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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影视传播一直以来都是城市形象建构的重要渠道。近年来，以陕西为创作背景，刻画西北地区风土人情的影视剧不胜枚举，其在陕西形象的传播中也发挥了不可比拟的作用。然而，如何在影视剧中推陈出新，打破同质化，树立陕西“新”形象，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陕派影视剧的发展现状，分析了陕派影视剧中陕西新形象传播的困境，并提出了相应的传播策略，期望能为陕西新形象的传播有所裨益。
关键词：影视传播;城市形象建构;陕西新形象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8-0092-03
影视传播在城市形象的建构与传播中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我国学者宋宇在其著作《大数据时代新闻业态研究》中指出，影视传播具有引导舆论、传播信息、推动文明建设等功能[1]。“一带一路”倡议推行后，中共西安市委第十三届四次全会随即响应国家政策，强调要把陕西建造成“一带一路”核心区，把西安打造成国际化大都市。因此，以影视剧构建与传播陕西新形象已成为值得开拓和研究的新领域。本文以电视剧《装台》为例，简要分析陕派影视剧中的陕西新形象，并对如何摆脱城市形象固化等传播困境提出了建议。
一、 陕派影视剧发展现状
《电视剧艺术类型论》将国内的影视剧按地域划分为11个类型，并将“陕派电视剧”定义为取材自陕西的历史及现实生活， 体现陕西特有的文化、风土人情与习俗， 并能反映出陕西人民的精神和性格的电视剧流派[2]。本文沿用这一概念，并把陕西电影纳入其中，将陕西电视剧和陕西电影统称为陕派影视剧。
陕派影视剧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陕西影视机构的繁荣。1938年成立于陕西延安的八路军总政治部延安电影团是我军成立的第一个电影机构，其拍摄并保存了大量珍贵的革命史料。随后于1958年建成的西安电影制片厂是我国西北地区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影视生产基地。2020年12月10日，陕西省电影协会正式成立。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吉德在致辞中指出：“截至目前，全省有影视机构1 400余家，城市影院350家，院线公司13家;电影行业从业人员达到10万人;电影产量稳居西部第一、全国前列”。遍地开花的影视机构有力地推动了陕西影视产业的进步。
在陕西影视机构的带动下，反映本土人文风貌的陕派影视劇呈现出络绎不绝之势。其中，《那年花开月正圆》《长安十二时辰》分别以清末和唐朝为背景，讲述了古时陕西的故事，体现了陕西深厚的历史底蕴;《大秦腔》《一个人的皮影戏》则通过影视剧展现了皮影戏、秦腔等具有陕西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和我的家乡》《装台》不仅描绘了现代陕西的社会生活，同时也让陕西美食走进大众视野。
陕派影视剧的发展在极大程度上丰富了城市形象的传播途径，其利用自身的声画优势将陕西新形象以多样化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这些影视剧不仅突出了独属陕西的地方特色，同时也为建构陕西新形象、扩大城市影响力提供了新的宣传思路。
二、 陕派影视剧中陕西新形象的建构
陕派影视剧通过对陕西方言、特色美食等方面的刻画，为观众勾勒出了更为立体的陕西风貌。本节将聚焦电视剧《装台》中的陕西符号，对剧中的方言、美食、人物、文化以及由此表现出的陕西新形象做简要分析。
（一） 方言：诉说秦派风情
方言往往因其地域性和特殊性被视为地方特色的象征。将方言引入影视剧中不仅丰富了故事的地域特点，也使得影视作品更具生活气息。陕派影视剧或加入陕西本土的演员，或采用后期配音的形式，通过对方言的刻画，为故事背景增添了一种鲜活的现实感，打破了空间区隔，将观众瞬间拉进特定的地域情境。
