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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福特的小说《好兵》捕捉了生活中的一些不为人知的轶闻琐事,让我们仿佛触摸到一段感人的真实历史,仿佛看到一群孤独无依的心灵流浪者飘荡在人类精神的荒原,一个满嘴责任、激情的封建绅士(好兵)在无道德、无信仰、无激情的社会语境中遭受的尴尬和无奈。小说从“小历史”中反映了“大历史”。
关键词:道德人性社会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是20世纪初与约瑟夫·康拉德齐名的英国小说家,他创作的小说《好兵》意在揭示维多利亚后期英国上层社会伦理道德领域的混乱状态。正如小说的叙述者道尔所说,小说中没有什么反面人物。“我认为利奥诺拉不应比南希受到更多的谴责……利奥诺拉不过是一个典型的一般妇女……她周围的世界都疯了,她在痛苦挣扎中也以一个疯女人的面貌出现,她看上去是邪恶的女人,剧中的反面人物。”但她只不过是财产和资本主义道德伦理的维护者,她也期盼爱德华回到她的身边,“她认为夺回爱德华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胜利,它象征着所有妻子和她所信奉的宗教的胜利。”她总被金钱“锁着她的心和她的感情”,她充当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她“抑制”着处于边缘意识形态的爱德华的道德理想的追求。
在故事的结局中,她卖掉庄园,嫁给了温顺的罗德尼。这可以看作是对资本主义道德伦理观念最有力的“颠覆”,是在“抑制”中的“颠覆”。罗德尼只是一个被工业精神所控制、所驯服的金钱奴隶。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代表在追随工业化的进程中所经历的苦苦挣扎、道德与激情的两难、人性与金钱道德矛盾的冲撞,这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反人性的一面。爱德华也不是什么反面人物,他不愿做金钱的奴隶,他对封建绅士道德理想的追求,对自然人性的向往,完全是符合人类正常道德、情感的自然需要,是对人类本性的张扬,充分表达了他对资本主义工业精神的反叛和“颠覆”。“英国历史上伟大的激进派成员威廉·贝克特的名言‘我出生时的英国’就是对社会全面怀疑和痛恨的开始。从往昔的安宁到现时的抱怨,工业革命到底在心理上给英国人带来了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由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国际国内矛盾加剧。在国际上,由于英国疯狂扩大海外殖民地,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之声此起彼伏。与此同时,美、德两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对英国的殖民霸权造成严重威胁,矛盾深化;在国内,政治局势的动乱和劳资矛盾的深化以及经济的滑坡,激起了国人的抵触。尤其是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的去世,标志着英国历史上一个无比强大的历史阶段的终结和一个衰落混乱时代的开始。人们对这个号称“日不落”的世界第一殖民大国产生了失望。在科学和思想方面,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尼采的宣告“上帝死了”等哲理思想震撼了人们的灵魂,人们对几千年来笃信不疑的宗教产生了质疑,人们陷入了信仰的危机。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早在1880年就如此形容当时的情景:“没有不动摇的信条,没有可信的教条证明不可怀疑,也没有公认的传统不受到消亡的威胁。”人类进入一个无信仰、漫无目的的“迷惘”时代。而战争的死亡威胁更直接地触动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反叛与“颠覆”。
小说是对这一段历史的延伸和阐释。这个社会让人们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人们失去了生活的指针,他们难免会导演出许多荒诞的道德伦理悲剧。他们的离奇死亡和发疯,他们上演的一幕幕道德悲剧,难道不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精神的彻底“颠覆”吗?从这一点上说,小说又是一段压缩的历史。
小说悲喜交加又富有讽刺意味的结局充分体现了这种权力关系:一边是利奥诺拉与贝海姆在教堂里举行热闹的婚礼;一边是道尔经受着亲人、朋友的死亡和疯癫的悲怆。这一方面充分体现了作者运用新历史主义文学功能论达到了社会能量的“协和”,即在“颠覆”和“抑制”中最终是“颠覆”性力量的让步,“抑制”性力量的圆满结局;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作者对压制人性的资本主义道德伦理的挑战和质疑,对资本主义社会权力话语的颠覆。“福柯说,在任何一个看似处于某种统一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历史时期中,都充满了被压抑的他异因素,历史学家必须在他的谱系研究中对他异和断裂给予格外的关注。”“格林布拉特指出,不论历史或文学,作为文本,它们都是一种权力运作的场所,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传统和反传统的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虽然“抑制”性力量最终以死亡、疯癫收场,小说传达出作者对必然会导致人类走向死亡、疯癫,走向人性丧失的精神荒原的资本主义道德意识形态的反叛。
作者运用锋利的解剖之刀,为我们剖析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压抑人性的历史,是话语权力、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小说为我们捕捉了历史画卷中人们复杂的情感结构,为我们再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真实,也隐隐透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趋势。这一切都反映了作者对资本主义道德伦理压抑人性的丑恶本质的揭露,对金钱主宰一切的道德价值观念的挑战与颠覆。
参考文献:
[1] 马瑜:《创作的非个性化及叙述中心的内移——评福特的〈好兵〉的叙事风格》,《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
[2] Owen Knowels.Conrad’s Life in The Cambridge Champion to Joseph Conrad compiled by,J.H.Stape.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ess,2000.
