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是东西方所共有的一个神话和文学原型，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它具有不同的象征意味和情感色彩。在非基督教的文化传统里，蛇并不见得总是邪恶、阴谋、淫欲和死亡的化身，有时候它甚至还相当地正面。比方说，在佛经中，蛇(目支邻陀)保护了进入冥思状态的佛陀，所以佛教艺术里常有佛陀盘坐在长蛇之上的造像；在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传统里，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都崇拜象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羽蛇。然而，在基督教文化传统里，作为神话原型和文学意象的蛇几乎从一开始就带着负面的含义。 在《圣经》中，“古蛇”(serpent)就是与上帝作对、代表着邪恶的魔鬼撒旦，它引诱夏娃偷吃了伊甸园的禁果，导致人类背负上“原罪”并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它还试图干扰约伯和耶稣对上帝的信仰，这些叙述为西方文学中蛇的阴暗、邪恶、狡诈、女性的诱惑等含义奠定了基础。在现代主义之前的西方文学中，作家、诗人笔下的蛇大多没有超出这一约定俗成的表意范式。譬如，在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里，麦克白夫人用“在花瓣底下却有一条毒蛇潜伏”来描述麦克白心中的恶。在17世纪的长诗《失乐园》里，蛇被弥尔顿描述为“那条阴险的蛇，正是他，施奸计／由于仇恨和妒忌的激励，欺骗了／人类的母亲”。在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拉弥亚》里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由蛇幻化而成的拉弥亚开始具有了美和善的属性，但蛇依然没有摆脱作为女性诱惑的载体并导致男主人公走向悲剧的传统套路，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更是在《跳舞的蛇》等诗歌中强化了蛇与女性放纵的身体语言之间的关联。
　　现代主义文学之后，蛇的意象在西方文学，特别是在西方诗歌中，出现了真正突破《圣经》所肇始的表意范式的趋向。按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说法，现代诗歌是一种“私人的宗教”，它解除了诗人的内心世界与庞大的宗教、文化、思想背景之间的强制性从属关系，它是写作者释放个人的经验、情感与想象力的最佳方式。正因此，一些重要诗人笔下的蛇已经不再与基督教文化传统中蛇的种种负面含义形成任何交集，他们着力于用别样的、饱含个性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蛇，并赋予了它在以往的文学经验中通常不会附着在蛇这一意象上的思想和意趣。 在西方现代诗歌中，对基督教传统里蛇的负面象征所进行的最著名的颠覆或许是英国小说家、意象派诗人D.H.劳伦斯的作品《蛇》(Snake)，这首诗描述了抒情主体“我”在日常生活中偶遇一条蛇的纠结心态：一方面，“我”很高兴看到它来作客；另一方面，按照“我所受的教育”，“我”应该断然拿起棍棒打死它。 “我”最终选择了拿起木头砸向它，尽管没有砸中，“我”却感到无比懊悔， “我想到我的行动是多么粗暴，多么卑鄙!／我憎恨我自己，憎恨可恶的人类教育的声音。”在这首清晰地展示出内心矛盾的诗歌的结尾处，劳伦斯一反对蛇的恶魔化描述，认为那条蛇是“流放中的皇帝”，甚至觉得它是“我”的“人生的君王”。
　　如果说D.H.劳伦斯的《蛇》是作者在内心深处经历了与“可恶的人类教育的声音”的激烈搏斗，最后才高度肯定了蛇所象征的高贵的生命强力的话，美国当代女诗人玛丽·奥利弗的诗歌《蛇》(The Snakes)则以更加耀眼的笔调，毫不犹疑地从头至尾都把蛇的意象放置在美与欢愉的光晕中，让这一古老的意象与它在基督教传统中的“默认形象”彻底绝缘，在把蛇从妖魔化的舞台拉回到生机勃勃的大自然中的同时，赋予了蛇以耐人寻味的人性之欢与灵性之美：
　　有一次我看见两条蛇，
　　北方的种类，
　　疾速掠过丛林，
　　它们的身子
　　像两根黑皮鞭，
　　举起来向前抽打；
　　在这完美的音乐会上，
　　它们高昂着头
　　用滑溜溜的肚皮
　　向前游动：
　　在树下。
　　穿过藤蔓和枝干，
　　翻过石头，
　　穿过花的田野。
　　它们在旅行，
　　像一次竞赛，
　　像一种舞蹈，
　　像一场爱情。
　　知更鸟嚷着：下雨
　　(扬子译，语文版高中《语文》必修第五册)
　　这是一首没有既定的体式和格律要求的自由诗，但不遵从传统的格律并非意味着诗歌没有节奏和韵律感：这首诗的推进过程自有一种和蛇的行进动作相呼应的明快、轻捷的节奏，而且每一诗行都不长，就诗歌的视觉效果而言，在原文中文字的排列也颇似细长的蛇形。从结构上来看，这首诗由两个诗节构成，但与传统格律诗的诗节(比如十四行诗)不一样的是，这首诗的两个诗节给人一种有趣的“不对称感”和跨诗节的“延宕感”。第一诗节比第二诗节长很多，而第二诗节的第一行从语法上看，实际上是和第一诗节的最后三行同属一个句子，只不过被区分诗节的空行有意延宕了。作者为什么会把这首诗分成这么两个不对称的诗节，而且还特意把一个三叠式比喻句的最后一个喻体延宕到下一节中?联系到诗中描写的这两条蛇“高昂着头”，完全有理由这样理解：第一诗节从长度上看像是蛇的腰身，而第二诗节像是蛇的“高昂的头”，它通过一个延宕的复沓比喻和“腰身”连接在一起，又以一个看似与前文没有直接关联的结句提升了诗意，疾速地把前文的地面视野(丛林、石头、田野)抬高到天空视野(知更鸟、雨)，正像高高昂起头的蛇所感知到的那样。
