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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2017年3月14日、3月24日
地 点：荷兰莱顿大学
受访者：施露（Annelous Stiggelbout），女，荷兰人，现居荷兰莱顿，为自由职业者，主要从事中文翻译与口译工作，翻译过棉棉、尹丽川、西西、陈村、伊沙、颜峻、孙文波、阿城、朱文、盛可以、韩寒、徐则臣、岳韬、毕飞宇、刘震云、三毛、陈浩基等人的作品。
访问者：易彬（1976—），男，湖南长沙人，先后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访问学者（2016—2017），主要从事新诗、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等方面的研究，有《穆旦评传》《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等著述。
学习中文的经历
易彬（以下简称易）：请说说你学习中文的经历。
施露（以下简称施）：我非常喜欢学习语言，中学毕业的时候，就打算进大学学习外语，当时已看过一些中国的书。第一本是张戎（Jung Chang）的《鹅》。那本书卖得非常好，非常受欢迎。后来还读过王露露（Lulu Wang）的书，她被称作是“荷兰的张戎”，书也卖得非常好。这些书引发了我对中文的兴趣。2000年，我进入莱顿大学汉学系，开始学习中文。我们当时的一个班最初是三十五个人，学习很辛苦，一年之后，有十个人放弃了，剩下二十五个人。几年之后，大部分同学都毕业了。现在莱顿大学汉学系的规模比我们那个时候大多了。2002年的时候，因为一个交流项目，我们十三个同学一起去了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学校专门为我们开办了一个荷兰班。那时我的中文还不太好，但一年下来，有了很大的进步。有几个不同的课程，口语课、听力课、阅读课特别有意思，看了一些中国文学的故事，还有上了新闻、书法方面的课程。2003年，因为“非典”的缘故，我们比较早就回国了。那一年的鹿特丹国际诗歌节，邀请了中国诗人车前子，他完全不会英语。荷兰这边的诗歌节、电影节，对一些来自中国的主宾，都会安排翻译。柯雷老师a知道我对中国文学感兴趣，问我能不能去诗歌节做车前子的向导和翻译，帮助他完成各项活动。我答应了。其实当时还不知道“interpreter”在中文里怎么说，查字典之后才知道是“译员”或者“翻译”。我还记得当时给车前子老师打电话说“我是你的译员”，但在电话里跟他交流之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汉语已经不再是一种“外语”，而是“内语”，不再是一种奇怪的语言，而是一种可以在家里使用的或者是朋友之间很自然地交流的一种语言了。因为我们每年有奖学金，2004年的时候又有机会去台湾师范大学学习一年，主要也是学语言，但也学了一些文学。当时，第一次完整地看完了一本汉语小说，张系国的《棋王》，台湾繁体字版的。我们在莱顿大学的时候学的是繁体字，在北京学的是简体字，到台湾后，学的又是繁体字。莱顿大学汉学系的想法是，学会了繁体字，认识简体字不难，但如果只学简体字，认繁体字就很困难了。2006年，我在莱顿大学汉学系获得硕士学位。
易：你的硕士论文是写尹丽川的诗歌，当时是怎么考虑选择这个题目的呢？
施：这还得感谢车前子。之前我对诗歌不是没有兴趣，但并没有专门想过这方面的题目。在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上，车前子的诗歌和他的表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引发了我对中国诗歌的兴趣。后来在莱顿大学选修了林恪老师b教的中国文学课和柯雷老师教的中国当代诗歌两门课，对中国诗歌也越来越感兴趣。课上学到了尹丽川的诗歌，特别喜欢。你看过她的诗歌吗？
易：我看过她的诗歌和小说。有几年她在国内的名气比较大，她的一些诗歌也引起了不少讨论。但现在国内的诗歌界已经看不到她的身影。
施：你是我碰到的第一个知道尹丽川的中国人。很多人问我你是哪里毕业的，研究什么？我告诉他们，我写的尹丽川，他们都表示不知道。尹丽川现在应该主要是在拍电影，已经拍过好几部了。你可以跟哥舒玺思老师c讨论这方面的话题，她的电影知识非常深。每年的鹿特丹电影节，都会有不少中国电影从业人员过来，主办方每年都会邀请哥舒老师，听她的意见。
主要的翻译情况
易：请说说你的翻译是如何开始的？
施：我现在主要使用的是三种语言，荷兰语、英语和中文。荷兰语是母语，英语是第二语言，也学过德语和法语，能够沟通，但平时不大用。我很早就对翻译感兴趣。2006年的时候，专门刊载中国文学作品的荷文杂志《文火》还在办，他们问我能不能翻译一篇棉棉的小说，我说很愿意做这个工作，就翻译了长篇小说《熊猫》的一部分。
易：我注意到卫慧和棉棉的作品都被译成了荷兰语，国内评论界有段时间是把这两个女作家放在一起讨论的。
施：卫慧的《上海宝贝》《我的禅》、棉棉的《糖》都翻译成了荷兰语，我个人觉得棉棉的小说写得很好，但她的《熊猫》还没有完整的譯本。她们的书在荷兰卖得都不错，一个原因是她们被称作“美女作家”，另一个原因是贴上Forbidden in China的标签，她们被宣传为“在中国被禁止的作家”。实际上，这是出版商的宣传策略，她们的书在中国并没有被禁止，我在北京的时候还买到过她们的书。尹丽川诗歌的翻译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最开始的翻译作品都是发表在《文火》上。后来，也做过《文火》的编辑，但时间比较短，后来《文火》就停刊了。d译文也在《现代中国》（China Nu）刊登过不少，《现代中国》是比较大众化的杂志，给对中国感兴趣的人看的。有段时间，刊物每一期都会有一首中文诗歌。2009年的时候，我翻译出版了尹丽川的诗集《玫瑰与痒》，里边都是我最喜欢的尹丽川的诗，诗都是2006—2007年就已经翻译好了的。出版方是比利时一家很小的出版社，他们喜欢做一些很特别的书，不太考虑市场，《玫瑰与痒》印得非常漂亮，只印了五百到一百本吧。
易：你当初写尹丽川的诗歌，也翻译过一些诗歌作品，中国诗歌在荷兰的反响如何，可以介绍下吗？ 施：这个得去问柯雷老师和马苏菲e。柯雷老师目前主要从事中国当代诗歌的研究。马苏菲翻译了很多中国诗人的作品，不过她目前住在法国，不方便访问。
易：从资料来看，你从2010年到2013年在荷兰驻中国大使馆工作过几年，你的外交官经历，让我想起了著名的外交官、大汉学家高罗佩先生。
施：我在大使馆工作期间，来自荷兰的张克雷写了一本《旧日重庆中的荷兰影像（1938—1946）》，张克雷的爷爷是“二战”时期国民政府驻荷兰的外交官。我当时负责编辑，找人将文字翻译成中文。这里边有很多珍贵的资料，比如中国的报刊资料、荷兰当时驻中国大使馆的资料以及由当时的荷兰外交官员家属所提供的私藏材料，其中有一个资料谈到“Holland”的中文译名的变化，最初的翻译是“和兰国”，“和”是日本的简称，而当时中国正在和日本打仗，荷兰方面觉得这样不好听，所以就正式改名为“荷兰”。
易：我注意到，你现在的工作包括笔译和口译，那是不是可以说，你现在的身份和林恪老师还是有点不一样，他更多的是从事文学翻译。
施：林恪老师也做口译，但我想他是更喜欢做文学翻译。我算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主要做笔译和口译方面的工作，也会有其他的一些翻译。以汉语为主，英语方面的也会做。我也很喜欢口译，可以去一些有意思的地方，认识一些有意思的人。比如每年的电影节，导演访谈、观众向导演提问，我来做中荷文的翻译。又比如中国的文化、商业等领域的代表团过来，担任他们的翻译，去荷兰的某个学校、去鹿特丹港口或者其他地方。总的说来，我自己现在的工作主要还是在文学翻译上面。到目前为止，我所翻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别人帮我选的。我也试着向出版社推荐书，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功。比如阿乙的《鸟，我看见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两年前我读到了阿乙的作品，特别喜欢。每次碰到一个荷兰的出版社，我都跟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出版这个人的书，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人接受。我也推荐过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作品，他的《三体》得“雨果奖”的时候我在中国，得奖第二天，正好碰到了刘慈欣的经纪人，我要了对方的名片。回荷兰之后，我给出版社打电话说，刘慈欣的小说得奖了，你们可以翻译出版，出版社还是没有接受。不是荷兰人不喜欢看科幻类的书，而是他们习惯于看英文版，书店里有很多英文版的科幻作品，出版社可能觉得我们不需要一个中文科幻作品的荷兰文版本，我想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易：请说说你的其他翻译情况。
