就是出版印刷商和学者合作，经过研究、收集、整理、编写而出版的对应于大学课程“三艺”“四艺”和神学、法学、医学“三学科”的，关于学科分类的一本著名工具书。最后是出版商和大学教授热衷的“百科全书”，能够给大学生提供融合“三艺”、“四艺”、自然和道德哲学等知识的自主学习课程。出版商将编撰满足各种需要的“百科全书”变成一种专门性的工作，甚至有一些著名出版商联合起来，在设置好图书内容和结构的基础上，雇请著名学者撰写如《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的超级工具书。
18世纪中叶，许多学者热衷于知识专门化，哥廷根大学医学教授哈勒认为，大学的最高功能是将各个学科划分成更小的部分，给予每个人特定的有限责任。知识界也认识到，知识专门化使得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认知能力，为学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知识领域，但这个趋势也限制了人们的思维，让人们越来越难看清整个人类知识的完整图景。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某些知识在一个知识体系内依然大有市场，但其内部开始孕育更加专业化的学科。比如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年轻时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讲授的是修辞学和文学，后于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逻辑学、伦理学、道德哲学，其著作《道德情操论》就是在那个时期出版的;即便在1776年出版《国富论》的时候，亚当·斯密也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学家，他去世前还教授哲学、天文学等，后人根据他的遗稿出版了《哲学问题论集》《天文学史》等书籍。19世纪早期，德国学者亚历山大·洪堡几乎精通人类已有的从天文到地理、从考古到经济的所有知识，并做出了原创性贡献，其著作极受欢迎。而英国通识学家托马斯·杨被誉为“最后一位万事通”，不但在医学、光学、人寿保险等领域卓有建树，还为第六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了大量条目文章。然而，即便这样，知识的专门化趋势已经愈发明显。自然科学家群体崛起作为“科学共同体”，重视的是自然世界，与一般知识意义上的“人文知识群体”相区别。即便在人文知识分子中，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非专业的公众中产生巨大影响时，他的同事亚当·弗格森也已经在讨论作为劳动分工的知识专门化问题。
19至20世纪，不同专业领域、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或裂隙日益明显，形成了不同学科的制度性划分，更多新的学科在已有学科基础上不断产生。比如，从传统的法学产生了社会学;从传统医学产生了解剖学、生理学;从神学产生了哲学，从哲学产生了心理学;从自然史分离出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等。传统的强调学科母体与分支关联的“知识树”，也日渐被强调学科自主权的主张所替代。 知识整合或者学科分类的演进史都与期刊、书籍的出版相呼应，甚至互为条件。19世纪以来，专业期刊数量成倍增长，德国的《动物学杂志》《自然》《历史杂志》《民俗学杂志》等，法国的《历史评论》等相继出版。书籍方面，查尔斯·莱尔的《地质学原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著作的出版影响力巨大，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现象和规律的固有认知。如果没有大量期刊、书籍的出版和传播，学者的观点便只能停留在课堂、图书馆，他们的观点演进甚至是零散、不成系统的，缺乏进一步演进的动力。由此可见，近代出版从一开始就天然地与学科、知识的分类与创新紧密结合在一起。
直至20世纪，西方还有不少出版商持续致力于通过出版系统性的知识类书籍，将学术界知识普及到更广范围的大众中。比如，英国的出版商在1911年出版“现代大学知识家庭”丛书，要求学者或专家用短小精悍的形式撰写各种主题的小册子。法国于1941年出版的“我知道什么？”系列丛书，出版物达到上千种。这些以出版商推动的、以知识传播普及为目的的图书，极大地促进了大众知识体系的形成和成熟。
二、中国现当代学术出版依然是知识整合主导力量之一
中国现当代的出版与欧洲相比，在知识整合、知识分类和创造中的作用有所不同，但也有充分的体现。
1.20世纪初以翻译西学为主的学术出版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迅速传播
严复、林纾、胡适、鲁迅、陈望道等以及稍后的王亚南、郭大力等译著的出版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和学术的发展开了先河。尤其是严复于1918—1919年翻译出版《天演论》《原富》，主动引入了西方自然哲学、经济学等学科;1935年，王亚南、郭大力接受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委托翻译《资本论》，虽翻译者在一定程度上有为生计谋的动机，但出版社的出版是有计划的行为。事实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不但是大学的教授学者、文学家、思想家，还是不折不扣的出版家。
2.当代学术出版是知识、思想、学术的重要推动力量
