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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2012年7月13日称：2012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政策预调微调力度，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发展稳中有进。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227，0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8％，其中二季度增长7.6％，增速3年来首次跌破8%。上半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为18398.4亿美元，同比增长8%。其中出口9543.8亿美元，增长9.2%；进口8854.6亿美元，增长6.7%；贸易顺差689.2亿美元，扩大56.4%。面对中国经济的增速下滑，什麽才是最适宜的宏观政策？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哪里？货币流动性、楼市、股市的核心问题又是什麽？记者带着这个问题拜访了全国政协常委、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委员廖泽云博士：
柯建刚：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下行趋势已开始显现，投资、消费、出口形势不容乐观。中国经济逐渐下行，将是一种自然趋势，甚至可以认为一个必然趋势。这个观点随後也影响到了较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包括国外的一些经济观察家。在此宏观经济的格局下，您认为增速下滑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投资、消费、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如今都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中国企业制造业竞争力已不及孟加拉、菲律宾、印尼、巴西、越南等国家，而较多外资企业也纷纷外迁他国。加之西方国家经济低迷以及欧债危机的影响，请您解读一下投资、消费、出口三方面的形势？
廖泽云：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後，中国经济有一个十年的黄金增长时期。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开始逐渐下行，这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长期趋势看，我们需要对经济增速的逐渐下行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一是人们所常说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均举步维艰；二是各类企业的资本边际回报率均呈现下降趋势；三是从历史的观察看，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现在慢慢进入了长期增速下行的趋势之中。
整体而言，大规模的投资和出口快速增长的确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拉动着中国经济增长。现在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基本格局是，大规模投资的黄金时代即将结束，外贸出口也已差不多达到顶峰。在国民收入三部分中，政府财政收入在过去近20年里高速增长、企业利润开始增长也比较快，但劳动收入部分占GDP的份额过去十多年一直在下滑。这种情况下，消费也很难启动。这是当下中国经济的整体格局。
具体说来，在过去近10年中，投资占中国GDP比重连续超过40%，世界上其他国家尚先例。但是，要看到的事实是，中国在前几年时间由各级和各地政府所启动和推动的一轮大规模的基建投资的高峰期即将过去，而民间投资也在逐渐减少。如今的"铁、公、基"等兴建投资项目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巨大的地方政府负债和企业负债。在外贸出口方面，2011年中国外贸出口总量同比增长20.3%，应该说仍然是相当高的速率，但全年对GDP的贡献却为-5.8%。目前看来，欧美、日本经济要从目前的萧条中走出来，可能复苏需5～10年甚至更长时间。由此判断，我们的外贸出口基本上已臻顶峰，即不会再怎麽增长了，至少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快速增长了。在此情况下，外贸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将会是负的，且今年中国外贸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值为负的成分可能更大。
依靠内需消费保增长目前看来也较为困难。多年来，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呈下滑趋势，特别是在2002年之後，下降非常明显。税收的增加、企业利润的下滑，尤其是民营和中小企业的关停，将会导致中国普通百姓收入的继续下滑。近些年来，中国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本来就增长不多，而这些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或到国外去消费去了。在这样的格局中，又如何期望通过增加消费、启动内需而推动未来的经济增长呢？
在目前的经济社会格局中，即使我们政府的基本国策有一个大转变，即政府推出提高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政策，似乎也改变不了中国经济增速缓步下行的趋势。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国家投资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正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中国大规模投资的热潮正在过去，尤其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投资在下降，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下降，中国经济和社会正在转型。目前，中国家庭消费只占GDP比重的34%左右，最终消费也仅为GDP比重的47%。中国经济正处在投资拉动型与消费驱动型的转捩点上。从主要靠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型，本身正说明了中国经济的下行将是一种自然和必然趋势。换句话说，靠消费拉动经济，本身就意味着经济高速增长期正在过去。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经济发展的自然法则，在人为启动一轮大规模的投资，就会像运动员服兴奋剂一样，使用非法药物与方法会让使用者在比赛中获得优势，这种违法行为不符合诚实和公平竞争的体育道德。从医学角度上讲，使用兴奋剂，将对人的生理、心理产生极大的危害，使服用者心力衰竭、激动狂躁，成年女性男性化，男子过早秃顶，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患糖尿病，心脏病等，严重损害人的身心健康。换而言之，那就是经济大衰退。
如果再逆经济运行的内在法则而靠大规模地释放银行贷款来强行维持短期高速增长，再来一波大规模的投资，很可能在未来会把经济推向突然崩溃和大萧条。
柯建刚：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术、思想和政治舞台的着名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货币论》中曾指出，"经济周期最好应被当作系由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周期性变动所造成；随着这种变动而到来的经济制度中的其他重要短期变数，会使经济周期的情况而变得更加复杂和严重"。一个国家的繁荣和兴衰，与企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紧密相关。倘若企业都能够盈利，国家就进入繁荣期；而当全部企业利润下降，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为负时，这个国家的经济也已沦入衰退期。凯恩斯强调说："我要提请史学家特别注意的明显的结论是：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异常地相符"。之前，他还深刻地指出："国家财富不是在收入膨胀中增进的，而是在利润膨胀中增进的；也就是说，发生自物价超越成本而向上宾士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凯恩斯的一个伟大发现。在今天当今中国的格局中，重读思凯恩斯的这一提醒，更感有现实意义。 在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後的高速增长时期，几乎中国所有经济部门，包括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利润率都有一个快速上升时期，大家都在赚钱，还有很多人赚了大钱，这正是发生在中国经济的黄金增长时期。现在，从各种管道得到的资料都表明，中国各类企业的利润率都在下降，用凯恩斯经济学话来说，当今中国经济"资本的边际效率"正在下滑。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动力不足最根本的风向标。吴敬琏教授今年早些时候曾提出一个观点："各行各业赚大钱的时期一去不复返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廖泽云：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每一个国家都能保持高速增长的时期都不是很久，最多也就是二三十年，切恰好都是赶上一波大的科技革命。纵观历史，英国真正崛起是在19世纪30～40年代发生工业革命时期，有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直到1873年，就来了一个大衰退。德国在1871统一後，也经历一个20多年的高速增长，然後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时期从1955年开始，到1973年出现石油危机後就结束了。随後，日本经济从1975年开始恢复，在1975～1985年的十年时间中进入了一个所谓的"经济稳定增长期"，其GDP增速也是由原来的20世纪50～60年代的8%～10%下滑到5%～6%。到1985年後，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陷入了"日本病"怪圈，二十多年了，到现在都没有走出来。