电视剧《装台》单只主创团队就充满了浓厚的陕西味道——剧本改编自陕西籍作家陈彦的同名小说，导演李少飞亦有丰富的陕西生活经历，主演张嘉益、闫妮为陕西籍演员。而剧中的台词、配乐也均带有陕西方言的色彩，通过“呀、嘛、呢、咧”等语气词的使用，对陕西人民的用语习惯进行了精准复刻。在《装台》第一集中，刁顺子去找铁厂长商量能否按时结算工钱一事，当铁厂长给出肯定答复后，刁顺子说道：“好着呢，好着呢，这老板要是不像铁主任，那就成了”。以一句简单的调侃暗示了铁主任的“不靠谱”，再加上方言的诠释，愈发体现出陕西人民豪放爽快的性格以及陕西人特有的陕派幽默。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陕西电影《黄土地》《秋菊打官司》到2021年的《我和我的家乡》《装台》，陕西方言在不同时代的影片里讲述着不同色彩的故事，或是诙谐幽默的喜剧，或是发人深省的悲剧，其在诠释陕西人民平凡生活的同时，也诉说着独属于秦风秦派的人情味。
（二） 美食：熬制人间烟火
以往的陕派影视剧在传播陕西文化、构筑陕西形象时往往会选用众所周知的文化元素作为代表，例如，《黄土地》中的安塞腰鼓，《大秦腔》中的秦腔。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却将美食打造成了“色香味俱全”的新型城市名片，为城市形象的传播提供了新思路。
“要咥（吃）饭，论美食，还得数咱三秦大地。”电视剧《装台》一开播就以一段对陕西美食的特写拉开了故事的序幕。“锅贴、凉粉、酸菜、炒米、春卷、醪糟、三原熏鸡……”由陕味满满的方言说唱作为背景音乐，配以满屏的酸汤饺子、油泼辣子，陕派美食的香气仿佛已溢出了屏幕，引人垂涎。“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传统思想透过“吃有啥不好嘛，那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嘛。”等通俗日常的台词表现得淋漓尽致，观众无需费力思索，即可感同身受。在影视剧的取景地，也随处可见以剧中美食做噱头的商业标语——“白嘉轩（电视剧《白鹿原》角色，由张嘉益饰演）同款油泼面”、“周莹（电视剧《那时花开月正圆》角色，由孙俪饰演）同款甑糕”……陕西美食的影响力已由剧中延续至剧外，成为了陕西的一块诱人的招牌。 煎炒烹炸、切剁擦调，陕派影视剧通过对剧中人物准备佐料、烧煮食材、装承出锅等镜头的运用构建了观众与角色间的情感共鸣，在向观众传递陕西饮食文化的同时，也将陕西人民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精神刻画至深。剧中角色熬制的是人间烟火，品味的是百态人生。
（三） 人物：描绘百态人生
影视剧中的角色有着独立的生命和生活，即是每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物的缩影。因此，树立好陕派影视剧中的人物角色可以更为贴切地反映陕西人民的真实生活，并为建构陕西新形象打通一条鲜活生动的渠道。
《装台》中的刁顺子这一角色即是典型的陕西人民的写照。作为装台队的领头人，刁顺子有担当、能负责，将农民工视为自己的兄弟;作为父亲，他因为对女儿缺乏照顾而心怀愧疚，任由女儿刁蛮任性;作为丈夫，他虽然有些大男子主义、不善言辞，但却将自己的情感转化为了对妻子无微不至的体贴和关怀。刁顺子这一人物有正直仗义之气，也有委曲求全之时，有吃苦耐劳之美德，也有倔强固执之不足，正是由于他的种种不完美，才使得这一人物形象更加真实饱满，更加符合陕西普通百姓的特质和品性。
陕派影视剧中的故事及角色或有真实原型，或改编自小说题材，但其呈现出的人物特点都反映了现实生活中陕西人民的大众形象。这些个性鲜明、性情醇厚的人物在诠释剧中故事、描绘百态人生的同时，也使得陕西这片地域更加有温度。
（四） 文化：书写亘古及今
提起陕西，人们大多会想到“历史”一词，为其贴上“十三朝古都”“三千年中国看陕西”等标签。远到兵马俑、黄帝陵，近到延安革命纪念馆，每一处标志性建筑都在向各地的人们诉说着这片大地上的久远史实。
不同于歷史剧对民族文化和地标建筑浓墨重彩的描写，《装台》改变了以往的叙事策略，将古代建筑及传统文化都融入剧中人物的日常生活。在镜头的带领下，观众跟着角色一起，从永宁门下穿城墙回家，在环城公园里听乡党唱秦腔，在四府街边喝一碗肉丸胡辣汤，在大雁塔旁赏西安城中夜景……虽然该剧并没有刻意描摹“历史西安”的标签，却已让观众在西安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氛围与历史底蕴。
此外，《装台》还采用了航拍的拍摄手法，将充满现代气息的车水马龙之景象与历史韵味浓厚的古代建筑相融合，以俯瞰的角度巧妙地将古今西安进行对比，既体现出陕西亘古及今的文化传习，也彰显了中国时代变迁下陕西文化的发展脉络。
三、 陕派影视剧中陕西新形象的传播困境及对策
