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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走红到如今,“郭德纲”三个字不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品牌,一份无形资产,德云社上下百十人,全靠“郭德纲”三个字惠及,这也为日后埋下隐患。
中国周刊记者张卓 北京报道
郭德纲沉默了。当一个靠嘴吃饭的人开始不再讲话,他便在江湖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今,德云社的三个小剧场还在停业整顿,一天损失30万元的票房收入,那些靠郭德纲吃饭的演员,没了演出就等于没了收入;郭德纲的几档电视节目也已经停播,电视屏幕前暂见不到他的插科打诨。
2006年至2010年这五年间,他横空出世,成为相声界首富;但近期先是身陷和北京台的矛盾,又遭遇徒弟“背叛”,腹背受敌;他对一系列负面新闻直接应对,看起来,他并未了解自己的名字之于德云社的商业意义,以至于他和他的这条相声产业链都严重受损。
艰难的生存
郭德纲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小剧场的。那是1995年,他第三次赴京。
第一次赴京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作为天津曲艺青年队的成员,他考入了北京全总文工团,抱着“要赚大钱”的心态想在京城混出天地,但最终没能把关系留在北京。第二次赴京是1992年前后,没待三天,打道回府。
第三次赴京,郭德纲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态。在天津的小剧场厮混多年,赚的钱都是小打小闹,他曾分析过:现在北京市面上走红的那些说相声的哪个都不如自己,为什么不“搏”一把?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相声演员最快捷的成名方式就是上电视。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和春晚的助推,相声阵地从最初的剧场广播转战到屏幕上,姜昆、冯巩等红极一时的相声演员即是诞生在这一时期。但一个相声演员要想上电视,必须要由体制内的艺术团体选送。郭德纲无名无份,更没单位,他唯一的舞台就是那些闲散在北京的茶馆、书院、戏楼。
从京味茶馆、中和戏院到广德楼,郭德纲进京最初的相声之路按行话说是“走穴”:哪里有演出就去哪里。
说一场相声20—50元的收入,郭德纲无法养活自己。他开始做电视导演、编导、编剧、主演、主持。
2000年前后,郭德纲开始有意识地组织一些京津地区的同行,策划曲艺演出。在一场名叫“千禧新春曲艺名家名段欣赏晚会”中,郭德纲在一段《杂学唱》里说道:“相声要想再度繁荣,只有一条路——必须回归剧场,回到观众中。”
2002年,郭德纲模仿1950年代“相声改进小组”的做法,在大栅栏的广德楼办起了“相声大会”。但与他的前辈侯宝林遭遇不同的是,郭德纲既未得到政府的支持,也未得到同行的支持。德云社惨淡经营,后台十几个人给前台几个人说上几个钟头是常有的事。
很长一段时间,广德楼的相声大会是赔钱的。郭德纲作为演出的组织者,既要付场地钱,又要跟演员结算演出费和路费。郭德纲曾不无感慨地回忆:“我发现凡是我认真的事情,都不顺,凡是我‘骗人’的事情,都上赶着拿钱砸我。你说这相声,那么好的艺术,不赚钱,天时不正。”
2003年,因为和剧场的纠纷,广德楼的演出停办;2004年,郭德纲移师潘家园的华声天桥,又再次因为分账份额产生矛盾,离开。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郭德纲无事可做,在家里给小徒弟授课。
被迫面向市场
2004年,郭德纲看中了北京市河北梆子剧院承包的天桥乐茶园,他承包了下来。日后,这也成为了德云社的大本营。
