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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伯是个草药贩子。
我太公（曾祖父）是远近闻名的郎中，手里有几本医书。他膝下无子，本事无人继承，便从兄弟处过继一儿，也就是我的爷爷。爷爷对医学全无兴趣，太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孙辈儿身上。大伯是爷爷的长子，顺理成章成为继承者。
不过三叔说，因为大伯愚钝，太公压根儿就不想把医术传授给大伯，而是等着一个聪明孙子的降临；太公死的时候，我爸和三叔年幼，大伯趁乱将医书占为己有。但他没学到太公的本事，只好照着书采卖草药。
四叔说，三叔嫉妒大伯，不足为信。我父亲的意见是，管他呢，不就几本破书嘛。
我只知道打我记事起，大伯就是草药贩子。
一开始，大伯挑着担子到村里的集市卖药，过了几年，买了辆三轮自行车，到更远的集市卖。
大伯摆摊，地点飘忽不定，最先在老街的供销社旁，后来搬到新街的肉档旁，再后来又摆到了批发超市旁边。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菜市场。有时同一天之内，他也会换好几个地点。
有人急着买药，碰见我妈就问：“你们家彭田螺（大伯的绰号，意为喜欢在外到处吹牛的人）今天在哪摆摊啊？”我妈就瞅瞅我，说：“我怎么晓得，我还找他哩。”这表明我妈要把我寄存在大伯那儿，她偶尔会这样做。
我说：“妈，我不去大伯那儿，草药味难闻死了。”
我妈说：“放你妈的屁，你大伯今天在水果摊旁边。”
我不想呆在大伯那儿，是因为我妈总是忘记把我带回家，中午又得饿肚子。大伯从不在集市上买饭吃：“这里的饭都太脏了，不好吃，下午收了摊回家吃哈。”到了下午，赶集的人陆续散去，我提议收摊回家，大伯却说：“再等等，天这么热，搞不好有人中暑。”
大伯卖的药，我只认识几种常见的，譬如辣蓼草、乌桕子、苦楝子（川楝子）、野花麦（鱼腥草）等。碰到不认识的，我问他，他就支支吾吾，半天不说。我妈说：“他只教他儿子。”
可他的两个儿子早就夭折了，一个活了7岁，一个活了3岁。他老说：“要是他们活着，都跟你四叔一般大了。”
养儿以防老，老家人都这么想。没了儿子，大伯只能靠自己。他在吃穿用度上处处节省，甚至到了吝啬的地步，对人对己都是这样。我妈却说：“他才不是怕没人养老才变小气的，他天生就小气。”
我也常听人说：“要想从彭田螺那儿借点东西，难啊。”我妈老提往事：“想当年，你弟弟得了重病，我找他借20块钱看病，他都不肯。”我爸在一旁说：“也不是不肯，要我们把你弟弟过继给他，他才借。”大伯不借钱，我弟弟也没因此病死，只是最终还是跟了别人的姓。
有时我奶奶不舒服了，就坐在大伯家门槛上：“生福（大伯的名字）诶，脑袋有点晕，拿点野花麦给我泡茶喝哇。”
大伯便走到屋内，拿出一小包装好的野花麦：“两角票子。”
大伯的药材，大部分是他和伯奶（伯母）采自田间地头。有些稀缺的药材，要走到深山老林里采集。每隔三个月，他们收拾好锅碗瓢盆、被褥席子，翻山越岭，到几十公里外的深山呆上三四天，把空竹篓塞满后才下山。
药材短缺时，他宁愿不做生意也不向其他药贩子采购，觉得那样做没什么利润。他反倒乐意让我们这帮小孩帮着搜集药材，比如以每个2分钱的价格从我们手中收购知了壳（蝉蜕），又或者以每只1毛钱收购蟾蜍，重量要求半斤以上。他自己也种一些药材，比如菖蒲、艾草等，这些品种存活率高，而且不占用耕地。耕地嘛，自然要用来种水稻。
