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巴西的福萨莱塔也许会和布雷顿森林小镇一样被写进历史的教科书。
因为就在这里，全球最重要的五个新兴经济体的领导人正式签下协议，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同期宣布启动的还有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CRA）。
一出金砖“逆袭”西方金融霸权的大戏就此拉开大幕。
饱受诟病的旧体系
1944年的7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行将消散之时，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们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小镇，召开了一场迄今影响深远的会议。会议的最主要议题是，结束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混乱国际经济秩序，谋求国际货币合作的新方式。
经过三个星期的激烈争论和谈判，最终凭借着战后拥有全球2/3以上的黄金储备和强大的军事力量，由美国财政部官员怀特提出的了“怀特计划”成为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最终决议蓝本。会议通过了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建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大家熟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一场会议、一纸合约终结了当时英国对全球贸易和金融的控制权，开启了美国在全球经济金融领域一超独强的70年岁月。美元成为了黄金的“等价物”，美国承担起以官价兑换黄金的义务，各国货币只有通过美元才能和黄金发生关系，美元起到世界货币的作用，成为了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至此，“美国梦的光辉顶点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展露无遗”。
1945年12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催生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G）正式成立。IMF的职责在于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通过提供技术和资金的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的正常运作。后者的目标是通过提供中长期信贷来促进成员国的经济重建和复苏。可以说，美元加上这两大金融机构完成了美国主导下的全球货币体系基础框架，IMF和WBG也成为了维护美元全球霸主地位的执行者。
但是，这一旨在服务美国长远利益的体系有其固有的制度缺陷。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美元的“被高估”使得美元危机数次爆发。1971年末，以《史密森协定》为标志，美国政府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逐步瓦解。
作为体系衍生品的IMF和WBG幸免于此，并发展至今。它们的资金一直被用于帮助各国发展，对二战后全球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过去7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直是世界经济体系的支柱，它们向身处困境的国家提供帮助，并支持各种发展项目”，法新社报道称。
不过，IMF和WBG身后所承載的“等级森严”旧体系在现实中遭诟病已久。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将IMF的影响力推向最高峰，包括泰国、印尼和韩国在内的多个重灾国纷纷向其求助。四个月后，这位“迟暮的老人”才开始伸手救助濒临破产的亚洲各国。几轮谈判后，IMF为每个病危者都开出了相同的药方：私有化、资本市场自由化、市场定价以及自由贸易。
“接受IMF的援助就等同于国家危机”，《韩国先驱经济报》这样表示。1998年12月13日，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韩国接受了其570亿美元救助，但付出的代价是被迫出让韩国国家银行控股权、取消外国产品进口禁令、大幅度裁员等条款，结果导致国内市场崩溃，那天更被韩国人称为“国耻日”。
印尼的情况则更为悲惨。为了求得50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时任印尼总统的苏哈托不得不同意IMF提出的削减财政开支、紧缩通货、扩大开放金融市场的要求，甚至还答应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得到的却是失业率的骤升、低收入群体的增多，政府失去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等一系列后果，社会的大动荡最终导致了苏哈托政权的倒台。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上世纪90年代初寻求IMF帮助后，曾感叹IMF是“国际痛苦基金”。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超过100个国家曾经历银行体系崩溃，GDP下降超过4%，IMF“越帮越忙”的经济改革措施让无数受助国雪上加霜。
世界银行也常常受到反“新殖民主义者”的批评，他们认为世行发放贷款的附加条件常常会侵犯贷款国的主权。美国《每月评论》刊文称，习惯思维是，世界银行的贷款最终是为了促进第三世界的发展，可事实远非这么简单。受战争创伤的工业国完成重建后，世界银行的主要作用的确是向第三世界国家贷款，但发放贷款的动机却是促进外国私人资本在这些国家的投资，甚至会进行国家内部的政治干预。 另起炉灶是必然选择