彼时,北京能听相声的地方并不多,唯一在圈内有些知名度的就是东城相声俱乐部。这个组织是2003年在中国曲艺家协会和北京曲协的倡导下创办的。当时身为北京曲协主席的李金斗提出了“相声回归剧场”的想法。一些知名的相声演员马季、姜昆、冯巩等都曾在这里演出。票价20元。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相声票友说:“其实,姜昆比郭德纲更早认识到相声是要回归剧场。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他就曾在北京举办过一系列曲艺大会。但多是赠票,不能算商演;东城相声俱乐部也是他倡导的,但上演的段子多以主流相声界的新人新作为主,和在电视上看相声没什么两样。”
但德云社和东城相声俱乐部不同,郭德纲长期坚持说老段子,他最擅长的是将老段子翻新。比如传统段子《打白狼》,他改成了《西征梦》,是说袁世凯当大总统的时候,河南一带白狼作乱,被他改成“西方恐怖主义作乱”。
丁天(化名)从2000年前后就开始去剧场看郭德纲演出。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郭德纲在钻研传统的老段子,这些40分钟长的相声段子是真正适合在剧场生存的。”
郭德纲怎么突然就火了起来呢?有迹可循的是2004年年底《开心茶馆》主持人大鹏在节目中的推广。大鹏曾说:“相声段子翻来覆去总是播放那么几个,我觉得不行,后来发现北京还有一个郭德纲在不断创作,于是,就选择他的相声来播。”
此后,天桥乐茶园开始走红,到2005年前后,售票窗口终于挂上了“客满”。随后,大批媒体跟进,一时间,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火遍全国。
与其说是媒体热衷炒作郭德纲,不如说是整个社会对体制内相声衰败的一种不满。有媒体曾如此定义郭德纲:“一个相声艺人还魂了,长衫大褂,圆口布鞋,他似乎从古老的传统艺术中走来,并带着前世今生的一部相声复兴的血泪史。”
但在那些资深的相声票友眼中,郭德纲的一蹿而红其实另有玄机。整个90年代初期到2006年,虽然电视相声在中国受到诸多诟病,但在天津,却还有一批相声演员坚持在剧场说相声。
“如果论水平,当年天津的佟有为、马树春的‘佟马’组合,可比郭德纲在圈内火。”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相声票友告诉记者,“郭德纲的一些相声段子都是移植他们二位,但受困于在天津,地界不如北京。另外,相声回归剧场也经历了十年的发展,属于慢火炖着,到郭德纲这里,一下就着大发了。就好比一个人吃馒头,你能说,他吃了十个馒头,只有第十个馒头才最管饱吗?只能说让郭德纲‘赶着’了。最重要的是,郭德纲善于迎合社会心理,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弱势者形象,总是在段子里抱怨受同行挤对,受体制排挤。这情况有,可没他说的那么严重。就拿姜昆说吧,人家早就成名了,走电视相声这条路,跟郭德纲搭不上边,身份是曲协主席,根本不可能‘迫害’郭德纲。”
天时地利加人和,郭德纲成为了草根相声的代名词——显然,这是若干年后,理智看待2005年那场“郭德纲热潮”的真正动因。但不得不承认,郭德纲最大的成功是他的剧场相声从创立初始就是完全面向市场的。
建国初期,传统的相声演员被收归国有艺术院团。曾经,在北京最活跃的相声艺术团体是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中国铁路文工团、原北京市曲艺团。但计划体制下的相声,一个段子可以说十几年,体制内的相声演员没有衣食之忧,他们所在乎的是单位评级。反而无门无派的郭德纲是要在剧场要活命钱的——这是一种最朴素的市场意识,他必须不断改正着创作,不然,下一场演出就可能少一个观众。
郭德纲曾明确告诉手下的徒弟:“严禁包袱不响。”并多次在演出现场,动情地称观众为“衣食父母”。
相声首富
郭德纲火了。
2006年10月29日那场德云社十周年庆典也许可以一窥这位非著名相声演员的火爆。直到凌晨3点,演出才结束,在全场座无虚席的叫好声中,郭德纲返场十多次,最后换来观众起立鼓掌多达半个多小时。据郭德纲事后回忆:当时票价最高300多元钱,6场演出前后净挣100多万。
与此同时,郭德纲开始频频出现在电视节目中。在全国各大卫视中,北京电视台对郭德纲的推广可谓不遗余力,安排他与春妮一起主持全新的相声脱口秀综艺栏目《星夜故事秀》。此栏目一经推出,迅速成为北京地区文娱节目的收视率排行第一。很快,德云社的李菁和何云伟也加入其中。
