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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7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其中，一起亲生父母向养父母索要孩子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这起案件中，亲生父母起诉养父母索要孩子，最终以亲生父母失利告终。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在子女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情况下，法院作出了尊重人性、尊重亲情、有价值的判决。它不仅维护了事实发生的亲子关系，更给各级法院的法官提供了一个正确适用法律的方法。
押子：亲生父母上门寻亲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从1971年起推行，于1978年正式写入《宪法》。这项政策改变了大部分中国人的人生和命运。崔明义便是其中之一。
陈放和邵翰是一对夫妇。1998年1月，妻子陈放发现自己意外怀孕。由于已生育一个孩子，碍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他们选择跑到宁夏躲避执法。
在宁夏待了七八个月后，考虑到陈放的预产期临近，邵翰带着她回到江苏省海安县，找了一间临时房子居住，准备把孩子生下来。陈放记得，女儿出生后的1998年9月16日，海安县当地人崔慧找到他们，称自己住在海安县胡集街上，想把他们刚坠地的孩子抱回去押子，等自己怀上孩子后再送还。崔慧许诺，他们可以随时去看孩子。
押子是我国一些地区的封建习俗，指婚后久不生育的夫妻抱养一个别人的孩子后便可怀孕生下亲生骨肉。
邵翰表示，当时自己觉得崔慧很真诚，就让其从自己的手中将孩子抱走。但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此后，他们找遍了胡集街上的每条巷道，都不见自己孩子的踪迹。陈放夫妇称，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孩子。15年后，陈放得知自己的孩子在当地某中学读高一。崔慧获悉陈放夫妇寻找孩子这一情况后，于2013年10月给陈放夫妇寄去一张孩子崔明义的照片。三年后的2016年7月，陈放夫妇向崔慧提出，想同他们建立亲戚往来关系，但被崔慧拒绝。
陈放夫妇见寻亲未成，于2017年年初向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确认陈放夫妇与崔明义之间存在亲子关系，同时确认崔慧夫妇与崔明义的收养关系不成立。2017年1月18日，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受理了这起收养关系纠纷案。
博弈：难以启动的亲子鉴定
该案经一审判决驳回陈放夫妇的诉讼请求后，陈放夫妇不服，提起上诉。在一、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及崔明义本人就是否通过亲子鉴定认亲进行了激烈辩论，上演一场法律与伦理的碰撞。
这是一场时过境迁的寻亲诉讼，由于双方争议的基本事实发生在1998年，争议的焦点全部集中在证据上。陈放夫妇在庭审中坚持认为，当时孩子给崔慧是押子，不是将孩子送给对方收养。毫无疑问，陈放夫妇要证明自己的主张，前提是要证明自己与崔明义之间存在亲子关系。而要证明亲子关系，如果没有直接证据，则只能借助司法鉴定。
亲子鉴定不仅涉及夫妻双方的婚姻情况，也涉及孩子本身的利益。因此，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会视具体情况征求孩子的意见。
本案中，作为诉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人物，崔明义向法院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崔明义称，自己自幼与崔慧夫妻生活至今，已经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不想改变目前的身份及亲属关系，不同意做亲子鉴定。
鉴于崔明义已经成年，且明确表示不同意做亲子鉴定，主审法院最终尊重了孩子的意愿，未启动亲子鉴定程序。
在未做司法鉴定的情况下，能否认定陈放夫妇与崔明义的亲子关系呢？陈放夫妇称，崔明义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按照当时的政策，他们是不允许生养的。当时，他们不顾一切跑到异地躲避就是为了生下孩子，从没想过要将女儿送给他人。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陈放夫妇还向法院出示了崔明义出生后不久拍的照片，称可以看出崔明义与他们长得极为相像。
陈放夫妇称，崔慧认可崔明义是从他们这里抱走的。他们找到崔明义后，经常在节假日给崔慧送礼物，崔慧还曾承诺崔明义高考结束后就让陈放夫妇与崔明义来往。陈放认为，从照片等证据分析，并结合双方的陈述和行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可以推定自己与崔明义之间存在亲子关系。
对于崔慧与崔明义之间的收养关系，陈放认为收养关系不成立。
首先，邵翰将女儿交给崔慧带走时，陈放并不知情，事后也不认可。所以，陈放夫妇的这一行为不符合《收养法》规定的“父母送养子女，须双方共同送养”。
其次，1998年9月，抱走崔明义时崔慧才27岁，其爱人也只有28岁。按照当时适用的1991年《收养法》，崔慧不符合收养人须“年满35周岁”的规定，也不符合1998年《收养法》中收养人“年满30周岁”的规定。
