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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何遂于1928年5月正式就任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代校务”。代校务就是代理校长蒋介石、副校长李济深主持校务，并不是“教育长”，当时的教育长是李扬敬。为什么不称“代理校长”呢?也许和蒋介石喜欢部下称他为“校长”而因此犯忌的心理有关。何遂此前是个北方军人，怎么和蒋介石有了直接联系?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任这个职务?
参与“北京政变”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系爱国军人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迫使在山海关督战的吴佩孚从海上逃离北方。“北京政变”后成立了“国民军”，冯玉祥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任国民军副总司令，分别兼第二军、第三军军长。何遂任第三军参谋长兼第四师师长，同时任国民军空军司令，由北京政府委任为航空署长，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国民军的臂章上印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立即致电在广州的孙中山，邀请孙先生北上主政。11月7日，孙中山给包括何遂在内的20多位具名者复电，称：“前闻诸兄驱逐元恶，为革命进行扫除障碍，已深庆幸。兹悉诸兄更努力建设，期贯彻十余年来未能实现之主义，使革命不至徒劳无功，犹为欣慰。文决日内北上，与诸兄协力图之。”
何遂生前写了《关于国民军的几段回忆》，文中写到他和孙岳在陕西为西进的问题发生争执。他曾告诉我，他对西进抱有强烈愿望，孙岳原本也是下了决心的，但各方干扰太多，孙岳变了卦。他们在西安吵得很凶，最终孙岳变了脸，怒斥道：“叙甫，别再闹啦!你再闹，我军法从事!”何遂气极了，离开第三军去日本考察。
孙岳放弃经甘肃西进新疆的计划回到北京，当了直隶军务督办兼省长。此时是国民军最兴旺的时候。但国民军控制北京政权，与国共合作的广东政府南北呼应，成为全国军阀势力的心腹大患。这就促使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联合起来对付国民军。由于军事节节失利，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孙岳此时健康状况恶化，难以支撑(后来，孙岳到上海治病，1928年5月病逝，享年50岁)，让李烈钧把何遂找来，希望何遂替他“办理军队的后事”。何遂不忍推托，在败局已定的情势下就任第三军代理军长。
当时，北京古城已被直军、奉军包围。冯玉祥第一军驻北京的主力是鹿钟麟部，鹿请何遂出面与直军联系，让直军开一个口子，国民军自动撤出古城。何遂两次冒着生命危险进入直军防区，面见直军前敌总指挥田维勤，第二次居然说动了田维勤，和他一起进入北京。田与鹿钟麟当面商妥，1926年4月，国民军撤出北京，退守京郊以南口为中心的绵延阵地。国民军第三军全盛时号称10万之众，其实大多为无奈而依附的直系旧部，此时纷纷各寻出路。何遂对此不仅不予掣肘，反而尽力给予方便和协助。第三军核心部队是孙岳的嫡系徐永昌部，徐率第三军队伍参加了“南口大战”，失败后，徐投奔了山西阎锡山。至此，国民军第三军瓦解。在这个过程中，何遂赢得了“义薄云天”的好名声。
主持黄埔军校工作
何遂在奉系军队进入北京后，经上海转往杭州。浙江督军夏超是何遂辛亥革命前在广西的战友，夏超送给何遂一幢小楼，地点在杭州涌金门外西湖边上(此楼至今尚在)。何遂在此沉醉于考古癖好中，收集了数以千计的瓦当，200余枚铜鉴，一一拓印成册，仅瓦当拓本就有30余册。很幸运，中国国家图书馆至今保存着他的4册瓦当拓片本和2册铜鉴拓片本。
