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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迁村并居”使得农村居民的社会关系发生了重组，居住空间发生了改变。这种变化有利于助推农村民间借贷的扩张：首先，“迁村并居”形成的多村一社区居住格局可以降低农村民间借贷的交易费用；其次，“迁村并居”形成的民间借贷需求者数量增加及非农职业融资增多能够拓展农村民间借贷的规模和范围；再次，楼房可作抵押及“半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能够增强农村民间借贷契约的自履约性。
〔关键词〕 “迁村并居”，农村民间借贷，居住格局，人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4-0096-03
目前，一场被学者称为“中国特色的‘迁村并居’”行动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例如，2010年，山东省诸城市取消了行政村编制，1249个村合并为208个农村社区。诸城70万农民都将告别自己的村庄，搬迁到“社区小区” 〔1 〕。迁村居民集中住楼房，建立社区小区，其实是撤小村并大村。其在管理模式、社区经济、社区组织、社区居民状况以及社区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等方面与城市社区存在着较大差异 〔2 〕，叫“社区”不叫“村”，是因为社区包括的内容、范围更多更大。“迁村并居” 一般由5～7个行政村合并而形成社区，人口有1500户，大约5000人左右。由原来的分散居住改为集中居住，人们之间的关系由原先的“熟人社会”变成了“半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农村居民的人际关系网络由强关系网络向弱关系网络转变。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的解释，关系可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是指与之交往的人群所从事的工作，所拥有的信息是趋同的，人与人的关系紧密，这种人际关系靠很强的情感因素来维系，即个人的社会网络同质性较强。反之，弱关系是指与之交往的人很多，交往对象可能来自各行各业，获得的信息也是多种多样的，人与人的关系并不亲密，这种人际关系不是靠太多的感情来维系的，即个人的社会网络异质性较强。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农村居民这种由强关系网络向弱关系网络的转变，有利于促进农村民间借贷资本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配置，使得以利益为核心的、理性化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的民间借贷变得日益活跃，民间借贷的经济功能逐渐增强，人们之间互助性无息民间借贷变得越来越少，从而有利于助推农村民间借贷的扩张。
一、“迁村并居”形成的多村一社区居住格局可以降低农村民间借贷的交易费用
融资活动这种金融交易是一种虚拟的、跨时期的交易行为，是当前的现金流量和未来一系列现金流量的交易，因而交易中的不确定因素越多，资金供给者所承担的风险也就越大。要减少金融交易中的不确定性，降低金融风险，确保资金安全，就要尽量减少交易成本。所谓交易费用，是指企业用于寻找交易对象、订立合同、执行交易、洽谈交易、监督交易等方面的费用与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构成。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节约交易费用是企业或追求利润的组织、单位或个人的最终目的。交易费用=信息费用 实施监督费用 保险费用 〔3 〕等。其中，信息费用是指交易中
用于搜集信息的费用；实施监督费用是指金融交易双方为了使对方不侵害自己的利益，监督对方机会主义行为而产生的费用；保险费用是指在金融交易中，理性的交易者为减少信息不对称给自己带来的损失，以使金融资产保值而要求对方支付的费用。
“迁村并居”打破了狭隘的时空限制，弱化了传统的宗法血缘纽带，使人们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世界”。人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超经济的人情、伦理关系，而基本上是纯粹的经济关系。“迁村并居”形成的多村一社区的居住结构，使得农村居民的居住更加集中和紧凑，这有利于民间借贷交易费用比原先分散居住产生的交易费用大大降低。首先，由于农村民间借贷供给者和需求者的居住空间由原先的分散、稀疏变得集中和紧凑，他们居住在同一个社区，有的隔着几栋楼，有的在一栋楼居住，甚至是邻居。民间借贷的供给者对其客户信息进行搜寻不用花费很大的成本，只需通过亲戚、朋友、同学以及左邻右舍就能了解清楚，包括其资信、资产经营状况、预期收入、收入状况、还款能力、风险健康等。其次，由于居住空间的紧凑、集中，只需在本社区内多访问、多调查、多观察，就能对信息进行甄别，不需要太多成本。再次，随着多村一社区居住结构的形成，农村现代化中的信息化水平也越来越高，因此，民间借贷的供给者完全可以借助现代通讯工具随时随地了解需求者的状况，信任不充分问题在多村一社区的地区并不严重，这基本上防止了民间借贷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的发生。这也大大降低了民间借贷供给者为防范需求者发生道德风险而产生的大量信息费用、监督费用。最后，由于民间金融供给者和需求者的信息相对对称，民间借贷供给者为资产保值而要求需求者支付的保险费用也不高。