中国经济可以说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後才真正开始腾飞，至今也正好经历了20年了。2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在10%上下。把中国经济放在当代历史的长河中来审视，也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现今所面临的状况，很像日本在1973年时面临的情景。对比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我们会发现很多相似之处：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实体部分的投资所推动的增长，尤其是在制造业与重化工业的投资，也主要依靠外贸出口来快速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中国现在正处於实体部门、重化工部门、制造业部门尤其是与外贸出口有关的制造业高速增长的末期，这与日本经济当年的情形非常相似。
但是，中国经济与当年的日本，也有许多差别。最大的差别在於国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准上变动上。在过去的差不多20年，中国的GDP与政府财政收入飞速增长，企业利润和资本的回报率也很高，一大批富人的财富迅速崛起，但老百姓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例却一直在下降，导致了"国富民穷"的现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财富占有上差别均迅速拉大。这就与当年的日本截然不同。按照台湾清华大学经济史学家赖建成教授的研究，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率几户与GDP增长速率同步，在"国强"时，"民富"了，并且社会收入分配差别一直不是太大。我们现在则完全不同，国富了，却民不怎麽富，且只是富了很少一部分人，也就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
现在看来，目前中国的经济成长阶段非常像1973年日本的情形。当时，日本的经济经过近20年的高速增长，已经人均GDP才3000美元。之後经过之後有十七八年"稳定增长时期"，到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而进入萧条期时，人均收入已快到2.5万美元了，比当时美国人均GDP还高1658美元。目前，我们人均收入目前仅为5000美元，如果中国经济还能保持在5～8％增速再增长一段时间，那对未来中国而言，可能是很不错甚至最好的选择了。但是，如果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呈现下行时，如果政府决策层再逆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而期望靠高投资率而强行维持8％以上的增长，可能在中国的人均GDP还没有大致10，000元就出现大的经济衰退了，那可就陷入了人们所常说和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了。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这种状况。
转型中的中国经济需要政府对中国经济渐进下行要有"思想准备"和"合理预期"。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决策层和企业家乃至普通投资者才有可能制定出符合经济运行自然法则和这一大趋势的决策和对策。否则，如果再逆经济运行的内在法则而靠大规模地释放银行贷款来强行维持短期高速增长，再来一波大规模的投资，很可能在未来会把经济推向突然崩溃和大萧条。没有危机意识，盲目扩张，盲目投资，可能危险更大。我们反观1929～1933年的大萧条，以及2007年全球金融风暴以来的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之前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有思想准备和预警，各国经济才会摔得如此惨烈。有预警，有思想准备，可能更有益於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
据证券机构对中国上市银行2011年年报与今年一季报统计分析显示，2011年中国上市银行表现出不良贷款余额的双降，且从环比统计资料看，2011年末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比三季度末有了明显的上升。中国银监会最近的资料也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较去年底有所上升，至4382亿元人民币，连续两季度出现反弹，不良贷款率达0.9%。
近期，央行两次降低基准利率，同时扩大利率浮动区间。银行业竞争加剧、利差收窄，进而影响到今年银行业的利润。有观点认为，倘若经济下半年不能见底，明年银行业坏账将大幅增加、净资产将严重缩水。
柯建刚：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术语来说，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过度投资"问题，而是大量"错误投资"和"不当投资"问题。多年来，中国的投资更多体现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扩张，以及一些民营企业在"发改委"的产业政策的鼓励、引导和支持下，在一些尚不能盈利的产业和产品上的盲目扩张。这就与其他国家在经济繁荣时期投资大都是自由企业根据自己的利润预期而自行决策的扩张有着本质的区别。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经济若出问题，可能比西方国家几次衰退时期所出的问题更大。
目前中国的投资主要依靠"铁、公、基"等投资专案，而其背後是大量的银行贷款，您怎样看银行的负债与坏账问题？当经济处於扩张时期，如果央行人为压低利率，将导致资本向投资资本品生产部门的扩张。扩张之後，将与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上人们的实际储蓄和消费偏好不匹配，反而证明了人为压低利率下的大量投资是错误投资或不当投资。倘若错误的投资不能及时收回，待银行贷款还款期限来临时，经济大萧条就来了。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警告世人。现在是21世纪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理论似乎言中了目前中国的经济格局。 廖泽云：这几年，为了应付这次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的投资尤其是铁、公、基建设投资是巨大的。而大部分投资，都是靠银行贷款来支持、来启动的。当然，这其中有中国外贸出口高速增长所导致的外汇储备增加以及资本帐户外资流入所导致的央行基础货币巨增的因素，也有中国人储蓄率高的因素。另外，在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上，应该还是基础设施投资的黄金时代的末期。但是，过去数年，中国所启动的基建规模实在是太大了，中国的银行贷款增量实在是大的惊人。2009、2010、2011这三年，中国的贷款总量就超过了30万亿元，与2010年近40万亿GDP相比，比率为0.75，即这三年间每块GDP多增加了0.75元的贷款在背後。
目前中国的银行坏账率从帐面上看还不高，仅为1%。但更为重要的是，截止去年年底，中国贷款余额超过了58万亿，而去年的GDP为 47.9万亿。由此推算，1元GDP中，背後积累有1.28元的贷款。如果一些政府投资项目和企业投资项目不盈利或亏损，而银行贷款到期了，不能偿还，巨量的坏账最後会拥积到银行，後果将不堪设想。
前段时间，中国大量专案屡屡获批，使得"发改委"备受关注，加之其对"新40000亿"以及"40000亿2.0版本"等说法的否定，更成为社会的焦点。虽然来自国家"发改委"和地方发改部门的官方消息均表示，国家不会重复2008年时大规模的投资计画。
正值此时，总投资超过1300亿元的广东湛江钢铁基地专案与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专案却逆市上马，也因此备受业界关注。不可否认，2011年中国钢铁行业的利润率仅为2.4%，今年1～4月，其利润率进一步下滑至0.1%，一季度甚至出现了全行业的亏损。据中钢协方面表示，目前中国钢铁业已超过年产9亿吨的产量和不足7亿吨的消费出口过剩巨大，2012年起中国钢铁行业将进入全面的过剩阶段。
这几年，中国大规模地投资兴建了"铁、公、基"专案，是中国经济能维持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但是要看到，基建投资高峰在未来几年时间里即将过去，之後将留给地方政府巨大的债务。各地大规模的投资必将带来沉重的债务，而这些负债主要依靠地方融资平台和银行贷款来承载。随着土地出让收益的下降，地方政府将借新债还旧债，再发新债来谋发展。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担心十几万亿的地方政府负债，但是要看到，地方政府负债只是银行负债的一部分，企业的银行贷款负债更是一个大问题。到2011年末，中国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已经高达58.2万亿，其中全国房贷只占2.2万亿，而汽车和消费信贷应该在中国银行贷款中还只占很小一部分。这样算下来，可能超过55万亿元都是政府和企业贷款，其中光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就高达21.8万亿元。目前，各行各业的利润率都在下降，资本的回报率在下降，有大量企业不赚钱，甚至开始亏损。最近暴露出来的江西最大民企赛维LDK公司负债300多亿，以及无锡的尚德集团巨额负债，都是典型的例子。在当下中国，有多少这样负债累累、资不抵债的企业？倘若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不再盈利了，甚至亏损了，大家纷纷摈弃实业了，此时仅依靠政府投资来强行来保8和维系高增长率，我们的经济还能走多远？
由此来看，地方政府、企业以及一些开发商的不当投资和错误投资--如鄂尔多斯的"鬼城专案"，正在给中国经济买下巨大隐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决策层认识不到这种错误的投资的潜在风险和危险，仍然想靠启动新一轮大规模的投资来维持短期的高经济增长速度，这种逆着经济运行自然法则而行的宏观刺激政策，势必给未来的中国经济推向萧条境地。
启动内需，最有效和合宜的宏观政策，已经不是货币政策了，应该是财政政策，即总量减税了。
柯建刚：从当代世界经济史的视角来看，20世纪末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是在一个极其难得和独特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进行的历史机遇中发生的。中国各类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迅速加入全球分工和贸易体系，正赶上了20世纪50年代之後，航空航太技术、核能技术，乃至电脑网路技术所构成的当代第三次科技革命所推动的一波大的经济增长的末班车。
