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的张天一决定在北京开一家常德米粉店之前，已经出过书，还是一名专栏作家，在全国办过巡回讲座，有自己的一批忠实粉丝。
　　高考那年作文，他写的文言文被作为反面教材上了新闻。大二时放弃学生会主席转正的机会，自己创办“天一碗”餐馆，开至两家连锁。法学专业的他上学同时，还做着知名艺人的经纪人，也去终南山当过隐士。
　　他在百度百科与自己博客中这样介绍，“90年生人，字水生，自号天一居士、德山居士。”他修道，也修佛，手上戴着佛珠，宿舍里供奉着三清像。北外毕业时，他放弃可出国交流的保研机会，以第一名的总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金融法研究中心主任吴志攀的硕士研究生。
　　2014年6月，他即将研究生毕业，却已召集了三位合伙人，在寸土寸金的北京CBD环球金融中心地下一层，开了一家“伏牛堂”湖南常德牛肉米粉店，并打出宣言“我们是90后，为自己上班”，“用知识分子的良知，在他乡，还原家的味道”。
　　一墙之隔的楼上，是北京顶尖的律所和银行。西装革履的白领精英当中，不乏张天一的学长学姐。

偏偏他做成了

　　37平方米的空间在同层的餐饮店铺群里显得十分局促。为保证质量，他们每天只限量供应120碗米粉，想吃得提前一天预约。
　　下午三点，远远就能看见门口挂着的“米粉已售罄，欢迎预约下一时段”的告示牌。墙壁上画框里写着“伟大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不吃辣椒不革命”，店内播放着香港歌手邓紫棋的《喜欢你》。有客人早早就到了。
　　小店的布置隐约有日式拉面店的风格。张天一很推崇日本纪录片《寿司之神》，他看了十几遍。每来一家媒体，他都重复一次，说也想像片中卖了一辈子寿司的小野二郎那样，“经营一种生活方式”。
　　酷热的6月天，张天一穿着一双黑色短靴，近1米8的个儿，戴着黑框眼镜，脸有些婴儿肥，长着一张与那些经历不太相符的青春面孔。典型的学生样儿，只有身上那件印有“伏牛”二字的黑色T恤，提醒人他的“店小二”身份。
　　许多湖南老乡慕名前来，但大都带着“不太可能好吃”的心理。在过去几年，还没有人能真正地把“舌尖上的常德”带到北京。
　　一天晚上，一位在北京定居多年的66岁常德阿姨，慕名前来，她不懂预约，最终赶到时，米粉已经卖完。阿姨匆忙离开店，没过一会儿又回来了，手里端着一碗从隔壁家买来的没有汤头的面。
　　她让张天一给她浇上伏牛堂的汤头。她边吃着，很激动地说，足足16年没有吃到这样的家乡味道。
　　如他们在宣传里介绍的，为了这个味道，张天一和表弟周全几乎尝遍了常德的米粉。
　　刚过完年，家乡的雪还没化尽，天气阴冷潮湿。兄弟俩走街串巷，想要拜师学艺。常德最大的一家米粉馆当时正缺人，他们想混进来。招聘的阿姨眼一瞅：你们恐怕不是来打工的吧？
　　两人改变策略：到店直接开吃，吃完说明来意。老板们的回应也更直接，大多手一挥，“走走走，不给不给。”直到一家小有名气的粉馆老板愿意收徒，开口却要60万。
　　哥俩只好每天继续吃着粉，表弟吐槽已经“身体冒火”。一个多星期后，终于有一家常德郊区的米粉店老板愿意低价收徒。兄弟俩大喜，很快，“伏牛宝典”诞生。
　　回到北京，飞机9点落地，10点半，俩人已经出现在宋硕租的南三环房子里了，柳啸早已到达。宋硕和柳啸都是张天一本科时的哥们儿，三人个头差不多。宋硕长得白净斯文，说话温和，不露声色，之前已经在一家与法律相关的单位工作，享受着优渥的事业编制，同时还收到了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的MBA全奖。柳啸还在北外读研，并在一家知名律所实习，戴着黑框眼镜，浓眉大眼，属于让人一眼就能记住的类型。
　　突然听哥们儿张天一说要整个“米粉店”，还说这事儿会挺“苦逼”“繁琐”，但他已志在必得。
　　先答应入伙的是宋硕，他大学也开过淘宝店，俩人在本科时就是班上仅有的创业者。两天之后，原本犹疑不决的柳啸也加入伏牛堂。史上最高精尖的一支常德米粉小分队由此诞生，成立当晚，他们就试着开始熬制牛骨汤头。
　　4月4日，小店在北京正式营业。从决定创业到选店、装修、学艺、开业，历时不过两个月。

“不想上班，不向往那样的生活”

