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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是德高望重的政坛名宿，
一位是年届耄耋的海外游子，
当两位长者疾步相迎、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双方都发出了相见恨晚的唏嘘之声……时间定格在1998年5月5日上午10点，地点：北京，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见厅。
前者是以国家民主繁荣为己任、被几代中共中央领导人尊称为“大姐”、当时已93岁高龄的雷洁琼女士，后者是在海外筚路蓝缕大半辈子、想为祖国富强作些贡献以求“心之所安”、也已年过八旬的赵安中先生。
香港荣华纺织公司董事长赵安中先生这次是应民进中央的邀请，偕太太、儿子于4日到访北京的。赵安中一行抵京后，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等热情款待了他。许嘉璐是一位语言学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在会见赵安中时说：“治贫先治愚，治愚办教育，感谢您和您的家族对科教兴国的支持和关心。借雷老的机缘，我们有机会和您合作扶贫帮困项目。您是我们民进的良师益友，我们要号召全国的民进会员学习您的精神。”
“借雷老的机缘”，“您是我们民进的良师益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笔者作为牵线搭桥人，有幸参与了这一全过程，往事历历在目。
“心之所安”：为祖国教育事业慷慨解囊
这还得从赵安中的经历和他捐资助学说起……
赵安中是浙江宁波镇海人，小学时与后来蜚声海内外的世界船王包玉刚是中兴学校的同窗好友，少年时辍学，先后在宁波、上海经商，后来主要从事纺织业，1949年因时局动荡和交通原因，他孤身一人转道香港最终却滞留在了香港。困境中，他在香港重新创业，由于其经营得法，事业逐渐拓展到了印尼、泰国、南非等国家和地区。
大陆改革开放后，赵安中几次回乡探亲。上世纪80年代末，笔者在担任宁波市教育局副局长时就与他相识。赵安中给我的印象一直是谦逊、务实、低调，虽然事业越做越大，但他经常说：“在香港，我是一个平凡的宁波籍商人，而且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商人。”话虽这么说，但他对祖国教育事业的捐资却十分慷慨。
宁波虽然地处东南沿海，后来跻身沿海发达地区，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宁波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事业仍然非常落后。就拿教育来说，“清朝的房子，民国的桌子，共和国的孩子”——这类现象当时仍时有所见。
这些赵安中在回乡过程中也听说了、感受到了，联想到自己因为受教育不多而经历的风风雨雨，他多次表示，自己的资财虽然不厚，不能像同窗好友包玉刚那样倡办宁波大学，但一定要力所能及地对祖国的教育事业有所帮助，以求“心之所安”。
了解到他有这种想法，在我担任分管文化教育的副市长后，就向他介绍宁波的情况，特别谈到当时宁波还有15个贫困乡镇的办学条件十分困难，急需雪中送炭。赵安中听了我的介绍，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说：“我帮一帮这十几个贫困乡村还是做得到的。”此后，他每次回乡，都希望我陪他到乡下实地考察，以确定捐赠项目。他特别注重偏僻山区、贫困海岛，因为那里最需要教育，也最缺少教育。虽然当时他已经78歲高龄，但还是不顾严寒酷暑，一次又一次奔波于四明山乡和偏僻海岛之间。在他的亲历亲为下，一幢幢漂亮的教学楼拔地而起……
“懿德茂行”：带动“宁波帮”企业家捐资助学
赵安中的义举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宁波贫困乡村基础教育的面貌，更有意义的是对海外中小“宁波帮”企业家兴教助学的带动作用。
赵安中在香港名望很高，他同时担任着香港苏浙同乡会名誉会长、香港甬港联谊会名誉会长、宁波旅港同乡会名誉会长等社会职务。在他的感召下，许多海外“宁波帮”人士纷纷回乡捐建公益事业，同时还进一步激发了受赠县（市）区政府、本地企业家和广大群众参与办学的热情。
我们认为赵安中先生倾囊助学、爱国爱乡的情怀，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学习和大力弘扬，于是我们请了宁波市作协副主席、知名作家王耀成跟踪采访，记录下赵安中助学过程中的每一个感人细节，准备写一部有关赵安中先生的传记。因我当时还担任民进宁波市委会主委、民进中央委员，我萌生了请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女士作序的想法，于是1995年12月中旬，在我出席民进中央九届四中全会期间，找机会向雷老作了专门汇报，雷老在听了赵安中先生的事迹后，就欣然答应了。
