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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欧面积最大的国家、曾经的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和老牌工业化强国，法国政要的改革与创新值得我们借鉴研究。近现代以来，法国先后涌现了拿破仑、戴高乐等一批敢于在新理论、新思想指导下进行大刀阔斧的制度创新和改革的政治家，为法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活动奠定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基础。
拿破仑的改革与创新
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年），人称奇迹创造者，1769年生于科西嘉岛，后经战火洗礼成长为一位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并在法国大革命后通过发动“雾月政变”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其后分别担任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一执政（1799～1804年）、法兰西第一帝国及百日王朝的皇帝（1804～1814年，1815年）。在其执政期间，拿破仑通过一系列创新性的政策和措施巩固了法国大革命成果，使得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得到确立，资本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而法国也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1770～1830年），并开始了其工业革命的步伐。
1、拿破仑的政策创新是对法国大革命思想的继承
制度、政策、措施的创新离不开创新性思想和理论的指导。拿破仑的创新继承了法国大革命思想。他看清了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取代封建君主专制的历史大势，吸收了自启蒙运动以来法国大革命所取得的思想、制度、法律、经济等各领域的成果，并创新性地应用到国家治理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中，巩固了资产阶级政权，解放了法国人民。
拿破仑首先继承了《人权宣言》所彰显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原则，这是资产阶级巩固政权的思想基础。在1789年8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提出的《人权宣言》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纲领性文件，它以美国的《独立宣言》为蓝本，采用18世纪的启蒙学说和自然权论，揭示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原则，否定了封建等级制度，体现了摧毁封建君主专制的要求，成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思想武器，实际上宣告了旧封建王权灭亡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诞生。《人权宣言》的公布表明，法国资产阶级用以法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权利取代了君主个人意志为标志的封建特权。这是在政治和法律领域带来的根本性变化。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它将启蒙思想发扬光大，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特别对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还推动了其他很多国家民主思想的发展，推动了世界资产阶级民主化的进程，也对亚洲和中国的革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当拿破仑政权建立时，法国大革命已实现了推翻封建王朝、建立资产阶级统治新秩序的目标。虽然此时仍面临国内时局动荡，面临欧洲其他各国建立的“反法同盟”企图将新生法国资产阶级政权扼杀在摇篮中的严酷处境，但拿破仑意识到，先进的资本主义代替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容逆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已取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体现在各阶级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思想的转变上。农民阶级在大革命之前有许多是按件计酬的散工或佃户，没有自己的土地，而大革命后，主要通过没收教会和贵族财产，这些农民获取了自己的耕地。到1793年，农民已拥有一半的法国土地，并且被免除了一切封建义务，他们不容许这些土地和权益再被复辟的封建统治者夺回去。贵族阶级失去了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全部权势，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也不再享受各种特权。教会虽然还因国民的宗教信仰而拥有一定地位，但其大多数土地财富已被没收，成千法国教士逃到其他国家，成百教堂被关闭。而作为大革命胜利者的资产阶级，借助在经济上和智力教育上的优势，使得他们一方面在购买政府没收教会财产过程中受益，另一方面也通过支付金钱给军队、政府和暴动民众从而获得了实际上的行政经验。同时，民主、自由、平等等观念已取代特权、等级、专制等封建观念而深入人心，这也使得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复辟注定会因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而失败。
同时，拿破仑还意识到，法治观念是法国大革命最为重要的遗产之一，资产阶级权力的维护必须以法律为基础。众所周知，促使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便是路易十六对制宪会议的阻挠。而制宪会议的重要成果便是法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1791年宪法》。该宪法使得原以君主为代表的封建特权被以法律为代表的国家权力所取代，将封建特权改造为非人格化的法律的权力，是近代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同时，该宪法还明确了财产权不可侵犯原则，这是反对封建特权任意破坏资产阶级财产权的有力保证。此外，该宪法还制定了按纳税额决定有无选举权的选举制度，这明显是对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之一。在宪法框架下，制宪会议又通过有关政府改革、没收教会财产、废除贵族世袭制等的一系列法令来保卫资产阶级所取得的革命成果，进一步摧毁旧封建制度。当王权被打倒后，法律成为维系统治最为重要的武器，这使得法国大革命遗产的继承者拿破仑特别重视法治的作用，在其统治期间颁布了《民法典》、《商法典》等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法律。
2、拿破仑在国家治理各方面的创新及影响
在法国大革命经历了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和热月党的轮番主导后，1799年11月9日，刚从埃及返回法国不久的拿破仑发动了雾月政变，并很快于次年年初成为法兰西第一执政，从此开始了对法国长达15年的领导和统治，开始了在国家治理各方面的创新性改革。除少量一己私利外，这些创新改革主要目的在于巩固法国大革命的成果，防止封建君主制的复辟，以及保护资产阶级利益和保障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1）强化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机器
