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2年7月5日，我回学校领取中考成绩单，考得还不错。
初中总算毕业了，大家呼啦啦地冲出校门，商量着聚聚，一人付70块。那几天，我常常在网上看到同学们说“今天看了某某电影”、“去某某店吃甜点”之类的话，我也留了言：“当大家看着3D电影，吃着西式快餐、甜点，一次消费上百时，陕西山区有很多孩子因为付不起一年几百块的学杂费而被迫辍学。”
去年，爸爸到陕西省西乡县采访，发现那里有很多孩子上不起学。他通过“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资助了一名叫婷婷的8岁小女孩。他到西安后给大学同学王平伯伯说了这件事，王平伯伯又号召了一些朋友来资助了七八个孩子。
今年年初，爸爸给婷婷家打电话才知道，婷婷18岁的大姐要上技术学校，两年需要两万多元，但她家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婷婷的妈妈实在没办法，想让姐妹俩退学。爸爸赶紧号召朋友们筹了些钱，不让她们辍学。
爸爸想再多帮助一些孩子，有一天对我说，让我和王平伯伯的儿子王邦杰一起到西乡去，了解一下那些穷孩子的情况，为他们募捐。爸爸妈妈一直都热心公益，我自然接受了这个提议，只是那时我正上初三，面临中考，无法成行。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准高中生”了，暑假有大把的时间。我给王邦杰打电话交流了一番，制定了一些计划，就收拾行李，出发前往陕西。
2012年7月10日，我在西安与王邦杰会合，然后换乘大巴，四个半小时后，我们到达了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的衡琳阿姨到车站来接我们。
一、婷婷和罄馨的梦想
到达西乡的第二天（7月12日），衡琳阿姨租车带我们到峡口镇的圈腰村去看望婷婷一家。
一路上，两旁的玉米和水稻像绿毯子铺在地上，进了山，车在山坡脚下拐来拐去。他们住在山沟里，土筑的房子后面是山坡，房前是一片不大的田地，8岁的婷婷和10岁的馨馨站在门口等候我们。婷婷穿着红裙子，馨馨身着灰色马夹。到了房前，下车，婷婷的妈妈李阿姨跑出来迎接我们，让他们叫“哥哥”。
叫完“哥哥”，两个孩子就躲进了“卧室”。我和邦杰拉开帘子跟了进去，馨馨坐在床上，在一张破桌子上写作业，李阿姨不停地拉他，让他到外面去，他连头也不抬，“专心致志”地写着。李阿姨很不好意思，笑着说：“他刚才还盼着你们来J农村的孩子怕见生人，他又觉得家里不好，害羞。”她又拉了一下馨馨，小男孩却流出了眼泪。见此状况我们走了出去，让邦杰留在屋里陪着馨馨。
后来邦杰告诉我，他哪里是在写作业，眼中一直含着泪水，在作业本上一遍一遍地描着作业题目。邦杰还看到了馨馨的日记，上面写着：“我是个活泼机灵的孩子……我唯一的缺点就是不爱吃蔬菜……我想变成孙悟空，把这里的地变成金子，分给所有的穷人们。”
婷婷带我到山坡上去看茶田，她穿着拖鞋，走得很快，不停地扇着扇子，样子极为潇洒。我跟在她后面，担心有野狗，她笑着说：“没有，我上学就走这条路。”我问婷婷，有没有想过长大要做什么。她走了两步，突然停下，转头对我一笑，说：“想当医生！”
馨馨也慢慢和我们熟了，午饭后，他蹲在地上就着椅子写暑假作业，并让我们辅导他。我拿同样的问题问他：“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大人们在一旁笑着说“孙悟空啊”，他的脸涨红了，垂着头，靠着墙坐到了地上，咬着手指。我把他拉到院子的一处角落，小声说：“来，只告诉我！”他悄悄说：“我想当发明家。”眼中露出兴奋的光芒。