至今为止，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仍维持着二战后形成的基本格局，美国和它的盟友们主导着包括IMF和世界银行的话语权。只是现今世界经济格局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大有挑战西方发达国家之势。其中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的“金砖五国”最为金光闪闪。
五个成员国人口约占世界的50%，国土面积约占1/3，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0%，外汇储备占去了一半，国家间的贸易总额为61400亿美元，涨幅近世界总量的17%。
即便是面对西方媒体不断唱衰的论调，五国仍在所在区域乃至全球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过去十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0%，今年整体经济增速约是发达经济体的两倍。
然而，数据的辉煌改变不了金砖国家在两个组织中的边缘地位。IMF的总裁由欧洲人“世袭”，世界银行的行长也永远在美国人里打转。
在世界银行中，188个国家共注资2232亿美元，其中中国是第三大股东，为其注资128.6亿美元。可是金砖五国加在一起才有13%的表决权，而美国一家就占了15%。IMF的投票权机制更加夸张，金砖五国表决权的总和不过11%，中国仅占3.7%，最大股东美国独占了17%。不仅如此，IMF还有一条“奇怪”的规定，即遇到重大问题，必须要有85%的票数通过。事实上，这也就变相肯定了美国的一票否决权。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现有全球经济领域治理环境的重大不足，IMF和WBG根本无力监控美国这个全球经济霸主。伴随着新兴经济体不断高涨的利益诉求，危机过后的它们也曾尝试启动改革，比如IMF想要增加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市场权重。2010年，根据IMF改革草案，中国份额计划有望提高到6.19%，改革之后，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日的第三大份额国。2012年，中国向其注资了430亿美元。可是2013年3月，美国国会否决了增加中国在IMF份额的提案。时至今日，机构全面改革的方案还悬而未决，国际金融秩序的深层次改革遥遥无期。
这样的比例显然不能与五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相匹配。 根据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统计称，近年来单就拉美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已经不能一家独大。许多数据表明，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拉美地区一些较大经济体的头号贸易伙伴。如今，金砖五国已经拥有了成为国际金融参与者的影响力和资金。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将成为这些新兴经济体崛起的重要标志。
因此，金砖五国另起炉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框架的改革也在情理之中。
星星之火能否燎原？
从2012年概念提出，到2014年方案的最终落地，短短一年半时间，金砖版的世界银行和IMF被视为五个国家改造世界经济金融秩序的第一步。
《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表示，金砖国家推动成立的新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对现有多边机构滞缓改革的回应，表明发展中国家想要在以发达国家为支配力量的经济体中发出更加响亮的声音。
《福塔莱萨宣言》一再强调，金砖银行不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欧美“一专独大”的格局，将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
金砖银行的初始核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500亿美元的初始认缴资本由5个创始成员国均摊。银行总部设于上海，首任行长来自印度，首任董事会主席来自巴西，第一任理事会主席来自俄罗斯。2016年银行将贷出第一笔款项。
就功能上而言，金砖银行主要对成员国进行基础建筑投资，推动成员国的经济发展。这恰恰对应了世界银行的作用，只不过世界银行针对的是欠发达或贫困地区，而金砖银行的服务对象均为新兴经济体的金砖国家。
将于2015年投入运作的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初始认缴资本也为1000亿美元，其中中国承担大头出资410亿美元，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分别出资180亿美元，南非提供50亿美元。其性质与IMF相仿，当一国遭遇金融危机或受到金融攻击时提供紧急支持资金，相当于一张防御成员国金融危机的安全网。
“金砖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设立奠定了新兴國家挑战西方霸权的第一块基石”，《法国新观察家报》赞叹道。
只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五国合力点起的星星之火能否燎原还有待时间的考验。
有分析指出，成员国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兼顾金砖银行的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本着“平等参与，大家都有份”的原则，成员国享有均等的股权和出资比例。这一方面避免了一国称霸的历史重演，但另一方面却极有可能导致机构权力设置的松散，并最终影响决策的效率。
