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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31日袁贵仁升任教育部长以后,猜测这位新部长的教改理念,成为媒体的热门话题。袁贵仁的求学经历,演绎了中国教育制度对普通国人命运的改变。这样的经历,或许能让这位教育部长,更深刻地体察教育之重、教育之疾。
贫苦出身
袁贵仁的家乡,在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王庄镇南屯村,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年的整整28年时光。
在本村读了4年小学后,每天步行两公里,到镇上读高级小学和初中。他的父母都是农民,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每学期交学费时,家里要卖掉200个鸡蛋。
1965年,15岁的袁贵仁考入固镇县一中读高中。次年,文革爆发。固镇县中学停止了正常教学,学生们返回家乡劳动。但他并未放弃读书。他经常背个大书包,到学校的图书馆借书。
那时候,袁贵仁的阅读兴趣,是小说和鲁迅的作品。
至今,每次回北师大,袁贵仁都要到学校周边的书店逛逛。他可以随口说出最新的书籍,推荐给大家。
受益恩师
1968年,袁贵仁高中毕业,命运并没有给酷爱读书的他继续学习的机会。
此时,中国已取消高考两年,他唯一的出路,是回乡务农。
在这样的人生分叉路口,将袁贵仁拉回到“与书为伍”道路上的,是王庄中学老校长。当时学校正好缺老师,校长便让他来代课。
不仅校长,王庄中学的数学老师刘广文和语文老师张清迎,也给袁贵仁很多帮助。在“读书无用论”成为主流声音的乡村社会里,他们两位把自己偷偷留下的书借给他和学生们看,并语重心长地说:“无论国家怎么发展,都不能放弃读书,任何时代都需要有知识的人。”
1972年,因教学成绩突出,袁贵仁获得了到县师范进修的机会。1976年,仍然是因为表现优秀,他被借调到五七大学担任政治老师。
这种在童年和青年时期的亲身感受,让袁贵仁对中国教育的现状有着深刻的体察。他最能理解一个好的、公平的教育制度,对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普通人的一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哲学视野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
报考大学之前,袁贵仁想读哲学。他说:“学哲学可以融汇所有的学科,更有高度。”
最终,他如愿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攻读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专业,之后又完成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在北师大读书期间,袁贵仁专心于学术研究。研究领域从哲学的认识论,发展到价值论,再专注于价值论中的人学。“价值论的人学,就是关注人的价值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或许正是目前中国教育的最核心问题。”
从教之路
从代课老师,到大学老师,到哲学系主任,再到北师大校长,从王庄中学的1969年起步,袁贵仁开始了自己40年的教师之路。直到升任教育部副部长时,他依旧坚持在北师大带博士生,王律便是他众多的学生之一。
“即便工作再忙,袁老师每个月都会和我们一起开两次读书会,大家一起讨论问题,很开心。”在王律的印象里,老师眼光犀利,“几十页的论文交给他,他一下子就能指出你的问题所在。”更让她印象深刻,并受益匪浅的,是刚刚入学时,袁贵仁和学生们说的一段话,“博士阶段的教育,对一个人至关重要,能安安静静读书做研究,很难得,我不希望你们发表多少篇论文,如果能利用这几年的时间,潜下心来做些研究,我就认为你们是合格的学生。”
王律说,同学们都很怕袁老师,不是因为他厉害,而是他对学风要求极严。我们毕业时,他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特殊的帮助,他总说,如果你们确实有能力,不需要我去说。
这样的老师,并不是不近人情。王律记得,2006年的中秋是个周六,袁贵仁忙完了部里的工作,匆匆忙忙赶来参加班上的读书会,还特意给大家带了月饼。
“智慧、严谨、朴实,低调”,是博士学生们评价老师的词语。袁贵仁的低调不仅针对媒体,所有与学问和工作无关的事,都被他天然地隔离掉。
2009年3月28日,袁贵仁和爱人回安徽老家扫墓,两人坐火车到了蚌埠,才给老同学肖振宏打电话。肖振宏说,“他每次回来,从来不告诉别人,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固镇县委书记听说袁部长来了,要来拜访,也被他婉拒了。”
至今,袁贵仁仍住在北师大一间只有60多平米的房子里,满屋子都是书,一个小沙发,坐不下5个人。
期待之重
中国教育改革的呼声已经喊了很多年,但至今仍不尽人意。每一个关心中国教育的人都有太多的话想说,这或许正是国人关注到底谁来执掌教育部的原因所在。
在袁贵仁被选为教育部部长的当天,人民网就开设了《我给新教育部部长递个话儿》的栏目,引来众多网友留言。同期开展的“你对新一任教育部长有何期盼”的网络调查,更是在短短一周之内就有17万网民点击。安徽高校的11名教授联合发表了一封致袁贵仁的公开信,敦请新部长能重视“钱学森之问”。甚至,人们用他名字的谐音,赋予他一个沉甸甸的使命——期待袁贵仁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贵人”。有人将这些归纳为五大期盼:“提高教师素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实现素质教育”、“提高教师待遇”、“治理‘校官’腐败”、“解决教育公平,打破地域教育差距”。