陕派影视剧通过可视化的传播方式，为观众营造了视觉和听觉的双重氛围，从而使得城市形象的传播更加多元化。但是，目前陕派影视剧中的陕西形象在建构及传播的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困境。首先，陕派影视剧的剧本内容较为陈旧，其故事背景主要聚焦于古时陕西的朝代变迁，不利于打造国际化的陕西形象;其次，影视剧的播放主要以电视为主，传播渠道较为单一，对当下多元的融媒体信息流通渠道利用较少;最后，陕派影视剧多以小说改编为主，其文化创新性不强，因此容易造成传播内容的同质化，从而导致城市形象固化。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 转换叙事角度，关注都市生活
为树立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形象，陕派影视剧应在一定程度上转换其叙事角度，将拍摄镜头汇聚于当下的都市生活中。以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影视剧为例，其故事内容多以白领阶层的生活为背景，讲述年轻一代在城市中打拼奋斗的故事。《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三十而已》等剧在热播的同时，也将北上广等地饱含青春和生机的气息传递给观众。因此，陕派影视剧亦可通过勾勒陕西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建筑和充满挑战的快节奏生活，展示当代陕西的活力与魅力，为观众呈现国际化大都市的现代感。
（二） 聚焦特色文化，实现微观传播
当下许多现实题材的影视剧在剧情设置时都涵盖了极为丰富的城市元素，试图将城市的社会氛围及生活节奏宏观、整体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但有时过于宏观的叙事角度会导致传播内容失焦，从而使传播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在影视剧中凸显城市的特色元素，对重要的文化内容进行微观、详细地传播，既能避免城市沦为影视剧的背景板，也可以使城市形象具象化。无论是《装台》中的美食、方言，抑或是《白鹿原》中的祠堂、秦腔，当镜头聚焦在这些独具三秦风味的文化符号上时，陕西最原始、最纯正的文化底蕴也已一同呈现于观众面前。
（三） 依托影视场景，培育城市IP
李普曼的“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理论指出，当受众在建构自己对陌生事物的印象时，会受到媒介内容的影响，并以此产生对外部世界的想象[3]。对于许多外地观众而言，其对陕西最初的印象往往来自于陕派影视剧及相关报道，且已在主观世界里形成了对陕西的既定想象。为避免主观想象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过大，进而导致观众产生心理落差，政府在进行城市规划时可以依托影视剧中的场景，打造独属于陕西的IP，使城市形象与影视剧更为贴合，以满足游客及观众的想象。例如，依据电视剧《白鹿原》而建成的白鹿原影视基地，不仅可以用于影视拍摄，还可为游客提供“打卡”场所，将其对影视剧的期待感延伸至剧外，在吸引游客的同时，也将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
四、结 语
以影视剧构建和塑造城市形象是城市传播的一个有效的思路，透过影视剧可以使观众看到不同的地域特色和乡土人情，观众在享受视听盛宴的过程中也无形地接受了由影视剧传递出的城市形象。至此，利用陕派影视剧建构和传播陕西新形象仍值得媒体人不懈地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1]宋宇.大数据时代新闻业态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8：124.
[2]吴素玲.电视剧艺术类型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33.
[3]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常江，肖寒译.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3-15.
[4]王博.论纪录片中陕西形象的建构与传播[J].西部广播电视，2019（6）：119-120.