“迁村并居”形成的多村一社区居住格局，降低了农村民间借贷供给者在决定发放贷款之前、之中和之后都要产生的交易费用。当农村民间借贷需求者向其供给者提出借款申请时，供给者就会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对需求者的贷款申请快速做出贷或不贷、贷多贷少的决策。因此，农村居民的集中居住，有助于制约民间借贷需求者的道德风险和减少不确定性，从而减少借贷供给者对需求者的“惜贷”、“拒贷”现象 〔4 〕；同时，提高了需求者贷款的可得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间借贷需求者融资难的问题，促进了农村民间借贷的扩张，有利于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包容性增长。〔5 〕
二、“迁村并居”形成的民间借贷需求者数量增加及非农职业融资增多能够拓展农村民间借贷的规模和范围
迁村并居形成多村一社区的集中居住，打破了原先以血缘、宗源为特征的居住方式，除了原先的血缘、亲缘关系外，商缘关系、业缘关系、友谊关系等非亲缘、地缘关系开始在社会网络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传统乡村社会形成的“差序信任”秩序被打破，随之民间信任的拓展路径也发生了变化，声望信任即诚信成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重要衡量标准。信誉使得金融交易按交易双方的真实意思来实现，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抵押物的作用。这种信誉还可以促进交换的发展，如果交易一方认为另一方道德高尚，不会欺骗自己；或者认为当今社会和制度有较强的压力，另一方也不会使自己的利益受损，那么相互信任就会使得交换的可能性增加。 首先，“迁村并居”使每个人所形成的人际关系圈比分散居住形成的人际关系圈要大得多，同时，由于农村居民的集中居住，使得借贷需求者数量增多，其人口数量是原先行政村的5～7倍，借贷供给者面对的潜在需求者也就比分散居住时增加了5～7倍，人们通过非亲缘、地缘关系以及彼此间的联系结成社会网，由于民间借贷交易费用和交易风险的降低，民间借贷需求者会比较容易地得到贷款，民间借贷的范围就扩大了。
其次，“迁村并居”后，农村社区居民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其他人的职业呈现非农化趋势，相当一部分人从事农产品加工业、运输业、零售业等非农行业，他们在创业之初需要资金的支撑。在人与人社会关系处于“内核与外围”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乡村社会关系的外围已高度利益化，原来非常复杂的乡村社会关系则高度简单化。“往日复杂的亲缘、地缘、姻缘关系组成的传统社会支持网络逐渐萎缩，昔日农村形成的各种互助组织不复存在” 〔6 〕，使得民间借贷变得日益活跃，农村民间借贷的规模和范围扩大了。
最后，“迁村并居”所组建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以及农村社区的工业园是融资大户，也是民间借贷的需求者。在社会关系高度利益化的情况下，当需要融资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民间借贷，这无疑也拓展了民间借贷的规模和范围，促进了农村民间借贷的扩张。
三、楼房可作抵押及“半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能够增强农村民间借贷契约的自履约性
履约就是履行约定，对合同中的甲乙双方都可以说是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农村民间借贷需求者的自履约是农村金融秩序良好发展的重要保证。“迁村并居”形成的农村楼房产权可作抵押，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民间借贷供给者的利益，同时对需求者起着一种警惕作用。
首先，传统乡村社会的房屋作为农村居民最为普遍的财产，由于其布局的分散性和部分贫困地区房屋的低品质性，其交易性和交易价值较低，不能当作有效的抵押物。但是“迁村并居”以后，农村居民楼房的交易性和交易价值有了较大提高，可以作为抵押物。住房能够抵押，这是保证民间借贷供给者资金安全最有效也是最简单的手段。当借款者出现违约行为时，民间借贷供给者可通过变卖抵押品来弥补其贷款的损失，这无疑给民间借贷供给者的资金提供了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同时，也给民间借贷的需求者敲响了“好借好还，借债必还”的警钟，增强了其自履约性。
