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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城市长大,却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他们寻找梦想和希望,却发现了现实的残酷和不平等。家庭教育的缺失,成长环境的恶劣,对前途的迷茫不知所措……各种原因导致一些身心还未完全成熟的农二代子女走上犯罪道路。好在,他们从未远离我们的视野。从学校到派出所,从检察机关到社会工作者,大家一直在思考,如何为农二代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指引他们走上更光明的发展之路?2012年8月24日,本刊编辑部和上海青浦区人民检察院共同召开研讨会,请来朱家角胜利小学、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朱家角派出所等负责人,共同探讨农民工二代子女犯罪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我们青浦人民检察院花了三年的时间,对青浦区的农民工二代子女犯罪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形成了《青浦地区随迁子女涉罪情况调查报告》。做这个调查的起因最初是来源于一个盗窃案件。案子本身很普通,四个小孩一起偷东西,一个17周岁的孩子被批捕后起诉,另外两个15岁的孩子和一个9岁的孩子均教育放行。接到这个案子之后,承办人开始思考,是怎样的原因,使这些孩子们过早的脱离学校教育、流入社会又无所事事?是怎样的原因,使这几个孩子的家长疏于对孩子的管教,甚至孩子连续十几天夜不归宿,也不闻不问?又是怎样的原因,使得这样几个大小不一的孩子聚在一起,连续疯狂地实施盗窃犯罪?此外,这个案件中,除了最大的一个被判处刑事处罚的孩子以外,另外几个参与盗窃的孩子都因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仅教育放行,这样严重的农民工二代子女“亚犯罪”问题,有没有得到社会的重视?
承办人发现,这个案子里涉及的四个孩子虽然都是外地户籍,但都是一出生或者两三岁便跟随父母来到青浦,在本地区暂住多年,用教育界的术语来说,他们都属于“随迁子女”。他们的家庭虽然不富裕,起码温饱无虞;他们的父母都忙于打工赚钱养活家人,对他们的教育方式多半简单粗暴;他们都在本地民办学校就读过,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并未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这几个孩子相识的地点不是像过去案件中通常出现的网吧、溜冰场、迪厅之类,而是他们就读的本地区的一所民办学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所学校里原本不同年级、不同班级的几个学生,因为读书而走到一起。就是这样几个孩子,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基本都夜不归宿,睡在青浦区朱家角镇的一个桥洞底下,通过不断盗窃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他们盗窃的东西五花八门,贵的有手机、照相机、现金,不太值钱的有废铁丝、大块铁模具,甚至于水果、香肠、咸鱼、泡面,都能成为他们的目标。这几个孩子实施盗窃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满足精神空虚、打发时间。
面对上述种种问题,我们梳理了2009年至2011年三年间的未成年人案件,分析研究案件数据,走访调研了教育、公安、综治等相关部门,整理归纳出三年间青浦地区随迁子女涉罪问题调查报告。从涉罪情况概述、犯罪原因分析以及预防和控制对策三方面,通过图示、表格、文字等各种形式,深入探讨青浦地区随迁子女涉罪的背景原因,从而尝试建构针对本地区随迁子女犯罪预防的工作机制,以期对青浦地区随迁子女犯罪预防工作有所裨益,进而使随迁子女人群的生存状况得以改善。
胜利小学是一所民办学校,目前有10个教学班,403名学生。这些学生全部都是农民工二代子女,绝大多数来自欠发达地区。随着政府和社会对民办学校支持力度的加大,近些年来,我们学校的办学条件有了很大改善,硬件设施基本齐备。
农民工二代子女流动性比较大,父母打工换到其他地方的话,孩子就得转学,也有孩子是中间转学过来的。所以,学生的学习成绩参差不齐。比如有些二三年级才转学过来的学生,他们适应环境就需要一个过程,学习跟不上是很自然的事情。另外,农民工二代子女和城市孩子在行为习惯、卫生习惯上也有差距。我们还要首先对他们的行为习惯进行教育和矫正。