回到县城的旅馆，我们把一天中拍下的照片发到微博上，并附上解释，真实地展现出婷婷一家人的生活。我也写下了在婷婷家这一天的内容，希望能够让别人来关注他们。
二、生活在寂静世界中的梅梅
7月13日早上，我们从县城汽车站坐车去骆家坝镇。听说那里有很多穷孩子。
“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的何老师长期住在骆家坝镇金家岭村，何老师把我们接到他的办公室（其实那就是他的家）。这里还住着一位薛叔叔，是研究生，正在村中准备论文材料，他已经在村里一个月了，认识了不少村民，他带我们去看一些人家，手持一根细棍，走在前头开路，并提醒我们防备野狗。
我们先去了一户姓郭的人家。穿过村中最“繁华”的小巷，走在田间的路上，玉米和水稻左右包夹着我们。一条小溪流过稻田，我们踩着石头到了对岸。走上一个土坡，土坡最上面就是郭家。
一个中年男人领着一个小女孩走出来。他就是郭叔叔，小女孩六岁半，叫郭冬梅，小名梅梅。他把我们领到一间低矮的土屋前，墙都是土坯做的，密密麻麻的裂缝像蜘蛛网一样。我们低头钻进屋子，坐在门口。屋里没有窗户，很黑，靠从门外射来的一点光照明。
薛叔叔曾在梅梅家住过，送了她一些做手工的书和玩具。梅梅一坐下来就开始专心地剪纸。
“梅梅，叫‘哥哥’！”郭叔叔对梅梅说。她呆呆地看着爸爸，然后很费劲地从嗓子中挤出一点声音。
“她是个聋哑孩子。”薛叔叔小声说。“啊？！”我惊讶地把目光转向了她爸爸。郭叔叔叹了口气，告诉我们，梅梅一岁半的时候得了一次病，发高烧，送到镇上医院都说没救了，后来去了县城，抢救了一个星期才醒过来，然后她就听不见，也不会说话了。
我们默默地听着。梅梅还在做手工，有些难度较大，她想让薛叔叔帮她，叽里呱啦说了一大通，我们谁也没听懂。她开始着急了，脸涨得通红，一边跺脚一边使劲地拍桌子。薛叔叔连忙接过她完成了一半的剪纸，小心地剪起来，梅梅这才渐渐平静下来，凑过头去，漂亮的眼睛专注地看着。
现在梅梅在汉中市上聋哑学校，她妈妈租房子陪她，一年要一万多，东凑西借，已欠了两万多的债。而她爸爸今年春节的时候伤了脚，没法去打工了。梅梅的妈妈坐在屋子角落，不住地叹息：“我们哪有钱？就这样吧。”梅梅的爸爸坚定地说：“无论如何也要做，而且要快。她已经6岁半了，超过7岁效果就不好了。”
薛叔叔告诉我们，他一直在想办法帮助梅梅。如果梅梅做一个人工耳蜗手术，就能恢复部分听力，一个叫做“爱的分贝”的机构愿意为梅梅出5万元手术费，但是他们自己还要再付4万元，再加上术后的疗养费用，就更贵了。 如果梅梅没有办法做这个手术，难道她以后就一直生活在一个寂静的世界中吗？我要尽力让她听到世界的声音。
三、母亲因为贫穷抛弃了宾宾和洋静
贾齐希小名叫宾宾，今年7岁，刚上一年级，父母离婚，都不在家中，他和爷爷生活。他家住在村子后面的山坡顶上，也是典型的穷人房。7月14日，我们按照何老师的建议，来到他家。
一位老爷爷迎出来，我们坐在屋檐下说话，时不时有沙土落到头上。宾宾不知跑到什么地方玩去了。
爷爷74岁了，身体不好，不能种地，粮食都要去买，就靠宾宾的爸爸打工寄钱回来。因为没钱，宾宾一天只吃两顿饭，上午11点吃一顿，晚上回来吃一顿，他上学还要四五百块。宾宾的妈妈嫌家里穷，前两年跑掉了。
宾宾后来是被爷爷领着来的，那时我们已回到了何老师家。他的脸很圆，长了对大耳朵，穿着一条肥大的米色裤子，总是往下掉，前面的拉链还拉不上。宾宾不停地提裤子，还要设法用上衣盖住开着的拉链，忙得不可开交。
