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理与先锋:都市中的“秘密”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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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齐鲁青年作家王秀梅的小说集《去槐花洲》,将故事发生的场域设置在现代都市,着重打探人们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却又被人忽略的秘密,并赋予其形而上的意义。在叙事上,小说的先锋色彩显示了作家努力审视潜伏于现世深层的精神世界,具有超越意识。
  关键词:都市  秘密  王秀梅  《去槐花洲》
  王秀梅是创作多产、高产的当代齐鲁小说家之一,不仅在长中短三种文体形式上均有开掘,而且跨涉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大题材领域——都市现实与民族历史。彰显出深厚的思想蕴蓄、敏锐的捕捉才能、不惧探索的叙事勇气以及非常宝贵的好奇心。在某种意义上,文明发展的不息动力就源于人类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探索。于芸芸众生来讲,生命成长本身就是一段既令人向往、欣喜又不免致人悲伤、痛苦的神秘旅程。文学的魅力,就在于作家能够通过编织一段段迷宫般的动人故事,创造一个个富有美学与哲学双重意味的艺术世界,引领读者在更高的层面上观照自己的生存状况,并最终豁然开朗,有所顿悟。毕竟,追寻生命意义过程中所遭遇的价值茫然、情感困惑都与对现实生活、他人世界以及自我心灵缺乏清醒认知相关。我们正是通过作家的形而上眼光看到了隐于日常生活中、落满尘埃却又无时无刻左右着我们命运选择的秘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越过她近年来引起强烈反响的长篇小说《一九三八年的铁》(《蓝先生》)、《倾城倾国》以及中短篇小说集《见识冰块的下午》《浮世筑》等作品,重读她2012年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去槐花洲》。作为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去槐花洲》收录的十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叙事模式,即寻找,或者说,破谜。寻找是行动的目的,也是行动的意义,弯曲缠绕的叙事对读者构成莫大的吸引,而相对被淡化的答案揭晓似乎也凸显出颠扑不破的生活哲理——人生的结局已预定,重要的永远是过程。
  小说集首篇《捕风的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周作人在散文《伟大的捕风》中所发的感慨。“捕风”一词出自《圣经·传道书》,其中有言:“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一切皆“虚空的虚空”。人类热衷于追求智慧,且以爱智慧自诩,但在传道者看来,“这也是捕风”。周作人通过对在世生活的肯定,翻转了这一消极论调,认定“虚空尽由它虚空,知道它是虚空,而又偏去追迹,去察明,那么这是很有意义的,这实在可以当得起说是伟大的捕风。”①王秀梅笔下的“我”,一个经验丰富的塔山林管员也有这般积极、执着。因为厌恶山脚下喧嚣、杂乱的城市生活,而甘心乐意离群索居看管山林。20年来,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提着竹笼,捕捉一种叫做风声兽的东西——这是一种状如狐狸的动物,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八百多年前的宋代——关于这一点可怜而又可贵的知识,是“我”从妻子进城捎带来的一张小报上得知的。寻找的艰难首先是源于它像风一样难见影踪,其次,风声兽极可能只是一种虚构、传奇,“我”在破解秘密过程中倾注盛年心血,将追寻风声兽作为一项庄严的自赋使命。这篇小说极富隐喻特征,我们一生之执念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抑或不值得消耗那么宝贵的精力,但是,人生能够因此而停下探寻的脚步么?人之为人的价值与意义恰是在这种寻找中生成。这篇小说之所以位居第一篇,并不在于它的独特题材——其余九篇小说的故事均发生在人事纷杂的都市俗世,而是因为只有在人际关系被简化至极端情况下,被繁乱生活遮蔽的哲理才能水落石出般地净爽彰显,读者也因此更能领会到其普遍性與深刻性。作家认为这是她“颇为看重的重要作品之一”,但遗憾于它未受到评论界的足够重视。②笔者认为,当与其深刻的哲理意义未被批评者充分挖掘相关。
