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初，父母从国内来到巴黎。语言不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麻烦，在父亲三番五次要求回国后，我决定给他们请一个菲律宾保姆。
　　我在法国一家报社工作，月薪在8000欧元左右。妻子是一家服装公司的设计师，月薪比我还要高。我们的收入负担每月2000欧元左右的菲佣工钱，不成问题。
　　听说我要雇保姆，报社里的同事都显得很惊讶。主任记者勒库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笑着指着我，对大家说：“罗是有钱人，比我们有钱。”
　　这种场面搞得我尴尬之余，还有些莫名其妙。请保姆是很寻常的事情啊，为什么这么大惊小怪?
　　我在圣尼奥保姆市场很快找到一个合适的保姆。她叫达达，30岁，从事保姆工作已经超过10年了，经验丰富。从保姆市场给出的简历表上看，她的确很出色，名字后面标注着市场认可的四星级别。
　　能以每月2000欧元的价格请到四星保姆，我很满足。开车送达达到家，一进门，她就用汉语对我父母说“您好”，让父母喜上眉梢。达达的职业素质是相当高的，放下行李几乎没有停歇，就开始忙碌起来。中午时分，一桌可口的中餐让父母在法国初次有了家的温馨感觉。
　　不过到了晚上，达达就和我父母发生了纠纷，原因是她的卧室问题。我们的房子有四间卧室，我和妻子一间，儿子一间，父母因为年纪大了，在国内已经习惯分开睡，所以一人一间。达达要求自己一定要有一间卧室，但是父母说在国内保姆都是睡客厅，或者搭床铺的。
　　“这不行，睡在客厅的话，我没有任何的隐私。”见我回来，达达转移目标对我说：“保姆市场对雇主的要求就是，我们必须有独立的卧室，保证我们工作外正常的生活。”
　　虽然不完全相信，我还是给保姆市场打了电话，负责人很直接地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真的，雇主必须要做到，否则在法国将没有任何人愿意为我服务。我只得做通父母的工作，让出儿子的卧室，让儿子跟父亲睡一个房间。
　　一场小纠纷过去，父母对达达的心结还没有解开，达达却跟没事儿一样，依旧每天唱着歌、做着自己的工作，把家里打点得井井有条。
　　不可否认，一家人都过得很舒心，甚至有些离不开这个能干的保姆。
　　没想到，两周后的一天，又出了麻烦事。我在外面采访，父亲打来电话，很恼怒地说：“那个保姆还是换掉吧，太不像话了。”
　　原来，父亲打算请他刚认识的几个来自港台的老年朋友吃饭。他要达达准备一桌菜肴，达达却认真地告诉他：“今天不可以，今天是我的休息日。”
　　“一个保姆还要什么休息日，或者今天先干活，明天补休也可以嘛。”父亲气愤地对我说。
　　在休假方面，我知道，达达是绝对不会妥协的。这是她正常的权利。
　　本来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可是第二天，保姆市场的安东尼先生带着几个社会福利保险机构的雇员找到了我。安东尼说：“你雇用达达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如果满意的话，你应该为她办理社会保险和各项福利。”
　　“什么?”我惊讶得喊出声来，“我一向认为，这些都应该是保姆市场来办的，这可是你们的员工。”安东尼见我吃惊，连忙解释，原来法国政府规定，雇主应该给保姆办理所有的社会保险和福利。
　　在那些保险机构雇员噼里啪啦地按了一通计算器后，我彻底打消了继续雇用达达的念头。各项费用带工资加起来，每年有七万多欧元，基本上是我一年的收入。
　　送达达回去的时候，我一路上都在跟她说抱歉，达达也表示理解。
　　我这才知道，为什么我说要雇用保姆的时候，报社的同事都会感到吃惊，原来法国保姆平价背后是天价啊。
　　回去的路上，我脑子里一直萦绕着一个想法，法国政府对达达这样的“外来”就业人员权利的保护无所不在，甚至保姆市场愿意放弃不菲的中介抽成，也要把她们的权利维护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