[3] 钱乘旦、陈晓津:《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作者简介:龚亮,男,1979—,贵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商法,工作单位: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社科部。
关键词:道德人性社会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是20世纪初与约瑟夫·康拉德齐名的英国小说家,他创作的小说《好兵》意在揭示维多利亚后期英国上层社会伦理道德领域的混乱状态。正如小说的叙述者道尔所说,小说中没有什么反面人物。“我认为利奥诺拉不应比南希受到更多的谴责……利奥诺拉不过是一个典型的一般妇女……她周围的世界都疯了,她在痛苦挣扎中也以一个疯女人的面貌出现,她看上去是邪恶的女人,剧中的反面人物。”但她只不过是财产和资本主义道德伦理的维护者,她也期盼爱德华回到她的身边,“她认为夺回爱德华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胜利,它象征着所有妻子和她所信奉的宗教的胜利。”她总被金钱“锁着她的心和她的感情”,她充当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她“抑制”着处于边缘意识形态的爱德华的道德理想的追求。
在故事的结局中,她卖掉庄园,嫁给了温顺的罗德尼。这可以看作是对资本主义道德伦理观念最有力的“颠覆”,是在“抑制”中的“颠覆”。罗德尼只是一个被工业精神所控制、所驯服的金钱奴隶。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代表在追随工业化的进程中所经历的苦苦挣扎、道德与激情的两难、人性与金钱道德矛盾的冲撞,这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反人性的一面。爱德华也不是什么反面人物,他不愿做金钱的奴隶,他对封建绅士道德理想的追求,对自然人性的向往,完全是符合人类正常道德、情感的自然需要,是对人类本性的张扬,充分表达了他对资本主义工业精神的反叛和“颠覆”。“英国历史上伟大的激进派成员威廉·贝克特的名言‘我出生时的英国’就是对社会全面怀疑和痛恨的开始。从往昔的安宁到现时的抱怨,工业革命到底在心理上给英国人带来了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由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国际国内矛盾加剧。在国际上,由于英国疯狂扩大海外殖民地,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之声此起彼伏。与此同时,美、德两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对英国的殖民霸权造成严重威胁,矛盾深化;在国内,政治局势的动乱和劳资矛盾的深化以及经济的滑坡,激起了国人的抵触。尤其是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的去世,标志着英国历史上一个无比强大的历史阶段的终结和一个衰落混乱时代的开始。人们对这个号称“日不落”的世界第一殖民大国产生了失望。在科学和思想方面,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尼采的宣告“上帝死了”等哲理思想震撼了人们的灵魂,人们对几千年来笃信不疑的宗教产生了质疑,人们陷入了信仰的危机。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早在1880年就如此形容当时的情景:“没有不动摇的信条,没有可信的教条证明不可怀疑,也没有公认的传统不受到消亡的威胁。”人类进入一个无信仰、漫无目的的“迷惘”时代。而战争的死亡威胁更直接地触动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反叛与“颠覆”。
小说是对这一段历史的延伸和阐释。这个社会让人们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人们失去了生活的指针,他们难免会导演出许多荒诞的道德伦理悲剧。他们的离奇死亡和发疯,他们上演的一幕幕道德悲剧,难道不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精神的彻底“颠覆”吗?从这一点上说,小说又是一段压缩的历史。
小说悲喜交加又富有讽刺意味的结局充分体现了这种权力关系:一边是利奥诺拉与贝海姆在教堂里举行热闹的婚礼;一边是道尔经受着亲人、朋友的死亡和疯癫的悲怆。这一方面充分体现了作者运用新历史主义文学功能论达到了社会能量的“协和”,即在“颠覆”和“抑制”中最终是“颠覆”性力量的让步,“抑制”性力量的圆满结局;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作者对压制人性的资本主义道德伦理的挑战和质疑,对资本主义社会权力话语的颠覆。“福柯说,在任何一个看似处于某种统一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历史时期中,都充满了被压抑的他异因素,历史学家必须在他的谱系研究中对他异和断裂给予格外的关注。”“格林布拉特指出,不论历史或文学,作为文本,它们都是一种权力运作的场所,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传统和反传统的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虽然“抑制”性力量最终以死亡、疯癫收场,小说传达出作者对必然会导致人类走向死亡、疯癫,走向人性丧失的精神荒原的资本主义道德意识形态的反叛。
作者运用锋利的解剖之刀,为我们剖析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压抑人性的历史,是话语权力、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小说为我们捕捉了历史画卷中人们复杂的情感结构,为我们再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真实,也隐隐透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趋势。这一切都反映了作者对资本主义道德伦理压抑人性的丑恶本质的揭露,对金钱主宰一切的道德价值观念的挑战与颠覆。
参考文献:
[1] 马瑜:《创作的非个性化及叙述中心的内移——评福特的〈好兵〉的叙事风格》,《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
[2] Owen Knowels.Conrad’s Life in The Cambridge Champion to Joseph Conrad compiled by,J.H.Stape.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ess,2000.
[3] 钱乘旦、陈晓津:《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作者简介:龚亮,男,1979—,贵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商法,工作单位: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社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