第二个问题体现在货币的选择上。金砖银行成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打破美元的霸主地位，减少各国对美元或欧元的依赖，这就必然需要采用不同于美元和欧元的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可关键在于，目前美元仍是现行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支柱之一，尚没有哪国货币强大到可以挑战甚至于替代它，所以美元霸主地位的难以撼动也直接影响了对整个国际秩序的变革程度。英国《金融时报》认为，想要解决此问题，五国使用彼此货币的协议不失为一个折中的好开始。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也将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横亘在五国间最大的障碍是“信任赤字”的存在。毫无疑问，包括金砖银行在内的机制化建设想要向纵深推进，取决于成员国间深层次的战略互信。
虽然结果皆大欢喜，但在金砖银行筹备的前期过程中波折不断。各国就多个问题反复谈判、争执不下，一些问题甚至在最后一刻才做出妥协。
从初始资金规模上，中印两国就产生了分歧。《印度斯坦时报》报道称，印度希望每个国家出资100亿美元，银行的初始资金的最大规模控制在500亿美元。而中国希望初始资金达到1000亿美元。中国还希望出资份额高于20%，这将给中国更大的控制权。文章强调，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设计架构与世界银行等现有国际贷款机构必然不同，“它不会赋予最大的金主以绝对控制权”。
而在银行总部的选址问题上，各国也是互不相让。路透援引参与谈判的高级官员消息称，一直到公布之前，金砖国家内部依然没有对银行总部的归属达成一致，其中问题还是出在中印两国身上。直至最后时刻，巴西充当“和事佬”，提出退出对行长的竞争，将首任行长让给印度，才促成了协议的达成。
美国的《国家利益》杂志肯定了“中国在这次会晤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这恰是信任赤字存在的症结所在。
相较于中国的稳步发展，其余四国其实早已成色不再。俄罗斯、印度经济疲软，已进入经济下行发展阶段；巴西连续三年陷入经济颓势，被人们戏称为“裸泳前进”；南非由非洲第一大经济体退到第二大。面对中国的“相对强势”，其他四国不无提防之心。加上这五个国家，政治、经济国情差异巨大，彼此间的政治结合点明显弱于经济结合点，各国自身利益诉求的不同使金砖银行的战略定位隐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纷纷扰扰在所难免。
一些西方媒体还不忘添油加醋。路透社说，金砖银行最终要想成功，最大的挑战就在于“老大哥中国”。
与其说成是现有秩序的颠覆者或挑战者，倒不如把金砖银行比作国际金融秩序的竞争者。作为“后美国时代”的勇士，暂且不论它能否冲破美国经济霸权的重重屏障，倒逼国际经济组织加速改革确是题中应有之意。它已经成为金砖机制发展的里程碑，正如彭博社的评论所说“如果二战后的金融体系不快速变革就要被人所抛弃，这个威胁是现实存在的。西方想要让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理想愿景还能继续保持的话，就必须回应新兴经济体的诉求”。
因为就在这里，全球最重要的五个新兴经济体的领导人正式签下协议，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同期宣布启动的还有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CRA）。
一出金砖“逆袭”西方金融霸权的大戏就此拉开大幕。
饱受诟病的旧体系
1944年的7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行将消散之时，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们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小镇，召开了一场迄今影响深远的会议。会议的最主要议题是，结束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混乱国际经济秩序，谋求国际货币合作的新方式。
经过三个星期的激烈争论和谈判，最终凭借着战后拥有全球2/3以上的黄金储备和强大的军事力量，由美国财政部官员怀特提出的了“怀特计划”成为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最终决议蓝本。会议通过了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建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大家熟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一场会议、一纸合约终结了当时英国对全球贸易和金融的控制权，开启了美国在全球经济金融领域一超独强的70年岁月。美元成为了黄金的“等价物”，美国承担起以官价兑换黄金的义务，各国货币只有通过美元才能和黄金发生关系，美元起到世界货币的作用，成为了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至此，“美国梦的光辉顶点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展露无遗”。
1945年12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催生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G）正式成立。IMF的职责在于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通过提供技术和资金的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的正常运作。后者的目标是通过提供中长期信贷来促进成员国的经济重建和复苏。可以说，美元加上这两大金融机构完成了美国主导下的全球货币体系基础框架，IMF和WBG也成为了维护美元全球霸主地位的执行者。
