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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郭沫若一生笔耕不辍，著作颇丰，尤其是其诗集《女神》，是中国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新诗集。该诗集以别开生面的表达形式和深刻的内涵，伫立在时代精神的高度上，发人深省。但是，长期以来，大家在对《女神》进行研究的时候，大多是从西方文化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的。众所周知，郭沫若早年曾留学日本，而留学的经历也使得他的文学创作和日本近代思想文化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日本近代思想文化对郭沫若《女神》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笔者即对日本近代文化思想对《女神》创作的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
关键词：《女神》 日本近代文化思想 影响
引言
长期以来，中国国内关于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研究中，国内众多学者关注的重点是郭沫若如何受到西方近代以来思想文化的影响方面。当然，对于郭沫若与外国文化或者外国作家关系的思考，是郭沫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一方面的研究大体上都是基于以郭沫若的自述作为学术思考的出发点或切入点，从而导致了对《女神》时期的郭沫若研究从一开始就定位在了郭沫若十足的欧化倾向上。这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未曾被广大学者意识到，那就是这些诗歌是一个中国留日青年在日本九州地区创作出来的，这绝非是一个简单的空间或者地域概念。留学的经历也使得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和日本近代文化思想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日本近代思想文化对郭沫若《女神》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 日本近代审美对《女神》审美意识的影响
《女神》具有独特的审美观和审美意识，长期以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女神》的审美意识受到西方近代以来各种思想文化的影响较大。很多学者都从西方思想文化角度出发，对郭沫若的创作动机以及《女神》的审美特点等进行分析研究。但是，纵观现有的研究，在《女神》的创作背景以及作者个人经历等方面的研究相对偏少。但结合郭沫若的个人经历分析可以发现，《女神》中收录了他在1919年至1921年之间的主要新诗作品。而在1919年下半年至1921年这段时间，郭沫若正处于留学日本九州大学期间。郭沫若自己也曾提到过：“我的文学活动期是九州大学当学生时，那时候我大都以日本的自然与人事为题材的。”郭沫若甚至还亲切的将博多湾称为自己诗歌创作的“产床”。九州或者博多湾对于郭沫若的创作而言，自然不会仅仅是提供了一些诗歌的题材，还应该包括了日本这一方水土所孕育的文学情调、审美意识和日本当时的社会思想等对他的影响。所以，日本近代审美对《女神》审美意识同样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在创作《女神》中的大部分诗歌作品的时候，郭沫若正处于海外留学期间，漂洋过海，远离家乡，并需要接受陌生的环境和生活。因此，《女神》中的大部分作品，都诞生在异质文化氛围之中。在这些作品中，作者郭沫若从一个漂洋过海的游子角度出发，抒发独在异乡的苦闷、对未来生活的向往等。多种复杂情感的交融，以及特殊环境和文化、思想背景的综合影响，必然会导致《女神》中大多数作品的与众不同。同时，郭沫若所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那个外在的、直观的自然景物赋予了他很多灵动和感悟。在当时，日本思想和文化之中的审美意识十分倾向于对大自然的赞美，人们大多对大自然情有独钟。在日本文学中，自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题材，也是重要的描写内容以及抒情载体等。很多日本文人都深深地热爱着自然，并怀着一颗感恩和敬畏的心，将自身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进行创作。通过对各种自然环境的描写，表达出日本文人独特的审美思想和丰富的情感等。例如，在众多富于日本特色的文学题材中，都涉及到自然题材和内容。不少日本文人纷纷以自然环境和景物为主要刻画对象，对其在一年之中不同季节的变化进行细细地描写。并从中寄托个人情怀，抒情达意等。