开始他腼腆地坐在我身旁，问他问题也不回答，只是害羞地看着爷爷。因为家中有事爷爷先回去了，宾宾这才慢慢地活跃起来。我问他去过什么地方。“去过西乡县城，还有山西。”我非常惊呀，追问了几句，没想到一句句陕西话如同打机关检一样突然从他嘴里冒出来：“那时候我爸爸妈妈在山西工作，带我去，然后有一天，妈妈自己跑了——她说了句‘老天保佑’就跑了！爸爸带我回来，又找我妈……”他的声音急促而沙哑，气喘吁吁地讲述着“妈妈跑了”的故事。
“她把我丢到理发店，跑了——后来她来看我两次，第一次来给我带吃的，有饼干、牛奶、面包，第二次来就和我爸爸离婚了。”他说得太急，我让他重复了至少三遍才大致听清楚，而每一次他都同讲第一遍一样急促。我问他：“妈妈跑了你伤心吗？想她吗？”“不伤心。”他摇摇头，然后笑起来：“那时我小嘛，不懂事。”
下午，我带着宾宾去采访村里一个小女孩。她叫欧阳洋静，6岁，布依族，与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她妈妈离婚走了，爸爸在外面打工，已经好几年没有一点音信了。洋静非常聪明，是班里极少数考“双百”的学生之一。她酷爱画画，曾经有人给她寄过画笔和纸，这些成了她最珍贵的宝贝。她骄傲地说：“画画是我自己学的！”我翻了她的作品，真的很不错。
她还给我们表演舞蹈，边跳边唱，红裙子飘啊飘，十分漂亮，宾宾看得“嘿嘿”直笑。洋静说这些歌舞也是她自学的。
最后洋静拿出画本，我们一起照着图片画画。图片中是两只小鸟站在树上唱歌，我画出树的轮廓和叶子，把笔给宾宾，他很紧张。洋静在一旁教他，原本生涩的笔渐渐熟练起来。宾宾将叶子画全，洋静接过笔，弯下腰开始画鸟。她的眉锁在一起，两眼快速地扫过纸张，画得很自信。最后我们在完成的画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我问洋静长大要不要当画家，当画家可以把画卖了赚钱。她天真地告诉我：“现在的画不值钱。有些古代的画可以卖很多钱，可以卖好几块钱呢！”
画完了画，洋静和宾宾又跳开了橡皮筋，整个下午在欢声笑语中度过。这是两个家庭和经历非常相似的孩子，看着他们的无忧无虑，我在想，等他们上了初中或高中，那时爷爷奶奶或许已离去，他们该怎么办？
我们在何老师家住了一夜，次日早晨便坐车回到县城。临走前，我送给宾宾和洋静一人一支笔。
四、14岁的赵春花因病辍学4年了
7月16日一大早，衡琳阿姨就不停地打电话催我们出发。天色昏暗，昨天晚上刚刚下过大雨。她说，今天很可能还会下，如果下雨，开车就非常危险，我们要趁早赶到14岁女孩赵春花的家。
我们早就听说，赵春花9岁辍学，帮助眼睛失明的妈妈做家务，更不幸的是，一年后她又患上了恶性卵巢囊肿，得不到治疗。我和王邦杰特意要求衡琳阿姨带我们去看她。
赵春花的家在茶镇龙泉村，从县城开车要一个多小时。到了龙泉村，我们顺着山路往山坡上爬，一路泥泞。走到她家的时候，鞋上已沾了厚厚一层泥。
赵春花和她妈妈站在门外等候我们。看到赵春花时我很吃惊，已经14岁的她很矮、很瘦，看起来只有10岁左右的样子，唯独肚子鼓得大大的。她妈妈说，那是她的病造成的。进了屋，空旷的房间里只放着一个洗漱的架子和脸盆，连张桌子也没有。赵春花的妈妈双目失明，她爸爸比妈妈大十几岁，而且智力有问题。赵春花的妈妈告诉我们，赵春花的爸爸不识字，脑子不好，出门打工必须跟着别人。今年出去已经三四个月了，还没有音讯。
我们问起赵春花的病，她妈妈说：“她是10岁得的那个病，做了手术，还去化疗。有人资助过我们，但是钱根本不够。”赵春花在一旁替她妈妈补充着，说话非常快。她声情并茂地讲述着自已的化疗过程：“化疗很难受，我感觉身上到处有老虎爪子在抓我。我眼睛看不见，不停地喊‘妈妈’……”