施：毕飞宇和徐则臣的翻译都是莱顿大学孔子学院的项目，其实，之前我就想过，将来可以翻译徐则臣的作品，他的小说很不错，刚好孔子学院也想到了。我觉得中国文学的范围非常大，一定会有我听都没有听说过的特别好的作家，发现一个好的作家，有偶然性，我觉得碰到徐则臣就是这样。翻译韩寒的书，是因为他的《这一代人》的英文版已经出版，出版社觉得有价值，就找到我们。这本书的篇目和英文版相同，但文字是译自中文。不过，这本书卖得比较一般。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翻译的不是小说，而是他的博客文字。
易：韩寒在中国年轻一代的作家当中是很有影响力的，他的博客所发出的声音被认为是很独特的，我好奇的是，这样的声音放到荷兰，放到英语世界，效果会怎么样？
施：我觉得不是声音的问题，而是市场的问题。在荷兰图书市场，小说的销售会更好些，随笔、散文的销售就非常难；而且，虽然韩寒在中国非常有名，但在荷兰还缺乏知名度，这影响到了这本书的销售。实际上，在荷兰，在西方世界里，也有像韩寒这样发出自己声音的年轻人，但他们不讲中国，韩寒是用这样的声音来讲中国，所以，我觉得特别有价值，可惜没有更多的人来看。
易：在跟林恪老师交流的时候，他曾特别指出，很多人读中国的书，也包括小说，是想通过它们了解中国。就像你前面说到的读张戎、王露露的书一样。我想出版社引进韩寒的博客文字，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
施：出版社在书上写了这样的字眼：“中国年轻人中一个非常独特的声音，你一定要看。”说到出版社，我也不大理解，为什么选三毛而不选刘慈欣，为什么选韩寒而不选阿乙。当然，这些都是很好的作家，出版社既然愿意出版这样的书，我就愿意翻译。我已经翻译好西西的短篇小说集和三毛的《撒哈拉沙漠的故事》，目前在等待出版。
刘震云、岳韬等人作品的翻译
易：你和郭玫媞f合譯了刘震云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而且，“刘震云文学电影欧洲行（2016—2017）”活动g又来到了荷兰，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施：在北京的时候，因为偶然的机会认识了王竞（Jing Bartz），她是国家汉办和孔子学院的顾问。当时王竞正在着手安排刘震云欧洲行的事宜，我和郭玫媞就提出请刘震云来荷兰，所以就有了“刘震云文学电影欧洲行”荷兰站的活动。当时在北京，我们和刘震云老师见了面，他请我们吃了河南菜。当时《我不是潘金莲》已经翻译好了，但还没有出版。因为这次活动，刘震云第一次来荷兰，之前《我不是潘金莲》出版后，他并没有过来做宣传活动。一般说来，中国作家过来一趟的费用非常高，出版社不愿意出这笔钱。刘震云在中国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作家，但目前在荷兰知道他的人还不多。对荷兰读者来说，中国非常遥远，能接触到的中国作家也不多，所以，包括哥舒玺思老师、林恪老师和我在内的这些中国文学翻译者都希望能多做一些类似的活动，让荷兰的读者知道中国文学是多么有意思，值得多去买一些中国文学方面的书。这次他在荷兰的两天活动，3月18日在莱顿，19日在阿姆斯特丹，放两部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和《一句顶一万句》，也推介《我不是潘金莲》的荷兰译本。哥舒玺思老师和林恪老师访问他，我来翻译。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有更多的荷兰读者知道他。可能是因为刘震云的作品比较晚才被翻译为英文，我比较早就知道了余华、莫言、苏童，但比较晚才知道刘震云。2014年的时候，我把要翻译刘震云小说的消息告诉给一些中国的朋友，他们都说很爱看他的书。可能在欧洲也是这样，因为翻译的缘故，之前比较少看到刘震云的名字，但这几年好像突然红了。这次刘震云在荷兰的活动，在阿姆斯特丹有五六十个人参加，在莱顿的人数更多一点，我们觉得效果非常不错。听刘震云说话就像看他的作品一样有趣，很绕、很多重复和不动声色的幽默。很多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荷兰文之后，并不一定卖得很好，但有几个例外，比如说日本的村上春树，他的书在荷兰卖得很不错。出版社也一直在找中国的村上春树。但我想，村上春树在荷兰也不是一开始就有名，他的书已经有好几种被翻译成荷兰文，《我不是潘金莲》是刘震云的作品第一次被翻译成荷兰文，他在荷兰的影响如何，还得慢慢来。 易：有一种说法是，刘震云的小说不大好翻译。作为译者，你的感受呢？
施：他的小说当然有难点，小说语言重复得非常多，在中文语境中，读者能接受这种重复，但西方读者可能不大接受这种写法。我和郭玫媞在翻译的时候，会特别小心地去处理。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词汇和术语表，以保证语言风格的统一。但我觉得这不是难翻译的问题。在翻译其他中国作家作品的时候，碰到重复的现象，我们可能会处理掉，不让荷兰的读者感觉到是在重复；但刘震云的情况不一样，他比中国的其他作家重复得更多，在翻译的时候，我们也会处理掉一些重复的现象，但大多数还是保留。他是这样写作，我们也要这样来翻译，否则他的风格就无法体现。他的小说中也有很多的讽刺或反讽，但它包含在句子里边，而不仅仅在词汇里边。把一个中文句子的意思翻译成荷兰语的句子，应该没有问题。小说出版之后，从报纸上所发表的评论来看，评论者也完全能够理解刘震云小说中的讽刺。
易：哥舒玺思老师说过曾经想翻译王朔的小说，也是觉得不好翻译，最后放弃了。王朔小说中有很多中国当代政治文化方面的因素，中国读者看了当然能心领神会，对荷兰读者来说就很困难了。
施：荷兰的读者和中国的读者不一样，因为不是他们的政府、他们的政治被笑话，但我觉得大部分还是能够理解的，所以我觉得刘震云的小说不存在难以翻译的问题。我看过他的《我叫刘跃进》的英文版，觉得非常好，荷兰的出版人也曾考虑要不要将它翻译过来，最后还是放弃了。有几个原因，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小说中人的名字特别多，荷兰读者读这样的小说会迷路的，他们很难搞懂中国人的名字，也很难区分谁是谁，读起来会糊里糊涂的，读到后面会忘了前面的。我翻译过韩寒的书，韩寒自己觉得他的书太难翻译，但我不同意这个说法。确实有难点，但基本上都是能够解决的。比如说，他的博客里边有很多新闻，读他博客的中国读者一看就会知道，一般的荷兰读者就不清楚新闻的背景了。但这个比较容易处理，在每篇博客之前写段文字，介绍所发生的新闻情况。韩寒还有一个特点，他很喜欢运用一些语言技巧，这个词很像那个词，读起来很好玩，翻译起来当然有难度。这样的语言对译者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处理好了，能让人看到这是一个多么好的翻译。有的作品也确实难以翻译，我曾经打算翻译西西的一个短篇小说，但中间有很多微妙的隐喻，包括主人公的名字也包含了特别的含义，实在是太难翻译了，最后不得不放弃。
易：岳韬的情况也请介绍下，在你所提到的翻译对象当中，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施：岳韬是2000年来荷兰的，先是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留学，然后定居荷兰。她的小说《红蟋蟀》是先有中文版，然后才有荷文版。h不过，《红蟋蟀》的中文版卖得怎么样，我完全不知道。