[5] 周东华，许晓洁.西安方言剧与城市形象建设[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0（2）：71-74.
[责任编辑：武典]
收稿日期：2021-01-22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新形象建构与传播研究”（2018N09）。
作者简介：乔秀丽，女，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闻与传播研究。
关键词：影视传播;城市形象建构;陕西新形象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8-0092-03
影视传播在城市形象的建构与传播中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我国学者宋宇在其著作《大数据时代新闻业态研究》中指出，影视传播具有引导舆论、传播信息、推动文明建设等功能[1]。“一带一路”倡议推行后，中共西安市委第十三届四次全会随即响应国家政策，强调要把陕西建造成“一带一路”核心区，把西安打造成国际化大都市。因此，以影视剧构建与传播陕西新形象已成为值得开拓和研究的新领域。本文以电视剧《装台》为例，简要分析陕派影视剧中的陕西新形象，并对如何摆脱城市形象固化等传播困境提出了建议。
一、 陕派影视剧发展现状
《电视剧艺术类型论》将国内的影视剧按地域划分为11个类型，并将“陕派电视剧”定义为取材自陕西的历史及现实生活， 体现陕西特有的文化、风土人情与习俗， 并能反映出陕西人民的精神和性格的电视剧流派[2]。本文沿用这一概念，并把陕西电影纳入其中，将陕西电视剧和陕西电影统称为陕派影视剧。
陕派影视剧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陕西影视机构的繁荣。1938年成立于陕西延安的八路军总政治部延安电影团是我军成立的第一个电影机构，其拍摄并保存了大量珍贵的革命史料。随后于1958年建成的西安电影制片厂是我国西北地区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影视生产基地。2020年12月10日，陕西省电影协会正式成立。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吉德在致辞中指出：“截至目前，全省有影视机构1 400余家，城市影院350家，院线公司13家;电影行业从业人员达到10万人;电影产量稳居西部第一、全国前列”。遍地开花的影视机构有力地推动了陕西影视产业的进步。
在陕西影视机构的带动下，反映本土人文风貌的陕派影视劇呈现出络绎不绝之势。其中，《那年花开月正圆》《长安十二时辰》分别以清末和唐朝为背景，讲述了古时陕西的故事，体现了陕西深厚的历史底蕴;《大秦腔》《一个人的皮影戏》则通过影视剧展现了皮影戏、秦腔等具有陕西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和我的家乡》《装台》不仅描绘了现代陕西的社会生活，同时也让陕西美食走进大众视野。
陕派影视剧的发展在极大程度上丰富了城市形象的传播途径，其利用自身的声画优势将陕西新形象以多样化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这些影视剧不仅突出了独属陕西的地方特色，同时也为建构陕西新形象、扩大城市影响力提供了新的宣传思路。
二、 陕派影视剧中陕西新形象的建构
陕派影视剧通过对陕西方言、特色美食等方面的刻画，为观众勾勒出了更为立体的陕西风貌。本节将聚焦电视剧《装台》中的陕西符号，对剧中的方言、美食、人物、文化以及由此表现出的陕西新形象做简要分析。
（一） 方言：诉说秦派风情
方言往往因其地域性和特殊性被视为地方特色的象征。将方言引入影视剧中不仅丰富了故事的地域特点，也使得影视作品更具生活气息。陕派影视剧或加入陕西本土的演员，或采用后期配音的形式，通过对方言的刻画，为故事背景增添了一种鲜活的现实感，打破了空间区隔，将观众瞬间拉进特定的地域情境。
电视剧《装台》单只主创团队就充满了浓厚的陕西味道——剧本改编自陕西籍作家陈彦的同名小说，导演李少飞亦有丰富的陕西生活经历，主演张嘉益、闫妮为陕西籍演员。而剧中的台词、配乐也均带有陕西方言的色彩，通过“呀、嘛、呢、咧”等语气词的使用，对陕西人民的用语习惯进行了精准复刻。在《装台》第一集中，刁顺子去找铁厂长商量能否按时结算工钱一事，当铁厂长给出肯定答复后，刁顺子说道：“好着呢，好着呢，这老板要是不像铁主任，那就成了”。以一句简单的调侃暗示了铁主任的“不靠谱”，再加上方言的诠释，愈发体现出陕西人民豪放爽快的性格以及陕西人特有的陕派幽默。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陕西电影《黄土地》《秋菊打官司》到2021年的《我和我的家乡》《装台》，陕西方言在不同时代的影片里讲述着不同色彩的故事，或是诙谐幽默的喜剧，或是发人深省的悲剧，其在诠释陕西人民平凡生活的同时，也诉说着独属于秦风秦派的人情味。