在日本文化中萌生出的文学自然观和审美意识，乃至其形成的审美表达方式，对《女神》时期郭沫若创作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而且，除了日本当地的自然环境对其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外，当地的文学创作风格以及审美传统等也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于是，在《女神》的众多作品中，我们便处处可以感觉到日本文化的气息。在《女神》的众多作品之中，也出现了大量的赞美和讴歌大自然的作品。在九州大学求学期间，郭沫若创作出大量以自然为主题的作品。《女神》中描写自然的作品，和日本博多的景色以及九州岛的景色变化等联系十分密切。例如，在《女神》中，郭沫若写到了夏天常见的鸣蝉，并用“生生不息”来形容它们，并写到在鸣蝉的鸣叫声中，“时浪的波音”也慢慢地“长逝”了。在诗中，即体现出对大自然事物的细微观察以及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日本当时的自然美学具有高度的一致。
二 日本文化思想对《女神》风格和表现手法的影响
日本文化思想对《女神》表现手法同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女神》的众多作品之中，郭沫若依靠自己对日本思想文化的理解，娓娓道来，使得整个诗集具有十分明显的日本文化的氤氲气息和鲜明特色。受到日本思想文化风格和美学思想的影响，《女神》中的作品带有十分明显的浪漫主义风格特点，还带有十分鲜明的主观色彩。例如，郭沫若在诗中大声的呼喊；“我燃烧”，并像“烈火”一样痛快地燃烧着。各种极具表现力的表述，乍看上去十分焦灼和狂躁，一些语言甚至令人匪夷以思。但是，正是这些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表达，才使得整部诗集充满了丰富的情感以及超凡脱俗的想象力。各种各样超凡脱俗的想象和夸张手法等的应用，为大家塑出众多理想形象。另外，在创作色彩方面，《女神》的创作也受到日本思想文化的诸多影响。日本的文学在色彩方面具有十分独特的审美。虽然在16世纪，曾经出现过对华丽和绚烂的追求，但整体来看，日本文化还是较为朴实，比较崇尚简约和朴素，文学创作的风格大多较为平实，甚至是单一。在具体进行各种文学创作的时候，大多采用以点带面、以小见大，删繁就简的方式，表现出以小见大，以简驭繁的特点。在创作色彩方面，《女神》即受到较大的影响。总体来看，在创作《女神》中大量诗歌的时候，作者郭沫若采用的是单色调和多色调两种方式。其中既包括了纯净、简洁的单一色调，也涉及到各种明快、华丽的缤纷色彩。各种色彩的灵活运用，很好地突出了各种自然景物的美好，并有效地表达出了作者的个人心境。尤其是以月色等为主题的一些作品，例如，《密桑索罗普之夜歌》和《新月与月云》等，都是运用单一色调的佳作。诗人朱湘在评价郭沫若的《女神》时，即认为整部诗集具有十分明显的“单色的想象”特征。说明郭沫若在创作《女神》的时候，对色彩充满敏锐的感受，并由此萌生出想象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对自然美的感悟方式，对生命意识的一种灵动的追寻，并且达到了艺术感觉上的自觉意识。而且，在国内的时候，郭沫若受到的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和滋养。但在日本期间，受到较为开放的思想文化环境的影响，郭沫若得以了解到很多西方文化，学习很多西方优秀诗人，例如歌德和惠特曼等人的作品。于是，在日本当地思想文化以及西方科学思想的不断影响之下，郭沫若的人生观和文化观等都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实现了自我突破和自我形象的壮大。因此，在创作《女神》的时候，作者便随时随地爆发出来强大的力量和兴奋，丰富的情感充斥于诗集的各个角落。例如，在诗人情感与艺术碰撞、融合、激溅的《天狗》中，诗歌第一节的关键词是“吞”。在这一部分，作者描写了一只“天狗”，它吸纳全世界。只见作者郭沫若写到，“天狗”，吞了“日”，吞了“月”，甚至把“星球”和“全宇宙”都吞掉了，奇特的想象力和豪迈的情怀展露无疑。在《女神》其他的一些作品中，郭沫若还写到，要大胆地剥自己的皮，食自己的肉，嚼自己血，啮自己的心肝，从而表达出自己想要脱胎换骨、重获新生、彻底改变自己的强烈愿望。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在留学日本期间，作者郭沫若所经历的巨大冲击以及发生的诸多变化，都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三 日本文学语言特色对《女神》语言风格的影响