拿破仑的创新首先从制度改革上开始。为了推行新的政治路线，拿破仑强化了国家机器，在法国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在大革命之前，法国并没有实现真正完全的统一，封建贵族们在地方形成割据之势，反对国家统一，制定各种苛捐杂税，严重阻碍了国内商品的流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大革命给封建割据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拿破仑执政后，继续加强中央集权，并将其普遍化和制度化。打倒贵族阶层后，拿破仑于1800年2月17日发布法令将地方自治改为行省制，制定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层层任免的制度，而这些地方官员大多是靠国家薪俸维持生活的中等资产阶级，从而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资产阶级统治的行政制度。在拿破仑时期，法国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的真正的中央集权，实现了第一次的真正的统一，为彻底消除封建分裂和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 同时，拿破仑还充分利用军队这一阶级专政的首要工具，建立了一支不同于以往靠身份、家世、资历和亲近关系，而是靠军功和能力提拔军官的资产阶级军队。这支军队强有力地推进了反复辟反干涉斗争，并在斗争中进一步加强了资产阶级专政。
（2）改革教会，利用宗教
拿破仑首先削弱教会的物质基础。他通过立法承认了大革命时期被没收和拍卖的教会土地大革命后的所有权关系，也承认了对什一税的废除，且上层僧侣只能获得国家规定的特定薪俸。这便大大削弱了教会的经济力量。其次，拿破仑还削弱了教会的组织基础。通过调整教区体系，拿破仑打破了原有教区体系的独立性，将教区与省区联系起来。并且，拿破仑规定教皇的赦谕等必须通过政府批准才能在法国颁布，从而大大削弱了罗马教皇对法国教会的控制。第三，拿破仑还剥夺了教会原有的司法权、户籍管理权、教育管理权等世俗权力，并对各种教会活动的细节制定标准，从而加强了对教会和僧侣的行政监督。但与此同时，拿破仑也与罗马教皇达成和解，承认天主教在法国主要宗教地位，对反抗派教士和流亡者采取宽大措施，恢复教会各项活动，并继续在学校中开设宗教课。他还利用宗教来给自己和资产阶级统治蒙上神圣外衣，宣扬上帝授权说，从而将反对他及资产阶级统治的人推向上帝的对立面。
通过这些措施，拿破仑一方面削弱了教会的力量，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教会，使其无法再为封建王权的复辟提供足够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对大部分大革命成果的保护以及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认可，安定了民心，避免了宗教纷争，从而巩固了政权。并且，他还通过宗教麻痹了人民的思想，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其对内专权和对外征战服务。
（3）以《拿破仑法典》为代表的法律上的突破
大革命过程中，先后有几部新宪法问世，并颁布了繁多的法令，但始终没有建立一套全面系统的法典。在他统治期间，先后颁布了《法国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刑法典》等五部法典，其中尤以《法国民法典》最为重要，一般所说的《拿破仑法典》便是特指此部法典。
1800年，作为执政府第一执政官的拿破仑任命了由第二执政官康巴塞雷斯领导、特隆歇等四位著名法学家组成的委员会起草《法国民法典》，草案很快在4个月写成。由于该法典的重要性，参政院成立专门委员会根据各法院法官的审查意见进行修改，并由参政院全体会议对法典进行了逐条的讨论，讨论耗时长达3年多。拿破仑十分重视这些讨论，在国务活动繁忙的情况下，他仍然抽出时间亲自主持了87次参政院讨论会议中的35次。1804年3月21日，《法国民法典》终于在议会获得通过，后又于1807年改称为《拿破仑法典》。该法典的内容包括总则和三编正文，共计36章、2281条。总则规定了法律的公布、效力和适用范围；第一编为“人”法，对民事权利的主体——自然人做了规定，涉及民事权利的原则、家庭婚姻关系等问题；第二编为“物”法，是关于民事权利客体——财产的分类、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财产权的使用等的规定。第三编则规定了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
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最早的一部民法典，《拿破仑法典》以法律形式保护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巩固了新生政权，并大大推动了法国社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第一，它确立了自由平等原则、私人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原则、契约自由原则等资产阶级法制基本原则，有着鲜明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第二，它调整了财产所属关系、财产分配和交换关系等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以法律形式巩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基础，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三，为防止封建复辟，《拿破仑法典》又一次明确地肯定了农民和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期间所夺取的原属贵族和教会的财产的合法性，并以各具体法条来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封建特权和封建分割。第四，它树立了依法维权、依法办事理念，使得法律取代王权，成为维系中央集权统治的主要工具。第五，《拿破仑法典》流传深远，在法国，它经多次修改后一直沿用至今。第六，它深刻影响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立法，成为此后欧洲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制订本国法典的范本。正如拿破仑所说，“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40多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胜利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记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
（4）对科学事业的支持
拿破仑是现代第一位接受科学教育的统治者，他当政后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应用，意识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因此他将发展科学事业作为国家的重要任务，从培养和奖励科技人才、完善科学体制化等方面对科学事业提供了大力支持。
拿破仑意识到，教育在培养包括科技人才在内的各类人才方面的重要意义。在其执掌政权后，藉由法国大革命破除教会对教育体系的控制的基础，拿破仑对旧教育体制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建立了帝国大学组织。帝国大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而是法国国民教育体系的总称，包括了高等、中等、初级三级，它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教育体系的控制，提升了各级学校教学水平，并使得教育彻底脱离宗教和上流社会，成为世俗化教育，从而为拿破仑培养了一大批合格人才。拿破仑尤其注意奖励和重用科学家。他对科学家的奖赏不分国籍，除本国科学家外，意大利的伏特、甚至敌对国英国的戴维都受到过拿破仑的嘉奖。而且在拿破仑的政府中，更是安排了化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博物学家等一大批科学家直接参与国家政策制定和国家管理。拿破仑还尤为重视以法国科学院为前身的法国国家研究院第二部，定时邀请研究院中的科学家汇报他们研究的成果和进展。拿破仑保留了原有的政府向院士付薪制度，并于1803年对研究院进行了重组，删除道德和政治部门，以保持科学研究的纯粹性。