最后，崔慧既没有按照1991年《收养法》的规定与陈放夫妇订立书面协议，也没有按照1998年《收养法》的规定到民政部门登记。因此，崔慧与崔明义的收养关系不成立。
崔慧自始至终坚持认为，自己与崔明义之间存在收养关系，也在事实上养育了崔明义这么多年，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请求法院驳回对方的诉讼请求。
判决：彰显人文关怀
海安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崔慧于1998年9月从陈放夫妇处抱养崔明义，发生在修改后的1998年《收养法》生效前，因《收养法》不具有溯及力，所以，对于崔慧与崔明义的收养关系是否成立，应当适用1991年《收养法》的规定。
虽然崔慧与崔明义发生收养关系时并未与陈放夫妇签订书面收养协议，但是否影响收养关系的成立，法律并没有作出规定，且崔慧抚养崔明义至18岁，已成客观事实。
崔明义本人也明确表示自己与崔慧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不同意改变目前的身份及亲属关系，并愿意与崔慧补办收养登记。
对此，陈放夫妇要求确认与崔明义的亲子关系，因陈放夫妇未能提供崔明义的出生证明等必要证據，且崔明义明确表示不同意做亲子鉴定，故对其确认亲子关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2017年2月21日，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判决驳回陈放夫妇的诉讼请求。陈放夫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2017年3月29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经审理后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本案中，陈放夫妇要求确认与崔明义存在亲子关系，并在诉讼中申请与崔明义进行亲子鉴定，但其未能提供与崔明义存在亲子关系的必要证据，且崔明义已年满18周岁，又明确拒绝做亲子鉴定，故本案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推定存在亲子关系的情形，法院依法不能确认陈放夫妇与崔明义之间存在亲子关系。
据此，2017年9月25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认为，法院的这份判决是 “有温度的判决”。实事求是地说，我国《收养法》第六条关于“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条件”的规定和第十五条关于“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的规定，是在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指导下制定的法律规范，不仅收养条件苛刻，且不承认事实收养关系。这样的规定没有考虑现实生活的复杂性，而是用强硬的法律规范社会生活。
法官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当法律明文规定出现缺陷时，一是可以参考英国法的衡平法规则，二是可以参考大陆法诚信原则的弹性条款，作出变通性的裁判。
审理本案的法官在一、二审的判决中体现了这种精神。这是尊重人性、尊重亲情、有价值的判决。它不仅维护了事实发生的亲子关系，更给各级法院的法官提供了一个正确适用法律的方法。
解读：三个争议焦点的法律分析
焦点一： 子女不同意，亲子关系鉴定是否必要？
在外界看来，亲子鉴定似乎是一场夫妻之间或亲生父母与非亲生父母之间的战争。毫无疑问，孩子是这场战争中双方争夺的对象。当事人申请亲子鉴定时，人们往往会忽视孩子的感受。事实上，虽然亲子鉴定从表现上看涉及夫妻二人，但受鉴定结论影响最大的当属孩子，不利的结论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一生的负担和包袱。据此，亲子鉴定事关孩子的命运和前途，且涉及隐私。
因此，在选择是否做亲子鉴定时，法院应当视具体情况征求子女的意见。
2017年10月实施的《民法总则》第十九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一般而言，如果年满八周岁，父母要对孩子做亲子鉴定，就应征求孩子的意见。
本案中，崔明义已成年，且明确表示不同意做鉴定，故法院尊重孩子的选择，放弃通过亲子鉴定的方式获取关键证据，做法是正确的。
焦点二： 现有证据能否认定亲子关系？
综观本案，陈放夫妇的推断和分析也许不无道理。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法院判案依据的是基于充分证据支撑下的法律事实。即使当事人有充分理由相信自己的陈述确为客观事实，但在欠缺足够证据支撑的情况下，也不能成为法院据以定案裁判的依据。
本案中，如果崔明义同意鉴定，且鉴定结论证实其与陈放夫妇存在亲子关系，那么，这一鉴定结论可能会成为法院判决的依据。但在无法做亲子鉴定的情况下，法院只能根据现有的其他证据进行裁判。
《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推定存在亲子关系适用的前提，必须是起诉方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事实上，这里的“必要证据”对证明力的要求很高。陈放夫妇在审理中提供的照片及录音文字等证据的证明力偏弱，显然不能成为推定存在亲子关系的“必要证据”。故法院未采纳陈放夫妇据此推定存在亲子关系是有依据的。