（二） 美食：熬制人间烟火
以往的陕派影视剧在传播陕西文化、构筑陕西形象时往往会选用众所周知的文化元素作为代表，例如，《黄土地》中的安塞腰鼓，《大秦腔》中的秦腔。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却将美食打造成了“色香味俱全”的新型城市名片，为城市形象的传播提供了新思路。
“要咥（吃）饭，论美食，还得数咱三秦大地。”电视剧《装台》一开播就以一段对陕西美食的特写拉开了故事的序幕。“锅贴、凉粉、酸菜、炒米、春卷、醪糟、三原熏鸡……”由陕味满满的方言说唱作为背景音乐，配以满屏的酸汤饺子、油泼辣子，陕派美食的香气仿佛已溢出了屏幕，引人垂涎。“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传统思想透过“吃有啥不好嘛，那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嘛。”等通俗日常的台词表现得淋漓尽致，观众无需费力思索，即可感同身受。在影视剧的取景地，也随处可见以剧中美食做噱头的商业标语——“白嘉轩（电视剧《白鹿原》角色，由张嘉益饰演）同款油泼面”、“周莹（电视剧《那时花开月正圆》角色，由孙俪饰演）同款甑糕”……陕西美食的影响力已由剧中延续至剧外，成为了陕西的一块诱人的招牌。 煎炒烹炸、切剁擦调，陕派影视剧通过对剧中人物准备佐料、烧煮食材、装承出锅等镜头的运用构建了观众与角色间的情感共鸣，在向观众传递陕西饮食文化的同时，也将陕西人民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精神刻画至深。剧中角色熬制的是人间烟火，品味的是百态人生。
（三） 人物：描绘百态人生
影视剧中的角色有着独立的生命和生活，即是每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物的缩影。因此，树立好陕派影视剧中的人物角色可以更为贴切地反映陕西人民的真实生活，并为建构陕西新形象打通一条鲜活生动的渠道。
《装台》中的刁顺子这一角色即是典型的陕西人民的写照。作为装台队的领头人，刁顺子有担当、能负责，将农民工视为自己的兄弟;作为父亲，他因为对女儿缺乏照顾而心怀愧疚，任由女儿刁蛮任性;作为丈夫，他虽然有些大男子主义、不善言辞，但却将自己的情感转化为了对妻子无微不至的体贴和关怀。刁顺子这一人物有正直仗义之气，也有委曲求全之时，有吃苦耐劳之美德，也有倔强固执之不足，正是由于他的种种不完美，才使得这一人物形象更加真实饱满，更加符合陕西普通百姓的特质和品性。
陕派影视剧中的故事及角色或有真实原型，或改编自小说题材，但其呈现出的人物特点都反映了现实生活中陕西人民的大众形象。这些个性鲜明、性情醇厚的人物在诠释剧中故事、描绘百态人生的同时，也使得陕西这片地域更加有温度。
（四） 文化：书写亘古及今
提起陕西，人们大多会想到“历史”一词，为其贴上“十三朝古都”“三千年中国看陕西”等标签。远到兵马俑、黄帝陵，近到延安革命纪念馆，每一处标志性建筑都在向各地的人们诉说着这片大地上的久远史实。
不同于歷史剧对民族文化和地标建筑浓墨重彩的描写，《装台》改变了以往的叙事策略，将古代建筑及传统文化都融入剧中人物的日常生活。在镜头的带领下，观众跟着角色一起，从永宁门下穿城墙回家，在环城公园里听乡党唱秦腔，在四府街边喝一碗肉丸胡辣汤，在大雁塔旁赏西安城中夜景……虽然该剧并没有刻意描摹“历史西安”的标签，却已让观众在西安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氛围与历史底蕴。
此外，《装台》还采用了航拍的拍摄手法，将充满现代气息的车水马龙之景象与历史韵味浓厚的古代建筑相融合，以俯瞰的角度巧妙地将古今西安进行对比，既体现出陕西亘古及今的文化传习，也彰显了中国时代变迁下陕西文化的发展脉络。
三、 陕派影视剧中陕西新形象的传播困境及对策
陕派影视剧通过可视化的传播方式，为观众营造了视觉和听觉的双重氛围，从而使得城市形象的传播更加多元化。但是，目前陕派影视剧中的陕西形象在建构及传播的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困境。首先，陕派影视剧的剧本内容较为陈旧，其故事背景主要聚焦于古时陕西的朝代变迁，不利于打造国际化的陕西形象;其次，影视剧的播放主要以电视为主，传播渠道较为单一，对当下多元的融媒体信息流通渠道利用较少;最后，陕派影视剧多以小说改编为主，其文化创新性不强，因此容易造成传播内容的同质化，从而导致城市形象固化。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 转换叙事角度，关注都市生活