那时她才10岁，身体受不了化疗的痛苦。西安的医生告诉她们没救了，又正值春节，大夫们都回了家，她们也索性离开医院回了家。从那以后，赵春花就再也没有治疗过，也没有吃药。
她们很平静地讲着这件事，说到赵春花喊“妈妈”的时候，她妈妈“嘿嘿”地笑了。邻居和衡琳阿姨也进了屋，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谈论这件事。邻居说：“可能是看你们没钱，就说没治了。”赵春花听了，突然大声地说：“电视上都说医生是白衣天使，我看根本不是。”她顿了顿，又说：“给钱才是白衣天使。”
赵春花告诉我们，她的小学同学现在都上了初中。没有人来看过她，在街上遇见只会远远地喊她两声。我和她站在门外，看着眼前的一片田地，问她：“你还想上学吗？”“当然想上了！”她坚决地说，“我们老师说，多认字，走到哪里都不怕！”
现在她在家里也常常会练字，没有什么书看。就一遍遍地翻着以前的课本。老师告诉她要想回去上学，必须先治好病。
五、结束语：他们的未来有多远
2012年7月17日上午，我们告别了西乡，坐大巴回到了西安。当天半夜，我从西安赶回了北京。
回北京后，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低调地去帮助他们，而是高调地把采访内容放到微博上。不能忽略一个事实是，我15岁，王邦杰14岁，我们没有钱，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西乡那些孩子们的故事告诉世人，让更多的人关注他们，提供一个帮助他们的渠道。
那些孩子虽然家庭贫穷，但是天真、懂事、自立、自尊，一样渴望着美好的未来，然而他们的未来有多远？我不知道，也许我付出一点努力，说不定就能帮到他们。对我来说，西乡之行，也是我的“高中第一课”，让我能在都市的繁华之外，看到更完整的世界。
初中总算毕业了，大家呼啦啦地冲出校门，商量着聚聚，一人付70块。那几天，我常常在网上看到同学们说“今天看了某某电影”、“去某某店吃甜点”之类的话，我也留了言：“当大家看着3D电影，吃着西式快餐、甜点，一次消费上百时，陕西山区有很多孩子因为付不起一年几百块的学杂费而被迫辍学。”
去年，爸爸到陕西省西乡县采访，发现那里有很多孩子上不起学。他通过“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资助了一名叫婷婷的8岁小女孩。他到西安后给大学同学王平伯伯说了这件事，王平伯伯又号召了一些朋友来资助了七八个孩子。
今年年初，爸爸给婷婷家打电话才知道，婷婷18岁的大姐要上技术学校，两年需要两万多元，但她家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婷婷的妈妈实在没办法，想让姐妹俩退学。爸爸赶紧号召朋友们筹了些钱，不让她们辍学。
爸爸想再多帮助一些孩子，有一天对我说，让我和王平伯伯的儿子王邦杰一起到西乡去，了解一下那些穷孩子的情况，为他们募捐。爸爸妈妈一直都热心公益，我自然接受了这个提议，只是那时我正上初三，面临中考，无法成行。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准高中生”了，暑假有大把的时间。我给王邦杰打电话交流了一番，制定了一些计划，就收拾行李，出发前往陕西。
2012年7月10日，我在西安与王邦杰会合，然后换乘大巴，四个半小时后，我们到达了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的衡琳阿姨到车站来接我们。
一、婷婷和罄馨的梦想
