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爱读诗、写诗的大学生多是一些情婉而多思的青年。他们想必也知道在追求真善美的从文领域，对那些成功者的最高评价，“真”的领域莫过于主一个人做到地哲学家，“美”的领域莫过于说一个人做到地诗人。哲学家用逻辑的思维、说理的语言探索世界的真实，揭示人生的究竟；诗人用形象的思、想象的语言描写自然的美幻，表达人世的悲欣。唤起我们深沉思维的哲学和激荡我们超越地想象的诗歌，实在可以说是人心的两冀。
　　然而，在我们人灯早期的文化活动中，哲学与诗并不能友好和平地共处在一起相反，它们之间颇有些误会，甚至可以主是仇视，有时竟然还在到不能相容的地步。特别是理智的哲学曾经霸道得很，一心希望感性的诗歌“人间蒸发”，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比如在“阿波罗”宁静的理性之光照耀下的古希腊，那些想做“王的伟大哲学家——哲学家用独绝的智慧可在知识方面达到类似世俗国王的权威，从而影响或决定历史的进程——对诗与诗人苛刻的贬低。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像柏拉图，一个醉心于建造“理想国”的哲学王，认为诗人应该带着他的语言滚出理想国。诗人耽于情感，常陷于迷狂，或者歌哭无度，无知任性，就像儿童一样，而理想国需要的是富于理智、性格稳定、身体强健、不会因不节制的情感扰乱心灵平衡的男子汉。
　　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古希腊最高明的智者，虽然通达人情而又率性随和，但在对待诗人的事情上，他表现出了他整个生命中惟一的一次“不宽容的世故”。他问：有哪位统治者愿意延请诗人做他的顾问呢?”回答是没有。于是他开始以诗歌“无用于世”谈论起了伟大的《荷马史诗》的作者荷马：“荷马对于国家没有建功立业，我们是否听说过他生平做过哪些私人的导师，这些人因为得到他的教益而爱戴他，把他的生活方式留传到后世，像毕达哥拉斯那样呢?如果荷马真能给人以教育，使人受益，如果他对于此类事情有真知识，而不只是模仿，难道他不会有许多敬爱他们的门徒追随左右吗?”这是最伟大的哲学家对最伟大诗人冷诮的否定，也代表了哲学对诗歌的最大蔑视。
　　在这次交锋中，哲学占据了优势，它是理性对非理性的胜利，暗示的却是人类脱离野蛮时代进入文明历史的转折。可怜的诗人，居然没有发出一点反驳之辞——因为诗人的地位实在卑下，他们中间大多数不是长在民间、与草根之民为伍的平头百姓，就是不能享有自由权的奴隶(如荷马)，怎么能与身在高层、结交权贵的哲学家相提并论?事实上也是这样，比如苏格拉底虽然不幸地为当时的执政官与平民所抛弃，被处以极刑，但他的弟子，城邦的新执政官色诺芬马上撰写了一部《回忆苏格拉底》，为老师翻案。荷马，虽得以尽其天年，但到年老之时，朋友们就把他给忘了。只是到了隔代的亚里士多德，一个不同于其老师柏拉图的哲学王，实在是喜欢诗歌，终至按捺不禁，就编写了一部《诗学》，为诗歌寻找到哲学的合理性，才算是对荷马献上的一份纪念，把一段“公案”给了结了，多少也平息了些诗人的怨气。
　　此时，正是中国的春秋时期，在黄河下游的鲁国也上演着类似于古希腊的一幕。最有理智的哲学家孔子，也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一样，反对放诞情感，重视理性的清明和灵欲的均衡，他还主张人不要说“怪、力、乱、神”这些非理性的诗性的东西。具体到怎么样对待诗歌，孔子走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路子，不是粗鲁地取消诗歌，而是采取宽容、理解、引导、同化的办法，既避免诗歌扰乱心灵，又能合理地让诗歌存在，并尽可能利用诗歌文雅感人的形式为哲学家的目标服务。所以孔子特别花了不少时间删削当时收集到的诗歌，去淫奔狂怪之词，留温柔敦厚之语，得305首诗，集成《诗经》，并把《诗经》作为政治、道德、伦理的教材，开中国2000余年“诗教”的先河。在哲学与诗歌之间，孔子实在做得很聪明，也很先锋，他有效地实践了他的中庸之道，因为在人类的那个时期，有谁能像他那样在“真”与“美”之间求得平衡，并用“美”去达到“善”的目的?