易：我之前特意检索了下岳韬、《红蟋蟀》和相关评论，注意到其中有一点：“而在荷兰出版商看来，岳韬小说的叙事方式非常符合西方人的阅读习惯。”之前在和林恪老师谈话的时候，他谈到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世界的总体反响是比较平淡的，他认为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西文学传统大不相同，西方主流文学界和读者并不太接受中国文学的叙事方式。
施：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是西方人，没有太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目前也没有从整体上考虑过。林恪老师是我们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最多、知识也最深的人，我相信他说得有道理。但我也觉得，她不是刘震云、莫言、阿乙或者其他人，她是岳韬。她在荷兰住了十多年，对西方生活、西方文学非常熟悉，说她小说的叙事方式符合西方人的阅读习惯，其实很正常。不过，她曾经告诉过我，一些在出版社工作的编辑朋友看了她的书之后，给了她很多建议，指出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她根据朋友们的建议重新写了，然后才出版。给她建议的那些朋友不是荷兰人，而是中国人，这一现象也值得注意。荷兰的出版社为什么会选择这本书，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希望岳韬成为新一代的王露露。她现在人在荷兰，她的主人公也是在荷兰待过很多年，然后回中国，最后还是回到荷兰。荷兰读者比较喜欢这样的故事。而且，也因为岳韬本人在荷兰，出版社方便请她做宣传，参加一些活动。2015年，她参加了“作家无边界”海牙国际文学节，朗诵了《红蟋蟀》中的文字。不过，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红蟋蟀》卖得怎么样，我想是比较受欢迎的。
易：目前，荷兰还有像岳韬这样的从中国来荷兰的作家吗？
施：据我所知，目前没有。不过，王露露也还在写作并出版文学作品。
荷兰文学基金会、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等方面的情况
易：2015年7月，你到中国参加了“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i，也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施：当时参加活动的有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三十多个青年汉学家或者跟中国有比较密切关系的人士。荷兰语方面一共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由比利时派过去的荷兰人。这次活动非常有意思。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在一起，都对一个同样的东西感兴趣，那就是中国。活动前三天由专家教授给我们做中国文化、历史、外交等方面的讲座，然后，活动主办方根据汉学家们的不同专业兴趣，分成若干组，分派到不同的学院或大学，主要在北京，也有的去了山东，去观看那边的市政府、法院等机构。我和其他五个人被安排到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与当代文学方面的几名专家进行交流。他们跟我们讨论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方面的话题，也给我们推荐值得注意的中国当代作家。有几个不同的专家都提到了迟子建；也有专家特别提到了陈忠实的《白鹿原》，说那是中国最好的小说。再之后，主办方又安排所有的汉学家去河南观光。活动总共是三个星期，收获非常大，之前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只是一些基本的背景，现在有了更深入全面的了解。会后，每一位青年汉学家撰写一篇小论文，发表在文化部主管的《中外文化交流》杂志，2016年所出版的“2015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论文汇编”专号上，我的论文题目是《刘震云的姊妹、兄妹作品》，讨论的就是《我不是潘金莲》和《一句顶一万句》。我的结论是：“两本书之间显然有很多相似点。两本书的重要部分都发生在河南；主角都是‘小人物’，得过且过的普通人；两本书都描写了走不下去的婚姻；都是公路小说，角色经常四处辗转，很多情节都是源自他们路上的经历。在两本书中，刘震云的风格都相当一致：每本书都经常重复，甚至两本书都重复同样的短语，且都采用了比较‘绕’的方式组织句子和章节。”当然，两者之间也有所不同。“比起这些微小的相似点或不同点，更重要的是主题的重合之处”，两部作品“当然可以看作是‘姊妹、兄弟小说’。即使不考慮风格的相似之处，以及两本书中都能找到的故事的某些方面，它们的主题也是互补的，使彼此的主题变得更加丰富”。 易：那么多世界青年汉学家聚集在一起，有没有一些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
施：实际上，我们谈到了中国的很多方面，文学、政治、历史、经济、法律、留学文化，等等。记得有一次，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我们谈到了鲁迅的第一个妻子。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也知道鲁迅是谁，他的妻子是谁。我觉得鲁迅对第一个妻子不好，但他们不同意，他们有他们的看法。这样的讨论非常愉快，对我来说，在荷兰和其他地方是不可能谈到这样的话题的。在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讨论的时候，我当时最主要的想法，是请他们多推荐值得阅读的重要作家，特别是更靠近当下的年轻作家。因为在荷兰，我很难看清楚哪些中国作家更重要，也很难知道年轻作家的名字。他们推荐得非常多，然后，我们就去书店买了很多书回来。在参加了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之后，8月份的时候，我还参加了文化部在北京举行的一个针对外国的文学翻译与出版人、编辑的项目，“2015年中外文学翻译研修班”。期间，也跟一些青年作家如徐则臣、笛安等人，一起讨论中国文学。徐则臣现在是《人民文学》的编辑，《人民文学》杂志的外文版叫作PathLight（《路灯》）。！0之前，《路灯》只有英文版，当时刚刚出版了德文版、阿拉伯文版、西班牙文版、意大利文版。来自十几个不同国家的翻译者，每个人都问徐则臣，什么时候《路灯》会出版我们语言的版本？我当然也有同样的问题。当时除了与作家讨论外，我们还去了北京国际图书展，参加了一些作家的演讲。
“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从事中国文学的翻译工作”
易：你平时主要通过什么渠道接触中国文学？你现在跟中国作家联系多吗？
施：跟中国作家平时的联系不算多，一般在翻译某个作家的书的时候，因为需要问他（她）一些问题，才会联系比较多。两年前参加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的时候，当时买了很多中国作家的书，现在还在慢慢看。《文火》杂志虽然停刊了，但我接触得比较晚，现在也在回头看之前的《文火》。英文版《路灯》也一直在看。我觉得《路灯》在内容上很像《文火》，有短篇小说、作家访问之类，主要是大陆的作品，港台的也有。编辑有美国人、加拿大人、英国人，他们会在这个基础之上，选择一些作家的作品翻译，在他们的国家发表、出版。
易：能说说目前正在做的翻译工作吗？
施：目前在翻译香港作家陈浩基的《1367》。这是来自台湾的文学代理人谭光磊（Gray Tan）的项目，他创办了台湾光磊国际版权经纪有限公司，是一个很大的代理人。我所翻译的三毛的《撒哈拉沙漠的故事》，之前已经出版了西班牙文版，英文版今年也将在美国出版，这也是他的工作。《1367》是一部警察小说，由六个中篇合成一个长篇。六个故事的时间，第一个是2013年，第二个，第三个，不断朝前推，每个时间都跟香港的一个特定事件有关，比如，有个时间就在香港回归之前。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厉害的警察抓到坏人，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香港在慢慢改变。小说的故事性很强，但中间有很多很专业的有关侦察方面的词汇，很难翻译。