焦点三： 能否因为收养存在瑕疵而解除收养关系？
本案中，作为收养人，虽然崔慧夫妇在不符合收养的年龄条件且未及时办理收养登记的条件下收养了崔明义，但鉴于已经形成的近20年的收养事实以及崔明義本人的意愿，法院据此未予支持陈放夫妇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体现了法律的人文关怀。
（《法律与生活》2018年4月下）
押子：亲生父母上门寻亲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从1971年起推行，于1978年正式写入《宪法》。这项政策改变了大部分中国人的人生和命运。崔明义便是其中之一。
陈放和邵翰是一对夫妇。1998年1月，妻子陈放发现自己意外怀孕。由于已生育一个孩子，碍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他们选择跑到宁夏躲避执法。
在宁夏待了七八个月后，考虑到陈放的预产期临近，邵翰带着她回到江苏省海安县，找了一间临时房子居住，准备把孩子生下来。陈放记得，女儿出生后的1998年9月16日，海安县当地人崔慧找到他们，称自己住在海安县胡集街上，想把他们刚坠地的孩子抱回去押子，等自己怀上孩子后再送还。崔慧许诺，他们可以随时去看孩子。
押子是我国一些地区的封建习俗，指婚后久不生育的夫妻抱养一个别人的孩子后便可怀孕生下亲生骨肉。
邵翰表示，当时自己觉得崔慧很真诚，就让其从自己的手中将孩子抱走。但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此后，他们找遍了胡集街上的每条巷道，都不见自己孩子的踪迹。陈放夫妇称，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孩子。15年后，陈放得知自己的孩子在当地某中学读高一。崔慧获悉陈放夫妇寻找孩子这一情况后，于2013年10月给陈放夫妇寄去一张孩子崔明义的照片。三年后的2016年7月，陈放夫妇向崔慧提出，想同他们建立亲戚往来关系，但被崔慧拒绝。
陈放夫妇见寻亲未成，于2017年年初向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确认陈放夫妇与崔明义之间存在亲子关系，同时确认崔慧夫妇与崔明义的收养关系不成立。2017年1月18日，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受理了这起收养关系纠纷案。
博弈：难以启动的亲子鉴定
该案经一审判决驳回陈放夫妇的诉讼请求后，陈放夫妇不服，提起上诉。在一、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及崔明义本人就是否通过亲子鉴定认亲进行了激烈辩论，上演一场法律与伦理的碰撞。
这是一场时过境迁的寻亲诉讼，由于双方争议的基本事实发生在1998年，争议的焦点全部集中在证据上。陈放夫妇在庭审中坚持认为，当时孩子给崔慧是押子，不是将孩子送给对方收养。毫无疑问，陈放夫妇要证明自己的主张，前提是要证明自己与崔明义之间存在亲子关系。而要证明亲子关系，如果没有直接证据，则只能借助司法鉴定。
亲子鉴定不仅涉及夫妻双方的婚姻情况，也涉及孩子本身的利益。因此，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会视具体情况征求孩子的意见。
本案中，作为诉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人物，崔明义向法院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崔明义称，自己自幼与崔慧夫妻生活至今，已经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不想改变目前的身份及亲属关系，不同意做亲子鉴定。
鉴于崔明义已经成年，且明确表示不同意做亲子鉴定，主审法院最终尊重了孩子的意愿，未启动亲子鉴定程序。
在未做司法鉴定的情况下，能否认定陈放夫妇与崔明义的亲子关系呢？陈放夫妇称，崔明义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按照当时的政策，他们是不允许生养的。当时，他们不顾一切跑到异地躲避就是为了生下孩子，从没想过要将女儿送给他人。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陈放夫妇还向法院出示了崔明义出生后不久拍的照片，称可以看出崔明义与他们长得极为相像。
陈放夫妇称，崔慧认可崔明义是从他们这里抱走的。他们找到崔明义后，经常在节假日给崔慧送礼物，崔慧还曾承诺崔明义高考结束后就让陈放夫妇与崔明义来往。陈放认为，从照片等证据分析，并结合双方的陈述和行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可以推定自己与崔明义之间存在亲子关系。
对于崔慧与崔明义之间的收养关系，陈放认为收养关系不成立。
首先，邵翰将女儿交给崔慧带走时，陈放并不知情，事后也不认可。所以，陈放夫妇的这一行为不符合《收养法》规定的“父母送养子女，须双方共同送养”。
其次，1998年9月，抱走崔明义时崔慧才27岁，其爱人也只有28岁。按照当时适用的1991年《收养法》，崔慧不符合收养人须“年满35周岁”的规定，也不符合1998年《收养法》中收养人“年满30周岁”的规定。
最后，崔慧既没有按照1991年《收养法》的规定与陈放夫妇订立书面协议，也没有按照1998年《收养法》的规定到民政部门登记。因此，崔慧与崔明义的收养关系不成立。
崔慧自始至终坚持认为，自己与崔明义之间存在收养关系，也在事实上养育了崔明义这么多年，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请求法院驳回对方的诉讼请求。
判决：彰显人文关怀