同村还有一位药贩子——徐赖来，两家人挨着住，中间不过几十步路程，但从未有生意往来。徐赖来年纪比大伯大，辈分也高两辈，但入行时间晚，主要从事草药批发，部分零售。堂哥说从两人房子的宽敞程度可以看出两人做生意手段的高低。
大伯的房子是老式的土木结构，由于建房时资金不足，传统的四室一厅变成了两室一厅，另外一半的地基裸露在外，他干脆拿木头圈起来种药、养猪。
我问大伯：“你怎么不做批发，那样赚钱多啊。”大伯鼓着眼睛瞪我：“你当人买药当饭吃啊。”
不过大伯仍算得上有钱人。大家都说：“彭田螺可是万元户哦，就是小气。”
日薄西山，收摊回家。我坐在后面车座上，大伯弓着背在前面蹬。他照常是光着脚穿一双解放鞋，四季如此。一根麻绳绑着一条黑色西装裤，上身穿一件白色衬衫，衣领发黑。这套衣服是大伯专门买来赶集时穿的，花了30元。衣服买回来那天，三婶就说：“哎呀，哥，今天晚上你要心疼得睡不着觉了哇！”伯奶就在一旁使劲儿翻白眼。
路过一个大水库，大伯扭头盯着岸边看。他在寻找死鱼。
大伯喜欢捡死鱼吃这件事情遭到不少人的嘲笑，包括我妈。大部分时候，他都能做到置之不理，有时也分辩几句：“死鱼怎么了，活鱼不也要杀死了才能炒了吃么，更不用讲高温还可以杀毒哩。”
我爸曾养过一段时间鸭子，有时鸭子死了，我爸吩咐我：“赶紧拿去埋了，别被你大伯看到了。”
但不是每次都能如愿，那段时间，大伯他们家又吃了不少死鸭子。礼尚往来，有时大伯给我拎上一条鱼，当然是死的，我妈拿了剁碎了喂鸭子，还说：“这也是积德的事情啊。”
大伯吃了很多死鱼、死鸭子，他的家人也跟着吃了很多死鱼、死鸭子，好像也没什么事儿。
坐大伯的三轮车回家，意味着有机会骑上一会儿。趁他搬药材进屋的间隙，我就在晒谷坪上溜上几圈，其他小伙伴艳羡不已，其中有人想拿10颗玻璃珠跟我交换，被我断然拒绝。我妈看到我骑三轮车，开口就骂：“粪箕子，学了这个三轮的，以后你就学不会两轮单车了。”大伯就说：“胡说八道，这小子聪明着呢，不至于。”这个时候，我对他还挺有好感的。
空闲的日子，大伯会邀上一帮人，在家里唱古文（当地民间曲艺的一种，用方言表演，又唱又说，以二胡、南竹板伴奏，内容以历史题材和民间故事为主），每次都要唱到深夜，我对此深恶痛绝。 大伯拿手的项目是二胡，老家人称之为钩筒。钩筒由他自己做，就地取材：琴筒用的是粗壮的毛竹，琴皮则采用蛇皮，有时是蟾蜍皮，弓子是坚韧的茶树枝，只有不容易自制的琴弦和松香，才花钱买。
有一回，我心血来潮，想要学习拉二胡，他还给我做了一把小号的。我练了一会儿，发不出声音，还给了他。
平常的夜里，大伯偶尔搬个小板凳坐在晒谷坪上，自己独自拉唱。邻居们听见了，就隔着窗子说上几句：“拉拉拉，拉什么拉，明天还下不下地干活了？”他便回屋继续拉。
有时，邻居又会围坐在他家门口，说：“生福诶，拉上一段儿？”大伯就把碗筷一放，坐到人群中间拉起来。拉累了，大家又让他说段书，他从不拒绝。
大伯当时经常说的书有《三国演义》、《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等。他讲起书来，面无表情，句句平淡，我听着煞是无趣。隔壁本家的爷爷是个小学教师，却说：“别看生福没上过几年学，像个文化人哦。”大家哄堂大笑。
等到电视开始普及，大家不找大伯拉琴说书了。很快他又弄了台电视机，我三天两头往他家跑，我妈烦我时就说：“天天跑你大伯家干吗，不怕草药味啦？”
大伯屋子逼仄。土灶建在客厅，做饭、吃饭在客厅，没处理好的草药到处都是。房间里堆满了各种物件，包括农具。
所以大伯屋子里远远不止草药这一种味道，还有烟草味儿、油烟味儿、汗臭味儿……这几种味道碰在一起，闻起来像是死老鼠味儿。不过大伯说，他什么味儿都闻不到。