拿破仑的这些举措推动了法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使得法国继续作为第三个世界科学活动中心产出大量的科学成果。在数学、物理和化学学界，卡诺出版《微积分学之分析》（1803年）而建立欧几里得几何微分化的基础，傅立叶将热传导的过程化为精密的数学模式从而导出傅立叶方程，拉普拉斯发表了《概率分析元理论》（1812年）和《关于概率的哲学》（1814年），吕萨克将理论化学引用到了工业及日常生活中。医药学界，科维萨尔、拉埃内克革新了听诊法，皮内尔出版《精神病之医学哲学观》（1801年），改变了原来将精神病人视为受上帝秘密惩罚的罪人的观点，开始给予他们人道关注。在生物学界，拉马克提出“获得性遗传”以及“用进废退”理论，居维叶开创了古生物学和比较解剖学。总之，“在拿破仑的统治下，科学、学术得以重整，这些学者因而才能在未来半世纪里领导着欧洲的知识界”，使得法国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地位保持到了19世纪30年代。 戴高乐的“大国梦想”与创新
夏尔·戴高乐（1890～1970年），生于法国西北部边境城市里尔。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二战中被授予准将军衔。1940年法国战败后，戴高乐在英国领导了自由法国运动。1944年法国解放后，戴高乐成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直至1946年因政治斗争而辞去职务。1958年，戴高乐重返政坛担任法国总统，修改宪法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上任后一改之前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传统，创造性地提出了“戴高乐主义”的主张，在其执政的11年里，对内、对外政策都实施了重大的改革。这些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它们与戴高乐主义一起，直到今天仍影响着法国。
1、戴高乐主义与对外政策创新
戴高乐主义是指“戴高乐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对外政策思想与实践”。一般认为，戴高乐主义思想最早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在英国伦敦BBC发表的《告法国人民书》的广播讲话是其诞生的标志。不可否认，以戴高乐所命名的这种主义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但是，戴高乐主义也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主义，在它的背后，体现着整个法兰西民族的特点。具体看来，戴高乐主义的思想根源是法兰西的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
首先，戴高乐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民族的观念，是戴高乐哲学中最基本的元素，他的全部政治哲学都是从民族的观念延伸出来的。在西欧，法兰西民族是一个最有向心力的统一民族，他们特别珍爱与其他欧洲民族相区别的本民族的特质。法兰西的民族主义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戴高乐的一生充分地体现了这一历史传统。
其次，戴高乐还拥有明确的大国主义思想。戴高乐的大国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戴高乐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萦绕他脑际的一直是圣女贞德的爱国事迹、鼎盛的路易十四时代、尤其是使法国声威大振于欧洲大陆的拿破仑帝国。然而，在二战中，法国本土和大片殖民地沦入敌手，“自由法国”、“战斗法国”在盟国中不被承认，或者屈居末位，在大国磋商中时时只能在罗斯福、丘吉尔决策之后当一名参与者，这些使得法国的“伟大”受到极大的压抑。因此，戴高乐在战争结束以后的抱负就是恢复法国在战争中失去的大国地位，让法兰西民族重放历史上的光辉。
在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思想驱动下，戴高乐执政后对法国对外政策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和改革，以期能重塑法国大国地位，重振法兰西民族雄风。
第一，摆脱美国控制，建立以法德为核心的“欧洲人的欧洲”。在美英拒绝了法国提出改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要求后，戴高乐毅然将地中海舰队、大西洋舰队和法籍军官从北约中撤出，并于1966年3月最终宣布法国正式退出北约一体化组织。为进一步摆脱美国的控制，戴高乐还决定建立法国自己的核力量，并于1960年成功研制出第一颗原子弹。同时，戴高乐还把建立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联合体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环。他一方面抵制美国为控制欧洲而提出的“超国家”的“欧洲一体化”，另一方面又大力推进保持各国主权独立性前提下欧洲联合，提出建立以法德为核心的“欧洲人的欧洲”，由于当时德国在政治上仍未完全走出战败国的阴影，所以这实际上使得法国成为欧洲的领导者，借助欧洲的力量使法国在国际事务上更有发言权。
第二，亲近东方，改善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关系。为扩大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也为进一步抵制美国的压力，戴高乐积极同东方世界接触。戴高乐认为，虽然苏联仍是“共产主义的极权专制国家”和西方“自由世界”的共同敌人，但也必须面对当时全球美苏争霸的现实，同苏联改善关系是对抗美国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欧洲问题的必然选择。因此，戴高乐上台以后，一改之前与苏联保持距离的做法，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推行“缓和、谅解、合作”政策，实现了法苏两国的领导人互访，并推动法苏经济合作。此外，戴高乐还意识到中国在国际事务尤其是亚洲事务中的重要地位，意识到中国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侵略扩张和反对美国肆意干涉别国内政方面的重要作用，也意识到中国这个还未被西方资本所染指的市场的巨大潜力，因此于1964年与中国正式建交，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法国的战略地位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空间。
第三，在法属殖民地推行“非殖民化到合作的政策”，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争当第三世界利益的代言人。促使戴高乐上台的直接原因便是阿尔及利亚问题。他上台以后，顺应历史潮流，提出“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和平解决了这一问题，使得阿尔及利亚得以独立。在此前后，戴高乐又引导其他原法属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主权和独立。这不仅使得法国摆脱了为维系殖民统治而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泥潭，也使得戴高乐一时成为反殖民主义斗士，赢得了国际声誉，尤其是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尊重和好感。戴高乐也在此后继续通过言行争当第三世界利益的代言人，为法国争取到了更多的利益。