但是，这一旨在服务美国长远利益的体系有其固有的制度缺陷。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美元的“被高估”使得美元危机数次爆发。1971年末，以《史密森协定》为标志，美国政府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逐步瓦解。
作为体系衍生品的IMF和WBG幸免于此，并发展至今。它们的资金一直被用于帮助各国发展，对二战后全球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过去7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直是世界经济体系的支柱，它们向身处困境的国家提供帮助，并支持各种发展项目”，法新社报道称。
不过，IMF和WBG身后所承載的“等级森严”旧体系在现实中遭诟病已久。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将IMF的影响力推向最高峰，包括泰国、印尼和韩国在内的多个重灾国纷纷向其求助。四个月后，这位“迟暮的老人”才开始伸手救助濒临破产的亚洲各国。几轮谈判后，IMF为每个病危者都开出了相同的药方：私有化、资本市场自由化、市场定价以及自由贸易。
“接受IMF的援助就等同于国家危机”，《韩国先驱经济报》这样表示。1998年12月13日，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韩国接受了其570亿美元救助，但付出的代价是被迫出让韩国国家银行控股权、取消外国产品进口禁令、大幅度裁员等条款，结果导致国内市场崩溃，那天更被韩国人称为“国耻日”。
印尼的情况则更为悲惨。为了求得50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时任印尼总统的苏哈托不得不同意IMF提出的削减财政开支、紧缩通货、扩大开放金融市场的要求，甚至还答应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得到的却是失业率的骤升、低收入群体的增多，政府失去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等一系列后果，社会的大动荡最终导致了苏哈托政权的倒台。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上世纪90年代初寻求IMF帮助后，曾感叹IMF是“国际痛苦基金”。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超过100个国家曾经历银行体系崩溃，GDP下降超过4%，IMF“越帮越忙”的经济改革措施让无数受助国雪上加霜。
世界银行也常常受到反“新殖民主义者”的批评，他们认为世行发放贷款的附加条件常常会侵犯贷款国的主权。美国《每月评论》刊文称，习惯思维是，世界银行的贷款最终是为了促进第三世界的发展，可事实远非这么简单。受战争创伤的工业国完成重建后，世界银行的主要作用的确是向第三世界国家贷款，但发放贷款的动机却是促进外国私人资本在这些国家的投资，甚至会进行国家内部的政治干预。 另起炉灶是必然选择
至今为止，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仍维持着二战后形成的基本格局，美国和它的盟友们主导着包括IMF和世界银行的话语权。只是现今世界经济格局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大有挑战西方发达国家之势。其中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的“金砖五国”最为金光闪闪。
五个成员国人口约占世界的50%，国土面积约占1/3，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0%，外汇储备占去了一半，国家间的贸易总额为61400亿美元，涨幅近世界总量的17%。
即便是面对西方媒体不断唱衰的论调，五国仍在所在区域乃至全球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过去十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0%，今年整体经济增速约是发达经济体的两倍。
然而，数据的辉煌改变不了金砖国家在两个组织中的边缘地位。IMF的总裁由欧洲人“世袭”，世界银行的行长也永远在美国人里打转。
在世界银行中，188个国家共注资2232亿美元，其中中国是第三大股东，为其注资128.6亿美元。可是金砖五国加在一起才有13%的表决权，而美国一家就占了15%。IMF的投票权机制更加夸张，金砖五国表决权的总和不过11%，中国仅占3.7%，最大股东美国独占了17%。不仅如此，IMF还有一条“奇怪”的规定，即遇到重大问题，必须要有85%的票数通过。事实上，这也就变相肯定了美国的一票否决权。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现有全球经济领域治理环境的重大不足，IMF和WBG根本无力监控美国这个全球经济霸主。伴随着新兴经济体不断高涨的利益诉求，危机过后的它们也曾尝试启动改革，比如IMF想要增加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市场权重。2010年，根据IMF改革草案，中国份额计划有望提高到6.19%，改革之后，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日的第三大份额国。2012年，中国向其注资了430亿美元。可是2013年3月，美国国会否决了增加中国在IMF份额的提案。时至今日，机构全面改革的方案还悬而未决，国际金融秩序的深层次改革遥遥无期。
这样的比例显然不能与五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相匹配。 根据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统计称，近年来单就拉美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已经不能一家独大。许多数据表明，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拉美地区一些较大经济体的头号贸易伙伴。如今，金砖五国已经拥有了成为国际金融参与者的影响力和资金。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将成为这些新兴经济体崛起的重要标志。