有一天，陈铭枢突然来访，对他说，蒋总司令(蒋介石)有事情找他，请他去一趟。何遂到南昌，在一辆火车上的临时办公室里见到了蒋介石。蒋很客气，让他到河南去，利用与直系的旧关系，策动吴佩孚的部下，特别是吴的主力靳云鹗部，倒戈响应北伐。蒋的意思是，只要不再听吴的指挥，部队不改编，由武汉北伐军政府委以新职。何遂答应遵命照办。
何遂先与李书城、吕公望同到武汉，取得合法身份，然后潜赴河南信阳、郑州。当时，吴佩孚的主力是靳云鹗部，其次是魏益三部，田维勤部也有相当实力。靳云鹗长期受吴佩孚压制，二人积怨甚深，曹锟曾把他们比作一对“活冤家”。靳与胡景翼交好，胡原属陕西靖国军，是通过孙岳、何遂牵线进入直系的。何与胡是契友，因这层关系，何遂与靳云鹗换过帖。魏益三原为奉系郭松龄的部将，郭松龄倒奉失败被害后，魏继续举“国民军第四军”的旗号反奉，被奉系通缉追杀，被迫归附直系，但与吴佩孚的关系不深。田维勤本是靳云鹗的部下，曾一度整建制为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收容。何遂在信阳秘密会见了靳云鹗、魏益三和田维勤。魏益三在他的遗稿《我由反奉到投冯投吴投蒋的经过》一文中，在“我怎样归附了北伐军”一节里写道，北伐军占领武汉后，蒋介石、唐生智派人到河南拉拢吴佩孚的部下，写明了“何遂等人到信阳来见靳云鹗和我，劝说我们归附北伐军”的情节。魏先生生前在另一篇回忆他接受北伐军政府委任的文章中，也谈到了他和靳云鹗、田维勤与何遂会晤并共餐的情况。何遂作为北伐军的密使，确实把蒋介石的意思直接传给了三位旧友。后来，在大势所趋的背景下，基于直系军阀固有的矛盾，靳云鹗和魏益三倒戈响应北伐；田维勤没有接受北伐军的委任。吴佩孚被迫率残部狼狈逃往四川，投奔了杨森，煊赫一时的直系军阀集团至此彻底垮台。
这段经历有时会在何遂心底泛起，20世纪50年代末，他画了一幅《浔阳秋色图》，在天头题道：“一九二六年十月，同李书城、吕公望至汉，任河南前线反正事。吴逐靳降直奉大战因成奉军出关之局云。青山红树爱清霜，江影澄鲜帆影长；老屋几间泉几叠，销魂千古是浔阳。时蒋为友也。”这段文字中的吴指吴佩孚，靳指靳云鹗，蒋指蒋介石。
何遂办完这件事情后，蒋介石曾单独请他吃饭。我的长兄何世庸在他撰写的回忆录里有一段有趣的记述：吃饭时，何滔滔不绝地讲述事情的经过，蒋一再客气地请他用餐、吃菜，何仍然不停地讲着，蒋过意不去，说何先生先吃饭，慢慢讲!何遂诚恳地说，总司令很忙，单独见你一次不容易，我要把事情的原委和关节都给你讲清楚，吃饭嘛是小事情。蒋为之动容。
事后，陈铭枢问何遂想要点什么?何历来推崇鲁仲连，为人排患难解纷争而无所取，对这种现场交易自然不喜欢，便谢绝了，仍回杭州涌金门外91号小楼去搞他的考古了。
1927年末，何遂应好友李济深(1915年，与何遂同在陆军大学任教官，一同反对袁世凯称帝)之邀，到广州去当了第八路军的总参议。此时，坐落在广州珠江长洲岛上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被冷落。校长蒋介石正纵横捭阖盯住全国的权力争夺，副校长李济深也无暇顾此。在校主事的教育长李扬敬压不住阵脚，学生屡屡发生骚动。李济深建议安排一位代理校长，一连推荐了三位人选，蒋介石都没有点头。虽然此职只是一个没有实际军权，而且带有过渡性质的职位，但黄埔军校是蒋介石权力肇始之地， 蒋将其看得很重。李济深第四个推荐了何遂，蒋介石同意了。
黄埔军校短暂任职经历
何遂不爱权(这是他被一些人容纳和利用的原因)，不爱钱，但十分好名。年届不惑的他，对“名士”、“闻人”这类的称号心向往之。他对新的贵而无味的职务颇感兴趣，认为是蒋对他表示的信赖，那时亦对蒋有好感，认为中国连年战乱，民不聊生，老百姓企盼太平和统一，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他对蒋抱有希望，但对蒋介石的“清党”是不赞成的。国民军控制北京的兴旺时期，有几十名苏俄顾问和他多有交往；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是他的老朋友，当然他们只探讨考古和文字学。何遂一心要动员孙岳西进到新疆去，就是想要背靠苏联，取得苏联的援助，实行长期割据。何遂是拥护联俄联共的，但他认为蒋的“清党”是权力之争，是排除异己，只是手段过于残忍。