　　整首诗始于用轻松、日常的口吻娓娓道来的叙述——“有一次我看见两条蛇”，就像是在跟友人聊天一样，读起来顿生亲切感。正如西方现代诗歌的鼻祖之一、爱尔兰诗人叶芝所言，诗歌技艺就是能把“坐下来用早餐等一连串的偶然事件”变成“一个思想，某种有意图的、完美之物”，这首诗从非常“家常”的“有一次我看见两条蛇”这个话头开始，在看似漫不经心的讲述中，中心意象——蛇——逐渐被白描式的语言勾勒为一件完美之物。
　　“北方种类”，既是在展示诗中的“我”对自然界各类物种的熟悉程度、点到为止地暗示“我”具有亲近自然的品性，又是在强调诗中情境的真实性：它们是两条具体的可以划分种类的真实的蛇，不是神话中的或者梦境中的蛇。“疾速掠过丛林”是对记忆的清晰复现，还原出了蛇出现的现场。经由前三行简洁的写实语言铺垫之后推出了第一个比喻，“它们的身子／像两根黑皮鞭，／举起来向前抽打”，这是个明喻，效果非常强烈，既有色彩感(黑)，又有饱含力度的动感(举、抽打)，荒野中蛇的生命活力跃然纸上，将蛇比为皮鞭在某种意义上赋予了蛇以鞭策大地的王者之气，它们是自然界的主人，不再是以往大多数文学作品中躲在阴暗洞穴里的丑恶形象。
　　接下来的四行是作者设置的第二个比喻：“在这完美的音乐会上，／它们高昂着头／用滑溜溜的肚皮／向前游动”，是一个隐喻，这里没有明确的本体和喻词，而只有作为喻体的“音乐会”。玛丽·奥利弗对隐喻的使用和弗洛斯特很 接近，简洁、明亮却又充满想象力。我们可以把“音乐会”的本体理解为万物回春的大自然，在春天的大地上，一切生灵都在尽其所能地展现它们的活力，自然界就好像一场众生齐乐的自由、欢畅的音乐会，而在英语里，音乐会(concert)一词从词源上来看正具有众声协调的色彩。在这万物共同奏响的“完美的音乐会”上，蛇被作者描述为“高昂着头”，非常有尊严，而“用滑溜溜的肚皮／向前游动”则尽显自由和快乐。前面“两根黑皮鞭”的比喻为这首诗加入了色彩感和动感，而这个“音乐会”的比喻又为这首诗添加了欢乐的声响感。
　　“在树下，／穿过藤蔓和枝干，／翻过石头，／穿过花的田野”是对第十行“向前游动：”的补充性描述，这四行诗提供了一幅明晰、准确、连贯的视像，意在展现蛇在广阔天地间自由自在地游走，语调流畅而欢快，再次洗刷掉了蛇在基督教文化传统里幽闭、阴冷的联想，让蛇像人类一样惬意于自由的行动意志。这里使用的“树下”“藤蔓和枝干”“石头”“花的田野”等词语都具有质朴的田园诗意，既可以看成客观的细节观察，也可以看成一组提喻，它们指代的是一个欢乐、美丽的自然界。
　　再下来，是一个具有复沓意味的三叠式明喻。“它们在旅行”是这个三叠式明喻的主体，它一方面是对前面蛇的惬意的游走状态的总结，另一方面也更加有力地把蛇的形象和人性联系在一起：我们很少说动物在旅行，用“旅行”一词来描述蛇，实际上正是玛丽·奥利弗在用欢畅、有活力、有尊严的蛇的意象来反观人类自身。这一句的三个喻体(“像一次竞赛，／像一种舞蹈，／像一场爱情”)是就两条蛇之间的关系进行的诗意想象，分别关涉力量(竞赛)、美(舞蹈)和灵魂(爱情)，我们可以把这三个比喻解读为玛丽·奥利弗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朴实的看法：只有在万物和谐的大自然里自由自在地展示自己的个性，人与人之间才能在欢乐中感受到生命力、美感和心灵的魅力。之所以把第三个喻体(“像一场爱情”)延宕到第二个诗节，是为了凸显灵魂(爱情)的重要性。
　　作为结句的第十九行(“知更鸟嚷着：下雨”)看似和蛇完全“不搭调”，实则体现了诗歌写作的跳跃式思维。前面我们分析了这一句的视野提升作用，需要补充的是，知更鸟是北美极其常见的一种可爱的小鸟，它的鸣叫被视为春季到来的征兆，作为一个“报春”的文化符号，它有点像中国的布谷鸟。“知更鸟嚷着：下雨”这句既提示了整首诗所描述的都是春天的情境，也以清脆的声效打破了前面四行安静的冥想式陈述，并果断地把全诗终结在一种饶有意味的、春雨欲来的情氛中。
　　这首《蛇》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复杂的技巧，其实隐藏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所说的最高技巧： “让大脑围绕一个字、一个意象或一个记忆的最初激动逐渐清晰显现……这清晰显现不一定在于辩论或解释，而在于它本身和谐的自我繁殖的潜能。”
　　玛丽·奥利弗是一位非常独特的女诗人，在硕士、博士云集的美国当代诗人中，她属于罕见的没有拿到正式的大学本科文凭的“另类”，尽管如此，她却获得了普利策奖，并且频频地被全美各大学邀请去授课。她之所以能在诗歌写作越来越学院化的美国获得如此成就，正是因为她善于以简洁的语言对自然力量进行独特的观察，在生态与环境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她的诗歌所蕴涵的朴素而有力的“生态美学”越发显得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