1996年上半年，我们将《赵安中传》书稿初样送给了她，雷老仔细阅读后，很快写了一个热情洋溢的序言。雷老在序言中写道：
我虽然与赵安中先生迄未谋面，但当我得知他的事迹以后，是很受感动的。特别是先生的晚年，以将届耄耋之身，不避寒暑，无数次地仆仆于道途，跋涉于高山海岛之间，将极大的精力和财力倾注于家乡的基础教育，被浙江省和宁波市政府分别授予‘爱乡楷模’和‘荣誉市民’称号。赵先生捐资办学，造福桑梓的义举深受家乡人民的爱戴，可敬可佩。
“懿德茂行，可以励俗。”赵安中先生这种无私奉献的美德，对于匡正社会风气，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非常乐意向读者诸君介绍、推荐这本好书，同时也非常希望大家都来学习赵安中先生，推进“希望工程”，推进科教兴国，把我们伟大祖国早日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美丽家园！
雷老一生为祖国的民主富强而奋斗，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深受几代新中国领导人的敬重，她与赵安中虽然从未谋面，但之所以给了他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他们的心是相通的。《赵安中传》出版后，我亲自把书送给雷老，老人家非常高兴，戴着老花镜仔细阅读起来。后来在制作反映赵安中先生事迹的电子音像版时，雷老再次提笔题写了“希望之路”。
“善长仁翁”：将积蓄捐赠殆尽
赵安中对雷老也是仰慕已久，雷老的序言和题字使他深受鼓舞。这时赵安中捐建的助学项目已不仅仅局限于宁波市范围内，浙江省内的温州、丽水、金华等地他也捐建了多处。
1997年底，民进中央换届后，雷老担任了民进中央名誉主席，我则被聘任为民进中央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当时根据中央和各党派的统一安排，民进负责对口帮扶京津地区水源地之一的河北省滦平县。民进中央想从教育扶贫入手开展结对帮扶工作，因为滦平县本来就是个国家级贫困县，又受到保护优质水源的影响，那里的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基础教育条件更是十分落后。 听到这些信息后，我一方面向民进中央了解具体情况，一方面也向赵安中先生介绍民进中央的设想和安排。赵安中又一次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他马上派他的捐资代理人贺师三先生专程到滦平考察，并很快在1996年和1997年捐建了河北省滦平县张百湾镇初中、邓厂满族乡寄宿学校和巴克什营镇小学3座“林杏琴教学楼”。
于是，1998年5月5日，本文开头的一幕就出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隆重举行了“赵安中先生向民进中央重点扶贫县捐资助教仪式”。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刘延东和民进中央名誉主席雷洁琼、名誉副主席陈舜礼、常务副主席张怀西等领导出席了仪式。赵安中夫妇和雷老一见面，就像老朋友一样用广东话亲切地交谈起来。雷老一再褒奖赵安中先生的爱国精神，赵安中则谦逊地表示自己的捐赠数目很小，只是“聊资点缀”。但他也向雷老表示，自己将一如既往地在有生之年对祖国的基础教育“有所助力”。
赵安中这次专程进京，又新签了河北滦平安纯沟门乡中学和两间房乡中学两个教育扶贫捐赠项目，揭开了他与民进中央合作扶贫帮困的新一页。
在京仅仅逗留了短短的两天，赵安中就急切地要到河北滦平县，去看他两年前捐建的学校，去考察这次新签的捐赠项目，更想去看看贫困地区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情况。民进中央派了秘书长陈益群全程陪同，我也一同前往。陈益群也是宁波人，一路上赵安中就以地道的宁波话与我们谈笑风生。
关于这次行程，陈益群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1998年5月，笔者陪同赵先生去滦平县考察落实他捐助的五所学校，同行的有他的太太龚碧华和大儿子赵亨衍。赵先生身材高大，脸色红润，满口是宁波乡音。这是他第一次出口外、到了祖国的北方。汽车到了古北口，激起了老人家的爱国思绪，回到了热血青年时代。讲到东北沦陷，消息传来，学生们写血书要投笔从戎，保卫国家，自觉抵制日货、焚烧日货，他兴奋地唱起了‘打倒列强’、‘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开始是轻吟，后来是大声唱，一气唱了六七首，而且字句连贯，足见老人对祖国的拳拳之心。”