这对于“新官上任火未烧”的袁贵仁来说,无疑是排山倒海般的压力。当时他连用了三个“非常”表达自己的感慨:“非常受教育,非常受启发,也非常受鼓舞”。
新的目标
初上任的短短一周时间里,他便提出了义务教育的新目标: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即“中国要把义务教育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中之重,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的重中之重。要努力实现2012年义务教育区域内初步均衡、2020年区域内基本均衡”。这是袁贵仁首次就教育问题的宏观目标进行表述。
他不仅提出实现这一新目标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还提出了具体实施的5个重点环节: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加强队伍建设,均衡配置校长和教师资源;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广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完善政策措施,保障全体学生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强化督导评估,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激励机制。
2009年12月4日,袁贵仁向各国驻华使节承诺:2010年中国将向世界各国提供两万名政府奖学金名额。这被外界看作是“2020年争取在华留学人员总数达到50万,将中国建设成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地国”的重要方略。
相对于引进外国人才的举措而言,民众更关心的是国内学生就业难问题。对此,袁贵仁专门召开会议,扩大“农村教师特岗计划”、做好2010年高校毕业生入伍征集、扶持一批大学生创业、调整人才培养类型和专业结构、落实就业状况与学校领导考核适度挂钩等一系列与就业有关的措施被强调。
袁贵仁能不能如民众期盼的那样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贵人”?也许,要“办全民满意的教育”,寄希望于某个官员身上还不太现实。但新任教育部长也诚恳地说:“我认为,上好学就是要把每个学校都办好,关心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这道出了两亿大中小学生以及背后两亿多个家庭的心声。
贫苦出身
袁贵仁的家乡,在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王庄镇南屯村,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年的整整28年时光。
在本村读了4年小学后,每天步行两公里,到镇上读高级小学和初中。他的父母都是农民,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每学期交学费时,家里要卖掉200个鸡蛋。
1965年,15岁的袁贵仁考入固镇县一中读高中。次年,文革爆发。固镇县中学停止了正常教学,学生们返回家乡劳动。但他并未放弃读书。他经常背个大书包,到学校的图书馆借书。
那时候,袁贵仁的阅读兴趣,是小说和鲁迅的作品。
至今,每次回北师大,袁贵仁都要到学校周边的书店逛逛。他可以随口说出最新的书籍,推荐给大家。
受益恩师
1968年,袁贵仁高中毕业,命运并没有给酷爱读书的他继续学习的机会。
此时,中国已取消高考两年,他唯一的出路,是回乡务农。
在这样的人生分叉路口,将袁贵仁拉回到“与书为伍”道路上的,是王庄中学老校长。当时学校正好缺老师,校长便让他来代课。
不仅校长,王庄中学的数学老师刘广文和语文老师张清迎,也给袁贵仁很多帮助。在“读书无用论”成为主流声音的乡村社会里,他们两位把自己偷偷留下的书借给他和学生们看,并语重心长地说:“无论国家怎么发展,都不能放弃读书,任何时代都需要有知识的人。”
1972年,因教学成绩突出,袁贵仁获得了到县师范进修的机会。1976年,仍然是因为表现优秀,他被借调到五七大学担任政治老师。
这种在童年和青年时期的亲身感受,让袁贵仁对中国教育的现状有着深刻的体察。他最能理解一个好的、公平的教育制度,对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普通人的一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哲学视野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
报考大学之前,袁贵仁想读哲学。他说:“学哲学可以融汇所有的学科,更有高度。”
最终,他如愿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攻读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专业,之后又完成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在北师大读书期间,袁贵仁专心于学术研究。研究领域从哲学的认识论,发展到价值论,再专注于价值论中的人学。“价值论的人学,就是关注人的价值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或许正是目前中国教育的最核心问题。”