戴高乐主义使法国在战后的国际事务中一直发挥着超出自己国力的作用和影响，达到了“用二等车票乘一等车厢”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戴高乐的民族独立意愿和大国之梦。
2、对内政策改革
除对外政策上的创新外，建立一个强大的法兰西也离不开国内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戴高乐上台之前，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正因内忧外困而危机重重。除深陷殖民地战争和局势动荡的泥沼外，国内政府更迭频繁，经济发展畸形，财政危机日益严重，赤字剧增，黄金外汇储备严重不足。对此，戴高乐实施了大量改革。
戴高乐的改革首先从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开始。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议会制导致权力过于分散，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执行效率和稳定性，也不能满足当时已崛起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需求。戴高乐上台以后第一件事便是通过制定新宪法——第五共和国宪法来对原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并建立新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新宪法首先扩大了总统的权力，它不仅赋予总统国家元首、三军统帅和共同体总统的权力，还将立法、行政、司法等大权完全集中于总统一身，这在法国共和制的历史上实属少见。此外，新宪法还加强了政府的权力，使政府摆脱了议会党派的控制。总统和政府权力的增加自然大大削弱了议会的权力，使得法国由原来传统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变为半总统制的共和国，从而顺应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强和巩固了大资产阶级的统治。 针对法国政府面临的严重的财政危机，戴高乐对财政金融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首先，为吸收游资、稳定货币和充实国库，戴高乐政府一方面发行了风险低、优惠多的新国债；另一方面积极回收黄金和外汇，对回流到法国的资本不仅不处罚，还在税收上提供大量优惠。其次，戴高乐还在政府的“开源节流”上下功夫。通过征收新税或提高原有税率使得税收大大增加，而减少价格补贴、削减社会保险金等福利性支出又为政府节省了一大笔支出。再次，戴高乐政府还发行新法郎，宣布法郎贬值，且法郎有限度自由兑换，使得法国商品出口价格大大降低，从而提高了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这些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政府财政赤字由1957年的10400亿旧法郎迅速缩减到1959年的60亿新法郎（合6000亿旧法郎），黄金外汇储备从6亿5000万美元增加到17亿2000万美元，国际收支由逆差3760亿旧法郎变为顺差10亿3700万美元。财政上的稳定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对稳定社会局势起到了良好作用。
为从根本上改善经济状况，戴高乐也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来刺激法国工业发展。为适应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戴高乐政府通过税收、补贴等政策性倾斜鼓励企业的集中和合并，支持大企业科研创新工作，从而大大加速了生产的集中程度和企业垄断程度，增强了大企业竞争力。针对国内煤、石油等资源日益短缺的状况，从戴高乐政府开始法国大力开发水电、核电等新能源，于1962年建造了第一座核电站。戴高乐也非常重视高新技术产业的巨大潜力，使得电子、航天、通讯、高速公路、铁路等尖端技术和先进产业开始在法国蓬勃发展起来。此外，戴高乐时期对军备现代化的巨大投入，也对法国整体经济结构转型和新兴工业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戴高乐执政期间，法国经济年均增长5.7%，失业率一直保持在低位，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被称作“十年经济奇迹”。
为推动发展科学技术和现代化产业，也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戴高乐还对法国教育领域进行了改革。改革的主要措施为颁布三项重要法令，这三项法令奠定了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教育制度的基础。第一项为1959年1月6日颁布《教育改革法令》，亦称“德勃勒法案”。它确立了法国学生进入大学前各阶段学制，为大多数学生提供7年的普遍教育（通识教育），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第二项为1959年12月通过的《国家和私立学校关系法案》，它大大加强了国家对私立学校的控制，进一步利用教会学校培养学生拥护政府的思想。第三项为1968年11月颁布的《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又称“富尔法案”，该法案自颁布以来，一直是法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总的法令基础。它要求高等教育应按“自主自治、民主参与、多学科性结构”等三项原则进行改革。这对法国高等学校的组织管理和教学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法国高等教育的专业组合和分布更符合经济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以及国际竞争的需要。
除通过经济政策、教育政策来影响科技发展外，戴高乐还对科研给予极大关注和直接支持，“他给法国科学带来了春天，创造了法国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在戴高乐的授意下，法国先后建立了科技研究部际委员会、12人智囊团（科学技术研究咨询委员会）和科学技术研究总代表处三个直接服务于国家科学政策、服务于法国科技事业的政府机构。其中科技研究部际委员会负责协调科技政策；12人智囊团承担研究科技发展形势的咨询工作和对科研经费的监督工作；科学技术研究代表原为协调前两个机构而设立，后扩展为研究代表处，其使命为“调整各个部所属的科研机构和研究活动、制订各个研究机构的经费预算以及根据各自的条件，确定优先项目”。在上述机构的建议下，戴高乐政府逐年增加科研经费，使其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15%。在这些经费的支持下，法国大学中增设许多大型专业实验室，为法国此后的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一大批新研究机构得以建立，使得法国在空间、海洋、信息和自动化、电子、核能、分子生物等领域站在了世界的前列。其中，戴高乐尤其重视空间和核能领域的发展。
虽然当时12人智囊团内部仍有异议，但戴高乐在其执政时期仍坚持对空间科学给予大力支持。在他的亲自决定下，法国于1961年成立了受法国工业部和研究部领导的空间研究中心。1965年11月26日，法国用钻石A运载火箭成功地将法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试验卫星一号”送入530～1820公里的轨道，宣告法国第一个打破苏美垄断，成为第三个进入航天时代的国家。戴高乐对核能研究的重视和支持则更早。早在1945年10月18日，戴高乐就决定法国必须进行原子弹的研究，因而成立了由著名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的女婿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担任原子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当他于1958年重新上台执政后，法国研制核武器的步伐也大大加快。1960年2月13日，法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而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962年6月，又在“军事装备计划法案”中拨款60多亿法郎用来建立核威慑力量。此后，法国很快便建立起了由陆基导弹、潜艇导弹、飞机携带的核导弹所组成的三位一体的独立核力量和民用核能利用体系。