何遂走马上任适值黄埔第六期。何遂作风比较民主，待人热诚，受到学生欢迎。
何遂是个聪明人，他认为北伐胜利，太平纪功，恰当其时。他主持黄埔校务时间并不长，却大兴土木，在校园里兴建了多项大的建筑，至今留为胜景。
1928年9月，何遂主持了“孙总理纪念碑筹建会议”，全校师生踊跃捐资。10月11日，何遂率领军校各部长官和学生代表在八卦山举行了孙总理纪念碑奠基典礼，何亲自挥镐破土动工。
这座今天仍屹立于黄埔军校旧址中央的宏伟的纪念碑，座高19米，碑高40米。正面“孙总理纪念碑”六个隶书字，是胡汉民书写。碑东侧所刻孙中山“和平，奋斗，救中国”七字遗训，是何遂手书。据当时何带在身边的三子何康回忆：“父亲是用大面盆盛满墨汁，把纸铺在地上，用扫帚饱蘸浓墨书写的。”何遂崇敬孙中山，他在北京亲历了孙中山的追悼会，这位民主革命先行者弥留之际呼唤的七个字，给他的心灵很大震动，他是饱蘸着浓烈的感情写下这七个大字的。碑西侧刻着孙中山在军校开学典礼上对师生的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是戴季陶的手迹。碑后面刻有篆体孙中山像赞，称：“先生之道，天下为公；先生之志，世界大同：三民建国，允执厥中；况在吾校，化被春风；江流不废，终古朝宗。”纪念碑顶部所立孙中山铜像，高2.6米，为日本友人梅屋庄吉所赠。这座纪念碑1930年5月完工，那时何遂已辞职离校。
在校园西南部的“平岗之阳”，1926年建有“东江阵亡烈士墓”，是为纪念1925年讨伐陈炯明东江之役阵亡烈士而修建的。烈士墓庄严肃穆，纪念塔式的碑体上方，建有白色厚重的石亭。1928年10月，在何遂主持下，紧挨烈士墓又动工修建了“东江阵亡烈士纪念坊”。它是一座凯旋门式的平房建筑，里面立着两块巨型石碑，碑文为何遂撰写并以颜楷书丹。这篇碑文较长，概括地记述了自1924年5月孙中山创立黄埔军校以来，“秉主义，施训育，桓桓肃肃，兴也勃然”。以黄埔军校师生为基干，东讨鲤湖、棉湖，又回师挫败了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重点记叙了蒋介石指挥的第二次东征，对攻克陈炯明老巢天险惠城一役描述尤为突出，歌颂了革命军人英勇肉搏，前仆后继，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指明先有东征胜利，才有了后来的北伐。碑文对蒋介石多所颂赞，实为何遂当时内心思想感情的抒发。
1929年初，何遂又主持兴建了“黄埔军校学生北伐阵亡将士纪念碑”，是一座高10米的花岗岩石碑。碑身篆书“为民牺牲”是何遂的手迹。碑座东、西、北侧刻有北伐阵亡的独立一团一营营长曹渊等355位黄埔军校学生的姓名。碑座南侧是何遂撰写并书丹的碑文。这篇骈体碑文点出了北伐“庶天心之厌乱，慰中外之喁喁”的背景，热情讴歌了黄埔学生在北伐中展现的革命精神。颂扬烈士们：“平岗之石齿齿兮，黄埔之水淙淙。屹丰碑以励世兮，将以垂人纪于无穷。”
1929年初，何遂还在校园东部的蝴蝶岗修建了一座公园，名为“济深公园”，显然是为彰显副校长李济深的。何遂写了一篇短文《济深公园记》，希望那里能成为学生“修学”、“观摩”、“相络相瓦”、“敬业乐群”的园地。
1996年的春天，时任广东省黄埔同学会会长的何世庸，以82岁高龄亲自带着何嘉(我的姐姐)、赵志勤(我的妻子)和我参观了黄埔军校旧址，逐一瞻仰了这些建筑。站在孙总理纪念碑“和平，奋斗，救中国”几个大字下，我不禁感想丛生：从大的方面说，伟大的孙中山这七字遗言，至今仍闪耀着鼓舞中华儿女为民族复兴而奋进的熠熠光辉；从小的方面说，虽然许多有关黄埔军校的纪念册、画册上，很少提及何遂这位曾经的“代校务”，但他自己却在这片土地上，为自己刻下了抹不掉的一笔。
主动请缨抗日