　　MBA毕业后在地下一层租下这间小店，自己当老板。这件事儿，他很早就想明白了。
　　去年底，张天一曾参加求职类电视节目《非你莫属》的录制，表示想要找一份“图书策划”的工作。有两位老板看中了他，可张天一谁都没选。亮完相后，他选择了离开。
　　58同城网CEO姚劲波在微博上评价此事，“90后值得期待”。
　　那时的张天一内心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一想到毕业、档案、户口，心里“发慌”。
　　24岁的他有时觉得“活着没意思”。毕业了找工作，然后买房买车，结婚生娃……他反问自己，回老家这些不都有了吗？为什么留在北京？
　　他也想过先工作再创业，但又觉得必须背水一战。他说服自己，“现在如果不去做，以后做的几率更小。”
　　大学时曾在一个文化公司兼职做营销总监时，张天一就发现自己对坐班特别反感。实在忍不了了，他索性拉到几笔业务后，去找老板“谈判”，成功换得工资减半但不坐班的待遇。
　　“不太想上班，不向往那样的生活，”他终于接受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创业吧”。
　　2000年，北大校友陆步轩毕业去卖猪肉，整个社会炸了锅，毁誉参半。14年过去了，虽然风波有所减弱，但90后张天一仍然成为了舆论的焦点。人们可惜教育资源的浪费。 　　张天一不服气，“大家对大学的理解有问题。大学毕业就是为了找工作？不对。大学是塑造人的地方。”
　　他试图向舆论证明，他在用法律思维经营伏牛堂。比如，每位到店的客人如果自己将垃圾分类回收，可以得到一个水果，“法律也是如此，讲究利益的均衡”，他说。
　　还是有很多人没法理解。前来采访的媒体，访完后，还忍不住要问一句，“哥们儿，说真的，干啥不好，为啥要卖米粉啊？”
　　这时候，他常会指指店内挂的海报上的广告词，“我们不仅做米粉，也经营一种生活方式”。但有些时候，他也挺泄气，“这（观念）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人生是一道自由发挥的问答题”

　　大二，同学们就开始叫他“张总”。开了两家连锁餐馆，也赚到了钱，突然，他说“我要关店考研了”。这事儿他干得出来。
　　他的餐饮事业起步于一个租来的民房，地下作坊式的作业，专送饺子外卖。背靠巨大的高校市场，“天一碗”做得最好的时候，两家门店，一个月的流水单近30万元。
　　母亲胡波一直都知道，儿子是个“爱折腾”的人。
　　张天一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律系那年，北京正举办奥运会。2008年，他还不懂淘宝，最常用的社交工具是QQ和校内网。
　　他称18岁的自己是“愣头青”，离开父母来到北京，满脑子都琢磨着独立、自由这些事儿。可思想上，他不敢和老师“顶牛”，怕在学校不好混；物质上，又不敢和掌握经济命脉的父母叫板。
　　他恍然大悟，这一切最后都指向一个：“经济不独立，思想就不会独立。”
　　他决定自己救自己。
　　第一次，他用打杂工攒的钱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乐器店，没什么动静，很快退了股。后来也研究电商，B2B，B2C和APP，还是没有成功。他还混迹在北京各个创投圈和投资者沙龙，到处兜售自己的点子，却都没有下文。直到开店做了饺子餐馆，才开始“发迹”。
　　在北大读研的时候，室友徐俊这样描述他：“开学和张总相处的第一年，他总是高来高去，似乎想的和做的事情永远和我们不在一个频道上。当我们花一个月去写五六篇期末论文时，他仅用一周就搞定了，然后整个人溜得无影无踪；当我们坐在书桌前为一件又一件学习的琐事忙碌时，他在一边打嗝放屁剔牙一边手头拿着一本杂书看着；当我们早已安然入睡时，他可能满身酒气从外面归来放浪形骸；当我们一大早从睡梦中朦胧开眼时，他可能会早已衣衫整齐地念念念叨叨对着书桌前的三清像焚香作揖……”
　　室友徐俊见识了他从一开始自娱自乐地去和学校联系讲座售书，到作为“中国梦”讲师去宣讲他的90梦，再到后来全国各地的学校出费用请他去作讲座的全部过程。那时他就常常出现在媒体视野当中了。
　　徐俊不止一次地被他的理念洗脑：“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牛×，不管记着好还是记着坏，得让人记得住。”他的确一直懂得如何让别人记住自己。
　　一直兼职担任民歌歌手陈思思的经纪人，张天一在娱乐圈待足了五年。他很喜欢这段经历，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学到很多东西，“这是一个用脑子的行业。”
　　他早年在网络上曾引发关注，源于所写的一个帖子“我本科期间做过的十种职业”，被网友戏称为“十业哥”，引发膜拜无数。
　　大三他对佛教产生强烈的兴趣。他看到乔布斯学禅，看到李安将禅的故事表现在《少年派》里，他也想去“找找人生的境界”。于是挥霍了“天一碗”赚得的第一桶金，去终南山修行，也去台湾拜见星云大师。
　　他自创出“9.0.禅”理念。“9是大有之数，0是大空之数。于有无之间，与90后谈禅，分享禅。”之后，他把这些又结集成书，《90’s：不为乌合不从众》。
　　在他的信条里，“人生是一道自由发挥的问答题。”
　　在张天一野蛮生长的大学六年里，互联网行业逐渐成了最出风头的领域。90后创业开始如同雨后春笋，都以互联网为阵地。
　　张天一也体验到了互联网对米粉店的不可小觑的作用。开业前，他用“伏牛堂”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我为什么硕士毕业去卖了米粉》，在朋友圈得到近1万人转发，点击率高达8万多。而他们之前曾连发了三天传单，效果极微，微信只不过一篇文章，就让他们火得如此彻底。

