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6年10月13日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以来，对于该奖颁给鲍勃·迪伦是否合理的争论便从未停止。但无论人们对此持怎样的态度，他们基本上都不会否认，就算没有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垂青，鲍勃·迪伦也毫无疑问是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当他1961年第一次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小酒馆登台演唱，就像一只蝴蝶扇动了第一次翅膀，没用多长时间，这股蝴蝶扇动的微小气流便演变成一股文化飓风席卷了全球，一直持续到现在。就像诺贝尔委员会给出的获奖理由——“用美国传统歌曲创造了新的诗意表达”——鲍勃·迪伦以美国传统民谣歌曲作为他最初的艺术表现形式，但他的“诗意表达”对跨领域的多个艺术形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限于音乐和文学领域，鲍勃·迪伦的艺术创作也深深影响了世界电影文化。从下面对鲍勃·迪伦直接参与或间接影响的电影做的大致梳理中，我们会发现鲍勃·迪伦对电影文化与电影史的巨大影响。
　　早期的电影形象

　　1976年，鮑勃·迪伦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御用乐队The Band在旧金山做了乐队解散前的告别演出。乐队请来一同演出的嘉宾包括尼尔·杨（Neil Young）、琼尼·米歇尔（Joni Mitchell）、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范·莫里森（Van Morrison），当然也少不了鲍勃·迪伦本人。这次告别演出的主办者从一开始就想把演出做成电影。他们请来了当年在伍德斯托克相识的马丁·斯科塞斯作为导演。这时的斯科塞斯已经拍出了《穷街陋巷》《出租车司机》等佳作。但他对摇滚乐的热爱从未停止。不同于《伍德斯托克》的多视角纪录形式，这部名为《最后的华尔兹》的音乐电影把镜头聚焦在了舞台上的音乐人。斯科塞斯把他在剧情片中所用到的影像创作手法运用到了这场告别演唱会中，镜头调度与剪辑堪称演唱会纪录片中的典范，导演了一场美轮美奂的视听盛宴。就像斯科塞斯在《与斯科塞斯对话》这本书中阐述的那样：“《伍德斯托克》已经做到了现场观看感受的极致，而这次的《最后的华尔兹》不一样。这部电影更注重于形式感——这包括跟随音乐节奏的运镜、剪辑、抓住艺术家在现场的表演——这些形式感才是重要的。” 　　鲍勃·迪伦作为跟主人公The Band乐队联系最紧密的艺术家，在《最后的华尔兹》中进行了压轴演出。但正是因为他的出镜，导致了这部电影推迟上映。因为当时鲍勃·迪伦自己也在导演一部电影——根据他的滚雷巡演（Rolling Thunder Tour）改编的虚实结合的超现实电影Renaldo and Clara。鲍勃·迪伦不愿意自己的形象出现在其他同档期的电影中。
　　Renaldo and Clara是鲍勃·迪伦唯一一次尝试做剧情片导演。鲍勃·迪伦当时的音乐创作理念受到了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画派的影响，歌词呈现出多角度叙事、虚实结合、人称变换等特点。而这部电影可以说是他音乐创作理念的延续，具有很强的先锋意识。只不过由于较强的个人性，以及令人生畏的3小时55分钟的电影时长，Renaldo and Clara这部电影只在鲍勃·迪伦的歌迷以及研究者中传播，并未获及更大的观众群体。

　　2007年，又一部关于鲍勃·迪伦生平传记的电影上映。只不过这部电影不再是纪录片，而是一部剧情片。《我不在那儿》（I’m Not There）这部电影由擅长音乐人虚构传记类电影的导演托德·海因斯指导。托德·海因斯请来6位不同年龄、不同肤色、甚至不同性别的演员在电影中饰演同一个人物，也就是鲍勃·迪伦本人。这种做法看似惊世骇俗，但只要对鲍勃·迪伦生平有些了解，就会觉得这种演绎方式再合适不过。