日本文学语言极具特色，并对《女神》的语言风格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时，日本的诗歌创作经常会用到俳句，俳句是一种独特的日本古典短诗形式，又称为小诗。俳句由“五-七-五”，共十七字音组成，要求严格，受“季语”的限制。俳句源于日本的连歌及俳谐两种诗歌形式，十分适合表达瞬间细密的情思，这与日本民族的性格是颇为吻合的。就如同我国的词，它在情感的表达上，较之于诗，更细致精微，且极具特色。例如，俳句季语，和一年之中的四季密切相关。例如，与春季密切相关的季语有东风、春雨、阳炎等；与秋季相关的季语则包括新凉、名月、夜长等。周作人也曾经在留学日本的时候通过研究发现，俳句作为一种古老的日本古文学，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而郭沫若在留学日本，创作《女神》中相关诗歌作品的时候，也受到日本这种文化创作风格和特点等影响。在郭沫若的很多诗作中，都不乏日本俳句的淡雅简洁、含蓄而富有余韵的特点。例如，上文我们提到的《鸣蝉》这首《女神》中篇幅最短的诗，即带有较为鲜明的日本文学创作传统的色彩。而纵观《女神》的整体风格，在语言方面，大多十分简洁生动，却余味悠长，和日本的俳句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并且与日本的文学传统十分符合，均以心去观照、感受自然万物，让主观情感在对物的感动中，与物交融汇通而融为一体。进而得到深化和净化，进入—个全新的审美境界和意向空间。另外，如果将郭沫若早期诗歌与日本和歌进行比较，其很多诗歌都具有日本和歌质朴、曲折委婉、注重感情象征、美的情调等特点。和歌作为日本的一种诗歌体，对于美的追求以及鲜明的梦的情调特点等也极大地影响到郭沫若的《女神》相关诗歌创作。
结语
作为中国第一部新诗集，郭沫若的《女神》一直都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但是，国内很多学者关注的重点是郭沫若如何受到西方近代以来文化思想的影响方面。郭沫若早年曾经留学日本，留学经历使得他的文学创作和日本近代文化思想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日本近代思想文化也极大地影响到郭沫若《女神》的创作。而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也了解到，不论是语言风格还是表现手法以及审美特点等，《女神》都和日本的文化思想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留学经历于他一生关系甚大，他日后的数种社会角色，不论是诗人还是作家，抑或是革命者和学者，还有革命意识形态阐释者和宣传者等，在其留学期间及其余波之中，都已大体形成或即将形成。
参考文献：
[1] 李怡：《郭沫若〈女神〉时期佚诗的文献价值——以〈“女神”及佚诗〉为中心》，《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 颜同林：《〈女神〉时期集外诗作的发掘与郭沫若早期新诗的文学史形象》，《中国诗歌研究》，2011年第3期。
[3] 粟斌：《从“神女”到“女神”——试析郭沫若〈女神〉中女神形象的转型》，《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4] 李怡：《欲望的生成与焦虑的克服——郭沫若的日本记忆及其文学史价值》，《长江学术》，2010年第2期。
（吉金金，西藏民族学院讲师）
关键词：《女神》 日本近代文化思想 影响
引言
长期以来，中国国内关于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研究中，国内众多学者关注的重点是郭沫若如何受到西方近代以来思想文化的影响方面。当然，对于郭沫若与外国文化或者外国作家关系的思考，是郭沫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一方面的研究大体上都是基于以郭沫若的自述作为学术思考的出发点或切入点，从而导致了对《女神》时期的郭沫若研究从一开始就定位在了郭沫若十足的欧化倾向上。这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未曾被广大学者意识到，那就是这些诗歌是一个中国留日青年在日本九州地区创作出来的，这绝非是一个简单的空间或者地域概念。留学的经历也使得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和日本近代文化思想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日本近代思想文化对郭沫若《女神》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 日本近代审美对《女神》审美意识的影响