其次，在“半熟人社会”中，借贷需求者好面子的本性以及对其前途的顾及，增强了民间借贷的自履约性。传统乡村居住分散，加之法律对农村民间借贷供给者的债权保护力度不大，造成一些借贷需求者信用缺失。他们在向供给者申请贷款时往往提供一些虚假信息，当获得贷款时，即使赚钱了也不愿还贷款，因为虽然是本乡本土，但由于居住分散，很少打交道，即使见面了也很少“莫不开”。多村形成一个社区后，民间借贷供给者和需求者同住一个社区，他们之间因商缘关系、业缘关系、友谊关系等非亲缘、地缘关系，交往密切了，打交道多了。民间借贷供给者和需求者甚至住在同一栋楼里，成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半熟人”。如果恶意申请贷款、拖欠贷款，在“半熟人社会”里，借贷需求者在整个农村社区中就会名誉扫地，难以立足，就会影响他甚至他家人的发展。处于好面子以及为自己及家人前途的考虑，金融需求者在某种程度上不会背信弃义，借钱不还，这就增加了借贷的自履约性。
最后，由于民间借贷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半熟人社会”关系而非亲缘、血缘关系，所以一旦发生不归还贷款的情况，供给者不会由于亲情等关系而放弃对贷款的追回。相反，供给者会自发地想尽各种办法，甚至不惜采取各种激进、暴力手段去收回贷款。加之，供给者和需求者的居住距离比较近，前者对后者的情况比较了解，就会选择时机收回贷款。这对借贷需求者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硬约束，从而大大提高了借贷需求者的自履约性 〔7 〕。
总之，“迁村并居”后的居住格局能够降低农村民间借贷的交易费用，资本需求者数量增加及社区居民非农业融资增多拓展了民间借贷的规模和范围，农村社区的楼房可作抵押及“半熟人社会”增强了民间借贷需求者的自履约性。这些有利地促进了农村民间借贷中资本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流动，助推了农村民间借贷的扩张。
参考文献：
〔1〕 中国特色的“村庄合并”再引激辩〔EB/OL〕.豆瓣网，2011-03-24.
〔2〕 宁德斌，王 琼.农村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的作用：基于农户问卷调查〔J〕.科学决策，2010，（12）.
〔3〕 王曙光，邓一婷.民间金融扩张的内在机理、演进路径与未来趋势研究〔J〕.金融研究，2007，（6）.
〔4〕韩秀兰，阚先学.农村信用社“惜贷”、“拒贷”的破解思路〔J〕.理论探索，2011，（2）.
〔5〕马晓河.何为包容性增长〔J〕.时事报告，2010，（10）.
〔6〕吴冰洁.从差序格局到扩展的差序格局〔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7〕王国红.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履约机制综述〔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7，（1）.
责任编辑 于晓媛
〔关键词〕 “迁村并居”，农村民间借贷，居住格局，人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4-0096-03
目前，一场被学者称为“中国特色的‘迁村并居’”行动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例如，2010年，山东省诸城市取消了行政村编制，1249个村合并为208个农村社区。诸城70万农民都将告别自己的村庄，搬迁到“社区小区” 〔1 〕。迁村居民集中住楼房，建立社区小区，其实是撤小村并大村。其在管理模式、社区经济、社区组织、社区居民状况以及社区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等方面与城市社区存在着较大差异 〔2 〕，叫“社区”不叫“村”，是因为社区包括的内容、范围更多更大。“迁村并居” 一般由5～7个行政村合并而形成社区，人口有1500户，大约5000人左右。由原来的分散居住改为集中居住，人们之间的关系由原先的“熟人社会”变成了“半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农村居民的人际关系网络由强关系网络向弱关系网络转变。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的解释，关系可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是指与之交往的人群所从事的工作，所拥有的信息是趋同的，人与人的关系紧密，这种人际关系靠很强的情感因素来维系，即个人的社会网络同质性较强。反之，弱关系是指与之交往的人很多，交往对象可能来自各行各业，获得的信息也是多种多样的，人与人的关系并不亲密，这种人际关系不是靠太多的感情来维系的，即个人的社会网络异质性较强。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农村居民这种由强关系网络向弱关系网络的转变，有利于促进农村民间借贷资本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配置，使得以利益为核心的、理性化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的民间借贷变得日益活跃，民间借贷的经济功能逐渐增强，人们之间互助性无息民间借贷变得越来越少，从而有利于助推农村民间借贷的扩张。