易：从2006年开始发表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年了。我们的谈话，算是对你十年翻译生涯的回顾。那么，对于未来的翻译工作，你有些什么想法和打算呢？
施：十年，说起来是已经翻译了不少的作品，但感觉还不是很有经验，感觉才刚刚开始。2006年发表第一篇译作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处于一边学习一边翻译的过程。《文火》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读物，一些有经验的编辑帮我修改译文。最开始的翻译也非常慢，基本上也就是每年翻译一两个短篇小说和一些诗歌。慢慢地积累经验，一直到2013年，终于可以翻译出版一本书了，自己也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全职的翻译者。下一步，我想在翻译之外，多写一些评介中国文学的文字。徐则臣的小说集，我写了“译后记”。三毛的书，我希望到出版的时候能写一个“序”。我希望借助这种方式，慢慢地介绍中国文学方面的知识。之前，我在报纸上只发表过关于李翊云的《千年修得共枕眠》和《漂泊者》的评论！1，李翊云是美籍华裔作家，她写得非常好，但她是用英语写作，不是用汉语写作。
易：你之前谈到给出版社推荐小说，这方面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施：这三四年来，一直有出版社来找我翻译，所以我暂时也没有必要向出版社推荐很多作品，但今后我还是会继续推荐的。实际上，我曾经也给莱顿大学孔子学院的司马翎教授！2推荐过阿乙的小说，可是他们认为这个小说中很多中国历史、政治方面的背景，比如关于“文革”的，荷兰读者会看不懂。最后他们决定不翻译。
易：王露露的小说，不是也写到了“文革”吗？
施：王露露的小说写法不一样。她在写到“文革”的时候，会去解释，她会告诉读者“文革”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这个情况，主人公的情况又是怎么样，所以荷兰读者能够看得懂。但阿乙的小说不一样，阿乙的小说读者是中国人，他不需要解释，读者就能看得懂，对荷兰读者来说，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孔子学院接下来的翻译计划是余华，会选择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之前，比利时的麦约翰！3已经直接从中文翻译出版了《活着》和《兄弟》。余华今年（2017年）下半年会来荷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先翻译，到时候正好可以和余华讨论小说中的问题。其实，当初我向司马翎教授推荐阿乙的时候，他也说过，我们已经翻译出版过三个中国男作家的作品了，想翻译一位女作家的作品，但最后还是男作家。下一个可能是女作家吧，我们还在找合适的对象。迟子建、盛可以都是不错的选择。
易：你目前的翻译，都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今后有没有考虑翻译现代文学或者古典文学作品？
施：目前对我来说，还太难。比如《红楼梦》，我看过英文版，很喜欢它的故事，但看中文原版，对我来说还有很大的难度。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从事中国文学的翻译工作，有更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荷兰语。
a柯雷（M. van Crevel，1963—），男，荷兰人，莱顿大学区域文化研究所中文系教授，目前主要从事中国当代诗歌的研究，主要著作有《粉碎的语言：中国当代诗歌與多多》（1996年英文版）、《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2008年英文版，2016年中文版）。 b林恪（Mark Leenhouts，1969—），男，荷兰人，2005年在莱顿大学汉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目前为全职翻译者，翻译了鲁迅、周作人、沈从文、史铁生、张承志、钱锺书、白先勇、韩少功、苏童、毕飞宇、朱文等人的作品，并有研究著作《当代中国文学：世俗的却有灵性》（2008年荷兰文版）、《以出世的状态而入世：韩少功与中国寻根文学》（2005年英文版），目前与哥舒玺思、马苏菲合作翻译《红楼梦》。
c哥舒玺思（Anne Sytske Keijser），女，荷兰人，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中国厦门大学学习中文，1986年在莱顿大学汉学系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至今，主要从事现代汉语、中国文学和电影等方面的教学，以及中国文学的荷译工作，翻译过聂华苓、白先勇、张贤亮、高行健、叶兆言、陈村、残雪、苏童、格非、毕飞宇等人以及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作品，主要译本有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高行健的《灵山》、叶兆言的《南京1937：一个爱情故事》。
d《文火》是比利时、荷兰的几位中国文学的翻译者一起创办的，专门刊载中国文学的荷文刊物，实存时间为1996年到2009年，共出48期。
e马苏菲（Silvia Marijnissen），女，荷兰人，2008年于莱顿大学汉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现居法国，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山水诗、大陆及台湾现代新诗、莫言小说的翻译与研究工作。
f郭玫媞（Mathilda Banfield），女，现居荷兰，翻译过苏童、韩寒、毕飞宇、刘震云、陈浩基等人的作品，曾于2015年到中国参加“中外文学翻译研修班”。
g根据活动宣传资料以及活动现场的介绍，2016年11月活动在德国汉堡进行，2017年3月中旬到4月初，活动在瑞典、荷兰、捷克、奥地利、意大利、法国和德国举行。
h《红蟋蟀》的中文版为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荷文版为荷兰布雷达的德赫斯（De Geus）出版社2015年版。
i“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由文化部与中国社科院联合举办，2014年开始举办第一届，时间在7月份。2015年第二届活动，有王蒙、厉以宁、葛剑雄、王逸舟等专家学者做了“中国人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产业”“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背景和未来思考”“中国新外交：趋势与挑战”等专题讲座。
！0《路燈》（PathLight），于2011年11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第一辑。
！1施露：《每个人的生命都重要：美籍华侨作家的小说含极大的同情》，荷兰Trouw日报，2009年6月20日。
！2司马翎（Rint Sybesma，1961—），男，荷兰人，荷兰莱顿大学中国语言学教授，八九十年代翻译了郁达夫、王蒙、王安忆、张贤亮等人的作品，目前主要从事句法理论、现代汉语句法、中国方言比较句法等方面的研究。
！3麦约翰（Jan De Meyer，1961—），男，比利时人，主要从事中国文学的译介工作，主要作品有《列子》《老残游记》，以及余华的《兄弟》，多多、于坚、杨炼等人的诗。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形态研究》（编号13CZW084）、湖南省教育厅公派出国留学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地 点：荷兰莱顿大学