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走出来，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且中国劳动力教育水准和技能能胜任现代制造业的生产和装配，且劳动力成本极其低廉。虽然确保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制度还有很大问题，但有开放态度的政府来保持外资在中国的运营和合约实施，加上各地政府所提供的招商引资优惠条件和基础设施的支持，使西方较多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中国，导致中国制造业在过去20多年中得到空前的发展。在过去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中，中国的制造业迅速崛起了，中国汽车产量已经世界第一，钢铁产量是美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四个国家总和，水泥、煤炭产量也几乎达到全球产量的一半。还有家电产品等等，都是世界第一了。但是经过这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在目前中国的所有产业中，几乎没有一个产业不产能过剩。
廖泽云：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中国各行各业目前均存在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近几年正在发生的事实却往往被我们的决策层和人们所忽略掉了，在中国所有产业都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正在下降。政府税收在猛增，人民币已大幅升值，加上劳动力成本也上升，结果导致许多之前中国出口产品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正在失去。如今在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你会发现一个悄然的但确是很重要的变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商场和超市中，中国制造的产品正在开始减少，而来自越南、孟加拉、印度、菲律宾、印尼、泰国、墨西哥、秘鲁等拉美国家的产品正在悄悄地增多。这意味着什麽？人民币不断升值、国内企业税负较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经物流运输成本较高等因素，已导致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已不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了。
"十二五"期间，中国"工信部"把实施工业资讯业转型作为总体目标，对新一代资讯技术、电子商务、电子服务、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进行了重点扶持，并将鼓励三网融合、物联网等资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同时继续支持对家电回收等节能减排专案推广。可以说对於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空前。 近几年国家"发改委"为振兴新兴产业做了很多工作，推出了许多新的政策举措，甚至给予一些资金支援，其主导思想和愿望无疑是好的，也在某些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要看到，这些政策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帮助了企业，有些反而是害了企业。
假设国家"发改委"和地方政府扶持一家企业发展太阳能产业，启动资金给了500万元，并给予企业补贴、免税等政策。这种做法表面看似在帮助企业，但有可能是害了企业。因为，企业要为新型产业的产品形成规模生产，可能会从银行贷款几亿元，或通过IPO从资本市场募集几十亿原来盲目建新厂，增加生产能力。但是，当产品出来了，发现"不经济"，价格和应用不能为国内外市场所接受，或一些新产品不能与现有能源行业的产品竞争，结果是生产出的产品卖不出去，而却背上了巨额银行负债，凭临倒闭和被清算的命运。上面我们所提到的江西最大民企赛维LDK公司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无锡尚德集团也是例子。现在全国有多少这样在国家扶植新产业政策下错误投资而陷入困境的企业？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主张中国政府不应该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更不是主张科技研发和技术创新上不加大资本投入。在我们强势政府主导的经济运作体制下，"发改委"掌握着巨大的政府投资和开发资金，才有了这个结果。新科技的研发和创新，应该是企业和市场的事。除了中国科学院和各高校、研究院这类科研机构确实需要国家财政支援外，企业的研发，是企业在市场乃至在国际上竞争中自己的事情，即使一些新兴产业发展和创办，也应当是各种创投和风投公司的事。在任何体制下，政府如何掌控大量财力和资源，进行新兴产业的直接投资，其效率不如企业和市场，也往往会产生大量腐败和问题。
目前许多中小企业面临着关门甚至倒闭的风险，很大程度上与我们这种体制下掌握着巨大国家财政资金的"振兴几大产业"的经济刺激计画有直接的关系。一些民营企业家跑路，甚至跳楼，这也可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现在，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集团，也是负债累累，只是它们大到绑架了地方政府，绑架了商业银行，使地方政府不能让他们倒闭而已。听说近期"三一重工"已经开始大规模裁员，意味着整个行业不景气，这对经济整体而言，是非常不好的徵兆。概言之，中国各行各业的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一些企业利润率开始为负，最後都会在银行贷款坏账上反映出来，也会在中国的股市上反映出来。时间一到，一系列潜在问题都会浮出水面。因此，我们不要仅仅注意到政府的负债问题，也要关注企业负债问题，而且後者可能在未来对中国经济带来更大的风险。
柯建刚：受失业率高企、房地产市场低迷、技术创新短期难有重大突破与新经济增长点不明朗等因素的影响，在 2012年的盛夏之时，美国经济仍可谓复苏步履维艰。世界另一边，自去年9月以来，欧元区综合行业采购经理人指数(composite PMI)一直处於枯荣线(50)以下，目前欧元区制造业和服务业仍处在萎缩区间。同时，欧债危机已从希腊等周边国家蔓延到义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等国，并呈现出向金融核心部门蔓延趋势。欧元区部分金融机构濒临倒闭。在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面临衰退的宏观背景下，中国经济似乎也难独善其身。从近期宏观资料中可以看出，上半年国内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
现在看来这是个自然趋势。中国经济总量很大，还处於高速增长的末期，经济增速下行，总还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今年的GDP增速或回到8%左右或更低，而明年也许会继续下行。倘若没有经济大的危机出现，我们或许会像日本经济1975年之後的情况，进入一个稳定增长的时期。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了。连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先生在今年三月来中国，所带来的《2030年的中国》的发展报告，也是这样来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走势的，尽管他们还是比较乐观，比较看好中国经济。
对我们来说，现在所最担心的并不是中国宏观经济增速缓慢和渐进下行，而是由金融和银行体系突然失灵而出现的大萧条。纵观自1929～1933年大萧条和2006～2008年金融风暴後的最近这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起先都不是实体部门出问题，而首先是金融和银行系统先出问题，然後再传导到实体部门。大都由股市暴跌在先，然後是银行倒闭、失业率攀升，逐渐过渡到实体部门，最後到实体部门企业大量破产倒闭，形成了大萧条。我们真不希望未来这样的危机未来在中国重演。但必须让决策层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速将逐渐下行的风险和可能带来的问题，采取理性的和合宜的应对，而不是再逆这一大趋势而盲目扩张，再指望靠新一轮大规模投资来维系短期的经济增长的原因。一句话，我们的政府决策层、经济学家、企业家、财经媒体如果有这样的思想准备，顺应经济运行的自然的和内在的法则而行事，该扩张的继续扩张，该收缩的及时收缩，这或许对未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会更好。
廖泽云：自2009年开始，我们的经济恢复与增长，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来推动的。按照央行的资料， 2009年为9.7万亿，2010年为7.5万亿，去年又是7.8万亿。过去3年中国的贷款总量实际上超过30万亿。决策层每次应对经济下滑，都主要依靠货币政策，靠释放银行贷款，这次看来有故伎重演。但殊不知，贷款有时是无效率的，货币政策在一定情况下也往往是无效的。
现在几乎所有行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都在下降，企业已不再盈利，这种情况下再放松货币供给，作用就不大了。一方面，企业没有订单，利息再低，他们也不愿意贷款；另一方面，如果银行看到企业不赚钱了，也会出於自己的利益计算和风险考量而惜贷。更为严重的是，现在各级地方政府已经负债累累，亟需贷款，是一个个再贷多少也填不满的无底洞，再加上越要快倒闭和清算的企业，越紧缺资金，越要贷款。在此情况下，放松信贷，尤其是降息，是再错不过的宏观政策了。这样会把资金再错配到地方政府和频临清算的企业的贷款需求的无底洞中去了。这只会给未来中国经济埋下更大隐患，把中国推向一次类似於美国"次贷危机"一样的大萧条。
在目前的宏观形势下，政府决策层要真正想寻求合宜的宏观政策，要启动内需，最有效和合宜的宏观政策，可能已经不是货币政策了，而是财政政策，即总量减税了。只有总量减税，企业税负降低了，在国际上恢复竞争力了，订单多了起来，中国经济才有望继续前行。 目前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和国际竞争力都在下降，关键是企业的税负太重。政府减税了，成本降低了，企业有竞争力了，有盈利预期了，企业才会贷款，才会增加投资。再说，大家都知道，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拉弗曲线"，它表明政府徵税，有一个合理的极限：在税率很低的情况下，提高税率，政府的财政收入会增加，但是到了一定的高度，税率再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反而减少了。因为，到了这个极限时，企业的经营成本将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使得税基减小，一些企业开始关门，甚至倒闭，这样一来，政府的财政收入反而开始减少了。中国有两个成语："竭泽而渔"和"杀鸡取卵"。讲的都是这个道理。为什麽今年上半年政府财政收入下滑了？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企业利润下降了，经济活动趋冷了，一些企业开始不生产了，政府的税收自然会减少；另一方面，中国的通货膨胀下降了，因而政府的税收也减少了。前一个因素也恰恰说明，中国政府的税收从整体上已在理论上接近"拉弗曲线"的拐点了。