1929年2月24日，何遂主持了黄埔第六期的毕业典礼。一位毕业生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当我们于二月二十六日离校时，何遂代校务和李扬敬教育长亲自到校门码头和同学们一一握手送行，语重心长，致以良好祝愿。船开后，仍站在码头上频频招手致意。”
1929年3月爆发了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蒋桂战争”，蒋介石获胜。蒋因李济深支持桂系，耍手段诱李济深到南京，以“谋反党国”的罪名，将李软禁于汤山，并开除了李的国民党党籍。李济深与何遂交好，临去南京前预感不祥，告别时把一口袋钱塞在何遂手里，说你留着用，他知道何遂爱花钱而不善理财。此时，蒋介石在南京设立了国民党中央军校，继承黄埔军校的期别，与黄埔老校同时并存，黄埔军校的经费日渐紧缺。何遂失去李济深的就近支持，日子不好过了。至1929年末，军校又发生了一件令何遂愤怒的事情：部分师生要求铲除“济深公园”，何遂反对。何遂认为，这是对着他来的，于是打了一个辞呈，不等回复，带着家眷走了。
何遂先到南京，带着长子何旭(何世庸)，用汽车装了一大箱线装书直闯汤山。警宪拦不住，他见到了李济深，慰问一番，把旧书留给李解闷。何又到上海接老母，举家回到北平。他在北平察院胡同29号有一处老宅，前后两进，院内有假山，有能容数十人开会的厅堂，何遂便在此闲居。何遂的兴趣和主要精力都集中于考古，特别热衷于甲骨文的搜集和研究，他此时与北平图书馆有不少联系。
1930年春，“蒋、阎、冯中原大战”山雨欲来。何遂的内兄陈裕时住在他家。陈裕时是辛亥革命中革命党内主张向袁世凯妥协的实力派军人，“二次革命”后跑到英国去研究中国国学。袁世凯称帝，他才回国参加护国战争。袁世凯死后，陈皈依佛门，法号圆白。他那时是北平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陈认为“阎锡山有帝王之相”，他与旧友经常聚会，他们是拥阎派，何遂则是倾向蒋介石，而蒋也没有忘记他。正当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宋美龄的亲信邢契莘邀何遂和其在欧洲观战时结交的好友徐祖善一同来访，邢契莘转达了蒋介石的意思：让何遂去见冯玉祥，劝说冯玉祥要冷静，不要和阎锡山搞在一起，在蒋阎对抗中保持中立，是为上策。何遂表示，自己和冯玉祥的关系不算好，可以去见冯，转达蒋的意思，但不能担负劝说之责。何遂为此到山西，在太原晋祠会见了冯玉祥，转达了蒋介石的意思。这年5月，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至10月，阎、冯战败。
1931年初，何遂应杨虎城之邀(国民军时期，何遂任第三军参谋长兼第四师师长，杨虎城是第三师师长，他们的关系很好)，到陕西西安当了第十七路军的总参议。同年10月，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个月，经蒋介石提名，何遂当了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次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又任命何遂为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但此时，何遂激于民族义愤正全身心地投入北方抗日救亡活动，他与朱庆澜将军一起组建了“辽吉黑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奔走呼号，宣传抗日，向前线输送弹药和慰问品，自己也把南京中央研究院收藏其古物获偿的4万大洋全部捐献了。他还主动请缨当驻热河的第五十五军军长(该军以义勇军撤至关内部队为主力)。但他的抗日行动，反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不满，受到多方掣肘；甚至北平的家在大白天遭到多名“黑衣大汉”的抢劫(这时期的情况，可参见《百年潮》2007年第7期《抗战初何遂与中共高层的交往》)。直至1933年热河失守后，他才辞去军职，卖掉北平的房子，于1934年举家迁往南京。当时国民政府立法院的院长是孙科，孙对何遂相当倚重。何遂从此成为国民政府的一名高官。