一、“迁村并居”形成的多村一社区居住格局可以降低农村民间借贷的交易费用
融资活动这种金融交易是一种虚拟的、跨时期的交易行为，是当前的现金流量和未来一系列现金流量的交易，因而交易中的不确定因素越多，资金供给者所承担的风险也就越大。要减少金融交易中的不确定性，降低金融风险，确保资金安全，就要尽量减少交易成本。所谓交易费用，是指企业用于寻找交易对象、订立合同、执行交易、洽谈交易、监督交易等方面的费用与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构成。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节约交易费用是企业或追求利润的组织、单位或个人的最终目的。交易费用=信息费用 实施监督费用 保险费用 〔3 〕等。其中，信息费用是指交易中
用于搜集信息的费用；实施监督费用是指金融交易双方为了使对方不侵害自己的利益，监督对方机会主义行为而产生的费用；保险费用是指在金融交易中，理性的交易者为减少信息不对称给自己带来的损失，以使金融资产保值而要求对方支付的费用。
“迁村并居”打破了狭隘的时空限制，弱化了传统的宗法血缘纽带，使人们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世界”。人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超经济的人情、伦理关系，而基本上是纯粹的经济关系。“迁村并居”形成的多村一社区的居住结构，使得农村居民的居住更加集中和紧凑，这有利于民间借贷交易费用比原先分散居住产生的交易费用大大降低。首先，由于农村民间借贷供给者和需求者的居住空间由原先的分散、稀疏变得集中和紧凑，他们居住在同一个社区，有的隔着几栋楼，有的在一栋楼居住，甚至是邻居。民间借贷的供给者对其客户信息进行搜寻不用花费很大的成本，只需通过亲戚、朋友、同学以及左邻右舍就能了解清楚，包括其资信、资产经营状况、预期收入、收入状况、还款能力、风险健康等。其次，由于居住空间的紧凑、集中，只需在本社区内多访问、多调查、多观察，就能对信息进行甄别，不需要太多成本。再次，随着多村一社区居住结构的形成，农村现代化中的信息化水平也越来越高，因此，民间借贷的供给者完全可以借助现代通讯工具随时随地了解需求者的状况，信任不充分问题在多村一社区的地区并不严重，这基本上防止了民间借贷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的发生。这也大大降低了民间借贷供给者为防范需求者发生道德风险而产生的大量信息费用、监督费用。最后，由于民间金融供给者和需求者的信息相对对称，民间借贷供给者为资产保值而要求需求者支付的保险费用也不高。
“迁村并居”形成的多村一社区居住格局，降低了农村民间借贷供给者在决定发放贷款之前、之中和之后都要产生的交易费用。当农村民间借贷需求者向其供给者提出借款申请时，供给者就会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对需求者的贷款申请快速做出贷或不贷、贷多贷少的决策。因此，农村居民的集中居住，有助于制约民间借贷需求者的道德风险和减少不确定性，从而减少借贷供给者对需求者的“惜贷”、“拒贷”现象 〔4 〕；同时，提高了需求者贷款的可得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间借贷需求者融资难的问题，促进了农村民间借贷的扩张，有利于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包容性增长。〔5 〕
二、“迁村并居”形成的民间借贷需求者数量增加及非农职业融资增多能够拓展农村民间借贷的规模和范围
迁村并居形成多村一社区的集中居住，打破了原先以血缘、宗源为特征的居住方式，除了原先的血缘、亲缘关系外，商缘关系、业缘关系、友谊关系等非亲缘、地缘关系开始在社会网络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传统乡村社会形成的“差序信任”秩序被打破，随之民间信任的拓展路径也发生了变化，声望信任即诚信成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重要衡量标准。信誉使得金融交易按交易双方的真实意思来实现，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抵押物的作用。这种信誉还可以促进交换的发展，如果交易一方认为另一方道德高尚，不会欺骗自己；或者认为当今社会和制度有较强的压力，另一方也不会使自己的利益受损，那么相互信任就会使得交换的可能性增加。 首先，“迁村并居”使每个人所形成的人际关系圈比分散居住形成的人际关系圈要大得多，同时，由于农村居民的集中居住，使得借贷需求者数量增多，其人口数量是原先行政村的5～7倍，借贷供给者面对的潜在需求者也就比分散居住时增加了5～7倍，人们通过非亲缘、地缘关系以及彼此间的联系结成社会网，由于民间借贷交易费用和交易风险的降低，民间借贷需求者会比较容易地得到贷款，民间借贷的范围就扩大了。