但进入2007年,郭德纲就没有太多精力顾及《星夜故事秀》了。2007年3月,他收购了天桥乐。在收购当天,郭德纲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对记者说:“天桥乐已经被我们兼并了,从今以后这里将是我们德云社的根据地了。”换而言之,再也不会出现和剧场因为分账纠纷而被迫离开的局面,德云社也成为全国第一家拥有自己剧场的民营相声团体。此后,德云社又在广德楼以租用的形式开辟了分场。
2007年,郭德纲把德云社转变为公司,注册成立了德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是郭德纲的夫人王惠,郭德纲是名誉董事,之所以这样安排,是想让郭德纲把更多时间放在相声上。不过根据郭德纲当时的介绍,演员仍按演出场次计算收入,未设底薪,实际情况和成立公司前差别不大。
除此之外,郭德纲录评书跟网站分红,自拍自导自演电视剧《相声演义》,在安徽卫视、天津卫视等多档节目担任主持,写书出书,并策划了一系列票价昂贵的商业演出。
荷包塞满后,郭德纲在大兴买下康隆园的连体别墅,还在新开盘不久的瀛海名居购入面积约500平米的豪华连体别墅。
这一年,也是郭德纲的多事之秋,他深陷“师徒反目”、“与汪洋口水战”、“广告打假”等负面新闻,但好在凭着一张伶牙俐齿,多次化险为夷。北京台也从未终止与其合作,多次利用《每日文娱播报》等栏目让他“说冤”。
那一年,有媒体点评郭德纲在电视上的表现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郭德纲的现场功底毋庸置疑,但缺乏镜头感是他最明显的问题。电视镜头前的郭德纲依然很‘紧’,表情眼神都露着‘新手多关照’的味道,远没有他在剧场里神闲气定的名家风范。”
至于那些资深的相声票友,也很难在剧场听到郭德纲原汁原味的老段子了。丁天说:“他火了后,很少去剧场了。原来没火时,曾宣称坚持20元低价票。现在票价翻倍。另外,他没有精力去整理老段子,《我要上春晚》等系列,外界觉得好,但在资深票友看来,很水,都是网上的段子插科打诨凑在一起。”
但德云社的演出还是一票难求,一度,去德云社听相声成为“北京一日游”的主要景点。曲艺评论家大饼告诉记者:“郭德纲对相声的贡献并不在于他说了多少个传统段子,而是他把相声的盈利模式回归了传统剧场。”
2007年,郭德纲首次以年收入1000万跻身福布斯名人榜;成为相声界首富;2008年,他再次上榜以1570万元的年收入排名第13位。
当外界每每问他是不是赚到大钱时,郭会狡猾地摸着光溜溜的脑袋说:“你问我媳妇去,反正我回家没看到那么多钱。”
“角儿负责制”和现代商业社会
从一个四处走穴的穴头,升级为德云社的班主,再到注册公司后成为企业老板,短短三年间,相声演员郭德纲完成了身份三级跳。
表面看来,德云公司分工明确:经纪人王海负责公关市场和演出,王惠负责财务,于谦负责分管后勤。但实际上,公司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从骨子里,郭德纲还是推崇旧社会延续下来的“角儿负责制”,这种模式以当年京剧名家梅兰芳、富连成为典型:即一个名角挑班带徒弟,内部完全由师父说了算。按俗话叫“随爷赏”,就是当你跟着一个角儿混口饭吃的时候,角儿给你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据郭德纲自己介绍,德云社演员的合同期限都在10年以上,但底薪、退休年龄和违约条款大多没有明确规定。
德云社旗下演员收入有三部分,即小剧场常规演出、德云社商业演出、主持节目或堂会等其他收入。小剧场演出,郭德纲与演员采取分账模式:比例有五五、三七、四六之分;分账的前提是必须保证上座率超过八成。何云伟李菁这样的名角一场可以拿到150-200元,鹤字辈一场50元;抛去成本,郭德纲一场可以拿到6000元。商演中,郭德纲拿30—40万不等,何云伟、李菁、曹云金一场5000-8000元,普通演员2000元上下。至于谁能参加商演,完全由郭德纲夫妇决定。
一位熟知德云社内部事宜的人告诉记者:“他注册的是一个现代公司,但这种做法完全是老派的,首先抵制的就是《劳动法》,德云社100多号人难道都不上三险一金吗?”