受访者：施露（Annelous Stiggelbout），女，荷兰人，现居荷兰莱顿，为自由职业者，主要从事中文翻译与口译工作，翻译过棉棉、尹丽川、西西、陈村、伊沙、颜峻、孙文波、阿城、朱文、盛可以、韩寒、徐则臣、岳韬、毕飞宇、刘震云、三毛、陈浩基等人的作品。
访问者：易彬（1976—），男，湖南长沙人，先后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访问学者（2016—2017），主要从事新诗、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等方面的研究，有《穆旦评传》《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等著述。
学习中文的经历
易彬（以下简称易）：请说说你学习中文的经历。
施露（以下简称施）：我非常喜欢学习语言，中学毕业的时候，就打算进大学学习外语，当时已看过一些中国的书。第一本是张戎（Jung Chang）的《鹅》。那本书卖得非常好，非常受欢迎。后来还读过王露露（Lulu Wang）的书，她被称作是“荷兰的张戎”，书也卖得非常好。这些书引发了我对中文的兴趣。2000年，我进入莱顿大学汉学系，开始学习中文。我们当时的一个班最初是三十五个人，学习很辛苦，一年之后，有十个人放弃了，剩下二十五个人。几年之后，大部分同学都毕业了。现在莱顿大学汉学系的规模比我们那个时候大多了。2002年的时候，因为一个交流项目，我们十三个同学一起去了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学校专门为我们开办了一个荷兰班。那时我的中文还不太好，但一年下来，有了很大的进步。有几个不同的课程，口语课、听力课、阅读课特别有意思，看了一些中国文学的故事，还有上了新闻、书法方面的课程。2003年，因为“非典”的缘故，我们比较早就回国了。那一年的鹿特丹国际诗歌节，邀请了中国诗人车前子，他完全不会英语。荷兰这边的诗歌节、电影节，对一些来自中国的主宾，都会安排翻译。柯雷老师a知道我对中国文学感兴趣，问我能不能去诗歌节做车前子的向导和翻译，帮助他完成各项活动。我答应了。其实当时还不知道“interpreter”在中文里怎么说，查字典之后才知道是“译员”或者“翻译”。我还记得当时给车前子老师打电话说“我是你的译员”，但在电话里跟他交流之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汉语已经不再是一种“外语”，而是“内语”，不再是一种奇怪的语言，而是一种可以在家里使用的或者是朋友之间很自然地交流的一种语言了。因为我们每年有奖学金，2004年的时候又有机会去台湾师范大学学习一年，主要也是学语言，但也学了一些文学。当时，第一次完整地看完了一本汉语小说，张系国的《棋王》，台湾繁体字版的。我们在莱顿大学的时候学的是繁体字，在北京学的是简体字，到台湾后，学的又是繁体字。莱顿大学汉学系的想法是，学会了繁体字，认识简体字不难，但如果只学简体字，认繁体字就很困难了。2006年，我在莱顿大学汉学系获得硕士学位。
易：你的硕士论文是写尹丽川的诗歌，当时是怎么考虑选择这个题目的呢？
施：这还得感谢车前子。之前我对诗歌不是没有兴趣，但并没有专门想过这方面的题目。在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上，车前子的诗歌和他的表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引发了我对中国诗歌的兴趣。后来在莱顿大学选修了林恪老师b教的中国文学课和柯雷老师教的中国当代诗歌两门课，对中国诗歌也越来越感兴趣。课上学到了尹丽川的诗歌，特别喜欢。你看过她的诗歌吗？
易：我看过她的诗歌和小说。有几年她在国内的名气比较大，她的一些诗歌也引起了不少讨论。但现在国内的诗歌界已经看不到她的身影。
施：你是我碰到的第一个知道尹丽川的中国人。很多人问我你是哪里毕业的，研究什么？我告诉他们，我写的尹丽川，他们都表示不知道。尹丽川现在应该主要是在拍电影，已经拍过好几部了。你可以跟哥舒玺思老师c讨论这方面的话题，她的电影知识非常深。每年的鹿特丹电影节，都会有不少中国电影从业人员过来，主办方每年都会邀请哥舒老师，听她的意见。
主要的翻译情况
易：请说说你的翻译是如何开始的？
施：我现在主要使用的是三种语言，荷兰语、英语和中文。荷兰语是母语，英语是第二语言，也学过德语和法语，能够沟通，但平时不大用。我很早就对翻译感兴趣。2006年的时候，专门刊载中国文学作品的荷文杂志《文火》还在办，他们问我能不能翻译一篇棉棉的小说，我说很愿意做这个工作，就翻译了长篇小说《熊猫》的一部分。
易：我注意到卫慧和棉棉的作品都被译成了荷兰语，国内评论界有段时间是把这两个女作家放在一起讨论的。
施：卫慧的《上海宝贝》《我的禅》、棉棉的《糖》都翻译成了荷兰语，我个人觉得棉棉的小说写得很好，但她的《熊猫》还没有完整的譯本。她们的书在荷兰卖得都不错，一个原因是她们被称作“美女作家”，另一个原因是贴上Forbidden in China的标签，她们被宣传为“在中国被禁止的作家”。实际上，这是出版商的宣传策略，她们的书在中国并没有被禁止，我在北京的时候还买到过她们的书。尹丽川诗歌的翻译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最开始的翻译作品都是发表在《文火》上。后来，也做过《文火》的编辑，但时间比较短，后来《文火》就停刊了。d译文也在《现代中国》（China Nu）刊登过不少，《现代中国》是比较大众化的杂志，给对中国感兴趣的人看的。有段时间，刊物每一期都会有一首中文诗歌。2009年的时候，我翻译出版了尹丽川的诗集《玫瑰与痒》，里边都是我最喜欢的尹丽川的诗，诗都是2006—2007年就已经翻译好了的。出版方是比利时一家很小的出版社，他们喜欢做一些很特别的书，不太考虑市场，《玫瑰与痒》印得非常漂亮，只印了五百到一百本吧。
易：你当初写尹丽川的诗歌，也翻译过一些诗歌作品，中国诗歌在荷兰的反响如何，可以介绍下吗？ 施：这个得去问柯雷老师和马苏菲e。柯雷老师目前主要从事中国当代诗歌的研究。马苏菲翻译了很多中国诗人的作品，不过她目前住在法国，不方便访问。
易：从资料来看，你从2010年到2013年在荷兰驻中国大使馆工作过几年，你的外交官经历，让我想起了著名的外交官、大汉学家高罗佩先生。
施：我在大使馆工作期间，来自荷兰的张克雷写了一本《旧日重庆中的荷兰影像（1938—1946）》，张克雷的爷爷是“二战”时期国民政府驻荷兰的外交官。我当时负责编辑，找人将文字翻译成中文。这里边有很多珍贵的资料，比如中国的报刊资料、荷兰当时驻中国大使馆的资料以及由当时的荷兰外交官员家属所提供的私藏材料，其中有一个资料谈到“Holland”的中文译名的变化，最初的翻译是“和兰国”，“和”是日本的简称，而当时中国正在和日本打仗，荷兰方面觉得这样不好听，所以就正式改名为“荷兰”。
易：我注意到，你现在的工作包括笔译和口译，那是不是可以说，你现在的身份和林恪老师还是有点不一样，他更多的是从事文学翻译。
施：林恪老师也做口译，但我想他是更喜欢做文学翻译。我算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主要做笔译和口译方面的工作，也会有其他的一些翻译。以汉语为主，英语方面的也会做。我也很喜欢口译，可以去一些有意思的地方，认识一些有意思的人。比如每年的电影节，导演访谈、观众向导演提问，我来做中荷文的翻译。又比如中国的文化、商业等领域的代表团过来，担任他们的翻译，去荷兰的某个学校、去鹿特丹港口或者其他地方。总的说来，我自己现在的工作主要还是在文学翻译上面。到目前为止，我所翻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别人帮我选的。我也试着向出版社推荐书，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功。比如阿乙的《鸟，我看见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两年前我读到了阿乙的作品，特别喜欢。每次碰到一个荷兰的出版社，我都跟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出版这个人的书，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人接受。我也推荐过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作品，他的《三体》得“雨果奖”的时候我在中国，得奖第二天，正好碰到了刘慈欣的经纪人，我要了对方的名片。回荷兰之后，我给出版社打电话说，刘慈欣的小说得奖了，你们可以翻译出版，出版社还是没有接受。不是荷兰人不喜欢看科幻类的书，而是他们习惯于看英文版，书店里有很多英文版的科幻作品，出版社可能觉得我们不需要一个中文科幻作品的荷兰文版本，我想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易：请说说你的其他翻译情况。