因而，在经济增速开始下滑的今天，我们需要减税富民，即总量减税，而不是"结构性减税"。尤其是要对民营中小企业减税，对外贸出口企业减负，我们的企业才有国际竞争力，才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才能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才能真正启动内需，推动未来中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必须改变依靠政府花钱、依靠政府公共设施投资和大型国企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思路和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才不会在未来出大问题。
当然要看到，在今年上半年各地和各级政府税收都在下降，且下半年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的情况下，各级和各地财政税收部门完成计画指标和上级指标的压力很大。另一方面，政府在各方面财政支出尤其是医保和社保方面的财政投入以及各地建保障房的财政支出缺口还很大，还很多人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政府减税几乎不可能。但是要看到，在经济出现困难时，不管政府的财政收支压力多大，首先考虑的不是政府花钱，而是要救企业，给企业减税负，使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恢复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可能没有减税更有效的措施了。再说，只有减税，等企业活了起来，经营好了起来，政府的财政收入才能增加。这会导致一个良性回圈。反过来看，元代、明代、乃至清代，每次王朝的末期，都是朝廷在工商业凋零的情况下进一步横徵暴敛，进一步打击工商业，才导致民怨四起，最後到社会动乱，最後导致王朝的灭亡。这种政府税收和工商业凋零之间的恶性循环，值得我们警醒与反思。
我们要从靠投资和基建来驱动的经济增长，慢慢转向发展服务业和服务业占GDP比重占大头的经济增长方式。
柯建刚：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利息率调控货币需求，即利息率提高，其需求就会降低；而准备金，则调节着货币供给，准备金提高，货币供给就会减少。前段时间，中国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为3.5%，贷款基准利率为6.5%，准备金率则为21.5%。而实际贷款利率，应为社会的通货膨胀率加企业的边际利润率，或言"自然利率"，这样才能构成正常有效的实际贷款利率。假如通货膨胀率为3%，平均资本收益率为5%，此时贷款利率应制定在8%才较为合理。而去年通货膨胀率为5%上下，企业边际利率在5%～6%，其贷款利率应超过10%才为合理。而前一段时间，央行所定的贷款基准利率才为6.5%。这就导致货币供给和需求严重的不均衡。
现在，中国的货币供给整体上来看依然偏紧。在此情况下，央行似乎又采取了违反市场逻辑的货币政策。货币偏紧，为什麽不再降法定准备金反而降息？且在一个月内两次降息，这不是使货币市场供给与需求更加不均衡？再说，降了法定准备金，供给增加了，才会真正降低市场利率呀！最近一次，央行降基准利率，几大商业银行存款和贷款利率不降反升，不正是说明了这一道理？不正好说明逆市场运行的逻辑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现在我真不明白央行到底是怎样做决策的，为什麽在这种格局下只降息而不降准？这是为房地产开发商考虑？还是为地方政府和国有部门的负债负担考虑的？
廖泽云：7月12日，央行发布了2012年上半年中国金融统计资料包告。报告显示，6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为92.50万亿元,同比增长13.6%，比上月末高出0.4个百分点，与上年末持平；狭义货币(M1)余额为28.75万亿元,同比增长4.7%，比上月末高1.2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3.2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4.93万亿元,同比增长10.8%。上半年净回笼现金1465亿元。
通过资料我们发现，近年来中国的货币发行量并不算大，而中国的广义货币增速却居高不下，要真正认识清楚这个问题，就需要一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知识了。去年出现了一波CPI快速上涨，许多人包括许多经济学家和财经媒体，乃至社会各界，都在骂央行，说通胀是央行超发货币的必然结果。应该说这一普遍观点是错怪了央行。你要看懂央行的月度资料和公报，就会发现，近三年来，央行并没有真正超发货币多少。从2008年12月到2011年12月这整3年期间，中国经济体内的M0从3.42万亿增加到5.1万亿元，才增加了1.7万亿元不到。这就是人们所通常所说的央行所多印出的钞票。尽管2009年广义货币M0遽增了13.1万亿，增幅高达27.7%，但是央行向市场净投放资金很少，全年净投放才2130亿元；2011年，尽管从表面上上来看上半年继续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央行全年的资金净投放也只有8895亿元。2011年，尽管央行给人们的印象是货币政策步步从紧，曾连续6次上调准备金，但实际上央行向市场的资金净投放还真不少，全年高达1.9万亿元。即使如此，2009、2010、2011这三年时间里，央行向市场的资金净投放总共才差不多正好3万亿元。如果再加上1.7万亿发出的现钞，总共才4.7万亿元。这应该是这3年央行全部增发的"货币"数量。但是，这3年期间，中国的广义货币从47.5万亿增加到85.2万亿，净增了37.7万亿元。这之间33万亿元的广义货币差额是怎麽多出来的？
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中，货币的增加并不是央行主动在发货币，而主要是银行贷款创造存款，存款数位积累在银行中，就主要构成了广义货币。目前在中国经济体中92.50万亿元的广义货币，说到底只不过是由所有个人、家庭、企业、机构和政府等在所有银行存款数位所构成而已。也就是说，过去几年中国广义货币的增加，主要是因为资本资产头寸增加的结果，房价快速上涨，房地产开发商销售收入和利润，以及政府的收入乃自政府财政存款的急遽增加，也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的贡献因素。 具体说来，前些年房价疯狂上涨，购房者尤其是炒房者需要通过昼夜排队贷款购房，旺盛的需求推动着房价的不断上涨，进而激励着房产商持续不断地开建新楼盘。在此过程中，多数购房者需要通过银行贷款预交首付，而随着房价的上涨，其首付会越来越高，也为房产商带来更大的利润。房产商将这部分贷款转存银行，到了他们的银行存款帐户中，就在央行的统计资料库中就变成了广义货币。
另一方面，地产商在获得土地之前，也需要向银行贷款。据统计，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76%。通过银行贷款，地产商获取资金，转给政府进而获得土地，政府又将这部分贷款存入银行，又转而投入其他更大的开发专案，最後又变成了一些开发商的银行的存款，最後政府的投资，又变成了一些开放商和建筑商的存款，最後又在商业银行的存款帐户中汇集而成"广义货币"存量。
柯建刚：回顾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三十多年改革过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南巡、加入WTO，代表了中国三次潜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自2007年以後，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开始逐年下降，这也意味着改革开放的红利我们已经快吃尽了。目前，中国的股市不景气，银行存款利率跑不过通货膨胀率，由此严重阻碍甚至堵塞了中国居民家庭和企业的投资管道。
去年，中国外贸出口总量虽然较前一年增加20.3%，但对GDP的贡献却跌至-5.8%，而另一方面，政府和民间投资都在逐年减弱。随着土地收益的下降，地方政府要借新债还旧债，还要发新债来谋发展。目前的这种由政府所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就犹如"抽鸦片的瘾君子"一样，长期难以为继。如果继续依靠贷款推动铁、公、基投资，以求以此来寻求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我们的经济不但可能走不远了，可能还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甚至蕴生大的经济危机。综合各种可能因素，我觉得发展服务业将是中国未来经济的新的增长点。
当前国内外经济正处复杂多变、各国正处於政策面临抉择的关键时期，而中国"三驾马车"止步不前给中国经济带来一个尖锐的问题--什麽将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都已基本耗尽了，中国将告别高速增长阶段。您怎样看这个观点，您认为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哪里？怎样的发展将帮助中国在走出全球经济阴霾上发挥作用，并以此点燃世界经济复苏的希望之光。
廖泽云：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占全部GDP的份额大致70%左右，墨西哥占比约为60%，印度也已达到50%左右，中国的服务业仅占GDP的42%。以去年美国的GDP总量为15万亿多一点，而中国GDP按现下汇率计算大约为7.5万亿美元，正好是美国的一半。但中国的汽车产量、钢铁、水泥、煤炭等产量都远高於美国，但为什麽GDP总量只有美国的一半？主要差距就在服务业上，尤其是金融服务业上。这说明，中国的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国家的未来增长，不应该更多地向更多和更大规模的基建投资中去追求了，而应该转向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
美国的服务业很大程度依赖于金融服务业，其多年的不断扩张，与自身法律制度建设紧密相连。倘若有一个良序的法律制度体系，将能确保交易合约的实施，带动整个服务业的发展。2007年，中国的证券化率最高为151.5%，即一元GDP有一块五毛二左右的股票和各种有价证券。2009年以来这3年多的时间里，沪深股市通过IPO、增发和配股的募集资金两万多亿元，但中国的证券化率却在萎缩，目前大致还不到70%，下降了一半还多。