其次，“迁村并居”后，农村社区居民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其他人的职业呈现非农化趋势，相当一部分人从事农产品加工业、运输业、零售业等非农行业，他们在创业之初需要资金的支撑。在人与人社会关系处于“内核与外围”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乡村社会关系的外围已高度利益化，原来非常复杂的乡村社会关系则高度简单化。“往日复杂的亲缘、地缘、姻缘关系组成的传统社会支持网络逐渐萎缩，昔日农村形成的各种互助组织不复存在” 〔6 〕，使得民间借贷变得日益活跃，农村民间借贷的规模和范围扩大了。
最后，“迁村并居”所组建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以及农村社区的工业园是融资大户，也是民间借贷的需求者。在社会关系高度利益化的情况下，当需要融资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民间借贷，这无疑也拓展了民间借贷的规模和范围，促进了农村民间借贷的扩张。
三、楼房可作抵押及“半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能够增强农村民间借贷契约的自履约性
履约就是履行约定，对合同中的甲乙双方都可以说是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农村民间借贷需求者的自履约是农村金融秩序良好发展的重要保证。“迁村并居”形成的农村楼房产权可作抵押，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民间借贷供给者的利益，同时对需求者起着一种警惕作用。
首先，传统乡村社会的房屋作为农村居民最为普遍的财产，由于其布局的分散性和部分贫困地区房屋的低品质性，其交易性和交易价值较低，不能当作有效的抵押物。但是“迁村并居”以后，农村居民楼房的交易性和交易价值有了较大提高，可以作为抵押物。住房能够抵押，这是保证民间借贷供给者资金安全最有效也是最简单的手段。当借款者出现违约行为时，民间借贷供给者可通过变卖抵押品来弥补其贷款的损失，这无疑给民间借贷供给者的资金提供了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同时，也给民间借贷的需求者敲响了“好借好还，借债必还”的警钟，增强了其自履约性。
其次，在“半熟人社会”中，借贷需求者好面子的本性以及对其前途的顾及，增强了民间借贷的自履约性。传统乡村居住分散，加之法律对农村民间借贷供给者的债权保护力度不大，造成一些借贷需求者信用缺失。他们在向供给者申请贷款时往往提供一些虚假信息，当获得贷款时，即使赚钱了也不愿还贷款，因为虽然是本乡本土，但由于居住分散，很少打交道，即使见面了也很少“莫不开”。多村形成一个社区后，民间借贷供给者和需求者同住一个社区，他们之间因商缘关系、业缘关系、友谊关系等非亲缘、地缘关系，交往密切了，打交道多了。民间借贷供给者和需求者甚至住在同一栋楼里，成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半熟人”。如果恶意申请贷款、拖欠贷款，在“半熟人社会”里，借贷需求者在整个农村社区中就会名誉扫地，难以立足，就会影响他甚至他家人的发展。处于好面子以及为自己及家人前途的考虑，金融需求者在某种程度上不会背信弃义，借钱不还，这就增加了借贷的自履约性。
最后，由于民间借贷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半熟人社会”关系而非亲缘、血缘关系，所以一旦发生不归还贷款的情况，供给者不会由于亲情等关系而放弃对贷款的追回。相反，供给者会自发地想尽各种办法，甚至不惜采取各种激进、暴力手段去收回贷款。加之，供给者和需求者的居住距离比较近，前者对后者的情况比较了解，就会选择时机收回贷款。这对借贷需求者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硬约束，从而大大提高了借贷需求者的自履约性 〔7 〕。
总之，“迁村并居”后的居住格局能够降低农村民间借贷的交易费用，资本需求者数量增加及社区居民非农业融资增多拓展了民间借贷的规模和范围，农村社区的楼房可作抵押及“半熟人社会”增强了民间借贷需求者的自履约性。这些有利地促进了农村民间借贷中资本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流动，助推了农村民间借贷的扩张。
参考文献：
〔1〕 中国特色的“村庄合并”再引激辩〔EB/OL〕.豆瓣网，2011-03-24.
〔2〕 宁德斌，王 琼.农村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的作用：基于农户问卷调查〔J〕.科学决策，2010，（12）.
〔3〕 王曙光，邓一婷.民间金融扩张的内在机理、演进路径与未来趋势研究〔J〕.金融研究，2007，（6）.
〔4〕韩秀兰，阚先学.农村信用社“惜贷”、“拒贷”的破解思路〔J〕.理论探索，2011，（2）.
〔5〕马晓河.何为包容性增长〔J〕.时事报告，2010，（10）.
〔6〕吴冰洁.从差序格局到扩展的差序格局〔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7〕王国红.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履约机制综述〔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7，（1）.
责任编辑 于晓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