2008年,作为郭德纲的同门师兄弟,徐德亮退出德云社。此事率先暴露出德云社的管理不善。但显然,郭德纲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郭德纲曾说过这样一番耐人寻味的话:“从古至今,只要是搞艺术,就应该是‘角儿负责制’。马连良的剧团就是马先生一人说了算,梅剧团就是梅兰芳说了算。我们现在专业团体的没落,都是因为跟这些背道而驰了。一个团体勾心斗角,弄15个书记、20个艺术总监,那不打架才怪呢。他们只是有政府拨款,所以才有时间去扯皮、勾心斗角、害人。他们来得及,我们不行,你今天有没有钱,完全指着台上的能力吃饭。咱跟过去的那个老戏班有异曲同工之妙。角儿负责制不是绝对的好,但中国戏曲和曲艺鼎立的风光时刻都是在角儿负责制下才有的。”
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郭德纲离开了《星夜故事秀》。一位北京台内部员工告诉记者:“北京台的高层一直不喜欢郭德纲,觉得这个人太俗气。北京台当年要转型,走国际化时尚化的路子,郭德纲哪点都不符合台里要求,所以走人了。”
但郭德纲早就不再依赖北京台。2009年,郭德纲全面开张。年初,他在三里屯开设新剧场,这样加上天桥乐和广德楼,北京城每日有三处场所可以听到德云社的相声;随后,他又在大兴开办“北京德云艺术传习社”的相声学校,招10岁以下的孩子,学习相声、武术、表演等课程,每年学费在一两万元左右。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这个相声班圈钱的性质太明显,首先学费太高,其次就算学完了,也不见得能进德云社。”
年底,郭家菜开张,人均82元,消费不菲;随后,德云华服开张,它标志郭德纲开始涉足服装产业,这家店主营中式订制服装,最便宜的一件衣服接近2000元,订制一套花费上万,有媒体评价“堪比LV”。郭德纲解释:“我们说相声的总要订制衣服,我一想,不如自己开个店吧。”
这一年,郭德纲还策划纵贯全年的“郭德纲从艺20周年”商演,21场演出,平均票价300元,11个月下来,进账高达2000万。也是在这一时期,郭德纲身背三四档综艺节目,出场费从每集3000元涨到5000元;他还开始涉足影视圈,先后客串过《601个电话》、《落叶归根》等电影。
也就是在2008—2009年,相继出现了很多模仿德云社的相声剧场。北京城从无处听相声到如今遍地开花出20多个民间相声团体。在德云社短暂待过、后来开办嘻哈包袱铺的高晓攀曾告诉记者:“郭德纲开启了民间相声的盈利模式,我是受到了他的启发。但现在嘻哈包袱铺的规模远不是德云社的对手。”
曲艺评论员大饼告诉记者:“郭德纲让老派的‘角儿负责制’焕发青春。但不是谁都可以模仿这种模式。这种模式首先要有一个有天赋有名气的角儿立在里头,比如想起德云社就想起郭德纲,但想起郭德纲就还是郭德纲,角儿的影响力一定要大于班子的名气。”
从商业角度分析,“郭德纲”三个字也不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品牌,一个无形资产,德云社上下百十人,全靠“郭德纲”三个字惠及,这也为日后埋下隐患。
2008年离开德云社后,徐德亮曾评价郭德纲:“德云社用两年走了领导负责制50年走过的路,并走回了角儿负责制。它不但达到了利益的最大化、效益的最大化,同时也达到了矛盾的最大化和漏洞的最大化。如果以江湖班子标准看,郭德纲缺少义气和包容性。完全是凭着心情来决定,‘我看你挺顺眼的,涨二十吧’” 。
的确,草根出身的郭德纲养成了绝不能吃亏的习惯。很多相声票友私下说郭:“虽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但也绝非善茬。”有媒体评价说,这样的性格并不适合做一个公司CEO。
曲艺评论员大饼说:“曲艺入门门槛低,是中国人,有张嘴就可以说相声。所以,这个行业必须先天设置很多壁垒,比如必须有师父,手艺要是口传心授……这种方式本身不适合现代企业,它没有一本教材,一个规章可以写明白;另外,在现代社会,一个角儿要想控制住一个班底,必须是师徒关系。否则留不住人。但给徒弟工资太少,又说不过去。所以说,现在德云社模式还处在摸索期。”
传统的曲艺如何在这个现代化的社会生存?赵本山开创的二人转帝国可以算当下最成功的尝试;郭德纲也曾在艰难中走出了自己的路,但如今,他的模式又显露出极大的先天缺陷。
但聪明如郭德纲,从这一系列事件中,他能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一个非著名相声演员,还是一个现代公司的CEO吗?