股市的萎缩，也自然意味着金融服务业所创造的GDP在萎缩，如果股市繁荣，中国的证券化率就会提高，进而带动GDP的增长。这个道理，我们决策层好像还没弄明白，或者说还没有意识到。按照我的好友陈志武教授的一项研究，早在1880年，美国的金融票据证券总值与GDP之比就超过了200％，到2005年後，已经达到1美元GDP近10美元金融票据证券了。2006年下半年的金融风暴之後，美国的金融证券化率有所下降，但目前这个比率可能也不低於800％。这应该是虽然美国许多制造业的产量和产值都没有中国大，但是GDP却仍然是中国的两倍的主要原因。由此来看，我们讲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从靠投资和基建来驱动的经济增长，慢慢转向发展服务业和服务业占GDP比重占大头的经济增长方式。服务业的发展，也应该与富民和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尤其是中国家庭的资产收益的增加连在一起。消费的增长，居民消费占GDP的份额的增加，应该是其中的一个自然结果。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有望能在未来走向较稳定的长期发展轨道。
柯建刚：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下行趋势已开始显现，投资、消费、出口形势不容乐观。中国经济逐渐下行，将是一种自然趋势，甚至可以认为一个必然趋势。这个观点随後也影响到了较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包括国外的一些经济观察家。在此宏观经济的格局下，您认为增速下滑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投资、消费、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如今都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中国企业制造业竞争力已不及孟加拉、菲律宾、印尼、巴西、越南等国家，而较多外资企业也纷纷外迁他国。加之西方国家经济低迷以及欧债危机的影响，请您解读一下投资、消费、出口三方面的形势？
廖泽云：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後，中国经济有一个十年的黄金增长时期。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开始逐渐下行，这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长期趋势看，我们需要对经济增速的逐渐下行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一是人们所常说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均举步维艰；二是各类企业的资本边际回报率均呈现下降趋势；三是从历史的观察看，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现在慢慢进入了长期增速下行的趋势之中。
整体而言，大规模的投资和出口快速增长的确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拉动着中国经济增长。现在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基本格局是，大规模投资的黄金时代即将结束，外贸出口也已差不多达到顶峰。在国民收入三部分中，政府财政收入在过去近20年里高速增长、企业利润开始增长也比较快，但劳动收入部分占GDP的份额过去十多年一直在下滑。这种情况下，消费也很难启动。这是当下中国经济的整体格局。
具体说来，在过去近10年中，投资占中国GDP比重连续超过40%，世界上其他国家尚先例。但是，要看到的事实是，中国在前几年时间由各级和各地政府所启动和推动的一轮大规模的基建投资的高峰期即将过去，而民间投资也在逐渐减少。如今的"铁、公、基"等兴建投资项目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巨大的地方政府负债和企业负债。在外贸出口方面，2011年中国外贸出口总量同比增长20.3%，应该说仍然是相当高的速率，但全年对GDP的贡献却为-5.8%。目前看来，欧美、日本经济要从目前的萧条中走出来，可能复苏需5～10年甚至更长时间。由此判断，我们的外贸出口基本上已臻顶峰，即不会再怎麽增长了，至少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快速增长了。在此情况下，外贸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将会是负的，且今年中国外贸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值为负的成分可能更大。
依靠内需消费保增长目前看来也较为困难。多年来，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呈下滑趋势，特别是在2002年之後，下降非常明显。税收的增加、企业利润的下滑，尤其是民营和中小企业的关停，将会导致中国普通百姓收入的继续下滑。近些年来，中国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本来就增长不多，而这些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或到国外去消费去了。在这样的格局中，又如何期望通过增加消费、启动内需而推动未来的经济增长呢？
在目前的经济社会格局中，即使我们政府的基本国策有一个大转变，即政府推出提高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政策，似乎也改变不了中国经济增速缓步下行的趋势。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国家投资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正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中国大规模投资的热潮正在过去，尤其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投资在下降，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下降，中国经济和社会正在转型。目前，中国家庭消费只占GDP比重的34%左右，最终消费也仅为GDP比重的47%。中国经济正处在投资拉动型与消费驱动型的转捩点上。从主要靠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型，本身正说明了中国经济的下行将是一种自然和必然趋势。换句话说，靠消费拉动经济，本身就意味着经济高速增长期正在过去。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经济发展的自然法则，在人为启动一轮大规模的投资，就会像运动员服兴奋剂一样，使用非法药物与方法会让使用者在比赛中获得优势，这种违法行为不符合诚实和公平竞争的体育道德。从医学角度上讲，使用兴奋剂，将对人的生理、心理产生极大的危害，使服用者心力衰竭、激动狂躁，成年女性男性化，男子过早秃顶，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患糖尿病，心脏病等，严重损害人的身心健康。换而言之，那就是经济大衰退。
如果再逆经济运行的内在法则而靠大规模地释放银行贷款来强行维持短期高速增长，再来一波大规模的投资，很可能在未来会把经济推向突然崩溃和大萧条。
柯建刚：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术、思想和政治舞台的着名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货币论》中曾指出，"经济周期最好应被当作系由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周期性变动所造成；随着这种变动而到来的经济制度中的其他重要短期变数，会使经济周期的情况而变得更加复杂和严重"。一个国家的繁荣和兴衰，与企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紧密相关。倘若企业都能够盈利，国家就进入繁荣期；而当全部企业利润下降，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为负时，这个国家的经济也已沦入衰退期。凯恩斯强调说："我要提请史学家特别注意的明显的结论是：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异常地相符"。之前，他还深刻地指出："国家财富不是在收入膨胀中增进的，而是在利润膨胀中增进的；也就是说，发生自物价超越成本而向上宾士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凯恩斯的一个伟大发现。在今天当今中国的格局中，重读思凯恩斯的这一提醒，更感有现实意义。 在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後的高速增长时期，几乎中国所有经济部门，包括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利润率都有一个快速上升时期，大家都在赚钱，还有很多人赚了大钱，这正是发生在中国经济的黄金增长时期。现在，从各种管道得到的资料都表明，中国各类企业的利润率都在下降，用凯恩斯经济学话来说，当今中国经济"资本的边际效率"正在下滑。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动力不足最根本的风向标。吴敬琏教授今年早些时候曾提出一个观点："各行各业赚大钱的时期一去不复返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廖泽云：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每一个国家都能保持高速增长的时期都不是很久，最多也就是二三十年，切恰好都是赶上一波大的科技革命。纵观历史，英国真正崛起是在19世纪30～40年代发生工业革命时期，有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直到1873年，就来了一个大衰退。德国在1871统一後，也经历一个20多年的高速增长，然後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时期从1955年开始，到1973年出现石油危机後就结束了。随後，日本经济从1975年开始恢复，在1975～1985年的十年时间中进入了一个所谓的"经济稳定增长期"，其GDP增速也是由原来的20世纪50～60年代的8%～10%下滑到5%～6%。到1985年後，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陷入了"日本病"怪圈，二十多年了，到现在都没有走出来。
中国经济可以说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後才真正开始腾飞，至今也正好经历了20年了。2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在10%上下。把中国经济放在当代历史的长河中来审视，也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现今所面临的状况，很像日本在1973年时面临的情景。对比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我们会发现很多相似之处：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实体部分的投资所推动的增长，尤其是在制造业与重化工业的投资，也主要依靠外贸出口来快速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中国现在正处於实体部门、重化工部门、制造业部门尤其是与外贸出口有关的制造业高速增长的末期，这与日本经济当年的情形非常相似。