《女神》具有独特的审美观和审美意识，长期以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女神》的审美意识受到西方近代以来各种思想文化的影响较大。很多学者都从西方思想文化角度出发，对郭沫若的创作动机以及《女神》的审美特点等进行分析研究。但是，纵观现有的研究，在《女神》的创作背景以及作者个人经历等方面的研究相对偏少。但结合郭沫若的个人经历分析可以发现，《女神》中收录了他在1919年至1921年之间的主要新诗作品。而在1919年下半年至1921年这段时间，郭沫若正处于留学日本九州大学期间。郭沫若自己也曾提到过：“我的文学活动期是九州大学当学生时，那时候我大都以日本的自然与人事为题材的。”郭沫若甚至还亲切的将博多湾称为自己诗歌创作的“产床”。九州或者博多湾对于郭沫若的创作而言，自然不会仅仅是提供了一些诗歌的题材，还应该包括了日本这一方水土所孕育的文学情调、审美意识和日本当时的社会思想等对他的影响。所以，日本近代审美对《女神》审美意识同样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在创作《女神》中的大部分诗歌作品的时候，郭沫若正处于海外留学期间，漂洋过海，远离家乡，并需要接受陌生的环境和生活。因此，《女神》中的大部分作品，都诞生在异质文化氛围之中。在这些作品中，作者郭沫若从一个漂洋过海的游子角度出发，抒发独在异乡的苦闷、对未来生活的向往等。多种复杂情感的交融，以及特殊环境和文化、思想背景的综合影响，必然会导致《女神》中大多数作品的与众不同。同时，郭沫若所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那个外在的、直观的自然景物赋予了他很多灵动和感悟。在当时，日本思想和文化之中的审美意识十分倾向于对大自然的赞美，人们大多对大自然情有独钟。在日本文学中，自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题材，也是重要的描写内容以及抒情载体等。很多日本文人都深深地热爱着自然，并怀着一颗感恩和敬畏的心，将自身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进行创作。通过对各种自然环境的描写，表达出日本文人独特的审美思想和丰富的情感等。例如，在众多富于日本特色的文学题材中，都涉及到自然题材和内容。不少日本文人纷纷以自然环境和景物为主要刻画对象，对其在一年之中不同季节的变化进行细细地描写。并从中寄托个人情怀，抒情达意等。在日本文化中萌生出的文学自然观和审美意识，乃至其形成的审美表达方式，对《女神》时期郭沫若创作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而且，除了日本当地的自然环境对其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外，当地的文学创作风格以及审美传统等也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于是，在《女神》的众多作品中，我们便处处可以感觉到日本文化的气息。在《女神》的众多作品之中，也出现了大量的赞美和讴歌大自然的作品。在九州大学求学期间，郭沫若创作出大量以自然为主题的作品。《女神》中描写自然的作品，和日本博多的景色以及九州岛的景色变化等联系十分密切。例如，在《女神》中，郭沫若写到了夏天常见的鸣蝉，并用“生生不息”来形容它们，并写到在鸣蝉的鸣叫声中，“时浪的波音”也慢慢地“长逝”了。在诗中，即体现出对大自然事物的细微观察以及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日本当时的自然美学具有高度的一致。
二 日本文化思想对《女神》风格和表现手法的影响
日本文化思想对《女神》表现手法同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女神》的众多作品之中，郭沫若依靠自己对日本思想文化的理解，娓娓道来，使得整个诗集具有十分明显的日本文化的氤氲气息和鲜明特色。受到日本思想文化风格和美学思想的影响，《女神》中的作品带有十分明显的浪漫主义风格特点，还带有十分鲜明的主观色彩。例如，郭沫若在诗中大声的呼喊；“我燃烧”，并像“烈火”一样痛快地燃烧着。各种极具表现力的表述，乍看上去十分焦灼和狂躁，一些语言甚至令人匪夷以思。但是，正是这些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表达，才使得整部诗集充满了丰富的情感以及超凡脱俗的想象力。各种各样超凡脱俗的想象和夸张手法等的应用，为大家塑出众多理想形象。另外，在创作色彩方面，《女神》的创作也受到日本思想文化的诸多影响。日本的文学在色彩方面具有十分独特的审美。虽然在16世纪，曾经出现过对华丽和绚烂的追求，但整体来看，日本文化还是较为朴实，比较崇尚简约和朴素，文学创作的风格大多较为平实，甚至是单一。在具体进行各种文学创作的时候，大多采用以点带面、以小见大，删繁就简的方式，表现出以小见大，以简驭繁的特点。在创作色彩方面，《女神》即受到较大的影响。总体来看，在创作《女神》中大量诗歌的时候，作者郭沫若采用的是单色调和多色调两种方式。其中既包括了纯净、简洁的单一色调，也涉及到各种明快、华丽的缤纷色彩。各种色彩的灵活运用，很好地突出了各种自然景物的美好，并有效地表达出了作者的个人心境。尤其是以月色等为主题的一些作品，例如，《密桑索罗普之夜歌》和《新月与月云》等，都是运用单一色调的佳作。诗人朱湘在评价郭沫若的《女神》时，即认为整部诗集具有十分明显的“单色的想象”特征。说明郭沫若在创作《女神》的时候，对色彩充满敏锐的感受，并由此萌生出想象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对自然美的感悟方式，对生命意识的一种灵动的追寻，并且达到了艺术感觉上的自觉意识。