最值得关注的学术出版推动知识整合的案例之一，是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规划出版。该丛书的编纂工作自1981年开始启动，按哲学、经济、历史地理、政治法律社会、语言等大类明确学科范围，商务印书馆每隔几年就会邀请各领域权威专家论证选题，选定翻译书单。本套丛书规模达700余种，836册;仅经济学一个门类就出版了368种著作，可谓洋洋大观。“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俨然像一所大学，呈现了近现代西方学术思想的整体样貌。其翻译出版对中国学术研究、思想解放和知识普及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是学术出版推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典范。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学术出版有多种多样的出版模式，其对知识整合及学科构建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规模有200部之多，由已故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于20世纪80年代发起编撰，并于2006年编撰完成并整体出版。该丛书的编发前后历时20年，由海内外知名学者共同撰著，全面研究和总结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历程，展现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万千气象，揭示了强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精髓和民族精神。“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编撰是对中华思想文化进行创造性再整合的过程，它立足于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立足于270位顶尖学者深厚的积累、求索与研究。在大量收集史料并严密考证的基础上，依托基本史实，不虚美、不隐恶，因此该丛书不只是总结过去，更是对中华文化一种可贵的凝练与创造。1988年10月10日，南京大学出版社与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签订出版协议，专门成立了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编委会，秉承匡亚明老校长“精编、精校、精印”的要求与宗旨，用极高的热情与勇气承担起这项必须细致入微、鞭辟入里的出版工作。为了保证每一本评传的顺利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动用所有力量，将重点编辑全数配备给丛书出版工作，在作者写作阶段编辑就提前介入，大到文章内容、体例的安排布置，小到具体编撰时间节点的掌握，编辑们均一一与作者做好对接。作者初稿完成后，为了保证成书质量，几乎每本书都经历了五六次审稿和校对工作。自1990年至1996年，“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50余种。匡亚明校长去世后，丛书后150部的编撰与出版工作继续紧张而有条不紊地进行，最终于2006年全部结集出版。在“中國思想家评传丛书”200部整体出版座谈会上，“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文化建设的标志性工程。2006年，“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被列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入选项目”，作为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完整、更真实地了解中国的媒介，该丛书承担起了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下对外交流的重要任务。“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出版引起日本、韩国、新加坡文化界的关注，并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2008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在该丛书严肃精深的200部原版基础上，出版了一套简明读本，以短小精悍的篇幅、深入浅出的语言和引人入胜的情节见长，给想要了解中国文化的读者提供思想窗口。作为孔子学院指定教材，这些书籍正于展示中国精神文化风貌、增进世界各国与中国的友好情谊中凸显其独特的价值。
普及类精品图书的出版同样对知识整合和传播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具有科普性质的“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由该领域最顶尖的相关专家撰写，对于快速了解学科框架、主要知识体系以及主要理论流派十分有帮助。据了解，“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于200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综合室主任杨书澜自主策划，并动员社里力量组织书稿、编辑出版。全套丛书共分哲学、文学、历史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逻辑学、语言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心理学、新闻学、传播学、图书馆学、军事学22个学科，以浅显的语言论述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框架、研究方向以及学科发展的脉络和前沿性问题。对于初进入人文社科领域的读者来说，这套书具有极大的学科启蒙意义;而对于专注于某一学科研究的学者而言，这套书可以概览人文社科学科整体的全貌，厘清不同学科研究的边界，拓展研究视野。由于满足学科普及需求，“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至今总销售量超过120万册，品种销售5万册以上。 完整、系统的艺术出版不但让艺术走向普惠，甚至可能够改写艺术史。浙江大学出版社正在推进并将于2022年完成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以下简称“大系”）是国家“十三五”重大出版工程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该项目的出版对学科与艺术知识的系统普及更多的是表现在：以书籍出版为抓手，通过课题研究，图像与文献整理、编纂，图文制作与编校以及博士后培养，网上视频传播普及，专题性展览等的融合，达到出版与学科联动的多重效果。