我也曾一度把大伯看成文化人。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屋子里，蹑手蹑脚地打开一个小柜子，捧出来几本发黄的书，最上面那本封皮都不见了，看着有些年头。我翻了翻，是他经常说的那几本书。他说：“嘿嘿，你现在都读四年级了，该看些厉害的书了。”我满心欢喜，就要抱走，他说：“一次只能拿一本，还一本借一本。”我挑了一本《三国演义》。临走时，我又瞅了瞅箱底，是几本医书，他摆摆手：“这个不借的哈，还有别让你妈知道了。”
第二天，我妈就知道了。她找到大伯：“你个死彭田螺，怎么让小孩看课外书。”伯奶堆着笑脸附和道：“谁说不是呢，不教好。”此事就此了结。直到初二，我才看完《三国演义》，那时，我妈早已不知去向。
过了好几年，四叔准备自己做生意，成功地向大伯借到了一万块钱。那天晚上，四叔说：“哥哥变了，懂得照顾兄弟情谊了。”四婶说：“他才不是变了，他之前把钱借给了别人（没有亲情关系的人），这回不好意思罢了，下回讨债估计要叫上你。”
大伯把钱借给别人，栽了个大跟头。
村里来了个养殖户，双手残废，听说是在河里炸鱼时把自己给炸了。村里人管他叫“夹手”。这个夹手把村里一片不适宜种植水稻的冷水田承包下来，规模化养殖鸭子。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和大伯打上交道的。
有一天我奶奶说：“你大伯借了钱给那个夹手，借了好几万。”我们都惊讶不已。
半年后，夹手的养殖场破产，大伯血本无归，心里着急，跑来问他的两个兄弟要对策。
四叔说：“你为什么把钱借给他？”
大伯说：“一年8分息。”
我爸说：“这下好了，他破产了，钱你是拿不回来了。”
他又去找本家一个在公安局工作的叔叔，那位叔叔说：“你这是私自放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的。”
大伯听完，板着脸抽起烟丝来：“谁知道他会破产，当时看着他买了几万只小鸭子，好几万只啊。”
此后几年，大伯走上了追债路，期间试过各种方法。到夹手家闹事、静坐、绝食；听说夹手东山再起，又带着一家人上门要拿人家鸭子抵债，我爸说：“你要鸭子干什么呀，你会养么？你放哪里养？”
大伯把烟斗摔地上，说：“这个王八蛋就没打算还我钱。”
现在，大伯死了，夹手也死了，那笔钱仍然没还上。
我上大一那年，放寒假时见到大伯，他患上了面部皮肤癌。半张脸已经瘫痪，灰黑色的，左眼眼皮耷拉下来几乎遮住了整只眼睛，得斜着右眼才能视物。屋里头，草药筐还在三轮车上，布满灰尘。车身锈迹斑斑，车胎也是瘪的。
两年后的暑假，堂弟跟我说，大伯去世了。他说：“大伯死之前，我见过他一面，他半躺在床上，屋子里漆黑一片，他叫我一句，我仔细一看，妈呀，整张脸都不见了。”
大伯死后，他收养的女儿16岁了，跟人去广东打工。伯奶怕她跟了男人不回家，第二年就把她嫁了出去。现在，我的这个堂妹已经是两个小孩的妈妈了。伯奶上个月也去世了，没人问起那几本医书的下落。
我太公（曾祖父）是远近闻名的郎中，手里有几本医书。他膝下无子，本事无人继承，便从兄弟处过继一儿，也就是我的爷爷。爷爷对医学全无兴趣，太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孙辈儿身上。大伯是爷爷的长子，顺理成章成为继承者。
不过三叔说，因为大伯愚钝，太公压根儿就不想把医术传授给大伯，而是等着一个聪明孙子的降临；太公死的时候，我爸和三叔年幼，大伯趁乱将医书占为己有。但他没学到太公的本事，只好照着书采卖草药。
四叔说，三叔嫉妒大伯，不足为信。我父亲的意见是，管他呢，不就几本破书嘛。