海安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崔慧于1998年9月从陈放夫妇处抱养崔明义，发生在修改后的1998年《收养法》生效前，因《收养法》不具有溯及力，所以，对于崔慧与崔明义的收养关系是否成立，应当适用1991年《收养法》的规定。
虽然崔慧与崔明义发生收养关系时并未与陈放夫妇签订书面收养协议，但是否影响收养关系的成立，法律并没有作出规定，且崔慧抚养崔明义至18岁，已成客观事实。
崔明义本人也明确表示自己与崔慧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不同意改变目前的身份及亲属关系，并愿意与崔慧补办收养登记。
对此，陈放夫妇要求确认与崔明义的亲子关系，因陈放夫妇未能提供崔明义的出生证明等必要证據，且崔明义明确表示不同意做亲子鉴定，故对其确认亲子关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2017年2月21日，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判决驳回陈放夫妇的诉讼请求。陈放夫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2017年3月29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经审理后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本案中，陈放夫妇要求确认与崔明义存在亲子关系，并在诉讼中申请与崔明义进行亲子鉴定，但其未能提供与崔明义存在亲子关系的必要证据，且崔明义已年满18周岁，又明确拒绝做亲子鉴定，故本案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推定存在亲子关系的情形，法院依法不能确认陈放夫妇与崔明义之间存在亲子关系。
据此，2017年9月25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认为，法院的这份判决是 “有温度的判决”。实事求是地说，我国《收养法》第六条关于“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条件”的规定和第十五条关于“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的规定，是在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指导下制定的法律规范，不仅收养条件苛刻，且不承认事实收养关系。这样的规定没有考虑现实生活的复杂性，而是用强硬的法律规范社会生活。
法官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当法律明文规定出现缺陷时，一是可以参考英国法的衡平法规则，二是可以参考大陆法诚信原则的弹性条款，作出变通性的裁判。
审理本案的法官在一、二审的判决中体现了这种精神。这是尊重人性、尊重亲情、有价值的判决。它不仅维护了事实发生的亲子关系，更给各级法院的法官提供了一个正确适用法律的方法。
解读：三个争议焦点的法律分析
焦点一： 子女不同意，亲子关系鉴定是否必要？
在外界看来，亲子鉴定似乎是一场夫妻之间或亲生父母与非亲生父母之间的战争。毫无疑问，孩子是这场战争中双方争夺的对象。当事人申请亲子鉴定时，人们往往会忽视孩子的感受。事实上，虽然亲子鉴定从表现上看涉及夫妻二人，但受鉴定结论影响最大的当属孩子，不利的结论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一生的负担和包袱。据此，亲子鉴定事关孩子的命运和前途，且涉及隐私。
因此，在选择是否做亲子鉴定时，法院应当视具体情况征求子女的意见。
2017年10月实施的《民法总则》第十九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一般而言，如果年满八周岁，父母要对孩子做亲子鉴定，就应征求孩子的意见。
本案中，崔明义已成年，且明确表示不同意做鉴定，故法院尊重孩子的选择，放弃通过亲子鉴定的方式获取关键证据，做法是正确的。
焦点二： 现有证据能否认定亲子关系？
综观本案，陈放夫妇的推断和分析也许不无道理。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法院判案依据的是基于充分证据支撑下的法律事实。即使当事人有充分理由相信自己的陈述确为客观事实，但在欠缺足够证据支撑的情况下，也不能成为法院据以定案裁判的依据。
本案中，如果崔明义同意鉴定，且鉴定结论证实其与陈放夫妇存在亲子关系，那么，这一鉴定结论可能会成为法院判决的依据。但在无法做亲子鉴定的情况下，法院只能根据现有的其他证据进行裁判。
《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推定存在亲子关系适用的前提，必须是起诉方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事实上，这里的“必要证据”对证明力的要求很高。陈放夫妇在审理中提供的照片及录音文字等证据的证明力偏弱，显然不能成为推定存在亲子关系的“必要证据”。故法院未采纳陈放夫妇据此推定存在亲子关系是有依据的。
焦点三： 能否因为收养存在瑕疵而解除收养关系？
本案中，作为收养人，虽然崔慧夫妇在不符合收养的年龄条件且未及时办理收养登记的条件下收养了崔明义，但鉴于已经形成的近20年的收养事实以及崔明義本人的意愿，法院据此未予支持陈放夫妇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体现了法律的人文关怀。
（《法律与生活》2018年4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