也许,他首先要做的就是自救。
中国周刊记者张卓 北京报道
郭德纲沉默了。当一个靠嘴吃饭的人开始不再讲话,他便在江湖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今,德云社的三个小剧场还在停业整顿,一天损失30万元的票房收入,那些靠郭德纲吃饭的演员,没了演出就等于没了收入;郭德纲的几档电视节目也已经停播,电视屏幕前暂见不到他的插科打诨。
2006年至2010年这五年间,他横空出世,成为相声界首富;但近期先是身陷和北京台的矛盾,又遭遇徒弟“背叛”,腹背受敌;他对一系列负面新闻直接应对,看起来,他并未了解自己的名字之于德云社的商业意义,以至于他和他的这条相声产业链都严重受损。
艰难的生存
郭德纲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小剧场的。那是1995年,他第三次赴京。
第一次赴京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作为天津曲艺青年队的成员,他考入了北京全总文工团,抱着“要赚大钱”的心态想在京城混出天地,但最终没能把关系留在北京。第二次赴京是1992年前后,没待三天,打道回府。
第三次赴京,郭德纲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态。在天津的小剧场厮混多年,赚的钱都是小打小闹,他曾分析过:现在北京市面上走红的那些说相声的哪个都不如自己,为什么不“搏”一把?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相声演员最快捷的成名方式就是上电视。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和春晚的助推,相声阵地从最初的剧场广播转战到屏幕上,姜昆、冯巩等红极一时的相声演员即是诞生在这一时期。但一个相声演员要想上电视,必须要由体制内的艺术团体选送。郭德纲无名无份,更没单位,他唯一的舞台就是那些闲散在北京的茶馆、书院、戏楼。
从京味茶馆、中和戏院到广德楼,郭德纲进京最初的相声之路按行话说是“走穴”:哪里有演出就去哪里。
说一场相声20—50元的收入,郭德纲无法养活自己。他开始做电视导演、编导、编剧、主演、主持。
2000年前后,郭德纲开始有意识地组织一些京津地区的同行,策划曲艺演出。在一场名叫“千禧新春曲艺名家名段欣赏晚会”中,郭德纲在一段《杂学唱》里说道:“相声要想再度繁荣,只有一条路——必须回归剧场,回到观众中。”
2002年,郭德纲模仿1950年代“相声改进小组”的做法,在大栅栏的广德楼办起了“相声大会”。但与他的前辈侯宝林遭遇不同的是,郭德纲既未得到政府的支持,也未得到同行的支持。德云社惨淡经营,后台十几个人给前台几个人说上几个钟头是常有的事。
很长一段时间,广德楼的相声大会是赔钱的。郭德纲作为演出的组织者,既要付场地钱,又要跟演员结算演出费和路费。郭德纲曾不无感慨地回忆:“我发现凡是我认真的事情,都不顺,凡是我‘骗人’的事情,都上赶着拿钱砸我。你说这相声,那么好的艺术,不赚钱,天时不正。”
2003年,因为和剧场的纠纷,广德楼的演出停办;2004年,郭德纲移师潘家园的华声天桥,又再次因为分账份额产生矛盾,离开。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郭德纲无事可做,在家里给小徒弟授课。
被迫面向市场
2004年,郭德纲看中了北京市河北梆子剧院承包的天桥乐茶园,他承包了下来。日后,这也成为了德云社的大本营。
彼时,北京能听相声的地方并不多,唯一在圈内有些知名度的就是东城相声俱乐部。这个组织是2003年在中国曲艺家协会和北京曲协的倡导下创办的。当时身为北京曲协主席的李金斗提出了“相声回归剧场”的想法。一些知名的相声演员马季、姜昆、冯巩等都曾在这里演出。票价20元。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相声票友说:“其实,姜昆比郭德纲更早认识到相声是要回归剧场。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他就曾在北京举办过一系列曲艺大会。但多是赠票,不能算商演;东城相声俱乐部也是他倡导的,但上演的段子多以主流相声界的新人新作为主,和在电视上看相声没什么两样。”