但是，中国经济与当年的日本，也有许多差别。最大的差别在於国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准上变动上。在过去的差不多20年，中国的GDP与政府财政收入飞速增长，企业利润和资本的回报率也很高，一大批富人的财富迅速崛起，但老百姓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例却一直在下降，导致了"国富民穷"的现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财富占有上差别均迅速拉大。这就与当年的日本截然不同。按照台湾清华大学经济史学家赖建成教授的研究，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率几户与GDP增长速率同步，在"国强"时，"民富"了，并且社会收入分配差别一直不是太大。我们现在则完全不同，国富了，却民不怎麽富，且只是富了很少一部分人，也就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
现在看来，目前中国的经济成长阶段非常像1973年日本的情形。当时，日本的经济经过近20年的高速增长，已经人均GDP才3000美元。之後经过之後有十七八年"稳定增长时期"，到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而进入萧条期时，人均收入已快到2.5万美元了，比当时美国人均GDP还高1658美元。目前，我们人均收入目前仅为5000美元，如果中国经济还能保持在5～8％增速再增长一段时间，那对未来中国而言，可能是很不错甚至最好的选择了。但是，如果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呈现下行时，如果政府决策层再逆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而期望靠高投资率而强行维持8％以上的增长，可能在中国的人均GDP还没有大致10，000元就出现大的经济衰退了，那可就陷入了人们所常说和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了。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这种状况。
转型中的中国经济需要政府对中国经济渐进下行要有"思想准备"和"合理预期"。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决策层和企业家乃至普通投资者才有可能制定出符合经济运行自然法则和这一大趋势的决策和对策。否则，如果再逆经济运行的内在法则而靠大规模地释放银行贷款来强行维持短期高速增长，再来一波大规模的投资，很可能在未来会把经济推向突然崩溃和大萧条。没有危机意识，盲目扩张，盲目投资，可能危险更大。我们反观1929～1933年的大萧条，以及2007年全球金融风暴以来的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之前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有思想准备和预警，各国经济才会摔得如此惨烈。有预警，有思想准备，可能更有益於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
据证券机构对中国上市银行2011年年报与今年一季报统计分析显示，2011年中国上市银行表现出不良贷款余额的双降，且从环比统计资料看，2011年末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比三季度末有了明显的上升。中国银监会最近的资料也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较去年底有所上升，至4382亿元人民币，连续两季度出现反弹，不良贷款率达0.9%。
近期，央行两次降低基准利率，同时扩大利率浮动区间。银行业竞争加剧、利差收窄，进而影响到今年银行业的利润。有观点认为，倘若经济下半年不能见底，明年银行业坏账将大幅增加、净资产将严重缩水。
柯建刚：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术语来说，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过度投资"问题，而是大量"错误投资"和"不当投资"问题。多年来，中国的投资更多体现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扩张，以及一些民营企业在"发改委"的产业政策的鼓励、引导和支持下，在一些尚不能盈利的产业和产品上的盲目扩张。这就与其他国家在经济繁荣时期投资大都是自由企业根据自己的利润预期而自行决策的扩张有着本质的区别。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经济若出问题，可能比西方国家几次衰退时期所出的问题更大。
目前中国的投资主要依靠"铁、公、基"等投资专案，而其背後是大量的银行贷款，您怎样看银行的负债与坏账问题？当经济处於扩张时期，如果央行人为压低利率，将导致资本向投资资本品生产部门的扩张。扩张之後，将与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上人们的实际储蓄和消费偏好不匹配，反而证明了人为压低利率下的大量投资是错误投资或不当投资。倘若错误的投资不能及时收回，待银行贷款还款期限来临时，经济大萧条就来了。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警告世人。现在是21世纪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理论似乎言中了目前中国的经济格局。 廖泽云：这几年，为了应付这次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的投资尤其是铁、公、基建设投资是巨大的。而大部分投资，都是靠银行贷款来支持、来启动的。当然，这其中有中国外贸出口高速增长所导致的外汇储备增加以及资本帐户外资流入所导致的央行基础货币巨增的因素，也有中国人储蓄率高的因素。另外，在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上，应该还是基础设施投资的黄金时代的末期。但是，过去数年，中国所启动的基建规模实在是太大了，中国的银行贷款增量实在是大的惊人。2009、2010、2011这三年，中国的贷款总量就超过了30万亿元，与2010年近40万亿GDP相比，比率为0.75，即这三年间每块GDP多增加了0.75元的贷款在背後。
目前中国的银行坏账率从帐面上看还不高，仅为1%。但更为重要的是，截止去年年底，中国贷款余额超过了58万亿，而去年的GDP为 47.9万亿。由此推算，1元GDP中，背後积累有1.28元的贷款。如果一些政府投资项目和企业投资项目不盈利或亏损，而银行贷款到期了，不能偿还，巨量的坏账最後会拥积到银行，後果将不堪设想。
前段时间，中国大量专案屡屡获批，使得"发改委"备受关注，加之其对"新40000亿"以及"40000亿2.0版本"等说法的否定，更成为社会的焦点。虽然来自国家"发改委"和地方发改部门的官方消息均表示，国家不会重复2008年时大规模的投资计画。
正值此时，总投资超过1300亿元的广东湛江钢铁基地专案与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专案却逆市上马，也因此备受业界关注。不可否认，2011年中国钢铁行业的利润率仅为2.4%，今年1～4月，其利润率进一步下滑至0.1%，一季度甚至出现了全行业的亏损。据中钢协方面表示，目前中国钢铁业已超过年产9亿吨的产量和不足7亿吨的消费出口过剩巨大，2012年起中国钢铁行业将进入全面的过剩阶段。
这几年，中国大规模地投资兴建了"铁、公、基"专案，是中国经济能维持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但是要看到，基建投资高峰在未来几年时间里即将过去，之後将留给地方政府巨大的债务。各地大规模的投资必将带来沉重的债务，而这些负债主要依靠地方融资平台和银行贷款来承载。随着土地出让收益的下降，地方政府将借新债还旧债，再发新债来谋发展。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担心十几万亿的地方政府负债，但是要看到，地方政府负债只是银行负债的一部分，企业的银行贷款负债更是一个大问题。到2011年末，中国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已经高达58.2万亿，其中全国房贷只占2.2万亿，而汽车和消费信贷应该在中国银行贷款中还只占很小一部分。这样算下来，可能超过55万亿元都是政府和企业贷款，其中光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就高达21.8万亿元。目前，各行各业的利润率都在下降，资本的回报率在下降，有大量企业不赚钱，甚至开始亏损。最近暴露出来的江西最大民企赛维LDK公司负债300多亿，以及无锡的尚德集团巨额负债，都是典型的例子。在当下中国，有多少这样负债累累、资不抵债的企业？倘若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不再盈利了，甚至亏损了，大家纷纷摈弃实业了，此时仅依靠政府投资来强行来保8和维系高增长率，我们的经济还能走多远？
由此来看，地方政府、企业以及一些开发商的不当投资和错误投资--如鄂尔多斯的"鬼城专案"，正在给中国经济买下巨大隐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决策层认识不到这种错误的投资的潜在风险和危险，仍然想靠启动新一轮大规模的投资来维持短期的高经济增长速度，这种逆着经济运行自然法则而行的宏观刺激政策，势必给未来的中国经济推向萧条境地。
启动内需，最有效和合宜的宏观政策，已经不是货币政策了，应该是财政政策，即总量减税了。
柯建刚：从当代世界经济史的视角来看，20世纪末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是在一个极其难得和独特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进行的历史机遇中发生的。中国各类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迅速加入全球分工和贸易体系，正赶上了20世纪50年代之後，航空航太技术、核能技术，乃至电脑网路技术所构成的当代第三次科技革命所推动的一波大的经济增长的末班车。
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走出来，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且中国劳动力教育水准和技能能胜任现代制造业的生产和装配，且劳动力成本极其低廉。虽然确保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制度还有很大问题，但有开放态度的政府来保持外资在中国的运营和合约实施，加上各地政府所提供的招商引资优惠条件和基础设施的支持，使西方较多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中国，导致中国制造业在过去20多年中得到空前的发展。在过去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中，中国的制造业迅速崛起了，中国汽车产量已经世界第一，钢铁产量是美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四个国家总和，水泥、煤炭产量也几乎达到全球产量的一半。还有家电产品等等，都是世界第一了。但是经过这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在目前中国的所有产业中，几乎没有一个产业不产能过剩。