因此，金砖五国另起炉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框架的改革也在情理之中。
星星之火能否燎原？
从2012年概念提出，到2014年方案的最终落地，短短一年半时间，金砖版的世界银行和IMF被视为五个国家改造世界经济金融秩序的第一步。
《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表示，金砖国家推动成立的新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对现有多边机构滞缓改革的回应，表明发展中国家想要在以发达国家为支配力量的经济体中发出更加响亮的声音。
《福塔莱萨宣言》一再强调，金砖银行不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欧美“一专独大”的格局，将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
金砖银行的初始核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500亿美元的初始认缴资本由5个创始成员国均摊。银行总部设于上海，首任行长来自印度，首任董事会主席来自巴西，第一任理事会主席来自俄罗斯。2016年银行将贷出第一笔款项。
就功能上而言，金砖银行主要对成员国进行基础建筑投资，推动成员国的经济发展。这恰恰对应了世界银行的作用，只不过世界银行针对的是欠发达或贫困地区，而金砖银行的服务对象均为新兴经济体的金砖国家。
将于2015年投入运作的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初始认缴资本也为1000亿美元，其中中国承担大头出资410亿美元，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分别出资180亿美元，南非提供50亿美元。其性质与IMF相仿，当一国遭遇金融危机或受到金融攻击时提供紧急支持资金，相当于一张防御成员国金融危机的安全网。
“金砖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设立奠定了新兴國家挑战西方霸权的第一块基石”，《法国新观察家报》赞叹道。
只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五国合力点起的星星之火能否燎原还有待时间的考验。
有分析指出，成员国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兼顾金砖银行的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本着“平等参与，大家都有份”的原则，成员国享有均等的股权和出资比例。这一方面避免了一国称霸的历史重演，但另一方面却极有可能导致机构权力设置的松散，并最终影响决策的效率。
第二个问题体现在货币的选择上。金砖银行成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打破美元的霸主地位，减少各国对美元或欧元的依赖，这就必然需要采用不同于美元和欧元的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可关键在于，目前美元仍是现行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支柱之一，尚没有哪国货币强大到可以挑战甚至于替代它，所以美元霸主地位的难以撼动也直接影响了对整个国际秩序的变革程度。英国《金融时报》认为，想要解决此问题，五国使用彼此货币的协议不失为一个折中的好开始。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也将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横亘在五国间最大的障碍是“信任赤字”的存在。毫无疑问，包括金砖银行在内的机制化建设想要向纵深推进，取决于成员国间深层次的战略互信。
虽然结果皆大欢喜，但在金砖银行筹备的前期过程中波折不断。各国就多个问题反复谈判、争执不下，一些问题甚至在最后一刻才做出妥协。
从初始资金规模上，中印两国就产生了分歧。《印度斯坦时报》报道称，印度希望每个国家出资100亿美元，银行的初始资金的最大规模控制在500亿美元。而中国希望初始资金达到1000亿美元。中国还希望出资份额高于20%，这将给中国更大的控制权。文章强调，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设计架构与世界银行等现有国际贷款机构必然不同，“它不会赋予最大的金主以绝对控制权”。
而在银行总部的选址问题上，各国也是互不相让。路透援引参与谈判的高级官员消息称，一直到公布之前，金砖国家内部依然没有对银行总部的归属达成一致，其中问题还是出在中印两国身上。直至最后时刻，巴西充当“和事佬”，提出退出对行长的竞争，将首任行长让给印度，才促成了协议的达成。
美国的《国家利益》杂志肯定了“中国在这次会晤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这恰是信任赤字存在的症结所在。
相较于中国的稳步发展，其余四国其实早已成色不再。俄罗斯、印度经济疲软，已进入经济下行发展阶段；巴西连续三年陷入经济颓势，被人们戏称为“裸泳前进”；南非由非洲第一大经济体退到第二大。面对中国的“相对强势”，其他四国不无提防之心。加上这五个国家，政治、经济国情差异巨大，彼此间的政治结合点明显弱于经济结合点，各国自身利益诉求的不同使金砖银行的战略定位隐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纷纷扰扰在所难免。
一些西方媒体还不忘添油加醋。路透社说，金砖银行最终要想成功，最大的挑战就在于“老大哥中国”。
与其说成是现有秩序的颠覆者或挑战者，倒不如把金砖银行比作国际金融秩序的竞争者。作为“后美国时代”的勇士，暂且不论它能否冲破美国经济霸权的重重屏障，倒逼国际经济组织加速改革确是题中应有之意。它已经成为金砖机制发展的里程碑，正如彭博社的评论所说“如果二战后的金融体系不快速变革就要被人所抛弃，这个威胁是现实存在的。西方想要让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理想愿景还能继续保持的话，就必须回应新兴经济体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