　　鲍勃·迪伦出道前的人生用黑人小演员饰演，冠以被鲍勃·迪伦视为人生导师的伍迪·格瑟瑞（Woody Guthrie）的名字，展现了鲍勃·迪伦迷雾重重的启蒙时代。用时代剧来衬托，更添了一分传奇色彩。本·卫肖（Ben Whishaw）飾演的与法国天才诗人少年兰波重名的角色，代表了民谣时期的青年鲍勃·迪伦。克里斯汀·贝尔在电影中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饰演鲍勃·迪伦——鲍勃·迪伦抗议音乐时期，代表作如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以及鲍勃·迪伦皈依宗教的福音时期。希斯·莱杰刻画了作为摇滚明星以及被家庭等琐事纠缠的鲍勃·迪伦。理查·基尔扮演的鲍勃·迪伦名叫比利（Billy），与上文提到的鲍勃·迪伦参演的西部片《比利小子》相呼应。正如导演托德·海因斯所描述的那样，作为“比利”的鲍勃·迪伦有一种“西方嬉皮士”的味道，混合了鲍勃·迪伦歌曲中的虚构角色并且象征了他从公众眼中消失的那段时期。而女演员凯特·布兰切特饰演了《别回头》时代的鲍勃·迪伦——1960年代中期的鲍勃·迪伦从民谣转型到电子摇滚的做法遭到一些听众谴责。这一时期的刻画采用了黑白画面的处理，模仿了《别回头》以及费德里科·费里尼1963年那部著名的电影《八部半》画面风格。
　　《我不在那儿》这种多人饰演一角的演绎方式，以及非线性的叙事方式，都与鲍勃·迪伦的音乐和诗歌的创作理念相吻合。可以说是用鲍勃·迪伦的艺术形式展现了鲍勃·迪伦的人生。就像目前还在进行音乐巡演的鲍勃·迪伦用了15年的演出开场广播一样：“女士们，先生们，请欢迎摇滚乐中的桂冠诗人。这个人曾是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浪潮的希望之声；可他却把民谣音乐搞上了摇滚乐的床；70年代时，这个人在脸上涂满油彩，然后消失在药物滥用的烟雾之中；当他重现时，这个人声称找到了耶稣；到了80年代末，这个人被几乎所有人认为已经盖棺定论；可他在90年代又重新开足马力，写出了职业生涯最强的音乐篇章。女士们，先生们，这个人就是——哥伦比亚唱片的音乐艺术家——鲍勃·迪伦。”《我不在那儿》这些开创性的电影艺术表现形式，可以说是对鲍勃·迪伦艺术创作以及传奇性人生的模仿与致敬。
　　对电影文化的贡献
　　鲍勃·迪伦从诗歌、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汲取营养，哺育自己的音乐创作，而他的音乐作品以及人格魅力又再次给电影创作者灵感，反哺电影艺术。鲍勃·迪伦对电影文化的影响可以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迪伦直接主导了电影项目的创作，剧情片《Renaldo and Clara》《蒙面与匿名》以及以迪伦为主题的纪录片《别回头》《吃掉纪录片》《没有家的方向》都属于这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鲍勃·迪伦以作曲家或音乐表演艺术家的身份参与电影制作，如《比利小子》《最后的华尔兹》等。第三种情况是鲍勃·迪伦本身并没有参与电影的制作，但他对于艺术与流行文化的影响和他本人的传奇人生指导了电影人的创作，《伍德斯托克》《我不在那儿》就是在鲍勃·迪伦无形的影响下产生的电影史上的重要电影。
　　除此此外，鲍勃·迪伦高产且漫长的创作生涯，为整个电影产业提供着取之不尽的原声音乐素材。根据IMDB中显示，引用鲍勃·迪伦歌曲作为原声的电影多达673部，其中不乏《阿甘正传》《美国丽人》《谋杀绿脚趾》《戏梦巴黎》等经典电影。
　　“莎士比亚在创作戏剧的过程当中，肯定被一些琐碎的细节困扰，比如资金是否到位？剧场中观众的座位是否足够？《哈姆雷特》中的头骨道具是否要用真人头骨？可能他从来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我的戏剧到底是不是文学？”鲍勃·迪伦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致辞中说道，“就像莎士比亚一样，我在艰苦创作的过程中也会被琐碎事宜所扰，比如我找的录音室好不好？这首歌正确的曲调应该是什么？除去这些，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我的歌曲到底是不是文学？”他最后感谢瑞典学院替他考虑了这个问题，并且肯定了他为文学做出的贡献。作为本文的结尾，我们也可以说，就像鲍勃·迪伦对文学做出的贡献一样，对于电影，鲍勃·迪伦同样在有意或无意之中拓宽了电影艺术的边界，推进了电影艺术的发展。这也是这个时代各个艺术领域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有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