60后vs 90后

　　张天一从大二开始就没向家里要过一分钱。开店的十万块，也是从自己的零用、打三份工攒出来的。
　　伏牛堂开业前，张天一给所有的亲友都发了邀请函，请他们开业当天来伏牛堂观摩，其中也包括母亲胡波。尽管支持儿子创业，但得知是去卖米粉，胡波还是“蒙了”。
　　张天一称母亲为“波姐”，称是自己最好的忘年交。波姐的职业是心理学专家、教育专家，研究出“契约式教育理念”，很得西方教育的精髓，从小就注意培育张天一独立的精神。
　　但这一次，她有些不能接受，和大多数常德人一样觉得“不靠谱”。开业当天，她在拥挤的小店，点了一碗红烧牛肉汤粉。
　　她的一位常德朋友在中国农科院，研究米粉很多年，一直想在北京开店，还是没做成。许多常德人觉得“只有南方的米和水才能把口味做得地道”。
　　米粉吃了一大半儿，她不得不承认，自己有些服气了。
　　在创业这件事上，母子两人有共同的基因。20世纪90年代，胡波和很多60后一样，因下岗被抛进了时代的洪流，离开了本想安身立命一辈子的单位。为了生存，胡波开始创业。她在常德市区开办了一家名叫“家家美”的窗帘店。
　　2000年，“家装事业”正做得风生水起，胡波把店关了，带着儿子南下深圳，专职从事自己感兴趣的教育心理研究和咨询工作。两年后，她二次创业，在深圳创办了“亲子契约教育合作工作坊”并工作至今。
　　“现在让我去开这样一个店，我开不了。”她说。
　　米粉店迅速蹿红后，父亲才知道这件事。“你怎么去卖米粉了？！”电话那头，怒气冲冲。张天一早料到身为公务员的父亲没法接受，所以干脆瞒着，事发之后才怂恿波姐从旁解围。 　　同样不理解的，还有柳啸和宋硕的父母。“当然不同意，nobody同意。”柳啸笑着答得很干脆。他采取的方法是解释加“冷处理”，反正“天高皇帝远”。
　　柳啸的父母现在采取迂回的战术，他们选择暂时的让步，同意让他体验一下创业的乐趣，但也“绝对没有默认以后可以一直干下去”。
　　父母不同意，和大多数人的认知如出一辙：餐饮行业太辛苦，也不太受尊重。
　　张天一也感觉到，即使他的店是网络红店，也没什么两样。偶尔有客人说，“这就是那个卖牛肉粉的”“哎，那个卖牛肉粉的，过来一下，聊两句”，他能感受到言语背后的不屑。
　　胡波已经越来越认可儿子的理念，尊重他去“脚踏实地做好一件小事”。她唯一担心的是，孩子们太辛苦了。她在网上看到关于伏牛堂的视频，张天一出现在画面上，凌晨三点还在准备第二天需要的米粉，她的眼泪“哗”的就开始往下掉。

有性格的人都不太喜欢被贴标签

　　开业52天，伏牛堂实现盈余，大男孩们交了人生第一笔房租，开始有了底气。
　　四位小伙子在这一行都不专业，吃了一些苦头。现在，柳啸是伏牛堂的“账房先生”，宋硕负责品牌推广，周全当起了负责产品的“CPO”，张天一是堂主。
　　周全此前从未下过厨，至今切菜的动作还很生硬，手腕上贴着大大的创可贴，“嗨，常有的事”。张天一笑他，挣的都是真正的“血汗钱。”
　　伏牛堂火了之后，很多投资人主动打电话找过来，许以“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张天一却一一婉拒。他想得很明白，“取法乎上，得乎其中”。
　　他觉得带着宗教般的虔诚去将一碗牛肉米粉做到极致是“一件非常理想主义的事情”，是上法。盈利、赚钱是中道，是上法的副产品，“如果一开始就把目标设定为赚钱，那么结果只能求其中，得其下。”
　　但说起自己的店，他还是忍不住得意，“我们伏牛堂现在是网络红店，已经成为很多人赴京的标准一日游项目……可有客人这样来，我会很愉快地告诉他，我们不是靠这个的（互联网）。”他调侃着，像在说相声。
　　“现在有些人把我们与这些扯到一起，然后就有人给你贴上这个标签。”
　　“你喜欢被贴标签吗？”
　　“有性格的人都不太喜欢被贴标签。”
　　“你是比较有性格的人吗？”
　　“现在平和很多了，但还是有棱角的。”
　　以前他意气风发棱角突出，觉得“天大地大老子最大”。现在，他说看到路边带着孩子卖煎饼的大姐，会心生敬意，看到街头少年在发传单，也一定不躲闪。推销的电话打来，他不再挂电话，还愿意和对方聊一聊，有几次对方忍不住先挂了。
　　现在，这位90后大男孩的哲学是“理解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