我只知道打我记事起，大伯就是草药贩子。
一开始，大伯挑着担子到村里的集市卖药，过了几年，买了辆三轮自行车，到更远的集市卖。
大伯摆摊，地点飘忽不定，最先在老街的供销社旁，后来搬到新街的肉档旁，再后来又摆到了批发超市旁边。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菜市场。有时同一天之内，他也会换好几个地点。
有人急着买药，碰见我妈就问：“你们家彭田螺（大伯的绰号，意为喜欢在外到处吹牛的人）今天在哪摆摊啊？”我妈就瞅瞅我，说：“我怎么晓得，我还找他哩。”这表明我妈要把我寄存在大伯那儿，她偶尔会这样做。
我说：“妈，我不去大伯那儿，草药味难闻死了。”
我妈说：“放你妈的屁，你大伯今天在水果摊旁边。”
我不想呆在大伯那儿，是因为我妈总是忘记把我带回家，中午又得饿肚子。大伯从不在集市上买饭吃：“这里的饭都太脏了，不好吃，下午收了摊回家吃哈。”到了下午，赶集的人陆续散去，我提议收摊回家，大伯却说：“再等等，天这么热，搞不好有人中暑。”
大伯卖的药，我只认识几种常见的，譬如辣蓼草、乌桕子、苦楝子（川楝子）、野花麦（鱼腥草）等。碰到不认识的，我问他，他就支支吾吾，半天不说。我妈说：“他只教他儿子。”
可他的两个儿子早就夭折了，一个活了7岁，一个活了3岁。他老说：“要是他们活着，都跟你四叔一般大了。”
养儿以防老，老家人都这么想。没了儿子，大伯只能靠自己。他在吃穿用度上处处节省，甚至到了吝啬的地步，对人对己都是这样。我妈却说：“他才不是怕没人养老才变小气的，他天生就小气。”
我也常听人说：“要想从彭田螺那儿借点东西，难啊。”我妈老提往事：“想当年，你弟弟得了重病，我找他借20块钱看病，他都不肯。”我爸在一旁说：“也不是不肯，要我们把你弟弟过继给他，他才借。”大伯不借钱，我弟弟也没因此病死，只是最终还是跟了别人的姓。
有时我奶奶不舒服了，就坐在大伯家门槛上：“生福（大伯的名字）诶，脑袋有点晕，拿点野花麦给我泡茶喝哇。”
大伯便走到屋内，拿出一小包装好的野花麦：“两角票子。”
大伯的药材，大部分是他和伯奶（伯母）采自田间地头。有些稀缺的药材，要走到深山老林里采集。每隔三个月，他们收拾好锅碗瓢盆、被褥席子，翻山越岭，到几十公里外的深山呆上三四天，把空竹篓塞满后才下山。
药材短缺时，他宁愿不做生意也不向其他药贩子采购，觉得那样做没什么利润。他反倒乐意让我们这帮小孩帮着搜集药材，比如以每个2分钱的价格从我们手中收购知了壳（蝉蜕），又或者以每只1毛钱收购蟾蜍，重量要求半斤以上。他自己也种一些药材，比如菖蒲、艾草等，这些品种存活率高，而且不占用耕地。耕地嘛，自然要用来种水稻。
同村还有一位药贩子——徐赖来，两家人挨着住，中间不过几十步路程，但从未有生意往来。徐赖来年纪比大伯大，辈分也高两辈，但入行时间晚，主要从事草药批发，部分零售。堂哥说从两人房子的宽敞程度可以看出两人做生意手段的高低。
大伯的房子是老式的土木结构，由于建房时资金不足，传统的四室一厅变成了两室一厅，另外一半的地基裸露在外，他干脆拿木头圈起来种药、养猪。
我问大伯：“你怎么不做批发，那样赚钱多啊。”大伯鼓着眼睛瞪我：“你当人买药当饭吃啊。”
不过大伯仍算得上有钱人。大家都说：“彭田螺可是万元户哦，就是小气。”
日薄西山，收摊回家。我坐在后面车座上，大伯弓着背在前面蹬。他照常是光着脚穿一双解放鞋，四季如此。一根麻绳绑着一条黑色西装裤，上身穿一件白色衬衫，衣领发黑。这套衣服是大伯专门买来赶集时穿的，花了30元。衣服买回来那天，三婶就说：“哎呀，哥，今天晚上你要心疼得睡不着觉了哇！”伯奶就在一旁使劲儿翻白眼。
路过一个大水库，大伯扭头盯着岸边看。他在寻找死鱼。