但德云社和东城相声俱乐部不同,郭德纲长期坚持说老段子,他最擅长的是将老段子翻新。比如传统段子《打白狼》,他改成了《西征梦》,是说袁世凯当大总统的时候,河南一带白狼作乱,被他改成“西方恐怖主义作乱”。
丁天(化名)从2000年前后就开始去剧场看郭德纲演出。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郭德纲在钻研传统的老段子,这些40分钟长的相声段子是真正适合在剧场生存的。”
郭德纲怎么突然就火了起来呢?有迹可循的是2004年年底《开心茶馆》主持人大鹏在节目中的推广。大鹏曾说:“相声段子翻来覆去总是播放那么几个,我觉得不行,后来发现北京还有一个郭德纲在不断创作,于是,就选择他的相声来播。”
此后,天桥乐茶园开始走红,到2005年前后,售票窗口终于挂上了“客满”。随后,大批媒体跟进,一时间,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火遍全国。
与其说是媒体热衷炒作郭德纲,不如说是整个社会对体制内相声衰败的一种不满。有媒体曾如此定义郭德纲:“一个相声艺人还魂了,长衫大褂,圆口布鞋,他似乎从古老的传统艺术中走来,并带着前世今生的一部相声复兴的血泪史。”
但在那些资深的相声票友眼中,郭德纲的一蹿而红其实另有玄机。整个90年代初期到2006年,虽然电视相声在中国受到诸多诟病,但在天津,却还有一批相声演员坚持在剧场说相声。
“如果论水平,当年天津的佟有为、马树春的‘佟马’组合,可比郭德纲在圈内火。”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相声票友告诉记者,“郭德纲的一些相声段子都是移植他们二位,但受困于在天津,地界不如北京。另外,相声回归剧场也经历了十年的发展,属于慢火炖着,到郭德纲这里,一下就着大发了。就好比一个人吃馒头,你能说,他吃了十个馒头,只有第十个馒头才最管饱吗?只能说让郭德纲‘赶着’了。最重要的是,郭德纲善于迎合社会心理,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弱势者形象,总是在段子里抱怨受同行挤对,受体制排挤。这情况有,可没他说的那么严重。就拿姜昆说吧,人家早就成名了,走电视相声这条路,跟郭德纲搭不上边,身份是曲协主席,根本不可能‘迫害’郭德纲。”
天时地利加人和,郭德纲成为了草根相声的代名词——显然,这是若干年后,理智看待2005年那场“郭德纲热潮”的真正动因。但不得不承认,郭德纲最大的成功是他的剧场相声从创立初始就是完全面向市场的。
建国初期,传统的相声演员被收归国有艺术院团。曾经,在北京最活跃的相声艺术团体是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中国铁路文工团、原北京市曲艺团。但计划体制下的相声,一个段子可以说十几年,体制内的相声演员没有衣食之忧,他们所在乎的是单位评级。反而无门无派的郭德纲是要在剧场要活命钱的——这是一种最朴素的市场意识,他必须不断改正着创作,不然,下一场演出就可能少一个观众。
郭德纲曾明确告诉手下的徒弟:“严禁包袱不响。”并多次在演出现场,动情地称观众为“衣食父母”。
相声首富
郭德纲火了。
2006年10月29日那场德云社十周年庆典也许可以一窥这位非著名相声演员的火爆。直到凌晨3点,演出才结束,在全场座无虚席的叫好声中,郭德纲返场十多次,最后换来观众起立鼓掌多达半个多小时。据郭德纲事后回忆:当时票价最高300多元钱,6场演出前后净挣100多万。
与此同时,郭德纲开始频频出现在电视节目中。在全国各大卫视中,北京电视台对郭德纲的推广可谓不遗余力,安排他与春妮一起主持全新的相声脱口秀综艺栏目《星夜故事秀》。此栏目一经推出,迅速成为北京地区文娱节目的收视率排行第一。很快,德云社的李菁和何云伟也加入其中。