而且，在国内的时候，郭沫若受到的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和滋养。但在日本期间，受到较为开放的思想文化环境的影响，郭沫若得以了解到很多西方文化，学习很多西方优秀诗人，例如歌德和惠特曼等人的作品。于是，在日本当地思想文化以及西方科学思想的不断影响之下，郭沫若的人生观和文化观等都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实现了自我突破和自我形象的壮大。因此，在创作《女神》的时候，作者便随时随地爆发出来强大的力量和兴奋，丰富的情感充斥于诗集的各个角落。例如，在诗人情感与艺术碰撞、融合、激溅的《天狗》中，诗歌第一节的关键词是“吞”。在这一部分，作者描写了一只“天狗”，它吸纳全世界。只见作者郭沫若写到，“天狗”，吞了“日”，吞了“月”，甚至把“星球”和“全宇宙”都吞掉了，奇特的想象力和豪迈的情怀展露无疑。在《女神》其他的一些作品中，郭沫若还写到，要大胆地剥自己的皮，食自己的肉，嚼自己血，啮自己的心肝，从而表达出自己想要脱胎换骨、重获新生、彻底改变自己的强烈愿望。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在留学日本期间，作者郭沫若所经历的巨大冲击以及发生的诸多变化，都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三 日本文学语言特色对《女神》语言风格的影响
日本文学语言极具特色，并对《女神》的语言风格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时，日本的诗歌创作经常会用到俳句，俳句是一种独特的日本古典短诗形式，又称为小诗。俳句由“五-七-五”，共十七字音组成，要求严格，受“季语”的限制。俳句源于日本的连歌及俳谐两种诗歌形式，十分适合表达瞬间细密的情思，这与日本民族的性格是颇为吻合的。就如同我国的词，它在情感的表达上，较之于诗，更细致精微，且极具特色。例如，俳句季语，和一年之中的四季密切相关。例如，与春季密切相关的季语有东风、春雨、阳炎等；与秋季相关的季语则包括新凉、名月、夜长等。周作人也曾经在留学日本的时候通过研究发现，俳句作为一种古老的日本古文学，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而郭沫若在留学日本，创作《女神》中相关诗歌作品的时候，也受到日本这种文化创作风格和特点等影响。在郭沫若的很多诗作中，都不乏日本俳句的淡雅简洁、含蓄而富有余韵的特点。例如，上文我们提到的《鸣蝉》这首《女神》中篇幅最短的诗，即带有较为鲜明的日本文学创作传统的色彩。而纵观《女神》的整体风格，在语言方面，大多十分简洁生动，却余味悠长，和日本的俳句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并且与日本的文学传统十分符合，均以心去观照、感受自然万物，让主观情感在对物的感动中，与物交融汇通而融为一体。进而得到深化和净化，进入—个全新的审美境界和意向空间。另外，如果将郭沫若早期诗歌与日本和歌进行比较，其很多诗歌都具有日本和歌质朴、曲折委婉、注重感情象征、美的情调等特点。和歌作为日本的一种诗歌体，对于美的追求以及鲜明的梦的情调特点等也极大地影响到郭沫若的《女神》相关诗歌创作。
结语
作为中国第一部新诗集，郭沫若的《女神》一直都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但是，国内很多学者关注的重点是郭沫若如何受到西方近代以来文化思想的影响方面。郭沫若早年曾经留学日本，留学经历使得他的文学创作和日本近代文化思想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日本近代思想文化也极大地影响到郭沫若《女神》的创作。而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也了解到，不论是语言风格还是表现手法以及审美特点等，《女神》都和日本的文化思想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留学经历于他一生关系甚大，他日后的数种社会角色，不论是诗人还是作家，抑或是革命者和学者，还有革命意识形态阐释者和宣传者等，在其留学期间及其余波之中，都已大体形成或即将形成。
参考文献：
[1] 李怡：《郭沫若〈女神〉时期佚诗的文献价值——以〈“女神”及佚诗〉为中心》，《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 颜同林：《〈女神〉时期集外诗作的发掘与郭沫若早期新诗的文学史形象》，《中国诗歌研究》，2011年第3期。
[3] 粟斌：《从“神女”到“女神”——试析郭沫若〈女神〉中女神形象的转型》，《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4] 李怡：《欲望的生成与焦虑的克服——郭沫若的日本记忆及其文学史价值》，《长江学术》，2010年第2期。
（吉金金，西藏民族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