第一，出版社与人文学院、艺术学院合作，通过专门成立的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等展开系统的资源调研、搜集，图像和文献梳理，摸清在世界各国300余家文博收藏机构现存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分布、数量、文物价值等级以及资源获取路径等。第二，积极申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项目，获得国家正式委托课题立项，明确其学术研究定位。第三，搜罗、组织海内外权威学者加盟编纂团队，如邀请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院等机构的著名专家等作为项目的出版顾问，或纂写、审阅相关领域的文稿。第四，项目组参与学院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的联合研究，累积艺术研究人才。第五，与印刷制作单位合作，开展艺术品印刷制作技术的深度探索，并取得专利。第六，在学习强国上设置“每日一幅中华名画”，每天详细讲述一幅绘画作品的艺术价值与欣赏价值，普及美术知识。第七，开启围绕“大系”的各种专题展览，吸引艺术爱好者、学生和其他民众的关注，提出各种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议题，如科学与艺术的关系等。第八，在最齐全、最高清搜集、拍摄制作的基础上完成出版整套“大系”，使得艺术史研究拥有最齐全、最丰富的近距离观察研究对象，这极大地改善了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基础条件。同时，“大系”编纂出版所建构的庞大的高清图像和题跋、印章等数据库，为绘画作品断代、绘画风格演变、藏品流传与真伪鉴别等提供了确凿可靠的依据，其内容涵盖对具体作品的真伪鉴定、画家个案研究、流派风格的脉络梳理、断代或区域绘画史研究等，构成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立体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中国古代绘画史系统、清晰、完整的知识系统。这在某种程度上为“改写中国艺术史”奠定了基础。
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出版从应用层面促进了知识的多重整合。学术出版关注学科，以学科为导向，与学科紧密互动。学术出版还应有问题意识，关注社会重大需求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展开对重大应用性课题研究的设计和跟踪，这也从应用层面促进了知识的多重整合。浙江大学出版社最先策划并持续跟进出版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创新发展研究”丛书就是一个良好的范例，该出版策划案从2010年启动，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主导，通过中国改革研究院、浙江大学等学术平台，整合各方面的学者资源、学术资源与信息资源，设计课题、研究撰写、编辑出版，并开展国际合作“走出去”。至今，“中国经济转型与创新发展研究”丛书已出版著作两辑，分别入选国家“十二五”“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第二辑还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浙江大学高水平文科基金资助，丛书中的《赢在转折点：中国经济转型大趋势》一册还获得了中毕优秀出版物大奖的图书正式奖。此外，国际著名出版机构麦克米伦出版公司整体引进出版该系列丛书的英文版，并出版了阿拉伯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版本。“中国经济转型与创新发展研究”丛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学科研究的广度，促进了中国应用性学术的国际传播。
三、数字化背景下学术出版的重要方向是建立知识关联体系
由于出版天然具有知识运动的属性，以数字化和互联网为背景的知识服务是出版最具发展空间和潜力的方向。但是，传统纸质书籍所能提供的知识存在“知识块状化”问题，不同书籍之间几乎无有机关联（精心策划设计过的丛书除外）。而由于纸书不可在线搜索，图书的知识呈现也存在“信息孤岛”问题，无法完整呈现不同书籍所蕴含的知识之间的各种关联。鉴于此，展开出版知识服务、学術服务，必须打破书籍与书籍之间的壁垒，从整合出版物内容出发，构建完整的知识关联体系和直接链接，实现知识产品价值的有序流动。一方面，建立有序的知识关联对书籍内容价值流动具有特殊意义，有利于高效管理知识，提高知识习得的效率;有利于内容整合后新的价值的实现以及阅读者个人知识体系的构建;有利于提高知识转化效率，促进知识的多样化运用。另一方面，通过内容的深度解构重组建立知识关联体系;通过多维度标签建立覆盖知识所有属性的标引体系;通过知识消费者画像，完整呈现知识与人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揭示知识完善发展轨迹;保持知识运动的开放性，整合与书籍內容相关的外部资源，确保知识关联体系的持续更新。
|参考文献|
[1]他们，将中华文化思想的种子留在这部书里[N].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9-05-07.
[2]不做“文化搬运工”，出版人的铮铮誓言[N].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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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荣获出版界最高奖[N]. 新华日报，2008-03-30.
[5]彼德·伯克. 知识社会史（上下册）[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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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袁亚春. 学术出版：如何达成知识整合与学术服务[N]. 中华读书报，2021-0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