但进入2007年,郭德纲就没有太多精力顾及《星夜故事秀》了。2007年3月,他收购了天桥乐。在收购当天,郭德纲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对记者说:“天桥乐已经被我们兼并了,从今以后这里将是我们德云社的根据地了。”换而言之,再也不会出现和剧场因为分账纠纷而被迫离开的局面,德云社也成为全国第一家拥有自己剧场的民营相声团体。此后,德云社又在广德楼以租用的形式开辟了分场。
2007年,郭德纲把德云社转变为公司,注册成立了德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是郭德纲的夫人王惠,郭德纲是名誉董事,之所以这样安排,是想让郭德纲把更多时间放在相声上。不过根据郭德纲当时的介绍,演员仍按演出场次计算收入,未设底薪,实际情况和成立公司前差别不大。
除此之外,郭德纲录评书跟网站分红,自拍自导自演电视剧《相声演义》,在安徽卫视、天津卫视等多档节目担任主持,写书出书,并策划了一系列票价昂贵的商业演出。
荷包塞满后,郭德纲在大兴买下康隆园的连体别墅,还在新开盘不久的瀛海名居购入面积约500平米的豪华连体别墅。
这一年,也是郭德纲的多事之秋,他深陷“师徒反目”、“与汪洋口水战”、“广告打假”等负面新闻,但好在凭着一张伶牙俐齿,多次化险为夷。北京台也从未终止与其合作,多次利用《每日文娱播报》等栏目让他“说冤”。
那一年,有媒体点评郭德纲在电视上的表现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郭德纲的现场功底毋庸置疑,但缺乏镜头感是他最明显的问题。电视镜头前的郭德纲依然很‘紧’,表情眼神都露着‘新手多关照’的味道,远没有他在剧场里神闲气定的名家风范。”
至于那些资深的相声票友,也很难在剧场听到郭德纲原汁原味的老段子了。丁天说:“他火了后,很少去剧场了。原来没火时,曾宣称坚持20元低价票。现在票价翻倍。另外,他没有精力去整理老段子,《我要上春晚》等系列,外界觉得好,但在资深票友看来,很水,都是网上的段子插科打诨凑在一起。”
但德云社的演出还是一票难求,一度,去德云社听相声成为“北京一日游”的主要景点。曲艺评论家大饼告诉记者:“郭德纲对相声的贡献并不在于他说了多少个传统段子,而是他把相声的盈利模式回归了传统剧场。”
2007年,郭德纲首次以年收入1000万跻身福布斯名人榜;成为相声界首富;2008年,他再次上榜以1570万元的年收入排名第13位。
当外界每每问他是不是赚到大钱时,郭会狡猾地摸着光溜溜的脑袋说:“你问我媳妇去,反正我回家没看到那么多钱。”
“角儿负责制”和现代商业社会
从一个四处走穴的穴头,升级为德云社的班主,再到注册公司后成为企业老板,短短三年间,相声演员郭德纲完成了身份三级跳。
表面看来,德云公司分工明确:经纪人王海负责公关市场和演出,王惠负责财务,于谦负责分管后勤。但实际上,公司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从骨子里,郭德纲还是推崇旧社会延续下来的“角儿负责制”,这种模式以当年京剧名家梅兰芳、富连成为典型:即一个名角挑班带徒弟,内部完全由师父说了算。按俗话叫“随爷赏”,就是当你跟着一个角儿混口饭吃的时候,角儿给你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据郭德纲自己介绍,德云社演员的合同期限都在10年以上,但底薪、退休年龄和违约条款大多没有明确规定。
德云社旗下演员收入有三部分,即小剧场常规演出、德云社商业演出、主持节目或堂会等其他收入。小剧场演出,郭德纲与演员采取分账模式:比例有五五、三七、四六之分;分账的前提是必须保证上座率超过八成。何云伟李菁这样的名角一场可以拿到150-200元,鹤字辈一场50元;抛去成本,郭德纲一场可以拿到6000元。商演中,郭德纲拿30—40万不等,何云伟、李菁、曹云金一场5000-8000元,普通演员2000元上下。至于谁能参加商演,完全由郭德纲夫妇决定。
一位熟知德云社内部事宜的人告诉记者:“他注册的是一个现代公司,但这种做法完全是老派的,首先抵制的就是《劳动法》,德云社100多号人难道都不上三险一金吗?”
