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态危机困扰下,人们把消除生态危机、构建生态文明视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大难题。西方一些左翼学者,特别是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完全有资格成为指引当今人类消除生态危机、构建生态文明的旗帜。这些学者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美国俄勒冈州大学社会学教授、《每月评论》杂志主编J.B.福斯特是杰出代表。
　　
　　一
　　
　　福斯特指出,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并不包含生态理论。持这种观点的人既有西方激进的生态主义者和绿色运动的理论家,也有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福斯特注意到,最近几年在国际学术界对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究竟有没有生态理论的看法似乎有了某种改变,这主要表现在“很多即使原先最苛刻地批评马克思的人,近时均不得不承认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着值得注意的生态思想”。但福斯特认为,目前国际学术界对马克思生态理论的认识是非常肤浅和零碎的,并没有系统和深刻地把握其根本。
　　福斯特说:“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系统的生态世界观”。正因为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是深刻而系统的,所以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可以现成地拿来作为当今人类构建生态文明的指导思想。他反复强调:“马克思实际上对如何调整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对环境进程如何与社会发展和社会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供了大量的见解。”
　　基于对马克思思想的这个基本判断,他不同意一些生态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要把目前西方流行的绿色理论与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嫁接在一起的设想。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无需这些绿色理论来补充和完善,因为它本身已十分完美。福斯特强调,在马克思主义中隐含着深刻的生态理论,马克思不但对人类与自然的异化进行过系统的批判,而且对如何超越这种异化做出过有富有成效的探索。
　　
　　二
　　
　　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明明包含着深刻的、系统的生态理论,可为什么人们偏偏无视它的存在,不去挖掘它,更不用说运用它来指导当今生态文明的建设?这正是福斯特所着重思考的问题。他对自己定下的使命就是“重新构造马克思的生态理论”。
　　福斯特指出,在当代绿色理论内部已经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倾向,这种倾向将生态退化的整个过程都归结于以弗兰西斯·培根所开创的科学革命。弗兰西斯·培根被认为是“支配自然”观念的始作俑者。而正是这种“支配自然”的观念滋生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恶习,从而带来了至今人类挥之不去的自然危机。这些生态主义者实际上把当今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归结于是由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文明、现代性、唯物主义、启蒙运动所带来,因此这场危机就是科学技术、工业文明、现代性、唯物主义、启蒙本身的危机。在这些生态主义者看来,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无疑继承了启蒙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一种唯物主义哲学,崇尚科学与进步是马克思的思想核心,从而马克思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是反生态的。
　　福斯特通过上述分析得出结论,把生态危机与科学和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是这些生态主义者把马克思说成是反生态的思想家的主要原因。这里最关键的:一是指责马克思崇尚科学技术;二是批判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福斯特指出,只要这些生态主义者简单地把生态问题归结为一个价值问题,而无视人类和自然之间不断进行的物质关系这个更加困难的问题,那么他们永远发现不了马克思思想的生态价值。
　　不能正确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本质,从而不能揭示出在马克思思想中存在深刻的生态观点者,主要是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思想家。福斯特指出,马克思确实将一般的唯物主义转变成了实践的唯物主义,但“马克思在将唯物主义转变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从来不曾放弃过对属于本体论和认识论范畴的唯物主义,即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总体责任”。他强调,不能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就无视马克思依然持有属于“实在论”的本体论的观点,即依然坚持外在的物理世界相对于思维的独立存在。马克思在社会历史领域确实针对唯心主义将实在归结为先天的观念和抽象的文化概念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进行这种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历史唯物主义。但须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否认“物质存在的自然——物理方面”而使自己的唯物主义的内容完全被掏空。如果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包含唯物主义的内容,那么即使在社会历史领域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也会变得毫无力量。在对这一点做出论述以后,福斯特就进一步指出,非常遗憾,在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流行的倾向是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同时,却把马克思主义的作为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的本性也消解掉了。
　　福斯特强调,他们这样做所带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悲剧性的后果”就在于,“唯物主义观越来越成为抽象的、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意义的名词概念”,“仅仅是一个‘语言的范畴’”,或者说仅仅停留在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范畴紧密联系在一起。而马克思主义在被说成与唯物主义无缘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也逐渐远离了自然科学。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在阐述自己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同时,一生呕心沥血,不懈地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保持一致。
　　
　　三
　　
　　福斯特明确地指出,包括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根本就不了解,作为一种“彻底和全面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只有把它与现实的自然、物理条件,与感觉领域,因此事实上也与更大范围的自然界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产生。在他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把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化、反自然科学化方面一点也不逊色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股思潮即使在为马克思主义“正名”等其他方面做出过不朽的贡献,但在抹煞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本性方面犯下严重的错误从而也造成严重的恶果。
　　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致力于批判把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化的倾向,而他们进行这种批判的有力手段是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化。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福斯特说这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时又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又同各种“历史文化”理论混合在一起。显然,在这样一种“混合物”中,“似乎并没有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探讨自然和自然——物理科学问题留下什么空间”。
　　 福斯特在一次交谈中强调,实际上马克思对规范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对环境进程和社会发展、社会关系密切联系的方式提供了深刻的见解。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所以认识不到这一点,关键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解发生了偏差。在他看来,马克思以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并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去追随马克思、理解马克思,从而也就使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的核心被丢失了。他特别提到了两个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实证论时常常表现出对科学的完全忽视或敌视的态度”;二是来自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完全持实证主义的态度”,将理论“完全建立在一种盲目崇拜的和扭曲的科学观念的基础之上”。前者是一种“完全拒绝科学的经院式的和人道主义的传统”,而后者是一种“没有给人类留下空间的机械性的科学”。这两种从两个相反方向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都不可能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包含的生态观点的价值。
　　
　　四
　　
　　福斯特有关马克思的生态理论观点的评说,起码在几个方面给人以深刻启示:
　　第一,当今人类要摆脱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有正确的理论导引。这一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尽管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尚没有被人们充分地认识到,在某种意义上说还只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潜在的灵感源泉”,但是,我们千万不能低估其价值和意义。人类能否最后走出生态困境、获取美好的前程,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是否真正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自己解决生态问题的旗帜。而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生命力,也主要视其能否在指导人们解决生态问题上发挥出自己的功能。
　　第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明明包含着深刻的生态观点,但人们往往视而不见。这既有错误地认识生态危机的原因,即把生态危机视为是由唯物主义、科学技术、现代性本身带来的,更有错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缘由,即把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化和反自然科学化。要真正地挖掘和展示马克思主义中所隐含的生态观点,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正确地把握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和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第三,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妨碍人们展现马克思的生态观点方面,负有不可推托的责任。尽管他们在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化方面做出过贡献,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开创了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化的先河。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是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而与此同时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本体论意义上和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掏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内容,就是这种影响所带来的严重理论后果。
　　第四,要真正把隐含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生态观点挖掘出来,关键在于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本性。马克思主义对解决生态问题的巨大潜力就在于其所依赖的社会理论属于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生态观点直接建立在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与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历史观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如果撇开了后者,就无从理解前者。
　　第五,马克思的生态观点的核心是说明不能离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观察生态问题,必须透过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来揭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只要资本主义的利润至上原则仍在起着支配作用,解决生态问题就是一种空想。人类正在面临严酷的选择:或者忠实地服务于“利润和生产”这个上帝,忍受日益失控的生态和社会危机;或者拒绝“利润和生产”这个上帝,而朝向自然和人类社会和谐地共同进化。解决生态问题的最终出路就是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作者:复旦大学教授;摘选自《红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