(责任编辑 李树泉)
参与“北京政变”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系爱国军人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迫使在山海关督战的吴佩孚从海上逃离北方。“北京政变”后成立了“国民军”，冯玉祥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任国民军副总司令，分别兼第二军、第三军军长。何遂任第三军参谋长兼第四师师长，同时任国民军空军司令，由北京政府委任为航空署长，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国民军的臂章上印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立即致电在广州的孙中山，邀请孙先生北上主政。11月7日，孙中山给包括何遂在内的20多位具名者复电，称：“前闻诸兄驱逐元恶，为革命进行扫除障碍，已深庆幸。兹悉诸兄更努力建设，期贯彻十余年来未能实现之主义，使革命不至徒劳无功，犹为欣慰。文决日内北上，与诸兄协力图之。”
何遂生前写了《关于国民军的几段回忆》，文中写到他和孙岳在陕西为西进的问题发生争执。他曾告诉我，他对西进抱有强烈愿望，孙岳原本也是下了决心的，但各方干扰太多，孙岳变了卦。他们在西安吵得很凶，最终孙岳变了脸，怒斥道：“叙甫，别再闹啦!你再闹，我军法从事!”何遂气极了，离开第三军去日本考察。
孙岳放弃经甘肃西进新疆的计划回到北京，当了直隶军务督办兼省长。此时是国民军最兴旺的时候。但国民军控制北京政权，与国共合作的广东政府南北呼应，成为全国军阀势力的心腹大患。这就促使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联合起来对付国民军。由于军事节节失利，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孙岳此时健康状况恶化，难以支撑(后来，孙岳到上海治病，1928年5月病逝，享年50岁)，让李烈钧把何遂找来，希望何遂替他“办理军队的后事”。何遂不忍推托，在败局已定的情势下就任第三军代理军长。
当时，北京古城已被直军、奉军包围。冯玉祥第一军驻北京的主力是鹿钟麟部，鹿请何遂出面与直军联系，让直军开一个口子，国民军自动撤出古城。何遂两次冒着生命危险进入直军防区，面见直军前敌总指挥田维勤，第二次居然说动了田维勤，和他一起进入北京。田与鹿钟麟当面商妥，1926年4月，国民军撤出北京，退守京郊以南口为中心的绵延阵地。国民军第三军全盛时号称10万之众，其实大多为无奈而依附的直系旧部，此时纷纷各寻出路。何遂对此不仅不予掣肘，反而尽力给予方便和协助。第三军核心部队是孙岳的嫡系徐永昌部，徐率第三军队伍参加了“南口大战”，失败后，徐投奔了山西阎锡山。至此，国民军第三军瓦解。在这个过程中，何遂赢得了“义薄云天”的好名声。
主持黄埔军校工作
何遂在奉系军队进入北京后，经上海转往杭州。浙江督军夏超是何遂辛亥革命前在广西的战友，夏超送给何遂一幢小楼，地点在杭州涌金门外西湖边上(此楼至今尚在)。何遂在此沉醉于考古癖好中，收集了数以千计的瓦当，200余枚铜鉴，一一拓印成册，仅瓦当拓本就有30余册。很幸运，中国国家图书馆至今保存着他的4册瓦当拓片本和2册铜鉴拓片本。
有一天，陈铭枢突然来访，对他说，蒋总司令(蒋介石)有事情找他，请他去一趟。何遂到南昌，在一辆火车上的临时办公室里见到了蒋介石。蒋很客气，让他到河南去，利用与直系的旧关系，策动吴佩孚的部下，特别是吴的主力靳云鹗部，倒戈响应北伐。蒋的意思是，只要不再听吴的指挥，部队不改编，由武汉北伐军政府委以新职。何遂答应遵命照办。