从家长的情况来说,他们大部分不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因为整日在外打工,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而且,家长的法制意识比较淡薄,对孩子的管理也很疏忽,很多小孩几乎处于没人管的状态,很容易和社会青年“混”到一起。
虽然这几年国家对民办学校的投入加大了,但从总体上看,分配给民办学校的教育资源还是处于劣势的。尽管我们已经提高了教师招收的门槛,但和公立学校比起来,我们的优秀教师还是太少了。我们目前有20名教师,都是外地过来的。
针对农民工子女犯罪率上升的情况,从我们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角度来说,一方面要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并且尽可能地督促家长监督管理孩子;另一方面要加强法制教育的力度,并探索多样化的教育方式。
由于收入较低,农民工家庭一般不会在孩子的课外教育上专门投入资金,比如一些技能的培训,兴趣爱好的培养等。甚至,这些家长让孩子进学校读书也只是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而不是为了孩子有更好的发展。总体来说,农二代子女的课外生活十分单调,很容易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混"到一起。如果这些社会人员行为不良,就会对这些孩子产生坏的影响,甚至产生连锁反应。
从我们对农民工二代子女和当地青少年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太均衡,包括学校的师资力量,社会的关注程度等,这些都会造成他们发展的不均衡。有个有意思的现象,上海能够提供给农民工二代子女的仅仅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初中毕业后,成绩优秀的孩子会返乡读高中,再考入大学,而没有升学希望的孩子反而会留在上海,也没有了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这和我们留住优秀人才的愿望恰好背道而驰。我希望,我们能够进一步开放“三校”的招生,最起码让这些孩子学得一技之长,有在社会上立足的能力。因为,这些孩子在教育上有断层,也不如父辈能吃苦,他们难以融入城市也不愿意回到农村,如果生存的本领再不强,就很容易对社会造成危害。
从我们社工站工作的角度,我们一方面会根据农民工二代子女的需求,进行一些防火防电防溺水知识的宣传,因为他们大多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内,吃住都在一个房间里,居住条件很艰苦,隐患也比较多。另一方面,我们会和派出所联动与学校进行对接,开展普法宣传。形式上是灵活多样的,比如模拟法庭,让孩子扮演法官等角色,在游戏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法律知识。在普法教育方面,我还有个建议,那就是要让孩子清楚地了解到犯罪的后果。很多农民工二代子女犯罪,不是不知道自己做的是错的,而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有多严重,这也是法律意识缺失的一个方面。 在对涉罪农民工二代子女的帮教过程中,我们发现,改变一个孩子,最重要的是改变他所处的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孩子发生改变,不是我们把他教育好了,而是他自身内心深处有了某个触动,或者是发现父母也很辛苦,或者是发现自己给家庭、给周围的人带来了很多困扰,从心里觉得应该改变,简单的说教改变不了什么。我们社工起到的是引导作用,比如,我们曾经带一些孩子去敬老院看望老人,当这些老人对他们不停说“谢谢”的时候,可以看出孩子们很感动,他们发现了自身的价值,感受到了社会对他们的尊重。在这个过程中,家长的配合和监督也至关重要。
从2010年开始,我们在辖区内的学校实行“一校一警”,坚持到现在,效果不错,基本杜绝了学校周边的违法犯罪活动。在校园管理方面,我们有民警作为法制辅导员到学校开展普法宣传工作,每个学校每个月两次,每个学期还会开展一次综合治理工作,包括黑网吧的整治等。
