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有人在文章中绘声绘色地写道:“张学良对董健吾说,‘最近李杜将军要到苏联去一趟,说是去考察,实际上是要把撤退到苏联的抗日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带回国内,借此机会,我想让李将军把你的三个孩子(注:指董健吾的一个孩子及岸英、岸青)带到苏联,你们看这么办是否妥当?’对张学良的安排,董健吾表示同意。张学良又说:‘三个孩子的出国费用由我负责。’随即将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给了董健吾,要他尽快把孩子送到李杜家中,迅速作好出国的准备。”我认为,将张学良、李杜作为送毛岸英、毛岸青赴莫斯科的策划主角是值得质疑的。
　　一是,送毛泽东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赴苏经过,冯雪峰在1968年的回忆材料中写得很清楚,义勇军将领李杜和共产党员杨承芳一道陪毛岸英、毛岸青到巴黎(康生在巴黎会见了李杜)是事实,但李杜去莫斯科是想同莫斯科的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目的是得到苏联的支援(如供给军火)。毛岸英、毛岸青是冯雪峰交给杨承芳负责带去的,是康生从巴黎将他们带到苏联的。
　　二是,冯雪峰虽没提到毛岸英、毛岸青赴苏的费用,但从其回忆中可以看出,在上海的中共党组织支付了他们在上海的寄托费用。由此可知,中共党组织也是有能力支付毛岸英兄弟赴苏费用的。
　　在我的个人收藏中,存有冯雪峰1968年写的回忆材料原稿,从中可以看出毛岸英、毛岸青赴苏的大致经过。
　　
　　我于〔19〕36年4月中旬从瓦窑堡动身,中间通过东北军,到西安是4月20日或21日,到上海是4月25日。到西安是去找一个禁烟委员会(地址和这禁烟委员会的名字我都已忘记),董健吾在那里等我,董即同我同火车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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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董健吾同徐强(老金)有联系是确实的,我到上海后,董就归我直接联系,从此董同徐就没有关系,我到上海前徐同董有联系(但他们相互间都不知道对方的住址),可能是以前承接下来的,但谁在过去领导徐强,我也不清楚,也许徐强对我说起过,我忘记了。
　　据董健吾对我说,〔19〕34年35年间,上海中央局某几个重要领导人(我已不记得他们的名字,董当时说也只是代名和绰号如“胖子”之类,由于我都不认识也猜不到是谁,听后也就忘了)都在他家里住过,后来他们设法弄到船票到国外去了(这可能是事实,因如这在上海中央局被破坏之后,但这几个“重要”领导人究竟是谁,我后来一直没有听说过,到现在也仍然不清楚)。
　　董健吾当时住的石库门二开间二层楼的房子(地点当时公共租界西藏路以西泥城桥一带),据说在过去是党给的房租,他当时有两个老婆,大老婆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住在另一处,他同第二个老婆一个五六岁的儿子和丈母住在一起,全家每月开销总在当时货币二百元以上。
　　主席两个孩子(岸英、岸青)从〔19〕30年起就由上海党组织寄在他那里,据我了解是事实,我到上海时两个孩子就住在他大老婆那里。
　　我们到上海后的5月到7月之间,到他家的次数较多,也偶然在他家住过一天两天,他的女儿(中学生)还给我做过几次交通。他曾对我说过,我可以住在他那里,说在他家里是绝对安全的。我当初对他,一方面相当相信他,一方面也有警惕,因为他的社会关系复杂,我都不了解。我到上海后曾给过一笔相当数目大的钱,记得是他说起他已欠下了房租等相当大的债而后给的,同时也因为两个孩子(指毛岸英、毛岸青——作者注)寄在他家里,我认为应该给的。以后也给过几次,不过记得数目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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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杜的关系怎样交到我手里,我总追忆不起来。最大可能是由董健吾交到我这里来的,但也可能是从沈钧儒、章乃器或宋庆龄处转来的。我记得我到上海后不久,大概〔19〕36年5月中旬,李杜已经同我联上关系,我同他谈话大概有二、三次,地点就在四马路一家古董店(董健吾的关系)的楼上。李杜的义勇军在东北,他找党的关系,想同莫斯科的我们的党组织取得联系,目的是得到苏联的支援(如供给军火)。我当时派了杨承芳(我到上海后已有联系的一个同志原来总工会方面有关系的党员),带了他到巴黎去找同莫斯科联系的关系,因为杨承芳认识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中的人。我记得李杜同杨承芳从上海动身去巴黎是在〔19〕36年5月下旬,两个孩子也确实是我交给杨承芳负责带去的。
　　李杜和杨承芳从巴黎回上海是在7月或8月初。他们只到巴黎为止,未到莫斯科,他们到巴黎由杨承芳在巴黎找到了关系同莫斯科取得联系后,是康生从莫斯科到巴黎来同李杜谈了话的,两个孩子(岸英、岸青)就由康生同志带到莫斯科去。根据当时杨承芳向我汇报,我现在还记得的一点是:当时康生认为李杜不是那么可信任的,所以虽然不拒绝同他联系,但也不能肯定地答应他什么。李杜回上海后同我见过一次面,只谈到他同莫斯科的中国党的领导同志见了面,没有谈到接洽了一些什么事情。好像他就回东北去了,以后我同他就没有再联系。
　　
　　
　　 (责任编辑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