为树立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形象，陕派影视剧应在一定程度上转换其叙事角度，将拍摄镜头汇聚于当下的都市生活中。以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影视剧为例，其故事内容多以白领阶层的生活为背景，讲述年轻一代在城市中打拼奋斗的故事。《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三十而已》等剧在热播的同时，也将北上广等地饱含青春和生机的气息传递给观众。因此，陕派影视剧亦可通过勾勒陕西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建筑和充满挑战的快节奏生活，展示当代陕西的活力与魅力，为观众呈现国际化大都市的现代感。
（二） 聚焦特色文化，实现微观传播
当下许多现实题材的影视剧在剧情设置时都涵盖了极为丰富的城市元素，试图将城市的社会氛围及生活节奏宏观、整体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但有时过于宏观的叙事角度会导致传播内容失焦，从而使传播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在影视剧中凸显城市的特色元素，对重要的文化内容进行微观、详细地传播，既能避免城市沦为影视剧的背景板，也可以使城市形象具象化。无论是《装台》中的美食、方言，抑或是《白鹿原》中的祠堂、秦腔，当镜头聚焦在这些独具三秦风味的文化符号上时，陕西最原始、最纯正的文化底蕴也已一同呈现于观众面前。
（三） 依托影视场景，培育城市IP
李普曼的“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理论指出，当受众在建构自己对陌生事物的印象时，会受到媒介内容的影响，并以此产生对外部世界的想象[3]。对于许多外地观众而言，其对陕西最初的印象往往来自于陕派影视剧及相关报道，且已在主观世界里形成了对陕西的既定想象。为避免主观想象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过大，进而导致观众产生心理落差，政府在进行城市规划时可以依托影视剧中的场景，打造独属于陕西的IP，使城市形象与影视剧更为贴合，以满足游客及观众的想象。例如，依据电视剧《白鹿原》而建成的白鹿原影视基地，不仅可以用于影视拍摄，还可为游客提供“打卡”场所，将其对影视剧的期待感延伸至剧外，在吸引游客的同时，也将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
四、结 语
以影视剧构建和塑造城市形象是城市传播的一个有效的思路，透过影视剧可以使观众看到不同的地域特色和乡土人情，观众在享受视听盛宴的过程中也无形地接受了由影视剧传递出的城市形象。至此，利用陕派影视剧建构和传播陕西新形象仍值得媒体人不懈地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1]宋宇.大数据时代新闻业态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8：124.
[2]吴素玲.电视剧艺术类型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33.
[3]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常江，肖寒译.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3-15.
[4]王博.论纪录片中陕西形象的建构与传播[J].西部广播电视，2019（6）：119-120.
[5] 周东华，许晓洁.西安方言剧与城市形象建设[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0（2）：71-74.
[责任编辑：武典]
收稿日期：2021-01-22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新形象建构与传播研究”（2018N09）。
作者简介：乔秀丽，女，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闻与传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