我接触过的农民工二代子女,犯罪主要集中在打架斗殴、敲诈勒索、以大欺小等,最多的是盗窃,暴力性犯罪比较少。犯罪低龄化的趋势比较明显。探究其原因,一是父母的教育的手段比较单一,教育的方法上也比较简单粗暴。二是孩子接收到社会信息的渠道有很多,电视、网络等,有很大的几率接触到不良信息,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这些孩子很可能消化不了这些信息。学校方面,目前还是应试教育为主,对学生的品德教育不重视,要求也不高,很多工作都流于形式,效果可想而知。
农民工二代子女犯罪是个社会问题,不是依靠单方面的社会力量就能解决的。除了公检法司,还需要民政、教育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这也是今天,我们来自各个单位和部门的人共同坐在这里的原因和意义所在。作为我们派出所,对涉罪农民工二代子女还是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工作做得还不够,比如与学校的沟通还需要加强,法制辅导形式上也应该更加多样化,让孩子更容易接受。
最近微博上流传着一张照片,是伊朗女艺术家BahareH BisheH在伊拉克的孤儿院拍的。这名孤儿院的孩子,因为从未见过妈妈,她就在地板上画了一个妈妈,想像着,在妈妈温暖的怀里睡着了!这张照片打动了很多人的心。
而对我们的农民工二代来说,他们或曾是“留守儿童”,心理学上认为在孩子0~2岁,母爱是中心环节,她最渴望的就是妈妈的拥抱,得到这个,孩子才能得到世界。孩子易和母亲形成情感依赖,仿佛是一种共生状态。这个阶段是深层安全感以及亲密能力形成的关键时段。
而我们的一代农民工为了生存和发展,经常将年幼的孩子扔在自己的家乡,留给长辈照看,殊不知这时候父母的作用是长辈所无法替代的。比如任晓萌的哥哥,就是一个安全感严重匮乏的孩子。
当孩子长到3~5岁,是父爱介入的最好时期,父亲的功能是把热恋中的母子分开,以促进孩子的成长与独立能力,并形成平衡的家庭情感。在张乐勤的案例中,孩子由于父母婚姻的分裂,对继父的不认同,形成了叛逆心理。
缺少安全感的孩子会在青春期出现很多问题,而这时对青春期的孩子,家庭的规则和教育要具有弹性,对孩子的行为不能用简单的是非判断,不能武断,也不能过于宠溺,像任晓萌就因父母过度溺爱,不能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起责任。
更多的农民工二代是追随“农民工一代”父母进城寻梦的“无根儿童”。父母忙于在城市打拼,他们缺少关心照顾,生存状态处于城市生活的边缘,缺乏明确的心理归属感和生活自信心;由于生活水平普遍较低,无法加入社会主流,容易被社会忽视,因此容易出现心理上的自卑和人格上的畸形。
而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自我整合期,他们渴望外界的认可,老师和同龄人的影响要远远大过父母,同伴之间相互影响,很容易出现团伙犯罪的现象。他们的“城市梦”比父辈更执著,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之间,他们游离,稍一失控,就会偏离人生航向,步入歧途。
作为父母和家长,需要防微杜渐,不要一味责骂,而要采用积极认同和理解的方法,鼓励孩子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起责任。当然,这不仅仅是个家庭教育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农民工二代”们强烈需要社会的关注!
(感谢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对本策划的支持。)
本组策划人员:靳伟华 郑宾 成韵
我们青浦人民检察院花了三年的时间,对青浦区的农民工二代子女犯罪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形成了《青浦地区随迁子女涉罪情况调查报告》。做这个调查的起因最初是来源于一个盗窃案件。案子本身很普通,四个小孩一起偷东西,一个17周岁的孩子被批捕后起诉,另外两个15岁的孩子和一个9岁的孩子均教育放行。接到这个案子之后,承办人开始思考,是怎样的原因,使这些孩子们过早的脱离学校教育、流入社会又无所事事?是怎样的原因,使这几个孩子的家长疏于对孩子的管教,甚至孩子连续十几天夜不归宿,也不闻不问?又是怎样的原因,使得这样几个大小不一的孩子聚在一起,连续疯狂地实施盗窃犯罪?此外,这个案件中,除了最大的一个被判处刑事处罚的孩子以外,另外几个参与盗窃的孩子都因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仅教育放行,这样严重的农民工二代子女“亚犯罪”问题,有没有得到社会的重视?