廖泽云：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中国各行各业目前均存在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近几年正在发生的事实却往往被我们的决策层和人们所忽略掉了，在中国所有产业都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正在下降。政府税收在猛增，人民币已大幅升值，加上劳动力成本也上升，结果导致许多之前中国出口产品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正在失去。如今在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你会发现一个悄然的但确是很重要的变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商场和超市中，中国制造的产品正在开始减少，而来自越南、孟加拉、印度、菲律宾、印尼、泰国、墨西哥、秘鲁等拉美国家的产品正在悄悄地增多。这意味着什麽？人民币不断升值、国内企业税负较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经物流运输成本较高等因素，已导致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已不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了。
"十二五"期间，中国"工信部"把实施工业资讯业转型作为总体目标，对新一代资讯技术、电子商务、电子服务、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进行了重点扶持，并将鼓励三网融合、物联网等资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同时继续支持对家电回收等节能减排专案推广。可以说对於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空前。 近几年国家"发改委"为振兴新兴产业做了很多工作，推出了许多新的政策举措，甚至给予一些资金支援，其主导思想和愿望无疑是好的，也在某些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要看到，这些政策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帮助了企业，有些反而是害了企业。
假设国家"发改委"和地方政府扶持一家企业发展太阳能产业，启动资金给了500万元，并给予企业补贴、免税等政策。这种做法表面看似在帮助企业，但有可能是害了企业。因为，企业要为新型产业的产品形成规模生产，可能会从银行贷款几亿元，或通过IPO从资本市场募集几十亿原来盲目建新厂，增加生产能力。但是，当产品出来了，发现"不经济"，价格和应用不能为国内外市场所接受，或一些新产品不能与现有能源行业的产品竞争，结果是生产出的产品卖不出去，而却背上了巨额银行负债，凭临倒闭和被清算的命运。上面我们所提到的江西最大民企赛维LDK公司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无锡尚德集团也是例子。现在全国有多少这样在国家扶植新产业政策下错误投资而陷入困境的企业？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主张中国政府不应该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更不是主张科技研发和技术创新上不加大资本投入。在我们强势政府主导的经济运作体制下，"发改委"掌握着巨大的政府投资和开发资金，才有了这个结果。新科技的研发和创新，应该是企业和市场的事。除了中国科学院和各高校、研究院这类科研机构确实需要国家财政支援外，企业的研发，是企业在市场乃至在国际上竞争中自己的事情，即使一些新兴产业发展和创办，也应当是各种创投和风投公司的事。在任何体制下，政府如何掌控大量财力和资源，进行新兴产业的直接投资，其效率不如企业和市场，也往往会产生大量腐败和问题。
目前许多中小企业面临着关门甚至倒闭的风险，很大程度上与我们这种体制下掌握着巨大国家财政资金的"振兴几大产业"的经济刺激计画有直接的关系。一些民营企业家跑路，甚至跳楼，这也可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现在，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集团，也是负债累累，只是它们大到绑架了地方政府，绑架了商业银行，使地方政府不能让他们倒闭而已。听说近期"三一重工"已经开始大规模裁员，意味着整个行业不景气，这对经济整体而言，是非常不好的徵兆。概言之，中国各行各业的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一些企业利润率开始为负，最後都会在银行贷款坏账上反映出来，也会在中国的股市上反映出来。时间一到，一系列潜在问题都会浮出水面。因此，我们不要仅仅注意到政府的负债问题，也要关注企业负债问题，而且後者可能在未来对中国经济带来更大的风险。
柯建刚：受失业率高企、房地产市场低迷、技术创新短期难有重大突破与新经济增长点不明朗等因素的影响，在 2012年的盛夏之时，美国经济仍可谓复苏步履维艰。世界另一边，自去年9月以来，欧元区综合行业采购经理人指数(composite PMI)一直处於枯荣线(50)以下，目前欧元区制造业和服务业仍处在萎缩区间。同时，欧债危机已从希腊等周边国家蔓延到义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等国，并呈现出向金融核心部门蔓延趋势。欧元区部分金融机构濒临倒闭。在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面临衰退的宏观背景下，中国经济似乎也难独善其身。从近期宏观资料中可以看出，上半年国内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
现在看来这是个自然趋势。中国经济总量很大，还处於高速增长的末期，经济增速下行，总还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今年的GDP增速或回到8%左右或更低，而明年也许会继续下行。倘若没有经济大的危机出现，我们或许会像日本经济1975年之後的情况，进入一个稳定增长的时期。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了。连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先生在今年三月来中国，所带来的《2030年的中国》的发展报告，也是这样来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走势的，尽管他们还是比较乐观，比较看好中国经济。
对我们来说，现在所最担心的并不是中国宏观经济增速缓慢和渐进下行，而是由金融和银行体系突然失灵而出现的大萧条。纵观自1929～1933年大萧条和2006～2008年金融风暴後的最近这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起先都不是实体部门出问题，而首先是金融和银行系统先出问题，然後再传导到实体部门。大都由股市暴跌在先，然後是银行倒闭、失业率攀升，逐渐过渡到实体部门，最後到实体部门企业大量破产倒闭，形成了大萧条。我们真不希望未来这样的危机未来在中国重演。但必须让决策层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速将逐渐下行的风险和可能带来的问题，采取理性的和合宜的应对，而不是再逆这一大趋势而盲目扩张，再指望靠新一轮大规模投资来维系短期的经济增长的原因。一句话，我们的政府决策层、经济学家、企业家、财经媒体如果有这样的思想准备，顺应经济运行的自然的和内在的法则而行事，该扩张的继续扩张，该收缩的及时收缩，这或许对未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会更好。
廖泽云：自2009年开始，我们的经济恢复与增长，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来推动的。按照央行的资料， 2009年为9.7万亿，2010年为7.5万亿，去年又是7.8万亿。过去3年中国的贷款总量实际上超过30万亿。决策层每次应对经济下滑，都主要依靠货币政策，靠释放银行贷款，这次看来有故伎重演。但殊不知，贷款有时是无效率的，货币政策在一定情况下也往往是无效的。
现在几乎所有行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都在下降，企业已不再盈利，这种情况下再放松货币供给，作用就不大了。一方面，企业没有订单，利息再低，他们也不愿意贷款；另一方面，如果银行看到企业不赚钱了，也会出於自己的利益计算和风险考量而惜贷。更为严重的是，现在各级地方政府已经负债累累，亟需贷款，是一个个再贷多少也填不满的无底洞，再加上越要快倒闭和清算的企业，越紧缺资金，越要贷款。在此情况下，放松信贷，尤其是降息，是再错不过的宏观政策了。这样会把资金再错配到地方政府和频临清算的企业的贷款需求的无底洞中去了。这只会给未来中国经济埋下更大隐患，把中国推向一次类似於美国"次贷危机"一样的大萧条。
在目前的宏观形势下，政府决策层要真正想寻求合宜的宏观政策，要启动内需，最有效和合宜的宏观政策，可能已经不是货币政策了，而是财政政策，即总量减税了。只有总量减税，企业税负降低了，在国际上恢复竞争力了，订单多了起来，中国经济才有望继续前行。 目前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和国际竞争力都在下降，关键是企业的税负太重。政府减税了，成本降低了，企业有竞争力了，有盈利预期了，企业才会贷款，才会增加投资。再说，大家都知道，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拉弗曲线"，它表明政府徵税，有一个合理的极限：在税率很低的情况下，提高税率，政府的财政收入会增加，但是到了一定的高度，税率再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反而减少了。因为，到了这个极限时，企业的经营成本将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使得税基减小，一些企业开始关门，甚至倒闭，这样一来，政府的财政收入反而开始减少了。中国有两个成语："竭泽而渔"和"杀鸡取卵"。讲的都是这个道理。为什麽今年上半年政府财政收入下滑了？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企业利润下降了，经济活动趋冷了，一些企业开始不生产了，政府的税收自然会减少；另一方面，中国的通货膨胀下降了，因而政府的税收也减少了。前一个因素也恰恰说明，中国政府的税收从整体上已在理论上接近"拉弗曲线"的拐点了。
因而，在经济增速开始下滑的今天，我们需要减税富民，即总量减税，而不是"结构性减税"。尤其是要对民营中小企业减税，对外贸出口企业减负，我们的企业才有国际竞争力，才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才能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才能真正启动内需，推动未来中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必须改变依靠政府花钱、依靠政府公共设施投资和大型国企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思路和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才不会在未来出大问题。