施：毕飞宇和徐则臣的翻译都是莱顿大学孔子学院的项目，其实，之前我就想过，将来可以翻译徐则臣的作品，他的小说很不错，刚好孔子学院也想到了。我觉得中国文学的范围非常大，一定会有我听都没有听说过的特别好的作家，发现一个好的作家，有偶然性，我觉得碰到徐则臣就是这样。翻译韩寒的书，是因为他的《这一代人》的英文版已经出版，出版社觉得有价值，就找到我们。这本书的篇目和英文版相同，但文字是译自中文。不过，这本书卖得比较一般。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翻译的不是小说，而是他的博客文字。
易：韩寒在中国年轻一代的作家当中是很有影响力的，他的博客所发出的声音被认为是很独特的，我好奇的是，这样的声音放到荷兰，放到英语世界，效果会怎么样？
施：我觉得不是声音的问题，而是市场的问题。在荷兰图书市场，小说的销售会更好些，随笔、散文的销售就非常难；而且，虽然韩寒在中国非常有名，但在荷兰还缺乏知名度，这影响到了这本书的销售。实际上，在荷兰，在西方世界里，也有像韩寒这样发出自己声音的年轻人，但他们不讲中国，韩寒是用这样的声音来讲中国，所以，我觉得特别有价值，可惜没有更多的人来看。
易：在跟林恪老师交流的时候，他曾特别指出，很多人读中国的书，也包括小说，是想通过它们了解中国。就像你前面说到的读张戎、王露露的书一样。我想出版社引进韩寒的博客文字，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
施：出版社在书上写了这样的字眼：“中国年轻人中一个非常独特的声音，你一定要看。”说到出版社，我也不大理解，为什么选三毛而不选刘慈欣，为什么选韩寒而不选阿乙。当然，这些都是很好的作家，出版社既然愿意出版这样的书，我就愿意翻译。我已经翻译好西西的短篇小说集和三毛的《撒哈拉沙漠的故事》，目前在等待出版。
刘震云、岳韬等人作品的翻译
易：你和郭玫媞f合譯了刘震云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而且，“刘震云文学电影欧洲行（2016—2017）”活动g又来到了荷兰，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施：在北京的时候，因为偶然的机会认识了王竞（Jing Bartz），她是国家汉办和孔子学院的顾问。当时王竞正在着手安排刘震云欧洲行的事宜，我和郭玫媞就提出请刘震云来荷兰，所以就有了“刘震云文学电影欧洲行”荷兰站的活动。当时在北京，我们和刘震云老师见了面，他请我们吃了河南菜。当时《我不是潘金莲》已经翻译好了，但还没有出版。因为这次活动，刘震云第一次来荷兰，之前《我不是潘金莲》出版后，他并没有过来做宣传活动。一般说来，中国作家过来一趟的费用非常高，出版社不愿意出这笔钱。刘震云在中国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作家，但目前在荷兰知道他的人还不多。对荷兰读者来说，中国非常遥远，能接触到的中国作家也不多，所以，包括哥舒玺思老师、林恪老师和我在内的这些中国文学翻译者都希望能多做一些类似的活动，让荷兰的读者知道中国文学是多么有意思，值得多去买一些中国文学方面的书。这次他在荷兰的两天活动，3月18日在莱顿，19日在阿姆斯特丹，放两部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和《一句顶一万句》，也推介《我不是潘金莲》的荷兰译本。哥舒玺思老师和林恪老师访问他，我来翻译。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有更多的荷兰读者知道他。可能是因为刘震云的作品比较晚才被翻译为英文，我比较早就知道了余华、莫言、苏童，但比较晚才知道刘震云。2014年的时候，我把要翻译刘震云小说的消息告诉给一些中国的朋友，他们都说很爱看他的书。可能在欧洲也是这样，因为翻译的缘故，之前比较少看到刘震云的名字，但这几年好像突然红了。这次刘震云在荷兰的活动，在阿姆斯特丹有五六十个人参加，在莱顿的人数更多一点，我们觉得效果非常不错。听刘震云说话就像看他的作品一样有趣，很绕、很多重复和不动声色的幽默。很多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荷兰文之后，并不一定卖得很好，但有几个例外，比如说日本的村上春树，他的书在荷兰卖得很不错。出版社也一直在找中国的村上春树。但我想，村上春树在荷兰也不是一开始就有名，他的书已经有好几种被翻译成荷兰文，《我不是潘金莲》是刘震云的作品第一次被翻译成荷兰文，他在荷兰的影响如何，还得慢慢来。 易：有一种说法是，刘震云的小说不大好翻译。作为译者，你的感受呢？
施：他的小说当然有难点，小说语言重复得非常多，在中文语境中，读者能接受这种重复，但西方读者可能不大接受这种写法。我和郭玫媞在翻译的时候，会特别小心地去处理。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词汇和术语表，以保证语言风格的统一。但我觉得这不是难翻译的问题。在翻译其他中国作家作品的时候，碰到重复的现象，我们可能会处理掉，不让荷兰的读者感觉到是在重复；但刘震云的情况不一样，他比中国的其他作家重复得更多，在翻译的时候，我们也会处理掉一些重复的现象，但大多数还是保留。他是这样写作，我们也要这样来翻译，否则他的风格就无法体现。他的小说中也有很多的讽刺或反讽，但它包含在句子里边，而不仅仅在词汇里边。把一个中文句子的意思翻译成荷兰语的句子，应该没有问题。小说出版之后，从报纸上所发表的评论来看，评论者也完全能够理解刘震云小说中的讽刺。
易：哥舒玺思老师说过曾经想翻译王朔的小说，也是觉得不好翻译，最后放弃了。王朔小说中有很多中国当代政治文化方面的因素，中国读者看了当然能心领神会，对荷兰读者来说就很困难了。
施：荷兰的读者和中国的读者不一样，因为不是他们的政府、他们的政治被笑话，但我觉得大部分还是能够理解的，所以我觉得刘震云的小说不存在难以翻译的问题。我看过他的《我叫刘跃进》的英文版，觉得非常好，荷兰的出版人也曾考虑要不要将它翻译过来，最后还是放弃了。有几个原因，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小说中人的名字特别多，荷兰读者读这样的小说会迷路的，他们很难搞懂中国人的名字，也很难区分谁是谁，读起来会糊里糊涂的，读到后面会忘了前面的。我翻译过韩寒的书，韩寒自己觉得他的书太难翻译，但我不同意这个说法。确实有难点，但基本上都是能够解决的。比如说，他的博客里边有很多新闻，读他博客的中国读者一看就会知道，一般的荷兰读者就不清楚新闻的背景了。但这个比较容易处理，在每篇博客之前写段文字，介绍所发生的新闻情况。韩寒还有一个特点，他很喜欢运用一些语言技巧，这个词很像那个词，读起来很好玩，翻译起来当然有难度。这样的语言对译者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处理好了，能让人看到这是一个多么好的翻译。有的作品也确实难以翻译，我曾经打算翻译西西的一个短篇小说，但中间有很多微妙的隐喻，包括主人公的名字也包含了特别的含义，实在是太难翻译了，最后不得不放弃。
易：岳韬的情况也请介绍下，在你所提到的翻译对象当中，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施：岳韬是2000年来荷兰的，先是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留学，然后定居荷兰。她的小说《红蟋蟀》是先有中文版，然后才有荷文版。h不过，《红蟋蟀》的中文版卖得怎么样，我完全不知道。