拿破仑的改革与创新
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年），人称奇迹创造者，1769年生于科西嘉岛，后经战火洗礼成长为一位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并在法国大革命后通过发动“雾月政变”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其后分别担任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一执政（1799～1804年）、法兰西第一帝国及百日王朝的皇帝（1804～1814年，1815年）。在其执政期间，拿破仑通过一系列创新性的政策和措施巩固了法国大革命成果，使得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得到确立，资本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而法国也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1770～1830年），并开始了其工业革命的步伐。
1、拿破仑的政策创新是对法国大革命思想的继承
制度、政策、措施的创新离不开创新性思想和理论的指导。拿破仑的创新继承了法国大革命思想。他看清了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取代封建君主专制的历史大势，吸收了自启蒙运动以来法国大革命所取得的思想、制度、法律、经济等各领域的成果，并创新性地应用到国家治理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中，巩固了资产阶级政权，解放了法国人民。
拿破仑首先继承了《人权宣言》所彰显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原则，这是资产阶级巩固政权的思想基础。在1789年8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提出的《人权宣言》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纲领性文件，它以美国的《独立宣言》为蓝本，采用18世纪的启蒙学说和自然权论，揭示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原则，否定了封建等级制度，体现了摧毁封建君主专制的要求，成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思想武器，实际上宣告了旧封建王权灭亡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诞生。《人权宣言》的公布表明，法国资产阶级用以法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权利取代了君主个人意志为标志的封建特权。这是在政治和法律领域带来的根本性变化。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它将启蒙思想发扬光大，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特别对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还推动了其他很多国家民主思想的发展，推动了世界资产阶级民主化的进程，也对亚洲和中国的革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当拿破仑政权建立时，法国大革命已实现了推翻封建王朝、建立资产阶级统治新秩序的目标。虽然此时仍面临国内时局动荡，面临欧洲其他各国建立的“反法同盟”企图将新生法国资产阶级政权扼杀在摇篮中的严酷处境，但拿破仑意识到，先进的资本主义代替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容逆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已取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体现在各阶级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思想的转变上。农民阶级在大革命之前有许多是按件计酬的散工或佃户，没有自己的土地，而大革命后，主要通过没收教会和贵族财产，这些农民获取了自己的耕地。到1793年，农民已拥有一半的法国土地，并且被免除了一切封建义务，他们不容许这些土地和权益再被复辟的封建统治者夺回去。贵族阶级失去了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全部权势，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也不再享受各种特权。教会虽然还因国民的宗教信仰而拥有一定地位，但其大多数土地财富已被没收，成千法国教士逃到其他国家，成百教堂被关闭。而作为大革命胜利者的资产阶级，借助在经济上和智力教育上的优势，使得他们一方面在购买政府没收教会财产过程中受益，另一方面也通过支付金钱给军队、政府和暴动民众从而获得了实际上的行政经验。同时，民主、自由、平等等观念已取代特权、等级、专制等封建观念而深入人心，这也使得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复辟注定会因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而失败。
同时，拿破仑还意识到，法治观念是法国大革命最为重要的遗产之一，资产阶级权力的维护必须以法律为基础。众所周知，促使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便是路易十六对制宪会议的阻挠。而制宪会议的重要成果便是法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1791年宪法》。该宪法使得原以君主为代表的封建特权被以法律为代表的国家权力所取代，将封建特权改造为非人格化的法律的权力，是近代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同时，该宪法还明确了财产权不可侵犯原则，这是反对封建特权任意破坏资产阶级财产权的有力保证。此外，该宪法还制定了按纳税额决定有无选举权的选举制度，这明显是对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之一。在宪法框架下，制宪会议又通过有关政府改革、没收教会财产、废除贵族世袭制等的一系列法令来保卫资产阶级所取得的革命成果，进一步摧毁旧封建制度。当王权被打倒后，法律成为维系统治最为重要的武器，这使得法国大革命遗产的继承者拿破仑特别重视法治的作用，在其统治期间颁布了《民法典》、《商法典》等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法律。
2、拿破仑在国家治理各方面的创新及影响
在法国大革命经历了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和热月党的轮番主导后，1799年11月9日，刚从埃及返回法国不久的拿破仑发动了雾月政变，并很快于次年年初成为法兰西第一执政，从此开始了对法国长达15年的领导和统治，开始了在国家治理各方面的创新性改革。除少量一己私利外，这些创新改革主要目的在于巩固法国大革命的成果，防止封建君主制的复辟，以及保护资产阶级利益和保障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1）强化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机器
