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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德，即为政之德，既指以德作为治国的原则，也指为官者应具有的德行。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亲”的认识，在政德教育实践中为我们留下了彳艮多宝贵的遗产。西周康王时期的大盂鼎铭文中有“正德”二字（“正”通“政”，“正德”即“政德”），这是“政德”一词最早的出现。此后，政德思想经由历代思想家、教育学、政治家的不断丰富，贯穿于学术研究、人生修养、治国实践等方方面面，嵌入了中国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国家治理结构中。在实践中，历朝历代通过家训教化、学校教育、公文诏书、谈话著述、官箴劝诫等形式，传播政德思想，对国家治理产生了积极作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家训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形式。“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人必有家，家必有训。”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家训有十余万种，内容涉及修身处世、为学为政等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大量政德教育的内容。如，诸葛亮告诫子女“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南北朝时期颜之推认为要“以行为教”“以学为教”“以身为教”。他写的《颜氏家训》要求子女勤学、自律、重义、务实。“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君子立身处世，贵在能够对旁人有益处，不能只会高谈阔论，否则就会浪费国家资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与道德密不可分，为学的目的在于成人。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担当治国平天下使命的君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汉唐以来，无论官学、私学，均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科书。国家选任官僚也以修习儒家经典所达水准为主要标准。正己修身、清廉为官、重义轻利等价值观通过学校教育的经典研读和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内化为即将入仕者的君子人格。此外，历代帝王也经常用策试、考试的方式促使为官者时刻坚守政德。秦代的《为吏之道》中就包含了要求官吏忠诚、清廉、审慎、喜善、恭敬的内容。汉代察举科目中包含孝廉、茂才、贤良方正等，其要义就是“公、能、智、勇”等道德标准。唐代吏部有考功司，以“德义”“清慎”“公平”“恪勤”所谓“四善”来考核为官者的道德。
西周时期，周公吸取商灭亡的教训，提出了“敬德保民”“以德配天”“修德配命”的观点。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修德性、行德政作为重要的价值目标。帝王大臣往往将政德教化寓于传达政令的公文诏书中。汉唐以来，很多皇帝诏旨及政府文告中都包含阐述君民关系、以民为本等德治理念，评品官员道德品行等政德方面的内容。比如，汉文帝《匈奴和亲诏》：“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西晋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章《陈情表》极陈孝亲之义。“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亦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敢废远。”感动了晋武帝，也成为后世培养官员“孝”“忠”德性的范本。唐太宗在《命皇太子知左右屯营兵马事诏》中先肯定太子李治“忠孝成德，志业光茂”，而后才是任命的内容。
中国古代很多帝王重视德教，留下了大量教育官员修养政德的文字。《贞观政要》中有三分之一的篇章是记录唐太宗与大臣谈论政德的内容，既有对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等正向品德的阐述，也针对奢纵、贪鄙等负面品德展开讨论。武则天专门著《臣轨》一书，其中包括了至忠、守道、公正、诚信、慎密、廉洁、良将、利人等政德内容。朱元璋以严厉反贪著名，他也并非不教而诛。为唤醒官吏的良心，他亲自编写《醒贪简要录》，令所有官吏熟读。《康熙政要·论君道》中记载，康熙曾言：“古人所谓防微杜渐者，以事虽小而不防之，则必渐大，渐而不杜，必至于不可杜也。”教育官员要慎微慎小。史学著作、文学作品中的扬善抑恶，也是官吏政德学习的重要渠道。许多史学著作，如《春秋》《史记》，通过点评历史事件和人物起到价值引导的作用。文学作品，如《诗经》中的许多诗篇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声、民意、民心，具有匡正时俗的功能。屈原、范仲淹、苏轼等人的作品也都具有政德教育功能。此外，中国特有的匾额和楹联也是传播政德的重要载体。上至皇宫，下至县衙的匾联，或申明施政宗旨，或以官箴劝勉，官员通过耳濡目染，受到教育。
位于山西平遥的平遥县衙内景，悬挂着“明镜高悬”的匾额。
“箴”，是规谏和告诫的意思。官箴最早是指官吏对帝王所进的箴言，据《左传》襄公四年记载，周武王時，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阙”，即要求文武百官用箴言来诫武王过失。唐朝以后，官箴逐渐演变为官吏的道德及行为准则。官箴多阐述官员修养和从政经验，内容虽因作者经历会有所侧重，但政德必含其中。宋代吕本中的《官箴》、元代张养浩的《为政忠告》、清代陈宏谋的《五种遗规》、清代汪辉祖的《学治臆说》等著名的官箴中都有很多政德教育的内容。比如，吕本中的《官箴》说：“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日清、日慎、日勤。”张养浩在《为政忠告》中阐述了包括从政自修、执政为民、为政清廉、施政有道、执政有节等政德思想。