从教之路
从代课老师,到大学老师,到哲学系主任,再到北师大校长,从王庄中学的1969年起步,袁贵仁开始了自己40年的教师之路。直到升任教育部副部长时,他依旧坚持在北师大带博士生,王律便是他众多的学生之一。
“即便工作再忙,袁老师每个月都会和我们一起开两次读书会,大家一起讨论问题,很开心。”在王律的印象里,老师眼光犀利,“几十页的论文交给他,他一下子就能指出你的问题所在。”更让她印象深刻,并受益匪浅的,是刚刚入学时,袁贵仁和学生们说的一段话,“博士阶段的教育,对一个人至关重要,能安安静静读书做研究,很难得,我不希望你们发表多少篇论文,如果能利用这几年的时间,潜下心来做些研究,我就认为你们是合格的学生。”
王律说,同学们都很怕袁老师,不是因为他厉害,而是他对学风要求极严。我们毕业时,他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特殊的帮助,他总说,如果你们确实有能力,不需要我去说。
这样的老师,并不是不近人情。王律记得,2006年的中秋是个周六,袁贵仁忙完了部里的工作,匆匆忙忙赶来参加班上的读书会,还特意给大家带了月饼。
“智慧、严谨、朴实,低调”,是博士学生们评价老师的词语。袁贵仁的低调不仅针对媒体,所有与学问和工作无关的事,都被他天然地隔离掉。
2009年3月28日,袁贵仁和爱人回安徽老家扫墓,两人坐火车到了蚌埠,才给老同学肖振宏打电话。肖振宏说,“他每次回来,从来不告诉别人,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固镇县委书记听说袁部长来了,要来拜访,也被他婉拒了。”
至今,袁贵仁仍住在北师大一间只有60多平米的房子里,满屋子都是书,一个小沙发,坐不下5个人。
期待之重
中国教育改革的呼声已经喊了很多年,但至今仍不尽人意。每一个关心中国教育的人都有太多的话想说,这或许正是国人关注到底谁来执掌教育部的原因所在。
在袁贵仁被选为教育部部长的当天,人民网就开设了《我给新教育部部长递个话儿》的栏目,引来众多网友留言。同期开展的“你对新一任教育部长有何期盼”的网络调查,更是在短短一周之内就有17万网民点击。安徽高校的11名教授联合发表了一封致袁贵仁的公开信,敦请新部长能重视“钱学森之问”。甚至,人们用他名字的谐音,赋予他一个沉甸甸的使命——期待袁贵仁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贵人”。有人将这些归纳为五大期盼:“提高教师素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实现素质教育”、“提高教师待遇”、“治理‘校官’腐败”、“解决教育公平,打破地域教育差距”。
这对于“新官上任火未烧”的袁贵仁来说,无疑是排山倒海般的压力。当时他连用了三个“非常”表达自己的感慨:“非常受教育,非常受启发,也非常受鼓舞”。
新的目标
初上任的短短一周时间里,他便提出了义务教育的新目标: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即“中国要把义务教育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中之重,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的重中之重。要努力实现2012年义务教育区域内初步均衡、2020年区域内基本均衡”。这是袁贵仁首次就教育问题的宏观目标进行表述。
他不仅提出实现这一新目标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还提出了具体实施的5个重点环节: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加强队伍建设,均衡配置校长和教师资源;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广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完善政策措施,保障全体学生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强化督导评估,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激励机制。
2009年12月4日,袁贵仁向各国驻华使节承诺:2010年中国将向世界各国提供两万名政府奖学金名额。这被外界看作是“2020年争取在华留学人员总数达到50万,将中国建设成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地国”的重要方略。
相对于引进外国人才的举措而言,民众更关心的是国内学生就业难问题。对此,袁贵仁专门召开会议,扩大“农村教师特岗计划”、做好2010年高校毕业生入伍征集、扶持一批大学生创业、调整人才培养类型和专业结构、落实就业状况与学校领导考核适度挂钩等一系列与就业有关的措施被强调。
袁贵仁能不能如民众期盼的那样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贵人”?也许,要“办全民满意的教育”,寄希望于某个官员身上还不太现实。但新任教育部长也诚恳地说:“我认为,上好学就是要把每个学校都办好,关心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这道出了两亿大中小学生以及背后两亿多个家庭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