承办人发现,这个案子里涉及的四个孩子虽然都是外地户籍,但都是一出生或者两三岁便跟随父母来到青浦,在本地区暂住多年,用教育界的术语来说,他们都属于“随迁子女”。他们的家庭虽然不富裕,起码温饱无虞;他们的父母都忙于打工赚钱养活家人,对他们的教育方式多半简单粗暴;他们都在本地民办学校就读过,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并未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这几个孩子相识的地点不是像过去案件中通常出现的网吧、溜冰场、迪厅之类,而是他们就读的本地区的一所民办学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所学校里原本不同年级、不同班级的几个学生,因为读书而走到一起。就是这样几个孩子,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基本都夜不归宿,睡在青浦区朱家角镇的一个桥洞底下,通过不断盗窃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他们盗窃的东西五花八门,贵的有手机、照相机、现金,不太值钱的有废铁丝、大块铁模具,甚至于水果、香肠、咸鱼、泡面,都能成为他们的目标。这几个孩子实施盗窃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满足精神空虚、打发时间。
面对上述种种问题,我们梳理了2009年至2011年三年间的未成年人案件,分析研究案件数据,走访调研了教育、公安、综治等相关部门,整理归纳出三年间青浦地区随迁子女涉罪问题调查报告。从涉罪情况概述、犯罪原因分析以及预防和控制对策三方面,通过图示、表格、文字等各种形式,深入探讨青浦地区随迁子女涉罪的背景原因,从而尝试建构针对本地区随迁子女犯罪预防的工作机制,以期对青浦地区随迁子女犯罪预防工作有所裨益,进而使随迁子女人群的生存状况得以改善。
胜利小学是一所民办学校,目前有10个教学班,403名学生。这些学生全部都是农民工二代子女,绝大多数来自欠发达地区。随着政府和社会对民办学校支持力度的加大,近些年来,我们学校的办学条件有了很大改善,硬件设施基本齐备。
农民工二代子女流动性比较大,父母打工换到其他地方的话,孩子就得转学,也有孩子是中间转学过来的。所以,学生的学习成绩参差不齐。比如有些二三年级才转学过来的学生,他们适应环境就需要一个过程,学习跟不上是很自然的事情。另外,农民工二代子女和城市孩子在行为习惯、卫生习惯上也有差距。我们还要首先对他们的行为习惯进行教育和矫正。
从家长的情况来说,他们大部分不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因为整日在外打工,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而且,家长的法制意识比较淡薄,对孩子的管理也很疏忽,很多小孩几乎处于没人管的状态,很容易和社会青年“混”到一起。
虽然这几年国家对民办学校的投入加大了,但从总体上看,分配给民办学校的教育资源还是处于劣势的。尽管我们已经提高了教师招收的门槛,但和公立学校比起来,我们的优秀教师还是太少了。我们目前有20名教师,都是外地过来的。
针对农民工子女犯罪率上升的情况,从我们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角度来说,一方面要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并且尽可能地督促家长监督管理孩子;另一方面要加强法制教育的力度,并探索多样化的教育方式。
由于收入较低,农民工家庭一般不会在孩子的课外教育上专门投入资金,比如一些技能的培训,兴趣爱好的培养等。甚至,这些家长让孩子进学校读书也只是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而不是为了孩子有更好的发展。总体来说,农二代子女的课外生活十分单调,很容易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混"到一起。如果这些社会人员行为不良,就会对这些孩子产生坏的影响,甚至产生连锁反应。
从我们对农民工二代子女和当地青少年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太均衡,包括学校的师资力量,社会的关注程度等,这些都会造成他们发展的不均衡。有个有意思的现象,上海能够提供给农民工二代子女的仅仅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初中毕业后,成绩优秀的孩子会返乡读高中,再考入大学,而没有升学希望的孩子反而会留在上海,也没有了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这和我们留住优秀人才的愿望恰好背道而驰。我希望,我们能够进一步开放“三校”的招生,最起码让这些孩子学得一技之长,有在社会上立足的能力。因为,这些孩子在教育上有断层,也不如父辈能吃苦,他们难以融入城市也不愿意回到农村,如果生存的本领再不强,就很容易对社会造成危害。