（选自《学习时报》2020年4月6日）
家训教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家训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形式。“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人必有家，家必有训。”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家训有十余万种，内容涉及修身处世、为学为政等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大量政德教育的内容。如，诸葛亮告诫子女“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南北朝时期颜之推认为要“以行为教”“以学为教”“以身为教”。他写的《颜氏家训》要求子女勤学、自律、重义、务实。“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君子立身处世，贵在能够对旁人有益处，不能只会高谈阔论，否则就会浪费国家资财。
教育考核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与道德密不可分，为学的目的在于成人。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担当治国平天下使命的君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汉唐以来，无论官学、私学，均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科书。国家选任官僚也以修习儒家经典所达水准为主要标准。正己修身、清廉为官、重义轻利等价值观通过学校教育的经典研读和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内化为即将入仕者的君子人格。此外，历代帝王也经常用策试、考试的方式促使为官者时刻坚守政德。秦代的《为吏之道》中就包含了要求官吏忠诚、清廉、审慎、喜善、恭敬的内容。汉代察举科目中包含孝廉、茂才、贤良方正等，其要义就是“公、能、智、勇”等道德标准。唐代吏部有考功司，以“德义”“清慎”“公平”“恪勤”所谓“四善”来考核为官者的道德。
公文诏书
西周时期，周公吸取商灭亡的教训，提出了“敬德保民”“以德配天”“修德配命”的观点。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修德性、行德政作为重要的价值目标。帝王大臣往往将政德教化寓于传达政令的公文诏书中。汉唐以来，很多皇帝诏旨及政府文告中都包含阐述君民关系、以民为本等德治理念，评品官员道德品行等政德方面的内容。比如，汉文帝《匈奴和亲诏》：“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西晋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章《陈情表》极陈孝亲之义。“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亦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敢废远。”感动了晋武帝，也成为后世培养官员“孝”“忠”德性的范本。唐太宗在《命皇太子知左右屯营兵马事诏》中先肯定太子李治“忠孝成德，志业光茂”，而后才是任命的内容。
谈话著述
中国古代很多帝王重视德教，留下了大量教育官员修养政德的文字。《贞观政要》中有三分之一的篇章是记录唐太宗与大臣谈论政德的内容，既有对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等正向品德的阐述，也针对奢纵、贪鄙等负面品德展开讨论。武则天专门著《臣轨》一书，其中包括了至忠、守道、公正、诚信、慎密、廉洁、良将、利人等政德内容。朱元璋以严厉反贪著名，他也并非不教而诛。为唤醒官吏的良心，他亲自编写《醒贪简要录》，令所有官吏熟读。《康熙政要·论君道》中记载，康熙曾言：“古人所谓防微杜渐者，以事虽小而不防之，则必渐大，渐而不杜，必至于不可杜也。”教育官员要慎微慎小。史学著作、文学作品中的扬善抑恶，也是官吏政德学习的重要渠道。许多史学著作，如《春秋》《史记》，通过点评历史事件和人物起到价值引导的作用。文学作品，如《诗经》中的许多诗篇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声、民意、民心，具有匡正时俗的功能。屈原、范仲淹、苏轼等人的作品也都具有政德教育功能。此外，中国特有的匾额和楹联也是传播政德的重要载体。上至皇宫，下至县衙的匾联，或申明施政宗旨，或以官箴劝勉，官员通过耳濡目染，受到教育。
官箴劝诫
“箴”，是规谏和告诫的意思。官箴最早是指官吏对帝王所进的箴言，据《左传》襄公四年记载，周武王時，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阙”，即要求文武百官用箴言来诫武王过失。唐朝以后，官箴逐渐演变为官吏的道德及行为准则。官箴多阐述官员修养和从政经验，内容虽因作者经历会有所侧重，但政德必含其中。宋代吕本中的《官箴》、元代张养浩的《为政忠告》、清代陈宏谋的《五种遗规》、清代汪辉祖的《学治臆说》等著名的官箴中都有很多政德教育的内容。比如，吕本中的《官箴》说：“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日清、日慎、日勤。”张养浩在《为政忠告》中阐述了包括从政自修、执政为民、为政清廉、施政有道、执政有节等政德思想。
（选自《学习时报》2020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