到达西乡的第二天（7月12日），衡琳阿姨租车带我们到峡口镇的圈腰村去看望婷婷一家。
一路上，两旁的玉米和水稻像绿毯子铺在地上，进了山，车在山坡脚下拐来拐去。他们住在山沟里，土筑的房子后面是山坡，房前是一片不大的田地，8岁的婷婷和10岁的馨馨站在门口等候我们。婷婷穿着红裙子，馨馨身着灰色马夹。到了房前，下车，婷婷的妈妈李阿姨跑出来迎接我们，让他们叫“哥哥”。
叫完“哥哥”，两个孩子就躲进了“卧室”。我和邦杰拉开帘子跟了进去，馨馨坐在床上，在一张破桌子上写作业，李阿姨不停地拉他，让他到外面去，他连头也不抬，“专心致志”地写着。李阿姨很不好意思，笑着说：“他刚才还盼着你们来J农村的孩子怕见生人，他又觉得家里不好，害羞。”她又拉了一下馨馨，小男孩却流出了眼泪。见此状况我们走了出去，让邦杰留在屋里陪着馨馨。
后来邦杰告诉我，他哪里是在写作业，眼中一直含着泪水，在作业本上一遍一遍地描着作业题目。邦杰还看到了馨馨的日记，上面写着：“我是个活泼机灵的孩子……我唯一的缺点就是不爱吃蔬菜……我想变成孙悟空，把这里的地变成金子，分给所有的穷人们。”
婷婷带我到山坡上去看茶田，她穿着拖鞋，走得很快，不停地扇着扇子，样子极为潇洒。我跟在她后面，担心有野狗，她笑着说：“没有，我上学就走这条路。”我问婷婷，有没有想过长大要做什么。她走了两步，突然停下，转头对我一笑，说：“想当医生！”
馨馨也慢慢和我们熟了，午饭后，他蹲在地上就着椅子写暑假作业，并让我们辅导他。我拿同样的问题问他：“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大人们在一旁笑着说“孙悟空啊”，他的脸涨红了，垂着头，靠着墙坐到了地上，咬着手指。我把他拉到院子的一处角落，小声说：“来，只告诉我！”他悄悄说：“我想当发明家。”眼中露出兴奋的光芒。
回到县城的旅馆，我们把一天中拍下的照片发到微博上，并附上解释，真实地展现出婷婷一家人的生活。我也写下了在婷婷家这一天的内容，希望能够让别人来关注他们。
二、生活在寂静世界中的梅梅
7月13日早上，我们从县城汽车站坐车去骆家坝镇。听说那里有很多穷孩子。
“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的何老师长期住在骆家坝镇金家岭村，何老师把我们接到他的办公室（其实那就是他的家）。这里还住着一位薛叔叔，是研究生，正在村中准备论文材料，他已经在村里一个月了，认识了不少村民，他带我们去看一些人家，手持一根细棍，走在前头开路，并提醒我们防备野狗。
我们先去了一户姓郭的人家。穿过村中最“繁华”的小巷，走在田间的路上，玉米和水稻左右包夹着我们。一条小溪流过稻田，我们踩着石头到了对岸。走上一个土坡，土坡最上面就是郭家。
一个中年男人领着一个小女孩走出来。他就是郭叔叔，小女孩六岁半，叫郭冬梅，小名梅梅。他把我们领到一间低矮的土屋前，墙都是土坯做的，密密麻麻的裂缝像蜘蛛网一样。我们低头钻进屋子，坐在门口。屋里没有窗户，很黑，靠从门外射来的一点光照明。
薛叔叔曾在梅梅家住过，送了她一些做手工的书和玩具。梅梅一坐下来就开始专心地剪纸。
“梅梅，叫‘哥哥’！”郭叔叔对梅梅说。她呆呆地看着爸爸，然后很费劲地从嗓子中挤出一点声音。
“她是个聋哑孩子。”薛叔叔小声说。“啊？！”我惊讶地把目光转向了她爸爸。郭叔叔叹了口气，告诉我们，梅梅一岁半的时候得了一次病，发高烧，送到镇上医院都说没救了，后来去了县城，抢救了一个星期才醒过来，然后她就听不见，也不会说话了。
我们默默地听着。梅梅还在做手工，有些难度较大，她想让薛叔叔帮她，叽里呱啦说了一大通，我们谁也没听懂。她开始着急了，脸涨得通红，一边跺脚一边使劲地拍桌子。薛叔叔连忙接过她完成了一半的剪纸，小心地剪起来，梅梅这才渐渐平静下来，凑过头去，漂亮的眼睛专注地看着。