在滦平，赵安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所到之处，万人空巷，人们扶老携幼赶来看他。
这次滦平之行，至今我还深深记得一个细节：到承德的时候，正值印尼大肆反华排华的高潮，赵安中先生在雅加达的纺织厂也处于危急之中。只见赵先生与他坚守在印尼的二儿子赵亨龙不停地通电话，询问情况，商量对策，据事后结算电话费，那天累计通话时间长达4个多小时。这件事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海外华侨华人在外面赚一点钱真不容易，但他们慷慨地把自己赚的心血钱无私地捐赠给祖国，这种精神确实感人至深！
离开滦平后，赵安中先生仍然一直关注着这个祖国塞北的贫困县。除了那5所学校，后来他还向滦平县捐赠了一批电教设备，前后捐资达153万元人民币。
正是从这时开始，赵安中先生说：“民进中央的同志办事认真、细致、可靠，以后每年搞两三个捐款项目，交给他们完全可以放心，只要他们提出方案，我就把钱汇到民进中央，让他们去与地方合作操办就行了。”也正是从滦平开始与民进中央合作，赵安中把他扶持贫困山乡基础教育的“希望之路”从故乡延伸到塞外、西南、东北及祖国边陲的十余个省区。赵安中也因之被尊称为“善长仁翁”。
2006年6月，由赵安中子女出资捐建（此时赵安中已将自己的积蓄捐献殆尽），集办公、会议及会展等功能于一体，宁波大学校园中心区域一座标志性建筑——安中大楼落成，民進中央主席许嘉璐专门为大楼题写了名称。
2007年11月4日，赵安中因病在家乡宁波逝世，实现了他叶落归根的夙愿。民进中央发来唁电，并派社会服务部部长专程前来送别。
如今，我们尊敬的雷老和赵安中先生都早已作古，但他们热爱祖国，为国家的文教事业的进步，为全民族文化素质提高所作的不懈努力，以及他们的高风亮节，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里。而我作为民进的一员，能够在做好一名参谋和联络员的同时，亲眼见证雷洁琼、许嘉璐、张怀西等民进中央领导人与海外“宁波帮”赤诚相待、共同为科教兴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也感到十分欣慰。
一位是年届耄耋的海外游子，
当两位长者疾步相迎、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双方都发出了相见恨晚的唏嘘之声……时间定格在1998年5月5日上午10点，地点：北京，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见厅。
前者是以国家民主繁荣为己任、被几代中共中央领导人尊称为“大姐”、当时已93岁高龄的雷洁琼女士，后者是在海外筚路蓝缕大半辈子、想为祖国富强作些贡献以求“心之所安”、也已年过八旬的赵安中先生。
香港荣华纺织公司董事长赵安中先生这次是应民进中央的邀请，偕太太、儿子于4日到访北京的。赵安中一行抵京后，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等热情款待了他。许嘉璐是一位语言学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在会见赵安中时说：“治贫先治愚，治愚办教育，感谢您和您的家族对科教兴国的支持和关心。借雷老的机缘，我们有机会和您合作扶贫帮困项目。您是我们民进的良师益友，我们要号召全国的民进会员学习您的精神。”
“借雷老的机缘”，“您是我们民进的良师益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笔者作为牵线搭桥人，有幸参与了这一全过程，往事历历在目。
“心之所安”：为祖国教育事业慷慨解囊
这还得从赵安中的经历和他捐资助学说起……
赵安中是浙江宁波镇海人，小学时与后来蜚声海内外的世界船王包玉刚是中兴学校的同窗好友，少年时辍学，先后在宁波、上海经商，后来主要从事纺织业，1949年因时局动荡和交通原因，他孤身一人转道香港最终却滞留在了香港。困境中，他在香港重新创业，由于其经营得法，事业逐渐拓展到了印尼、泰国、南非等国家和地区。
大陆改革开放后，赵安中几次回乡探亲。上世纪80年代末，笔者在担任宁波市教育局副局长时就与他相识。赵安中给我的印象一直是谦逊、务实、低调，虽然事业越做越大，但他经常说：“在香港，我是一个平凡的宁波籍商人，而且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商人。”话虽这么说，但他对祖国教育事业的捐资却十分慷慨。