拿破仑的创新首先从制度改革上开始。为了推行新的政治路线，拿破仑强化了国家机器，在法国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在大革命之前，法国并没有实现真正完全的统一，封建贵族们在地方形成割据之势，反对国家统一，制定各种苛捐杂税，严重阻碍了国内商品的流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大革命给封建割据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拿破仑执政后，继续加强中央集权，并将其普遍化和制度化。打倒贵族阶层后，拿破仑于1800年2月17日发布法令将地方自治改为行省制，制定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层层任免的制度，而这些地方官员大多是靠国家薪俸维持生活的中等资产阶级，从而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资产阶级统治的行政制度。在拿破仑时期，法国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的真正的中央集权，实现了第一次的真正的统一，为彻底消除封建分裂和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 同时，拿破仑还充分利用军队这一阶级专政的首要工具，建立了一支不同于以往靠身份、家世、资历和亲近关系，而是靠军功和能力提拔军官的资产阶级军队。这支军队强有力地推进了反复辟反干涉斗争，并在斗争中进一步加强了资产阶级专政。
（2）改革教会，利用宗教
拿破仑首先削弱教会的物质基础。他通过立法承认了大革命时期被没收和拍卖的教会土地大革命后的所有权关系，也承认了对什一税的废除，且上层僧侣只能获得国家规定的特定薪俸。这便大大削弱了教会的经济力量。其次，拿破仑还削弱了教会的组织基础。通过调整教区体系，拿破仑打破了原有教区体系的独立性，将教区与省区联系起来。并且，拿破仑规定教皇的赦谕等必须通过政府批准才能在法国颁布，从而大大削弱了罗马教皇对法国教会的控制。第三，拿破仑还剥夺了教会原有的司法权、户籍管理权、教育管理权等世俗权力，并对各种教会活动的细节制定标准，从而加强了对教会和僧侣的行政监督。但与此同时，拿破仑也与罗马教皇达成和解，承认天主教在法国主要宗教地位，对反抗派教士和流亡者采取宽大措施，恢复教会各项活动，并继续在学校中开设宗教课。他还利用宗教来给自己和资产阶级统治蒙上神圣外衣，宣扬上帝授权说，从而将反对他及资产阶级统治的人推向上帝的对立面。
通过这些措施，拿破仑一方面削弱了教会的力量，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教会，使其无法再为封建王权的复辟提供足够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对大部分大革命成果的保护以及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认可，安定了民心，避免了宗教纷争，从而巩固了政权。并且，他还通过宗教麻痹了人民的思想，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其对内专权和对外征战服务。
（3）以《拿破仑法典》为代表的法律上的突破
大革命过程中，先后有几部新宪法问世，并颁布了繁多的法令，但始终没有建立一套全面系统的法典。在他统治期间，先后颁布了《法国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刑法典》等五部法典，其中尤以《法国民法典》最为重要，一般所说的《拿破仑法典》便是特指此部法典。
1800年，作为执政府第一执政官的拿破仑任命了由第二执政官康巴塞雷斯领导、特隆歇等四位著名法学家组成的委员会起草《法国民法典》，草案很快在4个月写成。由于该法典的重要性，参政院成立专门委员会根据各法院法官的审查意见进行修改，并由参政院全体会议对法典进行了逐条的讨论，讨论耗时长达3年多。拿破仑十分重视这些讨论，在国务活动繁忙的情况下，他仍然抽出时间亲自主持了87次参政院讨论会议中的35次。1804年3月21日，《法国民法典》终于在议会获得通过，后又于1807年改称为《拿破仑法典》。该法典的内容包括总则和三编正文，共计36章、2281条。总则规定了法律的公布、效力和适用范围；第一编为“人”法，对民事权利的主体——自然人做了规定，涉及民事权利的原则、家庭婚姻关系等问题；第二编为“物”法，是关于民事权利客体——财产的分类、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财产权的使用等的规定。第三编则规定了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
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最早的一部民法典，《拿破仑法典》以法律形式保护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巩固了新生政权，并大大推动了法国社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第一，它确立了自由平等原则、私人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原则、契约自由原则等资产阶级法制基本原则，有着鲜明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第二，它调整了财产所属关系、财产分配和交换关系等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以法律形式巩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基础，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三，为防止封建复辟，《拿破仑法典》又一次明确地肯定了农民和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期间所夺取的原属贵族和教会的财产的合法性，并以各具体法条来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封建特权和封建分割。第四，它树立了依法维权、依法办事理念，使得法律取代王权，成为维系中央集权统治的主要工具。第五，《拿破仑法典》流传深远，在法国，它经多次修改后一直沿用至今。第六，它深刻影响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立法，成为此后欧洲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制订本国法典的范本。正如拿破仑所说，“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40多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胜利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记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
（4）对科学事业的支持
拿破仑是现代第一位接受科学教育的统治者，他当政后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应用，意识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因此他将发展科学事业作为国家的重要任务，从培养和奖励科技人才、完善科学体制化等方面对科学事业提供了大力支持。
拿破仑意识到，教育在培养包括科技人才在内的各类人才方面的重要意义。在其执掌政权后，藉由法国大革命破除教会对教育体系的控制的基础，拿破仑对旧教育体制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建立了帝国大学组织。帝国大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而是法国国民教育体系的总称，包括了高等、中等、初级三级，它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教育体系的控制，提升了各级学校教学水平，并使得教育彻底脱离宗教和上流社会，成为世俗化教育，从而为拿破仑培养了一大批合格人才。拿破仑尤其注意奖励和重用科学家。他对科学家的奖赏不分国籍，除本国科学家外，意大利的伏特、甚至敌对国英国的戴维都受到过拿破仑的嘉奖。而且在拿破仑的政府中，更是安排了化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博物学家等一大批科学家直接参与国家政策制定和国家管理。拿破仑还尤为重视以法国科学院为前身的法国国家研究院第二部，定时邀请研究院中的科学家汇报他们研究的成果和进展。拿破仑保留了原有的政府向院士付薪制度，并于1803年对研究院进行了重组，删除道德和政治部门，以保持科学研究的纯粹性。