何遂先与李书城、吕公望同到武汉，取得合法身份，然后潜赴河南信阳、郑州。当时，吴佩孚的主力是靳云鹗部，其次是魏益三部，田维勤部也有相当实力。靳云鹗长期受吴佩孚压制，二人积怨甚深，曹锟曾把他们比作一对“活冤家”。靳与胡景翼交好，胡原属陕西靖国军，是通过孙岳、何遂牵线进入直系的。何与胡是契友，因这层关系，何遂与靳云鹗换过帖。魏益三原为奉系郭松龄的部将，郭松龄倒奉失败被害后，魏继续举“国民军第四军”的旗号反奉，被奉系通缉追杀，被迫归附直系，但与吴佩孚的关系不深。田维勤本是靳云鹗的部下，曾一度整建制为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收容。何遂在信阳秘密会见了靳云鹗、魏益三和田维勤。魏益三在他的遗稿《我由反奉到投冯投吴投蒋的经过》一文中，在“我怎样归附了北伐军”一节里写道，北伐军占领武汉后，蒋介石、唐生智派人到河南拉拢吴佩孚的部下，写明了“何遂等人到信阳来见靳云鹗和我，劝说我们归附北伐军”的情节。魏先生生前在另一篇回忆他接受北伐军政府委任的文章中，也谈到了他和靳云鹗、田维勤与何遂会晤并共餐的情况。何遂作为北伐军的密使，确实把蒋介石的意思直接传给了三位旧友。后来，在大势所趋的背景下，基于直系军阀固有的矛盾，靳云鹗和魏益三倒戈响应北伐；田维勤没有接受北伐军的委任。吴佩孚被迫率残部狼狈逃往四川，投奔了杨森，煊赫一时的直系军阀集团至此彻底垮台。
这段经历有时会在何遂心底泛起，20世纪50年代末，他画了一幅《浔阳秋色图》，在天头题道：“一九二六年十月，同李书城、吕公望至汉，任河南前线反正事。吴逐靳降直奉大战因成奉军出关之局云。青山红树爱清霜，江影澄鲜帆影长；老屋几间泉几叠，销魂千古是浔阳。时蒋为友也。”这段文字中的吴指吴佩孚，靳指靳云鹗，蒋指蒋介石。
何遂办完这件事情后，蒋介石曾单独请他吃饭。我的长兄何世庸在他撰写的回忆录里有一段有趣的记述：吃饭时，何滔滔不绝地讲述事情的经过，蒋一再客气地请他用餐、吃菜，何仍然不停地讲着，蒋过意不去，说何先生先吃饭，慢慢讲!何遂诚恳地说，总司令很忙，单独见你一次不容易，我要把事情的原委和关节都给你讲清楚，吃饭嘛是小事情。蒋为之动容。
事后，陈铭枢问何遂想要点什么?何历来推崇鲁仲连，为人排患难解纷争而无所取，对这种现场交易自然不喜欢，便谢绝了，仍回杭州涌金门外91号小楼去搞他的考古了。
1927年末，何遂应好友李济深(1915年，与何遂同在陆军大学任教官，一同反对袁世凯称帝)之邀，到广州去当了第八路军的总参议。此时，坐落在广州珠江长洲岛上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被冷落。校长蒋介石正纵横捭阖盯住全国的权力争夺，副校长李济深也无暇顾此。在校主事的教育长李扬敬压不住阵脚，学生屡屡发生骚动。李济深建议安排一位代理校长，一连推荐了三位人选，蒋介石都没有点头。虽然此职只是一个没有实际军权，而且带有过渡性质的职位，但黄埔军校是蒋介石权力肇始之地， 蒋将其看得很重。李济深第四个推荐了何遂，蒋介石同意了。
黄埔军校短暂任职经历
何遂不爱权(这是他被一些人容纳和利用的原因)，不爱钱，但十分好名。年届不惑的他，对“名士”、“闻人”这类的称号心向往之。他对新的贵而无味的职务颇感兴趣，认为是蒋对他表示的信赖，那时亦对蒋有好感，认为中国连年战乱，民不聊生，老百姓企盼太平和统一，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他对蒋抱有希望，但对蒋介石的“清党”是不赞成的。国民军控制北京的兴旺时期，有几十名苏俄顾问和他多有交往；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是他的老朋友，当然他们只探讨考古和文字学。何遂一心要动员孙岳西进到新疆去，就是想要背靠苏联，取得苏联的援助，实行长期割据。何遂是拥护联俄联共的，但他认为蒋的“清党”是权力之争，是排除异己，只是手段过于残忍。
何遂走马上任适值黄埔第六期。何遂作风比较民主，待人热诚，受到学生欢迎。