易：我之前特意检索了下岳韬、《红蟋蟀》和相关评论，注意到其中有一点：“而在荷兰出版商看来，岳韬小说的叙事方式非常符合西方人的阅读习惯。”之前在和林恪老师谈话的时候，他谈到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世界的总体反响是比较平淡的，他认为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西文学传统大不相同，西方主流文学界和读者并不太接受中国文学的叙事方式。
施：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是西方人，没有太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目前也没有从整体上考虑过。林恪老师是我们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最多、知识也最深的人，我相信他说得有道理。但我也觉得，她不是刘震云、莫言、阿乙或者其他人，她是岳韬。她在荷兰住了十多年，对西方生活、西方文学非常熟悉，说她小说的叙事方式符合西方人的阅读习惯，其实很正常。不过，她曾经告诉过我，一些在出版社工作的编辑朋友看了她的书之后，给了她很多建议，指出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她根据朋友们的建议重新写了，然后才出版。给她建议的那些朋友不是荷兰人，而是中国人，这一现象也值得注意。荷兰的出版社为什么会选择这本书，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希望岳韬成为新一代的王露露。她现在人在荷兰，她的主人公也是在荷兰待过很多年，然后回中国，最后还是回到荷兰。荷兰读者比较喜欢这样的故事。而且，也因为岳韬本人在荷兰，出版社方便请她做宣传，参加一些活动。2015年，她参加了“作家无边界”海牙国际文学节，朗诵了《红蟋蟀》中的文字。不过，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红蟋蟀》卖得怎么样，我想是比较受欢迎的。
易：目前，荷兰还有像岳韬这样的从中国来荷兰的作家吗？
施：据我所知，目前没有。不过，王露露也还在写作并出版文学作品。
荷兰文学基金会、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等方面的情况
易：2015年7月，你到中国参加了“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i，也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施：当时参加活动的有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三十多个青年汉学家或者跟中国有比较密切关系的人士。荷兰语方面一共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由比利时派过去的荷兰人。这次活动非常有意思。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在一起，都对一个同样的东西感兴趣，那就是中国。活动前三天由专家教授给我们做中国文化、历史、外交等方面的讲座，然后，活动主办方根据汉学家们的不同专业兴趣，分成若干组，分派到不同的学院或大学，主要在北京，也有的去了山东，去观看那边的市政府、法院等机构。我和其他五个人被安排到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与当代文学方面的几名专家进行交流。他们跟我们讨论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方面的话题，也给我们推荐值得注意的中国当代作家。有几个不同的专家都提到了迟子建；也有专家特别提到了陈忠实的《白鹿原》，说那是中国最好的小说。再之后，主办方又安排所有的汉学家去河南观光。活动总共是三个星期，收获非常大，之前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只是一些基本的背景，现在有了更深入全面的了解。会后，每一位青年汉学家撰写一篇小论文，发表在文化部主管的《中外文化交流》杂志，2016年所出版的“2015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论文汇编”专号上，我的论文题目是《刘震云的姊妹、兄妹作品》，讨论的就是《我不是潘金莲》和《一句顶一万句》。我的结论是：“两本书之间显然有很多相似点。两本书的重要部分都发生在河南；主角都是‘小人物’，得过且过的普通人；两本书都描写了走不下去的婚姻；都是公路小说，角色经常四处辗转，很多情节都是源自他们路上的经历。在两本书中，刘震云的风格都相当一致：每本书都经常重复，甚至两本书都重复同样的短语，且都采用了比较‘绕’的方式组织句子和章节。”当然，两者之间也有所不同。“比起这些微小的相似点或不同点，更重要的是主题的重合之处”，两部作品“当然可以看作是‘姊妹、兄弟小说’。即使不考慮风格的相似之处，以及两本书中都能找到的故事的某些方面，它们的主题也是互补的，使彼此的主题变得更加丰富”。 易：那么多世界青年汉学家聚集在一起，有没有一些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
施：实际上，我们谈到了中国的很多方面，文学、政治、历史、经济、法律、留学文化，等等。记得有一次，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我们谈到了鲁迅的第一个妻子。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也知道鲁迅是谁，他的妻子是谁。我觉得鲁迅对第一个妻子不好，但他们不同意，他们有他们的看法。这样的讨论非常愉快，对我来说，在荷兰和其他地方是不可能谈到这样的话题的。在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讨论的时候，我当时最主要的想法，是请他们多推荐值得阅读的重要作家，特别是更靠近当下的年轻作家。因为在荷兰，我很难看清楚哪些中国作家更重要，也很难知道年轻作家的名字。他们推荐得非常多，然后，我们就去书店买了很多书回来。在参加了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之后，8月份的时候，我还参加了文化部在北京举行的一个针对外国的文学翻译与出版人、编辑的项目，“2015年中外文学翻译研修班”。期间，也跟一些青年作家如徐则臣、笛安等人，一起讨论中国文学。徐则臣现在是《人民文学》的编辑，《人民文学》杂志的外文版叫作PathLight（《路灯》）。！0之前，《路灯》只有英文版，当时刚刚出版了德文版、阿拉伯文版、西班牙文版、意大利文版。来自十几个不同国家的翻译者，每个人都问徐则臣，什么时候《路灯》会出版我们语言的版本？我当然也有同样的问题。当时除了与作家讨论外，我们还去了北京国际图书展，参加了一些作家的演讲。
“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从事中国文学的翻译工作”
易：你平时主要通过什么渠道接触中国文学？你现在跟中国作家联系多吗？
施：跟中国作家平时的联系不算多，一般在翻译某个作家的书的时候，因为需要问他（她）一些问题，才会联系比较多。两年前参加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的时候，当时买了很多中国作家的书，现在还在慢慢看。《文火》杂志虽然停刊了，但我接触得比较晚，现在也在回头看之前的《文火》。英文版《路灯》也一直在看。我觉得《路灯》在内容上很像《文火》，有短篇小说、作家访问之类，主要是大陆的作品，港台的也有。编辑有美国人、加拿大人、英国人，他们会在这个基础之上，选择一些作家的作品翻译，在他们的国家发表、出版。
易：能说说目前正在做的翻译工作吗？
施：目前在翻译香港作家陈浩基的《1367》。这是来自台湾的文学代理人谭光磊（Gray Tan）的项目，他创办了台湾光磊国际版权经纪有限公司，是一个很大的代理人。我所翻译的三毛的《撒哈拉沙漠的故事》，之前已经出版了西班牙文版，英文版今年也将在美国出版，这也是他的工作。《1367》是一部警察小说，由六个中篇合成一个长篇。六个故事的时间，第一个是2013年，第二个，第三个，不断朝前推，每个时间都跟香港的一个特定事件有关，比如，有个时间就在香港回归之前。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厉害的警察抓到坏人，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香港在慢慢改变。小说的故事性很强，但中间有很多很专业的有关侦察方面的词汇，很难翻译。