拿破仑的这些举措推动了法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使得法国继续作为第三个世界科学活动中心产出大量的科学成果。在数学、物理和化学学界，卡诺出版《微积分学之分析》（1803年）而建立欧几里得几何微分化的基础，傅立叶将热传导的过程化为精密的数学模式从而导出傅立叶方程，拉普拉斯发表了《概率分析元理论》（1812年）和《关于概率的哲学》（1814年），吕萨克将理论化学引用到了工业及日常生活中。医药学界，科维萨尔、拉埃内克革新了听诊法，皮内尔出版《精神病之医学哲学观》（1801年），改变了原来将精神病人视为受上帝秘密惩罚的罪人的观点，开始给予他们人道关注。在生物学界，拉马克提出“获得性遗传”以及“用进废退”理论，居维叶开创了古生物学和比较解剖学。总之，“在拿破仑的统治下，科学、学术得以重整，这些学者因而才能在未来半世纪里领导着欧洲的知识界”，使得法国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地位保持到了19世纪30年代。 戴高乐的“大国梦想”与创新
夏尔·戴高乐（1890～1970年），生于法国西北部边境城市里尔。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二战中被授予准将军衔。1940年法国战败后，戴高乐在英国领导了自由法国运动。1944年法国解放后，戴高乐成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直至1946年因政治斗争而辞去职务。1958年，戴高乐重返政坛担任法国总统，修改宪法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上任后一改之前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传统，创造性地提出了“戴高乐主义”的主张，在其执政的11年里，对内、对外政策都实施了重大的改革。这些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它们与戴高乐主义一起，直到今天仍影响着法国。
1、戴高乐主义与对外政策创新
戴高乐主义是指“戴高乐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对外政策思想与实践”。一般认为，戴高乐主义思想最早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在英国伦敦BBC发表的《告法国人民书》的广播讲话是其诞生的标志。不可否认，以戴高乐所命名的这种主义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但是，戴高乐主义也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主义，在它的背后，体现着整个法兰西民族的特点。具体看来，戴高乐主义的思想根源是法兰西的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
首先，戴高乐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民族的观念，是戴高乐哲学中最基本的元素，他的全部政治哲学都是从民族的观念延伸出来的。在西欧，法兰西民族是一个最有向心力的统一民族，他们特别珍爱与其他欧洲民族相区别的本民族的特质。法兰西的民族主义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戴高乐的一生充分地体现了这一历史传统。
其次，戴高乐还拥有明确的大国主义思想。戴高乐的大国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戴高乐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萦绕他脑际的一直是圣女贞德的爱国事迹、鼎盛的路易十四时代、尤其是使法国声威大振于欧洲大陆的拿破仑帝国。然而，在二战中，法国本土和大片殖民地沦入敌手，“自由法国”、“战斗法国”在盟国中不被承认，或者屈居末位，在大国磋商中时时只能在罗斯福、丘吉尔决策之后当一名参与者，这些使得法国的“伟大”受到极大的压抑。因此，戴高乐在战争结束以后的抱负就是恢复法国在战争中失去的大国地位，让法兰西民族重放历史上的光辉。
在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思想驱动下，戴高乐执政后对法国对外政策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和改革，以期能重塑法国大国地位，重振法兰西民族雄风。
第一，摆脱美国控制，建立以法德为核心的“欧洲人的欧洲”。在美英拒绝了法国提出改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要求后，戴高乐毅然将地中海舰队、大西洋舰队和法籍军官从北约中撤出，并于1966年3月最终宣布法国正式退出北约一体化组织。为进一步摆脱美国的控制，戴高乐还决定建立法国自己的核力量，并于1960年成功研制出第一颗原子弹。同时，戴高乐还把建立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联合体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环。他一方面抵制美国为控制欧洲而提出的“超国家”的“欧洲一体化”，另一方面又大力推进保持各国主权独立性前提下欧洲联合，提出建立以法德为核心的“欧洲人的欧洲”，由于当时德国在政治上仍未完全走出战败国的阴影，所以这实际上使得法国成为欧洲的领导者，借助欧洲的力量使法国在国际事务上更有发言权。
第二，亲近东方，改善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关系。为扩大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也为进一步抵制美国的压力，戴高乐积极同东方世界接触。戴高乐认为，虽然苏联仍是“共产主义的极权专制国家”和西方“自由世界”的共同敌人，但也必须面对当时全球美苏争霸的现实，同苏联改善关系是对抗美国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欧洲问题的必然选择。因此，戴高乐上台以后，一改之前与苏联保持距离的做法，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推行“缓和、谅解、合作”政策，实现了法苏两国的领导人互访，并推动法苏经济合作。此外，戴高乐还意识到中国在国际事务尤其是亚洲事务中的重要地位，意识到中国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侵略扩张和反对美国肆意干涉别国内政方面的重要作用，也意识到中国这个还未被西方资本所染指的市场的巨大潜力，因此于1964年与中国正式建交，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法国的战略地位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空间。
第三，在法属殖民地推行“非殖民化到合作的政策”，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争当第三世界利益的代言人。促使戴高乐上台的直接原因便是阿尔及利亚问题。他上台以后，顺应历史潮流，提出“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和平解决了这一问题，使得阿尔及利亚得以独立。在此前后，戴高乐又引导其他原法属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主权和独立。这不仅使得法国摆脱了为维系殖民统治而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泥潭，也使得戴高乐一时成为反殖民主义斗士，赢得了国际声誉，尤其是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尊重和好感。戴高乐也在此后继续通过言行争当第三世界利益的代言人，为法国争取到了更多的利益。
戴高乐主义使法国在战后的国际事务中一直发挥着超出自己国力的作用和影响，达到了“用二等车票乘一等车厢”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戴高乐的民族独立意愿和大国之梦。
2、对内政策改革