何遂是个聪明人，他认为北伐胜利，太平纪功，恰当其时。他主持黄埔校务时间并不长，却大兴土木，在校园里兴建了多项大的建筑，至今留为胜景。
1928年9月，何遂主持了“孙总理纪念碑筹建会议”，全校师生踊跃捐资。10月11日，何遂率领军校各部长官和学生代表在八卦山举行了孙总理纪念碑奠基典礼，何亲自挥镐破土动工。
这座今天仍屹立于黄埔军校旧址中央的宏伟的纪念碑，座高19米，碑高40米。正面“孙总理纪念碑”六个隶书字，是胡汉民书写。碑东侧所刻孙中山“和平，奋斗，救中国”七字遗训，是何遂手书。据当时何带在身边的三子何康回忆：“父亲是用大面盆盛满墨汁，把纸铺在地上，用扫帚饱蘸浓墨书写的。”何遂崇敬孙中山，他在北京亲历了孙中山的追悼会，这位民主革命先行者弥留之际呼唤的七个字，给他的心灵很大震动，他是饱蘸着浓烈的感情写下这七个大字的。碑西侧刻着孙中山在军校开学典礼上对师生的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是戴季陶的手迹。碑后面刻有篆体孙中山像赞，称：“先生之道，天下为公；先生之志，世界大同：三民建国，允执厥中；况在吾校，化被春风；江流不废，终古朝宗。”纪念碑顶部所立孙中山铜像，高2.6米，为日本友人梅屋庄吉所赠。这座纪念碑1930年5月完工，那时何遂已辞职离校。
在校园西南部的“平岗之阳”，1926年建有“东江阵亡烈士墓”，是为纪念1925年讨伐陈炯明东江之役阵亡烈士而修建的。烈士墓庄严肃穆，纪念塔式的碑体上方，建有白色厚重的石亭。1928年10月，在何遂主持下，紧挨烈士墓又动工修建了“东江阵亡烈士纪念坊”。它是一座凯旋门式的平房建筑，里面立着两块巨型石碑，碑文为何遂撰写并以颜楷书丹。这篇碑文较长，概括地记述了自1924年5月孙中山创立黄埔军校以来，“秉主义，施训育，桓桓肃肃，兴也勃然”。以黄埔军校师生为基干，东讨鲤湖、棉湖，又回师挫败了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重点记叙了蒋介石指挥的第二次东征，对攻克陈炯明老巢天险惠城一役描述尤为突出，歌颂了革命军人英勇肉搏，前仆后继，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指明先有东征胜利，才有了后来的北伐。碑文对蒋介石多所颂赞，实为何遂当时内心思想感情的抒发。
1929年初，何遂又主持兴建了“黄埔军校学生北伐阵亡将士纪念碑”，是一座高10米的花岗岩石碑。碑身篆书“为民牺牲”是何遂的手迹。碑座东、西、北侧刻有北伐阵亡的独立一团一营营长曹渊等355位黄埔军校学生的姓名。碑座南侧是何遂撰写并书丹的碑文。这篇骈体碑文点出了北伐“庶天心之厌乱，慰中外之喁喁”的背景，热情讴歌了黄埔学生在北伐中展现的革命精神。颂扬烈士们：“平岗之石齿齿兮，黄埔之水淙淙。屹丰碑以励世兮，将以垂人纪于无穷。”
1929年初，何遂还在校园东部的蝴蝶岗修建了一座公园，名为“济深公园”，显然是为彰显副校长李济深的。何遂写了一篇短文《济深公园记》，希望那里能成为学生“修学”、“观摩”、“相络相瓦”、“敬业乐群”的园地。
1996年的春天，时任广东省黄埔同学会会长的何世庸，以82岁高龄亲自带着何嘉(我的姐姐)、赵志勤(我的妻子)和我参观了黄埔军校旧址，逐一瞻仰了这些建筑。站在孙总理纪念碑“和平，奋斗，救中国”几个大字下，我不禁感想丛生：从大的方面说，伟大的孙中山这七字遗言，至今仍闪耀着鼓舞中华儿女为民族复兴而奋进的熠熠光辉；从小的方面说，虽然许多有关黄埔军校的纪念册、画册上，很少提及何遂这位曾经的“代校务”，但他自己却在这片土地上，为自己刻下了抹不掉的一笔。
主动请缨抗日
1929年2月24日，何遂主持了黄埔第六期的毕业典礼。一位毕业生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当我们于二月二十六日离校时，何遂代校务和李扬敬教育长亲自到校门码头和同学们一一握手送行，语重心长，致以良好祝愿。船开后，仍站在码头上频频招手致意。”