  王秀梅又何以嗜好都市人群里的秘密寻求之书写呢?在《快餐剧》《坦克》《躺椅》等篇章中,故事发生的场地均涉及都市里的日常景观,如随处可见的西餐店肯德基、触目皆是的大型广告牌、名目各异的公司等等。追本溯源,这源于日益扩张的现代都市引起的人之强烈不适感,同时,人又不得不生存其中。不同于乡间建筑的单纯,现代都市在布局上,最大的特征就是对地块进行程度不同的功能切割,由此形成了长短不一、宽窄不同、曲直相异、疏密杂间而又彼此盘织错交的巷道。很多时候,你明明在地图上找到了,但是,一旦实地找寻,总不免晕头转向。在都市发展日新月异、处处都是一个大工地的今天,这种晕头转向还夹以熟悉的陌生感。都市,对现代人而言,总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它膨胀得几近病态的身体里,有着太多令我们不知所措、不可把握的东西,在在撞击着沉淀在我们血脉中的乡土体验。据友人讲,王秀梅“在乡下出生、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③。那么,成年定居都市后的新鲜体会想必也一定会和深藏在生命底处的乡土经验相龃龉、融合,交叉错综于其精神结构中,促生其理解世相百态的视角。
  对话体《快餐剧》分别写了在肯德基里发生的三个场景,A和B打嘴仗,刚刚离婚,C和D在做爱情测试题,刚刚结婚,而谜底的揭晓者E则是在接听电视台相亲节目组的电话,三个场景都在寻找同一样东西:爱情。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在游戏化的对话中,最后的结论是,爱情不是一切。放在大众文化更普泛、娱乐化倾向更严重的今天,尤其是对于那些熟悉现代都市情感游戏规则的人来讲,这篇小说或许并无深意,在他们看来,真挚的爱情若不附以名利便无价值。但是,爱情不是游戏,更不是消费品。其实,关于爱情的追问一直是中国现当代作家严肃探索的主题。从鲁迅《伤逝》至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从杨沫《青春之歌》到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爱情从来都不可以被“测试”也不是可以被为追求收视率的电视节目所“设计”。相反,爱情永远都和思想启蒙、革命道路抉择以及欲望与理智之冲突等宏观的时代命题相关联,其深度与广度也恰由它们来赋予。《快餐剧》所展现的年轻人对爱情的探讨,看似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答案,实际上恰恰错过了爱情的真谛。爱情,也如鸡腿汉堡,成为消费品,用以解决生理饥渴,满足生物本能。叙事的场景化似乎也喻示着意义深度的被消解,爱情当然不是全部,但小说所传递的信息更令人丧气,它似乎也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人的被物化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是一部中篇小说,作者以对往事的追叙开启一个神秘的故事。“我”养的母猫玛娃是一只长寿之猫,即将分娩之时,男朋友唐铁却谜一样的失踪了。要去白冬街找到唐铁,“我”必须穿过古老的、古里古怪的铁路桥洞。在找唐铁的路上,“我”遇见了小史,一个经常在广告牌上涂抹数字的年轻人。小史是一个失忆者,原因是“我”找唐铁的那天刮着大风,风吹歪了梯子,小史正在广告牌上涂抹,小史坚信是“我”倚在广告牌上休息造成的,小史被吹下来不仅摔伤了腿,更重要的是忘了关于广告牌的许多事情。“我”寻找的是唐铁,小史寻找的是丢落的记忆,这些被找寻的人与事就像谜语一样,牵引着的人们的一言一行。在某种意义上,这篇小说写出了人类的普遍精神困境。时间阻断来路,人只能是时间的产物,而无法逆向重生。在越走越长的人生道路中,遗忘不仅必须,而且必然,但惟有记忆能够证明我们曾经来过。小史的失忆则将人困于时间的这般难处推进一层,因为受到外在影响或干扰,我们常常忘记了生存的本意,常常迷失于所执著追求的东西。男友为什么失踪?也许,那只长寿猫吸引了“我”大部分注意力,他难堪冷落,自然无法接受新生命的到来。为什么必须穿过古老又古怪的桥洞?暗黑而漫长的路途,是不是也暗示,人生的最难阶段注定要由自己一个人坚挺度过?如果说来自异性相知相惜的爱情是人类永久的渴望,那么要想实现梦想、摆脱孤独,就必须先学会孤独。理解、接受悖论,是成长中的重要一课。   都市是陌生人的聚集地,但是,陌生感不仅存在于陌生人之间。都市生活中的秘密,更多的存在于朋友、亲人乃至夫妻之间,作家对这些温情脉脉面纱之下的秘密书写,往往带给读者一种意想不到的惊诧。
  《坦克》演绎的是一场不乏温情的绑架故事。李丸的丈夫老武因拖欠农民工的工钱,六万,而被工头绑架。工头的本意原本是借此要挟老板,但是武老板压根就没将这当回事。后来,工头又绑架了武老板的私生子,李丸与私生子武林同处一室。武林的出现,撕开了李丸婚姻中真实的一面,原来在自己的骨盆被摔坏,丧失掉生育能力之前,老武就已经有了外遇,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作品采用了秘密套秘密的模式结构,对小朋友武林被绑架这件事情来讲,李丸设置了一个秘密,骗他说,是和叔叔一起做游戏,凡能将游戏玩到底,就可以得到一辆仿真坦克。而对李丸来讲,老武的婚外情则是一个秘密。而老武并不知情李丸已经识破了自己的婚外情真相。对于老武来讲,李丸的行事举动又成了秘密。多重秘密的交织让人不免慨叹,我们对生活的认识与理解是何其肤浅!