现在梅梅在汉中市上聋哑学校，她妈妈租房子陪她，一年要一万多，东凑西借，已欠了两万多的债。而她爸爸今年春节的时候伤了脚，没法去打工了。梅梅的妈妈坐在屋子角落，不住地叹息：“我们哪有钱？就这样吧。”梅梅的爸爸坚定地说：“无论如何也要做，而且要快。她已经6岁半了，超过7岁效果就不好了。”
薛叔叔告诉我们，他一直在想办法帮助梅梅。如果梅梅做一个人工耳蜗手术，就能恢复部分听力，一个叫做“爱的分贝”的机构愿意为梅梅出5万元手术费，但是他们自己还要再付4万元，再加上术后的疗养费用，就更贵了。 如果梅梅没有办法做这个手术，难道她以后就一直生活在一个寂静的世界中吗？我要尽力让她听到世界的声音。
三、母亲因为贫穷抛弃了宾宾和洋静
贾齐希小名叫宾宾，今年7岁，刚上一年级，父母离婚，都不在家中，他和爷爷生活。他家住在村子后面的山坡顶上，也是典型的穷人房。7月14日，我们按照何老师的建议，来到他家。
一位老爷爷迎出来，我们坐在屋檐下说话，时不时有沙土落到头上。宾宾不知跑到什么地方玩去了。
爷爷74岁了，身体不好，不能种地，粮食都要去买，就靠宾宾的爸爸打工寄钱回来。因为没钱，宾宾一天只吃两顿饭，上午11点吃一顿，晚上回来吃一顿，他上学还要四五百块。宾宾的妈妈嫌家里穷，前两年跑掉了。
宾宾后来是被爷爷领着来的，那时我们已回到了何老师家。他的脸很圆，长了对大耳朵，穿着一条肥大的米色裤子，总是往下掉，前面的拉链还拉不上。宾宾不停地提裤子，还要设法用上衣盖住开着的拉链，忙得不可开交。
开始他腼腆地坐在我身旁，问他问题也不回答，只是害羞地看着爷爷。因为家中有事爷爷先回去了，宾宾这才慢慢地活跃起来。我问他去过什么地方。“去过西乡县城，还有山西。”我非常惊呀，追问了几句，没想到一句句陕西话如同打机关检一样突然从他嘴里冒出来：“那时候我爸爸妈妈在山西工作，带我去，然后有一天，妈妈自己跑了——她说了句‘老天保佑’就跑了！爸爸带我回来，又找我妈……”他的声音急促而沙哑，气喘吁吁地讲述着“妈妈跑了”的故事。
“她把我丢到理发店，跑了——后来她来看我两次，第一次来给我带吃的，有饼干、牛奶、面包，第二次来就和我爸爸离婚了。”他说得太急，我让他重复了至少三遍才大致听清楚，而每一次他都同讲第一遍一样急促。我问他：“妈妈跑了你伤心吗？想她吗？”“不伤心。”他摇摇头，然后笑起来：“那时我小嘛，不懂事。”
下午，我带着宾宾去采访村里一个小女孩。她叫欧阳洋静，6岁，布依族，与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她妈妈离婚走了，爸爸在外面打工，已经好几年没有一点音信了。洋静非常聪明，是班里极少数考“双百”的学生之一。她酷爱画画，曾经有人给她寄过画笔和纸，这些成了她最珍贵的宝贝。她骄傲地说：“画画是我自己学的！”我翻了她的作品，真的很不错。
她还给我们表演舞蹈，边跳边唱，红裙子飘啊飘，十分漂亮，宾宾看得“嘿嘿”直笑。洋静说这些歌舞也是她自学的。
最后洋静拿出画本，我们一起照着图片画画。图片中是两只小鸟站在树上唱歌，我画出树的轮廓和叶子，把笔给宾宾，他很紧张。洋静在一旁教他，原本生涩的笔渐渐熟练起来。宾宾将叶子画全，洋静接过笔，弯下腰开始画鸟。她的眉锁在一起，两眼快速地扫过纸张，画得很自信。最后我们在完成的画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我问洋静长大要不要当画家，当画家可以把画卖了赚钱。她天真地告诉我：“现在的画不值钱。有些古代的画可以卖很多钱，可以卖好几块钱呢！”