宁波虽然地处东南沿海，后来跻身沿海发达地区，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宁波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事业仍然非常落后。就拿教育来说，“清朝的房子，民国的桌子，共和国的孩子”——这类现象当时仍时有所见。
这些赵安中在回乡过程中也听说了、感受到了，联想到自己因为受教育不多而经历的风风雨雨，他多次表示，自己的资财虽然不厚，不能像同窗好友包玉刚那样倡办宁波大学，但一定要力所能及地对祖国的教育事业有所帮助，以求“心之所安”。
了解到他有这种想法，在我担任分管文化教育的副市长后，就向他介绍宁波的情况，特别谈到当时宁波还有15个贫困乡镇的办学条件十分困难，急需雪中送炭。赵安中听了我的介绍，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说：“我帮一帮这十几个贫困乡村还是做得到的。”此后，他每次回乡，都希望我陪他到乡下实地考察，以确定捐赠项目。他特别注重偏僻山区、贫困海岛，因为那里最需要教育，也最缺少教育。虽然当时他已经78歲高龄，但还是不顾严寒酷暑，一次又一次奔波于四明山乡和偏僻海岛之间。在他的亲历亲为下，一幢幢漂亮的教学楼拔地而起……
“懿德茂行”：带动“宁波帮”企业家捐资助学
赵安中的义举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宁波贫困乡村基础教育的面貌，更有意义的是对海外中小“宁波帮”企业家兴教助学的带动作用。
赵安中在香港名望很高，他同时担任着香港苏浙同乡会名誉会长、香港甬港联谊会名誉会长、宁波旅港同乡会名誉会长等社会职务。在他的感召下，许多海外“宁波帮”人士纷纷回乡捐建公益事业，同时还进一步激发了受赠县（市）区政府、本地企业家和广大群众参与办学的热情。
我们认为赵安中先生倾囊助学、爱国爱乡的情怀，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学习和大力弘扬，于是我们请了宁波市作协副主席、知名作家王耀成跟踪采访，记录下赵安中助学过程中的每一个感人细节，准备写一部有关赵安中先生的传记。因我当时还担任民进宁波市委会主委、民进中央委员，我萌生了请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女士作序的想法，于是1995年12月中旬，在我出席民进中央九届四中全会期间，找机会向雷老作了专门汇报，雷老在听了赵安中先生的事迹后，就欣然答应了。
1996年上半年，我们将《赵安中传》书稿初样送给了她，雷老仔细阅读后，很快写了一个热情洋溢的序言。雷老在序言中写道：
我虽然与赵安中先生迄未谋面，但当我得知他的事迹以后，是很受感动的。特别是先生的晚年，以将届耄耋之身，不避寒暑，无数次地仆仆于道途，跋涉于高山海岛之间，将极大的精力和财力倾注于家乡的基础教育，被浙江省和宁波市政府分别授予‘爱乡楷模’和‘荣誉市民’称号。赵先生捐资办学，造福桑梓的义举深受家乡人民的爱戴，可敬可佩。
“懿德茂行，可以励俗。”赵安中先生这种无私奉献的美德，对于匡正社会风气，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非常乐意向读者诸君介绍、推荐这本好书，同时也非常希望大家都来学习赵安中先生，推进“希望工程”，推进科教兴国，把我们伟大祖国早日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美丽家园！
雷老一生为祖国的民主富强而奋斗，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深受几代新中国领导人的敬重，她与赵安中虽然从未谋面，但之所以给了他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他们的心是相通的。《赵安中传》出版后，我亲自把书送给雷老，老人家非常高兴，戴着老花镜仔细阅读起来。后来在制作反映赵安中先生事迹的电子音像版时，雷老再次提笔题写了“希望之路”。
“善长仁翁”：将积蓄捐赠殆尽
赵安中对雷老也是仰慕已久，雷老的序言和题字使他深受鼓舞。这时赵安中捐建的助学项目已不仅仅局限于宁波市范围内，浙江省内的温州、丽水、金华等地他也捐建了多处。
1997年底，民进中央换届后，雷老担任了民进中央名誉主席，我则被聘任为民进中央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当时根据中央和各党派的统一安排，民进负责对口帮扶京津地区水源地之一的河北省滦平县。民进中央想从教育扶贫入手开展结对帮扶工作，因为滦平县本来就是个国家级贫困县，又受到保护优质水源的影响，那里的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基础教育条件更是十分落后。 听到这些信息后，我一方面向民进中央了解具体情况，一方面也向赵安中先生介绍民进中央的设想和安排。赵安中又一次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他马上派他的捐资代理人贺师三先生专程到滦平考察，并很快在1996年和1997年捐建了河北省滦平县张百湾镇初中、邓厂满族乡寄宿学校和巴克什营镇小学3座“林杏琴教学楼”。