易：从2006年开始发表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年了。我们的谈话，算是对你十年翻译生涯的回顾。那么，对于未来的翻译工作，你有些什么想法和打算呢？
施：十年，说起来是已经翻译了不少的作品，但感觉还不是很有经验，感觉才刚刚开始。2006年发表第一篇译作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处于一边学习一边翻译的过程。《文火》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读物，一些有经验的编辑帮我修改译文。最开始的翻译也非常慢，基本上也就是每年翻译一两个短篇小说和一些诗歌。慢慢地积累经验，一直到2013年，终于可以翻译出版一本书了，自己也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全职的翻译者。下一步，我想在翻译之外，多写一些评介中国文学的文字。徐则臣的小说集，我写了“译后记”。三毛的书，我希望到出版的时候能写一个“序”。我希望借助这种方式，慢慢地介绍中国文学方面的知识。之前，我在报纸上只发表过关于李翊云的《千年修得共枕眠》和《漂泊者》的评论！1，李翊云是美籍华裔作家，她写得非常好，但她是用英语写作，不是用汉语写作。
易：你之前谈到给出版社推荐小说，这方面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施：这三四年来，一直有出版社来找我翻译，所以我暂时也没有必要向出版社推荐很多作品，但今后我还是会继续推荐的。实际上，我曾经也给莱顿大学孔子学院的司马翎教授！2推荐过阿乙的小说，可是他们认为这个小说中很多中国历史、政治方面的背景，比如关于“文革”的，荷兰读者会看不懂。最后他们决定不翻译。
易：王露露的小说，不是也写到了“文革”吗？
施：王露露的小说写法不一样。她在写到“文革”的时候，会去解释，她会告诉读者“文革”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这个情况，主人公的情况又是怎么样，所以荷兰读者能够看得懂。但阿乙的小说不一样，阿乙的小说读者是中国人，他不需要解释，读者就能看得懂，对荷兰读者来说，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孔子学院接下来的翻译计划是余华，会选择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之前，比利时的麦约翰！3已经直接从中文翻译出版了《活着》和《兄弟》。余华今年（2017年）下半年会来荷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先翻译，到时候正好可以和余华讨论小说中的问题。其实，当初我向司马翎教授推荐阿乙的时候，他也说过，我们已经翻译出版过三个中国男作家的作品了，想翻译一位女作家的作品，但最后还是男作家。下一个可能是女作家吧，我们还在找合适的对象。迟子建、盛可以都是不错的选择。
易：你目前的翻译，都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今后有没有考虑翻译现代文学或者古典文学作品？
施：目前对我来说，还太难。比如《红楼梦》，我看过英文版，很喜欢它的故事，但看中文原版，对我来说还有很大的难度。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从事中国文学的翻译工作，有更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荷兰语。
a柯雷（M. van Crevel，1963—），男，荷兰人，莱顿大学区域文化研究所中文系教授，目前主要从事中国当代诗歌的研究，主要著作有《粉碎的语言：中国当代诗歌與多多》（1996年英文版）、《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2008年英文版，2016年中文版）。 b林恪（Mark Leenhouts，1969—），男，荷兰人，2005年在莱顿大学汉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目前为全职翻译者，翻译了鲁迅、周作人、沈从文、史铁生、张承志、钱锺书、白先勇、韩少功、苏童、毕飞宇、朱文等人的作品，并有研究著作《当代中国文学：世俗的却有灵性》（2008年荷兰文版）、《以出世的状态而入世：韩少功与中国寻根文学》（2005年英文版），目前与哥舒玺思、马苏菲合作翻译《红楼梦》。
c哥舒玺思（Anne Sytske Keijser），女，荷兰人，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中国厦门大学学习中文，1986年在莱顿大学汉学系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至今，主要从事现代汉语、中国文学和电影等方面的教学，以及中国文学的荷译工作，翻译过聂华苓、白先勇、张贤亮、高行健、叶兆言、陈村、残雪、苏童、格非、毕飞宇等人以及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作品，主要译本有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高行健的《灵山》、叶兆言的《南京1937：一个爱情故事》。
d《文火》是比利时、荷兰的几位中国文学的翻译者一起创办的，专门刊载中国文学的荷文刊物，实存时间为1996年到2009年，共出48期。
e马苏菲（Silvia Marijnissen），女，荷兰人，2008年于莱顿大学汉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现居法国，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山水诗、大陆及台湾现代新诗、莫言小说的翻译与研究工作。
f郭玫媞（Mathilda Banfield），女，现居荷兰，翻译过苏童、韩寒、毕飞宇、刘震云、陈浩基等人的作品，曾于2015年到中国参加“中外文学翻译研修班”。
g根据活动宣传资料以及活动现场的介绍，2016年11月活动在德国汉堡进行，2017年3月中旬到4月初，活动在瑞典、荷兰、捷克、奥地利、意大利、法国和德国举行。
h《红蟋蟀》的中文版为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荷文版为荷兰布雷达的德赫斯（De Geus）出版社2015年版。
i“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由文化部与中国社科院联合举办，2014年开始举办第一届，时间在7月份。2015年第二届活动，有王蒙、厉以宁、葛剑雄、王逸舟等专家学者做了“中国人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产业”“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背景和未来思考”“中国新外交：趋势与挑战”等专题讲座。
！0《路燈》（PathLight），于2011年11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第一辑。
！1施露：《每个人的生命都重要：美籍华侨作家的小说含极大的同情》，荷兰Trouw日报，2009年6月20日。
！2司马翎（Rint Sybesma，1961—），男，荷兰人，荷兰莱顿大学中国语言学教授，八九十年代翻译了郁达夫、王蒙、王安忆、张贤亮等人的作品，目前主要从事句法理论、现代汉语句法、中国方言比较句法等方面的研究。
！3麦约翰（Jan De Meyer，1961—），男，比利时人，主要从事中国文学的译介工作，主要作品有《列子》《老残游记》，以及余华的《兄弟》，多多、于坚、杨炼等人的诗。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形态研究》（编号13CZW084）、湖南省教育厅公派出国留学项目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