　　哲学与诗歌的交锋就此构成了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它同时存在于思想史与文学史之中。在“认识你自己”这一类最古老、最基本的智慧活动中，理性长期被认为是优先于感性，也就是说，哲学优先于诗歌。所以无论东方或西方，都曾把做专职的诗人视为末流。社会的主流或精英阶层多半排斥诗歌，或把诗歌当成“余事”。
　　中国宋代卓有才情的词人柳永，他的婉约情词被皇帝看作浮浪无聊之语，而被告之不能科举进仕，只管填词好了。无奈之下柳永打出“奉旨填词”的旗号，自我放逐在词林欢场，“忍把浮名，换作浅斟低唱”，其失落感可想而知。有时诗人还会莫名其妙地做了社会灾难的替罪羊，还是这个不幸的柳永，金兵南侵的罪责也被人归到他头上，说他的名句“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写尽了江南的胜景与富庶，引起了外族的觊觎，终致兵戈之灾。
　　在国外，做诗人也常被看做不务正业，特别是在贵族家庭，如果这家里有一个孩子立志做诗人，那家庭的反应决不轻于一场地震。这样的家庭大多把诗人视为不祥之物，常拒诗人于门外。极端的例子是19世纪末发生在英国伦敦的“诗人有罪”的诉讼案，有一个侯爵昆斯伯里八世，他状告天才的唯美主义诗人王尔德，说王尔德和他的儿子有不道德的来往，结果法庭判王尔德入狱，一个诗人就此毁了。
　　但是，诗人扬眉吐气的时候也终于来了，是哲学的转向给了诗歌“翻盘”的机会。其实在王尔德身陷囹圄的早几十年，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的思想界就开始挑战理性，反思理性对活跃生命造成的压抑。这样，理性不再是世界的高度和中心，而感性的人变成了“认识你自己”的主题，那些被柏拉图从理想国中赶出的诗人，现在又被尼采请回了人间。这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世界，而不是日神阿波罗的世界，是沉醉的非理性，而不是静穆的理性表现出生命极致的“力”与“美”。开风气之先的现代主义文学鼻祖、象征主义先驱诗人波德莱尔第一个代表诗歌向哲学说“不”，他说，在诗歌中，你谈的哲学越多，你的诗意越少。由象征主义开创的“纯诗”传统，极力向哲学关闭大门，也算是报了柏拉图的一箭之仇。
　　哲学与诗歌的争讼虽然贯穿了整个人类的文明历史，也极大地推动了思想史、文学史的前进，但它们真的是两股相反又不相容的力量?事实决非这样简单。这是一个无法作出判词的“悬案”，其本身就说明了它们不可能是泾渭分明的两个东西。说不清，道不明，也说明了它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我们面对伟大的哲学家，那些最理性者往往有最大的诗情，粗暴对待诗人的柏拉图，其本身就是一个陷入迷狂的诗人，他的“理想国”是他最杰出的作品。他的诗也写得相当好，《星》这样写到：
　　一
　　我的星你在望着群星，我原意变作
　　天空，好得千万只眼睛来望着你。
　　二
　　从前你是晨星在人间发光，
　　如今死后如晚星在逝者中闪耀。
　　探讨了人的生死与宇宙的神秘关系，既有哲学的深，又有诗的美。他的《乡间音乐》：“你来坐在这棵重叠的松树下／西风吹动那密叶会簌簌作响／就在这潺潺的小溪旁，我的七弦琴／会催你合上眼皮，进入梦乡。”哪里是面目冷静的哲学王，分明是游走乡间的行吟诗人，有温明的快乐与柔和的心。
　　那些伟大的诗人，特别是现代诗人，也善于用诗歌面对世界存在的问题，像德国的里尔克、美国的弗罗斯特、中国的冯至，他们的诗既是美的铸造，更是生命的沉思。特别是法国的大诗人瓦雷里，由于他的《年轻的命运女神》《幻美》，在精粹的形式之中包含了沉静深邃的生命哲思，而在1924年被保守的法兰西学院张臂接纳为院士，造成从法国知识界到普通民众的震动。与其说这是诗人的荣誉，不如说是诗与哲学互融结出的花果。
　　■李青果，文学硕士，现居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