于是，1998年5月5日，本文开头的一幕就出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隆重举行了“赵安中先生向民进中央重点扶贫县捐资助教仪式”。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刘延东和民进中央名誉主席雷洁琼、名誉副主席陈舜礼、常务副主席张怀西等领导出席了仪式。赵安中夫妇和雷老一见面，就像老朋友一样用广东话亲切地交谈起来。雷老一再褒奖赵安中先生的爱国精神，赵安中则谦逊地表示自己的捐赠数目很小，只是“聊资点缀”。但他也向雷老表示，自己将一如既往地在有生之年对祖国的基础教育“有所助力”。
赵安中这次专程进京，又新签了河北滦平安纯沟门乡中学和两间房乡中学两个教育扶贫捐赠项目，揭开了他与民进中央合作扶贫帮困的新一页。
在京仅仅逗留了短短的两天，赵安中就急切地要到河北滦平县，去看他两年前捐建的学校，去考察这次新签的捐赠项目，更想去看看贫困地区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情况。民进中央派了秘书长陈益群全程陪同，我也一同前往。陈益群也是宁波人，一路上赵安中就以地道的宁波话与我们谈笑风生。
关于这次行程，陈益群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1998年5月，笔者陪同赵先生去滦平县考察落实他捐助的五所学校，同行的有他的太太龚碧华和大儿子赵亨衍。赵先生身材高大，脸色红润，满口是宁波乡音。这是他第一次出口外、到了祖国的北方。汽车到了古北口，激起了老人家的爱国思绪，回到了热血青年时代。讲到东北沦陷，消息传来，学生们写血书要投笔从戎，保卫国家，自觉抵制日货、焚烧日货，他兴奋地唱起了‘打倒列强’、‘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开始是轻吟，后来是大声唱，一气唱了六七首，而且字句连贯，足见老人对祖国的拳拳之心。”
在滦平，赵安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所到之处，万人空巷，人们扶老携幼赶来看他。
这次滦平之行，至今我还深深记得一个细节：到承德的时候，正值印尼大肆反华排华的高潮，赵安中先生在雅加达的纺织厂也处于危急之中。只见赵先生与他坚守在印尼的二儿子赵亨龙不停地通电话，询问情况，商量对策，据事后结算电话费，那天累计通话时间长达4个多小时。这件事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海外华侨华人在外面赚一点钱真不容易，但他们慷慨地把自己赚的心血钱无私地捐赠给祖国，这种精神确实感人至深！
离开滦平后，赵安中先生仍然一直关注着这个祖国塞北的贫困县。除了那5所学校，后来他还向滦平县捐赠了一批电教设备，前后捐资达153万元人民币。
正是从这时开始，赵安中先生说：“民进中央的同志办事认真、细致、可靠，以后每年搞两三个捐款项目，交给他们完全可以放心，只要他们提出方案，我就把钱汇到民进中央，让他们去与地方合作操办就行了。”也正是从滦平开始与民进中央合作，赵安中把他扶持贫困山乡基础教育的“希望之路”从故乡延伸到塞外、西南、东北及祖国边陲的十余个省区。赵安中也因之被尊称为“善长仁翁”。
2006年6月，由赵安中子女出资捐建（此时赵安中已将自己的积蓄捐献殆尽），集办公、会议及会展等功能于一体，宁波大学校园中心区域一座标志性建筑——安中大楼落成，民進中央主席许嘉璐专门为大楼题写了名称。
2007年11月4日，赵安中因病在家乡宁波逝世，实现了他叶落归根的夙愿。民进中央发来唁电，并派社会服务部部长专程前来送别。
如今，我们尊敬的雷老和赵安中先生都早已作古，但他们热爱祖国，为国家的文教事业的进步，为全民族文化素质提高所作的不懈努力，以及他们的高风亮节，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里。而我作为民进的一员，能够在做好一名参谋和联络员的同时，亲眼见证雷洁琼、许嘉璐、张怀西等民进中央领导人与海外“宁波帮”赤诚相待、共同为科教兴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也感到十分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