除对外政策上的创新外，建立一个强大的法兰西也离不开国内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戴高乐上台之前，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正因内忧外困而危机重重。除深陷殖民地战争和局势动荡的泥沼外，国内政府更迭频繁，经济发展畸形，财政危机日益严重，赤字剧增，黄金外汇储备严重不足。对此，戴高乐实施了大量改革。
戴高乐的改革首先从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开始。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议会制导致权力过于分散，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执行效率和稳定性，也不能满足当时已崛起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需求。戴高乐上台以后第一件事便是通过制定新宪法——第五共和国宪法来对原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并建立新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新宪法首先扩大了总统的权力，它不仅赋予总统国家元首、三军统帅和共同体总统的权力，还将立法、行政、司法等大权完全集中于总统一身，这在法国共和制的历史上实属少见。此外，新宪法还加强了政府的权力，使政府摆脱了议会党派的控制。总统和政府权力的增加自然大大削弱了议会的权力，使得法国由原来传统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变为半总统制的共和国，从而顺应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强和巩固了大资产阶级的统治。 针对法国政府面临的严重的财政危机，戴高乐对财政金融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首先，为吸收游资、稳定货币和充实国库，戴高乐政府一方面发行了风险低、优惠多的新国债；另一方面积极回收黄金和外汇，对回流到法国的资本不仅不处罚，还在税收上提供大量优惠。其次，戴高乐还在政府的“开源节流”上下功夫。通过征收新税或提高原有税率使得税收大大增加，而减少价格补贴、削减社会保险金等福利性支出又为政府节省了一大笔支出。再次，戴高乐政府还发行新法郎，宣布法郎贬值，且法郎有限度自由兑换，使得法国商品出口价格大大降低，从而提高了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这些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政府财政赤字由1957年的10400亿旧法郎迅速缩减到1959年的60亿新法郎（合6000亿旧法郎），黄金外汇储备从6亿5000万美元增加到17亿2000万美元，国际收支由逆差3760亿旧法郎变为顺差10亿3700万美元。财政上的稳定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对稳定社会局势起到了良好作用。
为从根本上改善经济状况，戴高乐也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来刺激法国工业发展。为适应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戴高乐政府通过税收、补贴等政策性倾斜鼓励企业的集中和合并，支持大企业科研创新工作，从而大大加速了生产的集中程度和企业垄断程度，增强了大企业竞争力。针对国内煤、石油等资源日益短缺的状况，从戴高乐政府开始法国大力开发水电、核电等新能源，于1962年建造了第一座核电站。戴高乐也非常重视高新技术产业的巨大潜力，使得电子、航天、通讯、高速公路、铁路等尖端技术和先进产业开始在法国蓬勃发展起来。此外，戴高乐时期对军备现代化的巨大投入，也对法国整体经济结构转型和新兴工业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戴高乐执政期间，法国经济年均增长5.7%，失业率一直保持在低位，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被称作“十年经济奇迹”。
为推动发展科学技术和现代化产业，也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戴高乐还对法国教育领域进行了改革。改革的主要措施为颁布三项重要法令，这三项法令奠定了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教育制度的基础。第一项为1959年1月6日颁布《教育改革法令》，亦称“德勃勒法案”。它确立了法国学生进入大学前各阶段学制，为大多数学生提供7年的普遍教育（通识教育），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第二项为1959年12月通过的《国家和私立学校关系法案》，它大大加强了国家对私立学校的控制，进一步利用教会学校培养学生拥护政府的思想。第三项为1968年11月颁布的《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又称“富尔法案”，该法案自颁布以来，一直是法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总的法令基础。它要求高等教育应按“自主自治、民主参与、多学科性结构”等三项原则进行改革。这对法国高等学校的组织管理和教学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法国高等教育的专业组合和分布更符合经济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以及国际竞争的需要。
除通过经济政策、教育政策来影响科技发展外，戴高乐还对科研给予极大关注和直接支持，“他给法国科学带来了春天，创造了法国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在戴高乐的授意下，法国先后建立了科技研究部际委员会、12人智囊团（科学技术研究咨询委员会）和科学技术研究总代表处三个直接服务于国家科学政策、服务于法国科技事业的政府机构。其中科技研究部际委员会负责协调科技政策；12人智囊团承担研究科技发展形势的咨询工作和对科研经费的监督工作；科学技术研究代表原为协调前两个机构而设立，后扩展为研究代表处，其使命为“调整各个部所属的科研机构和研究活动、制订各个研究机构的经费预算以及根据各自的条件，确定优先项目”。在上述机构的建议下，戴高乐政府逐年增加科研经费，使其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15%。在这些经费的支持下，法国大学中增设许多大型专业实验室，为法国此后的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一大批新研究机构得以建立，使得法国在空间、海洋、信息和自动化、电子、核能、分子生物等领域站在了世界的前列。其中，戴高乐尤其重视空间和核能领域的发展。
虽然当时12人智囊团内部仍有异议，但戴高乐在其执政时期仍坚持对空间科学给予大力支持。在他的亲自决定下，法国于1961年成立了受法国工业部和研究部领导的空间研究中心。1965年11月26日，法国用钻石A运载火箭成功地将法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试验卫星一号”送入530～1820公里的轨道，宣告法国第一个打破苏美垄断，成为第三个进入航天时代的国家。戴高乐对核能研究的重视和支持则更早。早在1945年10月18日，戴高乐就决定法国必须进行原子弹的研究，因而成立了由著名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的女婿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担任原子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当他于1958年重新上台执政后，法国研制核武器的步伐也大大加快。1960年2月13日，法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而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962年6月，又在“军事装备计划法案”中拨款60多亿法郎用来建立核威慑力量。此后，法国很快便建立起了由陆基导弹、潜艇导弹、飞机携带的核导弹所组成的三位一体的独立核力量和民用核能利用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