当然要看到，在今年上半年各地和各级政府税收都在下降，且下半年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的情况下，各级和各地财政税收部门完成计画指标和上级指标的压力很大。另一方面，政府在各方面财政支出尤其是医保和社保方面的财政投入以及各地建保障房的财政支出缺口还很大，还很多人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政府减税几乎不可能。但是要看到，在经济出现困难时，不管政府的财政收支压力多大，首先考虑的不是政府花钱，而是要救企业，给企业减税负，使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恢复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可能没有减税更有效的措施了。再说，只有减税，等企业活了起来，经营好了起来，政府的财政收入才能增加。这会导致一个良性回圈。反过来看，元代、明代、乃至清代，每次王朝的末期，都是朝廷在工商业凋零的情况下进一步横徵暴敛，进一步打击工商业，才导致民怨四起，最後到社会动乱，最後导致王朝的灭亡。这种政府税收和工商业凋零之间的恶性循环，值得我们警醒与反思。
我们要从靠投资和基建来驱动的经济增长，慢慢转向发展服务业和服务业占GDP比重占大头的经济增长方式。
柯建刚：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利息率调控货币需求，即利息率提高，其需求就会降低；而准备金，则调节着货币供给，准备金提高，货币供给就会减少。前段时间，中国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为3.5%，贷款基准利率为6.5%，准备金率则为21.5%。而实际贷款利率，应为社会的通货膨胀率加企业的边际利润率，或言"自然利率"，这样才能构成正常有效的实际贷款利率。假如通货膨胀率为3%，平均资本收益率为5%，此时贷款利率应制定在8%才较为合理。而去年通货膨胀率为5%上下，企业边际利率在5%～6%，其贷款利率应超过10%才为合理。而前一段时间，央行所定的贷款基准利率才为6.5%。这就导致货币供给和需求严重的不均衡。
现在，中国的货币供给整体上来看依然偏紧。在此情况下，央行似乎又采取了违反市场逻辑的货币政策。货币偏紧，为什麽不再降法定准备金反而降息？且在一个月内两次降息，这不是使货币市场供给与需求更加不均衡？再说，降了法定准备金，供给增加了，才会真正降低市场利率呀！最近一次，央行降基准利率，几大商业银行存款和贷款利率不降反升，不正是说明了这一道理？不正好说明逆市场运行的逻辑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现在我真不明白央行到底是怎样做决策的，为什麽在这种格局下只降息而不降准？这是为房地产开发商考虑？还是为地方政府和国有部门的负债负担考虑的？
廖泽云：7月12日，央行发布了2012年上半年中国金融统计资料包告。报告显示，6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为92.50万亿元,同比增长13.6%，比上月末高出0.4个百分点，与上年末持平；狭义货币(M1)余额为28.75万亿元,同比增长4.7%，比上月末高1.2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3.2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4.93万亿元,同比增长10.8%。上半年净回笼现金1465亿元。
通过资料我们发现，近年来中国的货币发行量并不算大，而中国的广义货币增速却居高不下，要真正认识清楚这个问题，就需要一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知识了。去年出现了一波CPI快速上涨，许多人包括许多经济学家和财经媒体，乃至社会各界，都在骂央行，说通胀是央行超发货币的必然结果。应该说这一普遍观点是错怪了央行。你要看懂央行的月度资料和公报，就会发现，近三年来，央行并没有真正超发货币多少。从2008年12月到2011年12月这整3年期间，中国经济体内的M0从3.42万亿增加到5.1万亿元，才增加了1.7万亿元不到。这就是人们所通常所说的央行所多印出的钞票。尽管2009年广义货币M0遽增了13.1万亿，增幅高达27.7%，但是央行向市场净投放资金很少，全年净投放才2130亿元；2011年，尽管从表面上上来看上半年继续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央行全年的资金净投放也只有8895亿元。2011年，尽管央行给人们的印象是货币政策步步从紧，曾连续6次上调准备金，但实际上央行向市场的资金净投放还真不少，全年高达1.9万亿元。即使如此，2009、2010、2011这三年时间里，央行向市场的资金净投放总共才差不多正好3万亿元。如果再加上1.7万亿发出的现钞，总共才4.7万亿元。这应该是这3年央行全部增发的"货币"数量。但是，这3年期间，中国的广义货币从47.5万亿增加到85.2万亿，净增了37.7万亿元。这之间33万亿元的广义货币差额是怎麽多出来的？
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中，货币的增加并不是央行主动在发货币，而主要是银行贷款创造存款，存款数位积累在银行中，就主要构成了广义货币。目前在中国经济体中92.50万亿元的广义货币，说到底只不过是由所有个人、家庭、企业、机构和政府等在所有银行存款数位所构成而已。也就是说，过去几年中国广义货币的增加，主要是因为资本资产头寸增加的结果，房价快速上涨，房地产开发商销售收入和利润，以及政府的收入乃自政府财政存款的急遽增加，也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的贡献因素。 具体说来，前些年房价疯狂上涨，购房者尤其是炒房者需要通过昼夜排队贷款购房，旺盛的需求推动着房价的不断上涨，进而激励着房产商持续不断地开建新楼盘。在此过程中，多数购房者需要通过银行贷款预交首付，而随着房价的上涨，其首付会越来越高，也为房产商带来更大的利润。房产商将这部分贷款转存银行，到了他们的银行存款帐户中，就在央行的统计资料库中就变成了广义货币。
另一方面，地产商在获得土地之前，也需要向银行贷款。据统计，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76%。通过银行贷款，地产商获取资金，转给政府进而获得土地，政府又将这部分贷款存入银行，又转而投入其他更大的开发专案，最後又变成了一些开发商的银行的存款，最後政府的投资，又变成了一些开放商和建筑商的存款，最後又在商业银行的存款帐户中汇集而成"广义货币"存量。
柯建刚：回顾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三十多年改革过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南巡、加入WTO，代表了中国三次潜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自2007年以後，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开始逐年下降，这也意味着改革开放的红利我们已经快吃尽了。目前，中国的股市不景气，银行存款利率跑不过通货膨胀率，由此严重阻碍甚至堵塞了中国居民家庭和企业的投资管道。
去年，中国外贸出口总量虽然较前一年增加20.3%，但对GDP的贡献却跌至-5.8%，而另一方面，政府和民间投资都在逐年减弱。随着土地收益的下降，地方政府要借新债还旧债，还要发新债来谋发展。目前的这种由政府所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就犹如"抽鸦片的瘾君子"一样，长期难以为继。如果继续依靠贷款推动铁、公、基投资，以求以此来寻求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我们的经济不但可能走不远了，可能还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甚至蕴生大的经济危机。综合各种可能因素，我觉得发展服务业将是中国未来经济的新的增长点。
当前国内外经济正处复杂多变、各国正处於政策面临抉择的关键时期，而中国"三驾马车"止步不前给中国经济带来一个尖锐的问题--什麽将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都已基本耗尽了，中国将告别高速增长阶段。您怎样看这个观点，您认为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哪里？怎样的发展将帮助中国在走出全球经济阴霾上发挥作用，并以此点燃世界经济复苏的希望之光。
廖泽云：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占全部GDP的份额大致70%左右，墨西哥占比约为60%，印度也已达到50%左右，中国的服务业仅占GDP的42%。以去年美国的GDP总量为15万亿多一点，而中国GDP按现下汇率计算大约为7.5万亿美元，正好是美国的一半。但中国的汽车产量、钢铁、水泥、煤炭等产量都远高於美国，但为什麽GDP总量只有美国的一半？主要差距就在服务业上，尤其是金融服务业上。这说明，中国的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国家的未来增长，不应该更多地向更多和更大规模的基建投资中去追求了，而应该转向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
美国的服务业很大程度依赖于金融服务业，其多年的不断扩张，与自身法律制度建设紧密相连。倘若有一个良序的法律制度体系，将能确保交易合约的实施，带动整个服务业的发展。2007年，中国的证券化率最高为151.5%，即一元GDP有一块五毛二左右的股票和各种有价证券。2009年以来这3年多的时间里，沪深股市通过IPO、增发和配股的募集资金两万多亿元，但中国的证券化率却在萎缩，目前大致还不到70%，下降了一半还多。
股市的萎缩，也自然意味着金融服务业所创造的GDP在萎缩，如果股市繁荣，中国的证券化率就会提高，进而带动GDP的增长。这个道理，我们决策层好像还没弄明白，或者说还没有意识到。按照我的好友陈志武教授的一项研究，早在1880年，美国的金融票据证券总值与GDP之比就超过了200％，到2005年後，已经达到1美元GDP近10美元金融票据证券了。2006年下半年的金融风暴之後，美国的金融证券化率有所下降，但目前这个比率可能也不低於800％。这应该是虽然美国许多制造业的产量和产值都没有中国大，但是GDP却仍然是中国的两倍的主要原因。由此来看，我们讲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从靠投资和基建来驱动的经济增长，慢慢转向发展服务业和服务业占GDP比重占大头的经济增长方式。服务业的发展，也应该与富民和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尤其是中国家庭的资产收益的增加连在一起。消费的增长，居民消费占GDP的份额的增加，应该是其中的一个自然结果。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有望能在未来走向较稳定的长期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