  《去槐花洲》是小说集中最富有诗意也最精致的一篇。“我”与男朋友感情甚笃,当男友从外地出差归来时,我经常去火车站迎接。这次,火车晚点,“我”就和旁边一个等待女友的男孩攀谈起来。最后,两个人商定放弃这种等待,去往小镇槐花洲。“我”和他迅速跌入爱情,并且,向他讲述了很多男朋友所不知道往事,初恋、被骚扰、旅行艳遇甚至对陌生男性的性想象。这些隐匿在光滑、平淡日常生活中的秘密构成了作品的主要叙述内容,也是作家的基本叙述动力所在。“槐花洲”可谓伦理意义上的“法外之地”,是真实的“我”得以敞露的空间,同时也是文本叙事最具冲击力的部分。这个虚构的文学空间,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和沈从文的湘西、师陀的果园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相媲美。洲,四面环水,与大陆隔离。而我们也只有在与熟悉人群的隔离中才敢于袒露自己最真实的、也被日常生活所压抑的生命情境。这种生命情境足以颠覆我们日常的生活秩序与情感态度,换句话说,我们眼见的真实根本经不起敲打,然而,人的无奈之处在于,我们却又必须在这眼见的真实之基础上,步步为营地建造自己的生活与意义王国。但是,槐花洲不是世外桃源,更不是现代乌托邦。事实上,这场因短暂相识而缔结的爱情根本就承受不住“我”的往事之重。“我”的倾诉一方面是释放,但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将乌烟瘴气的现实带入其中。这个几成梦境的地方也极有可能被世俗所染,失却它该有的澄明与清静。这种推测并不是空穴来风,《高山流水》可谓是《去槐花洲》的另一叙事版本。男性主人公“我”每天晨跑时都要拐道公园西北角的一处灌木丛中,有一座雕塑隐藏于此,在这个相当隐蔽的空间里,“我”常常和雕塑说话,以重获面对生活的信心。故事的开启是,某天来了一位陌生人,坐在石凳上,以雕塑為话题,两人越谈越投机。陌生人非常欣赏这座雕塑表露出的审美形式,并讲述了他的雕塑家朋友的故事。“我”则在这一话题的诱导下讲述了妻子安卡痴迷于做雕塑模特并最终艺术梦想破灭的过程。如果说,“槐花洲”是梦境,能卸去我们内心积存的精神负累,这座雕塑就是艺术之象征,引领我们的灵魂飞升。但是,极为反讽的是,梦境与艺术,在泥淖现实中都极为脆弱。反言之,也许,我们该为作家的这种叙事感到欢呼,它到底佐证了我们人类想象力的有限,让我们更清晰地自知惟有尽力接受来自宗教般的引导,别无他途。
  秘密何以生成?现代性的都市之所以成为秘密的容器,盖因为它的崛起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更是激活了潜存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欲望。独立的个体意识、自由的人际交往、多元的生活方式以及魅惑十足的装扮共同发力建构起了一个不同于乡土世界的异质空间。“环境(总是具有特定的空间形式)可能开始以新的方式来影响人们。”④若不能适应这种空间带来的新型生活方式,只好魂飞魄散乃至丧命,茅盾《子夜》中的吴老太爷从乡下赶往霓虹纷乱的上海当晚,受不了刺激一命呜呼,即是一例。今天,现代人再有如此极端反应了。然而,如何处置内心蠢蠢欲动的情感诉求甚至将其付诸实施,不至与既定的社会伦理正面冲突呢?只有隐瞒。《躺椅》中,公司老总罗征程莫名其妙地收到一个U盘,里面存有他和情人小简在闻涛山庄的性爱视频。罗征程的妻子米红是知名大学教授,他一向得益于自己既能保持家庭的稳固,又能保证情人小简不找麻烦。但是,伴随着U盘的出现以及敲诈犯一系列要求见面的短信,罗征程逐渐陷入被动。先是索要钱财,再就是带着钱财去影院,安排的座位恰好是当年和米红看电影时坐过的,然后是当年和米红一起逛过的旧街,住过的旧地,最后是正对着闻涛山庄的一所旧房。最后,真相大白,这一切都是出自米红的精心安排。在“我”被一系列短信牵着鼻子走的时候,“我”以为米红什么都不知道。其实,早在“我”和小简交往之初,米红就已了如指掌。她也不像我想象得那么单纯,情人小简甚至搞到了米红在昆明与情人约会的资料。除此,《彼岸的舞台》虽然撇开了两性情感,有涉同性友谊,但也是围绕“秘密”这一叙事关键词展开的。作家在这种秘密书写中,将生活的某种困惑化作一种敞亮,借此,我们再度理解、更新自己的生活。