从我们社工站工作的角度,我们一方面会根据农民工二代子女的需求,进行一些防火防电防溺水知识的宣传,因为他们大多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内,吃住都在一个房间里,居住条件很艰苦,隐患也比较多。另一方面,我们会和派出所联动与学校进行对接,开展普法宣传。形式上是灵活多样的,比如模拟法庭,让孩子扮演法官等角色,在游戏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法律知识。在普法教育方面,我还有个建议,那就是要让孩子清楚地了解到犯罪的后果。很多农民工二代子女犯罪,不是不知道自己做的是错的,而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有多严重,这也是法律意识缺失的一个方面。 在对涉罪农民工二代子女的帮教过程中,我们发现,改变一个孩子,最重要的是改变他所处的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孩子发生改变,不是我们把他教育好了,而是他自身内心深处有了某个触动,或者是发现父母也很辛苦,或者是发现自己给家庭、给周围的人带来了很多困扰,从心里觉得应该改变,简单的说教改变不了什么。我们社工起到的是引导作用,比如,我们曾经带一些孩子去敬老院看望老人,当这些老人对他们不停说“谢谢”的时候,可以看出孩子们很感动,他们发现了自身的价值,感受到了社会对他们的尊重。在这个过程中,家长的配合和监督也至关重要。
从2010年开始,我们在辖区内的学校实行“一校一警”,坚持到现在,效果不错,基本杜绝了学校周边的违法犯罪活动。在校园管理方面,我们有民警作为法制辅导员到学校开展普法宣传工作,每个学校每个月两次,每个学期还会开展一次综合治理工作,包括黑网吧的整治等。
我接触过的农民工二代子女,犯罪主要集中在打架斗殴、敲诈勒索、以大欺小等,最多的是盗窃,暴力性犯罪比较少。犯罪低龄化的趋势比较明显。探究其原因,一是父母的教育的手段比较单一,教育的方法上也比较简单粗暴。二是孩子接收到社会信息的渠道有很多,电视、网络等,有很大的几率接触到不良信息,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这些孩子很可能消化不了这些信息。学校方面,目前还是应试教育为主,对学生的品德教育不重视,要求也不高,很多工作都流于形式,效果可想而知。
农民工二代子女犯罪是个社会问题,不是依靠单方面的社会力量就能解决的。除了公检法司,还需要民政、教育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这也是今天,我们来自各个单位和部门的人共同坐在这里的原因和意义所在。作为我们派出所,对涉罪农民工二代子女还是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工作做得还不够,比如与学校的沟通还需要加强,法制辅导形式上也应该更加多样化,让孩子更容易接受。
最近微博上流传着一张照片,是伊朗女艺术家BahareH BisheH在伊拉克的孤儿院拍的。这名孤儿院的孩子,因为从未见过妈妈,她就在地板上画了一个妈妈,想像着,在妈妈温暖的怀里睡着了!这张照片打动了很多人的心。
而对我们的农民工二代来说,他们或曾是“留守儿童”,心理学上认为在孩子0~2岁,母爱是中心环节,她最渴望的就是妈妈的拥抱,得到这个,孩子才能得到世界。孩子易和母亲形成情感依赖,仿佛是一种共生状态。这个阶段是深层安全感以及亲密能力形成的关键时段。
而我们的一代农民工为了生存和发展,经常将年幼的孩子扔在自己的家乡,留给长辈照看,殊不知这时候父母的作用是长辈所无法替代的。比如任晓萌的哥哥,就是一个安全感严重匮乏的孩子。
当孩子长到3~5岁,是父爱介入的最好时期,父亲的功能是把热恋中的母子分开,以促进孩子的成长与独立能力,并形成平衡的家庭情感。在张乐勤的案例中,孩子由于父母婚姻的分裂,对继父的不认同,形成了叛逆心理。
缺少安全感的孩子会在青春期出现很多问题,而这时对青春期的孩子,家庭的规则和教育要具有弹性,对孩子的行为不能用简单的是非判断,不能武断,也不能过于宠溺,像任晓萌就因父母过度溺爱,不能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起责任。
更多的农民工二代是追随“农民工一代”父母进城寻梦的“无根儿童”。父母忙于在城市打拼,他们缺少关心照顾,生存状态处于城市生活的边缘,缺乏明确的心理归属感和生活自信心;由于生活水平普遍较低,无法加入社会主流,容易被社会忽视,因此容易出现心理上的自卑和人格上的畸形。
而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自我整合期,他们渴望外界的认可,老师和同龄人的影响要远远大过父母,同伴之间相互影响,很容易出现团伙犯罪的现象。他们的“城市梦”比父辈更执著,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之间,他们游离,稍一失控,就会偏离人生航向,步入歧途。
作为父母和家长,需要防微杜渐,不要一味责骂,而要采用积极认同和理解的方法,鼓励孩子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起责任。当然,这不仅仅是个家庭教育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农民工二代”们强烈需要社会的关注!
(感谢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对本策划的支持。)
本组策划人员:靳伟华 郑宾 成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