2008年,作为郭德纲的同门师兄弟,徐德亮退出德云社。此事率先暴露出德云社的管理不善。但显然,郭德纲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郭德纲曾说过这样一番耐人寻味的话:“从古至今,只要是搞艺术,就应该是‘角儿负责制’。马连良的剧团就是马先生一人说了算,梅剧团就是梅兰芳说了算。我们现在专业团体的没落,都是因为跟这些背道而驰了。一个团体勾心斗角,弄15个书记、20个艺术总监,那不打架才怪呢。他们只是有政府拨款,所以才有时间去扯皮、勾心斗角、害人。他们来得及,我们不行,你今天有没有钱,完全指着台上的能力吃饭。咱跟过去的那个老戏班有异曲同工之妙。角儿负责制不是绝对的好,但中国戏曲和曲艺鼎立的风光时刻都是在角儿负责制下才有的。”
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郭德纲离开了《星夜故事秀》。一位北京台内部员工告诉记者:“北京台的高层一直不喜欢郭德纲,觉得这个人太俗气。北京台当年要转型,走国际化时尚化的路子,郭德纲哪点都不符合台里要求,所以走人了。”
但郭德纲早就不再依赖北京台。2009年,郭德纲全面开张。年初,他在三里屯开设新剧场,这样加上天桥乐和广德楼,北京城每日有三处场所可以听到德云社的相声;随后,他又在大兴开办“北京德云艺术传习社”的相声学校,招10岁以下的孩子,学习相声、武术、表演等课程,每年学费在一两万元左右。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这个相声班圈钱的性质太明显,首先学费太高,其次就算学完了,也不见得能进德云社。”
年底,郭家菜开张,人均82元,消费不菲;随后,德云华服开张,它标志郭德纲开始涉足服装产业,这家店主营中式订制服装,最便宜的一件衣服接近2000元,订制一套花费上万,有媒体评价“堪比LV”。郭德纲解释:“我们说相声的总要订制衣服,我一想,不如自己开个店吧。”
这一年,郭德纲还策划纵贯全年的“郭德纲从艺20周年”商演,21场演出,平均票价300元,11个月下来,进账高达2000万。也是在这一时期,郭德纲身背三四档综艺节目,出场费从每集3000元涨到5000元;他还开始涉足影视圈,先后客串过《601个电话》、《落叶归根》等电影。
也就是在2008—2009年,相继出现了很多模仿德云社的相声剧场。北京城从无处听相声到如今遍地开花出20多个民间相声团体。在德云社短暂待过、后来开办嘻哈包袱铺的高晓攀曾告诉记者:“郭德纲开启了民间相声的盈利模式,我是受到了他的启发。但现在嘻哈包袱铺的规模远不是德云社的对手。”
曲艺评论员大饼告诉记者:“郭德纲让老派的‘角儿负责制’焕发青春。但不是谁都可以模仿这种模式。这种模式首先要有一个有天赋有名气的角儿立在里头,比如想起德云社就想起郭德纲,但想起郭德纲就还是郭德纲,角儿的影响力一定要大于班子的名气。”
从商业角度分析,“郭德纲”三个字也不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品牌,一个无形资产,德云社上下百十人,全靠“郭德纲”三个字惠及,这也为日后埋下隐患。
2008年离开德云社后,徐德亮曾评价郭德纲:“德云社用两年走了领导负责制50年走过的路,并走回了角儿负责制。它不但达到了利益的最大化、效益的最大化,同时也达到了矛盾的最大化和漏洞的最大化。如果以江湖班子标准看,郭德纲缺少义气和包容性。完全是凭着心情来决定,‘我看你挺顺眼的,涨二十吧’” 。
的确,草根出身的郭德纲养成了绝不能吃亏的习惯。很多相声票友私下说郭:“虽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但也绝非善茬。”有媒体评价说,这样的性格并不适合做一个公司CEO。
曲艺评论员大饼说:“曲艺入门门槛低,是中国人,有张嘴就可以说相声。所以,这个行业必须先天设置很多壁垒,比如必须有师父,手艺要是口传心授……这种方式本身不适合现代企业,它没有一本教材,一个规章可以写明白;另外,在现代社会,一个角儿要想控制住一个班底,必须是师徒关系。否则留不住人。但给徒弟工资太少,又说不过去。所以说,现在德云社模式还处在摸索期。”
传统的曲艺如何在这个现代化的社会生存?赵本山开创的二人转帝国可以算当下最成功的尝试;郭德纲也曾在艰难中走出了自己的路,但如今,他的模式又显露出极大的先天缺陷。
但聪明如郭德纲,从这一系列事件中,他能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一个非著名相声演员,还是一个现代公司的CEO吗?
也许,他首先要做的就是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