  作家这种打探性的秘密书写,力求烛照看似无事的日常生活,以发掘其内蕴的超出当事人想象的反常规真相。与此匹配,在叙事上,小说带有某种先锋色彩,有着上世纪80年代马原、余华、莫言等先锋作家之作品的影子。《后来》中,每当“我”出门寻找唐铁的时候,都市里就会起风,风刮伤“我”的耳朵,甚至滴血。“我”甚至出现错觉,明明看见唐铁正坐在火车上,却不知归往何处。如此象征与魔幻书写,显然是对常规生活的有意变形,也暗含了唐铁的出走,是理念而非事实意义上的,是对按部就班的生活秩序的反叛。小说的先锋意识还体现在叙述者立场、态度的游移与不确定上。《黑森林》中的“我”是个警察,在火车上遇见了脸上长着一颗美人痣的女孩子,一觉醒来后,发现女孩已经下车,然后顺着女孩的行程,以一种逆行程的方式寻到了女孩的家。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女孩这几天根本就没有外出。确凿的叙述过程与同样铁定的结局形成明显反差,挑战了现实主义一贯秉持的真实观,显示出了作家无法把握现世,渴求超越的生命意识。   其实,追求人类生存困境的书写,长于先锋式的叙事打探,在当下的山东文学创作中并不少见,比如王方晨的《老实街》以及新近出版的《花局》。但是,透过以《去槐花洲》小说集为代表的中短篇小说观察,作家王秀梅在都市婚恋情感、人际交往等生活面相中的“秘密”打探中,表现出了女作家特有的细腻、敏感、执着与精灵。她仿佛蛰居在都市一角默默无闻,叙事上也少大开大合,波澜无惊,但是什么都瞒不过她,往深邃处开掘,是她的特长,也是文本魅力所在。可以说,她为新世纪都市文学的发展壮大贡献了一份不可或缺的力量。同时,作为齐鲁作家群中的新生力量,她进一步更新了山东文学叙事传统,体现出与大时代同步的叙事潜力。
  但是,必须指出,虽然小说集中的每篇故事叙述过程几近奇崛、鲜异,但结尾却是常见的“软着陆”,透露出作家在思想质询上还存在着一定的探索空間。《槐花洲》中“我”与陌生男子的浪漫出行不过是一场梦而已,压根都没有槐花洲这个地名。《躺椅》中,在罗征程知晓一切答案之后,并未爆发激烈的夫妻争吵,结尾处,妻子米红非常淡然地告诉他会议结束,即将回家。一切似乎都不曾发生。《李不易》中,夫妻李万和郑小简貌合神离。郑小简因为少女时代喜欢过姐姐的男友,姐姐因此跳河自尽。她深感罪过,早晨经常一个人去大桥边散步,期望能找到救人的机会,弥补过失。后来,李万想了一个办法,雇人扮作跳河自杀者,制造了一个让妻子赎罪的机会。与郑小简而言,这是一个秘密。李万在朋友怂恿下,收售楼小姐王媛为情人。郑小简没有生育能力,心有亏欠,就打算抱养一个孩子,并瞒着李万寻好了目标,而李万此时的情人王媛已经有了身孕,王媛生了孩子之后,自觉消失,当李万回到家的时候,才发现郑小简抱养来的孩子正是王媛所生。按照常理本应爆发的矛盾冲突在夫妻二人的兴高采烈中消弭于无形。当然,并不是说有了矛盾冲突就一定要推向高潮,闹分裂、不共戴天。那样也未必是一篇好小说,何况也不符合基本的生活逻辑。而是,依笔者之间,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艺术虚构中的矛盾冲突,都是人类反省自我、重整个体与他者之关系、追问存在之本质的最佳契机,是获取生命意义之深度的必要切口。轻易地弥合可能会削弱精神探索的力度,如成惯性,势将沦为平庸。不过正如文章开头所言,在小说集《去槐花洲》出版之后,作家在创作上不懈磨砺,优秀之作不断问世。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并期待作家会走得更远,其思想与艺术会更加丰厚、精湛。
  注释:
  ①周作人:《看云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②参见王秀梅《捕风的孩子》后记,安徽少儿出版社2017年版。
  ③王棵:《关于王秀梅的N种叫法》,《红豆》2012年09期。
  ④安德鲁·赛雅:《空间的重要作用》,德雷克·格里高利,约翰·厄里编谢礼圣等译:《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
  (作者单位:济宁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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