1929年3月爆发了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蒋桂战争”，蒋介石获胜。蒋因李济深支持桂系，耍手段诱李济深到南京，以“谋反党国”的罪名，将李软禁于汤山，并开除了李的国民党党籍。李济深与何遂交好，临去南京前预感不祥，告别时把一口袋钱塞在何遂手里，说你留着用，他知道何遂爱花钱而不善理财。此时，蒋介石在南京设立了国民党中央军校，继承黄埔军校的期别，与黄埔老校同时并存，黄埔军校的经费日渐紧缺。何遂失去李济深的就近支持，日子不好过了。至1929年末，军校又发生了一件令何遂愤怒的事情：部分师生要求铲除“济深公园”，何遂反对。何遂认为，这是对着他来的，于是打了一个辞呈，不等回复，带着家眷走了。
何遂先到南京，带着长子何旭(何世庸)，用汽车装了一大箱线装书直闯汤山。警宪拦不住，他见到了李济深，慰问一番，把旧书留给李解闷。何又到上海接老母，举家回到北平。他在北平察院胡同29号有一处老宅，前后两进，院内有假山，有能容数十人开会的厅堂，何遂便在此闲居。何遂的兴趣和主要精力都集中于考古，特别热衷于甲骨文的搜集和研究，他此时与北平图书馆有不少联系。
1930年春，“蒋、阎、冯中原大战”山雨欲来。何遂的内兄陈裕时住在他家。陈裕时是辛亥革命中革命党内主张向袁世凯妥协的实力派军人，“二次革命”后跑到英国去研究中国国学。袁世凯称帝，他才回国参加护国战争。袁世凯死后，陈皈依佛门，法号圆白。他那时是北平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陈认为“阎锡山有帝王之相”，他与旧友经常聚会，他们是拥阎派，何遂则是倾向蒋介石，而蒋也没有忘记他。正当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宋美龄的亲信邢契莘邀何遂和其在欧洲观战时结交的好友徐祖善一同来访，邢契莘转达了蒋介石的意思：让何遂去见冯玉祥，劝说冯玉祥要冷静，不要和阎锡山搞在一起，在蒋阎对抗中保持中立，是为上策。何遂表示，自己和冯玉祥的关系不算好，可以去见冯，转达蒋的意思，但不能担负劝说之责。何遂为此到山西，在太原晋祠会见了冯玉祥，转达了蒋介石的意思。这年5月，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至10月，阎、冯战败。
1931年初，何遂应杨虎城之邀(国民军时期，何遂任第三军参谋长兼第四师师长，杨虎城是第三师师长，他们的关系很好)，到陕西西安当了第十七路军的总参议。同年10月，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个月，经蒋介石提名，何遂当了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次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又任命何遂为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但此时，何遂激于民族义愤正全身心地投入北方抗日救亡活动，他与朱庆澜将军一起组建了“辽吉黑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奔走呼号，宣传抗日，向前线输送弹药和慰问品，自己也把南京中央研究院收藏其古物获偿的4万大洋全部捐献了。他还主动请缨当驻热河的第五十五军军长(该军以义勇军撤至关内部队为主力)。但他的抗日行动，反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不满，受到多方掣肘；甚至北平的家在大白天遭到多名“黑衣大汉”的抢劫(这时期的情况，可参见《百年潮》2007年第7期《抗战初何遂与中共高层的交往》)。直至1933年热河失守后，他才辞去军职，卖掉北平的房子，于1934年举家迁往南京。当时国民政府立法院的院长是孙科，孙对何遂相当倚重。何遂从此成为国民政府的一名高官。
(责任编辑 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