画完了画，洋静和宾宾又跳开了橡皮筋，整个下午在欢声笑语中度过。这是两个家庭和经历非常相似的孩子，看着他们的无忧无虑，我在想，等他们上了初中或高中，那时爷爷奶奶或许已离去，他们该怎么办？
我们在何老师家住了一夜，次日早晨便坐车回到县城。临走前，我送给宾宾和洋静一人一支笔。
四、14岁的赵春花因病辍学4年了
7月16日一大早，衡琳阿姨就不停地打电话催我们出发。天色昏暗，昨天晚上刚刚下过大雨。她说，今天很可能还会下，如果下雨，开车就非常危险，我们要趁早赶到14岁女孩赵春花的家。
我们早就听说，赵春花9岁辍学，帮助眼睛失明的妈妈做家务，更不幸的是，一年后她又患上了恶性卵巢囊肿，得不到治疗。我和王邦杰特意要求衡琳阿姨带我们去看她。
赵春花的家在茶镇龙泉村，从县城开车要一个多小时。到了龙泉村，我们顺着山路往山坡上爬，一路泥泞。走到她家的时候，鞋上已沾了厚厚一层泥。
赵春花和她妈妈站在门外等候我们。看到赵春花时我很吃惊，已经14岁的她很矮、很瘦，看起来只有10岁左右的样子，唯独肚子鼓得大大的。她妈妈说，那是她的病造成的。进了屋，空旷的房间里只放着一个洗漱的架子和脸盆，连张桌子也没有。赵春花的妈妈双目失明，她爸爸比妈妈大十几岁，而且智力有问题。赵春花的妈妈告诉我们，赵春花的爸爸不识字，脑子不好，出门打工必须跟着别人。今年出去已经三四个月了，还没有音讯。
我们问起赵春花的病，她妈妈说：“她是10岁得的那个病，做了手术，还去化疗。有人资助过我们，但是钱根本不够。”赵春花在一旁替她妈妈补充着，说话非常快。她声情并茂地讲述着自已的化疗过程：“化疗很难受，我感觉身上到处有老虎爪子在抓我。我眼睛看不见，不停地喊‘妈妈’……”
那时她才10岁，身体受不了化疗的痛苦。西安的医生告诉她们没救了，又正值春节，大夫们都回了家，她们也索性离开医院回了家。从那以后，赵春花就再也没有治疗过，也没有吃药。
她们很平静地讲着这件事，说到赵春花喊“妈妈”的时候，她妈妈“嘿嘿”地笑了。邻居和衡琳阿姨也进了屋，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谈论这件事。邻居说：“可能是看你们没钱，就说没治了。”赵春花听了，突然大声地说：“电视上都说医生是白衣天使，我看根本不是。”她顿了顿，又说：“给钱才是白衣天使。”
赵春花告诉我们，她的小学同学现在都上了初中。没有人来看过她，在街上遇见只会远远地喊她两声。我和她站在门外，看着眼前的一片田地，问她：“你还想上学吗？”“当然想上了！”她坚决地说，“我们老师说，多认字，走到哪里都不怕！”
现在她在家里也常常会练字，没有什么书看。就一遍遍地翻着以前的课本。老师告诉她要想回去上学，必须先治好病。
五、结束语：他们的未来有多远
2012年7月17日上午，我们告别了西乡，坐大巴回到了西安。当天半夜，我从西安赶回了北京。
回北京后，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低调地去帮助他们，而是高调地把采访内容放到微博上。不能忽略一个事实是，我15岁，王邦杰14岁，我们没有钱，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西乡那些孩子们的故事告诉世人，让更多的人关注他们，提供一个帮助他们的渠道。
那些孩子虽然家庭贫穷，但是天真、懂事、自立、自尊，一样渴望着美好的未来，然而他们的未来有多远？我不知道，也许我付出一点努力，说不定就能帮到他们。对我来说，西乡之行，也是我的“高中第一课”，让我能在都市的繁华之外，看到更完整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