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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恩施土家族妇女的"哭嫁"过程中,女性的自然情绪在文化的模塑下得到制度性升华。对于文化中的"她们"来说,"哭嫁"中的"哭"绝不是面对离别的伤感,或者对未来不确定的恐惧,而是建立社会化自我的手段,是融入集体生命和彰显自身权力的"话语","哭嫁"对于这些女性而言是展现她们能力的仪式空间。同时,哭嫁的个案也为弥合情绪人类学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