大伯喜欢捡死鱼吃这件事情遭到不少人的嘲笑，包括我妈。大部分时候，他都能做到置之不理，有时也分辩几句：“死鱼怎么了，活鱼不也要杀死了才能炒了吃么，更不用讲高温还可以杀毒哩。”
我爸曾养过一段时间鸭子，有时鸭子死了，我爸吩咐我：“赶紧拿去埋了，别被你大伯看到了。”
但不是每次都能如愿，那段时间，大伯他们家又吃了不少死鸭子。礼尚往来，有时大伯给我拎上一条鱼，当然是死的，我妈拿了剁碎了喂鸭子，还说：“这也是积德的事情啊。”
大伯吃了很多死鱼、死鸭子，他的家人也跟着吃了很多死鱼、死鸭子，好像也没什么事儿。
坐大伯的三轮车回家，意味着有机会骑上一会儿。趁他搬药材进屋的间隙，我就在晒谷坪上溜上几圈，其他小伙伴艳羡不已，其中有人想拿10颗玻璃珠跟我交换，被我断然拒绝。我妈看到我骑三轮车，开口就骂：“粪箕子，学了这个三轮的，以后你就学不会两轮单车了。”大伯就说：“胡说八道，这小子聪明着呢，不至于。”这个时候，我对他还挺有好感的。
空闲的日子，大伯会邀上一帮人，在家里唱古文（当地民间曲艺的一种，用方言表演，又唱又说，以二胡、南竹板伴奏，内容以历史题材和民间故事为主），每次都要唱到深夜，我对此深恶痛绝。 大伯拿手的项目是二胡，老家人称之为钩筒。钩筒由他自己做，就地取材：琴筒用的是粗壮的毛竹，琴皮则采用蛇皮，有时是蟾蜍皮，弓子是坚韧的茶树枝，只有不容易自制的琴弦和松香，才花钱买。
有一回，我心血来潮，想要学习拉二胡，他还给我做了一把小号的。我练了一会儿，发不出声音，还给了他。
平常的夜里，大伯偶尔搬个小板凳坐在晒谷坪上，自己独自拉唱。邻居们听见了，就隔着窗子说上几句：“拉拉拉，拉什么拉，明天还下不下地干活了？”他便回屋继续拉。
有时，邻居又会围坐在他家门口，说：“生福诶，拉上一段儿？”大伯就把碗筷一放，坐到人群中间拉起来。拉累了，大家又让他说段书，他从不拒绝。
大伯当时经常说的书有《三国演义》、《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等。他讲起书来，面无表情，句句平淡，我听着煞是无趣。隔壁本家的爷爷是个小学教师，却说：“别看生福没上过几年学，像个文化人哦。”大家哄堂大笑。
等到电视开始普及，大家不找大伯拉琴说书了。很快他又弄了台电视机，我三天两头往他家跑，我妈烦我时就说：“天天跑你大伯家干吗，不怕草药味啦？”
大伯屋子逼仄。土灶建在客厅，做饭、吃饭在客厅，没处理好的草药到处都是。房间里堆满了各种物件，包括农具。
所以大伯屋子里远远不止草药这一种味道，还有烟草味儿、油烟味儿、汗臭味儿……这几种味道碰在一起，闻起来像是死老鼠味儿。不过大伯说，他什么味儿都闻不到。
我也曾一度把大伯看成文化人。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屋子里，蹑手蹑脚地打开一个小柜子，捧出来几本发黄的书，最上面那本封皮都不见了，看着有些年头。我翻了翻，是他经常说的那几本书。他说：“嘿嘿，你现在都读四年级了，该看些厉害的书了。”我满心欢喜，就要抱走，他说：“一次只能拿一本，还一本借一本。”我挑了一本《三国演义》。临走时，我又瞅了瞅箱底，是几本医书，他摆摆手：“这个不借的哈，还有别让你妈知道了。”
第二天，我妈就知道了。她找到大伯：“你个死彭田螺，怎么让小孩看课外书。”伯奶堆着笑脸附和道：“谁说不是呢，不教好。”此事就此了结。直到初二，我才看完《三国演义》，那时，我妈早已不知去向。
过了好几年，四叔准备自己做生意，成功地向大伯借到了一万块钱。那天晚上，四叔说：“哥哥变了，懂得照顾兄弟情谊了。”四婶说：“他才不是变了，他之前把钱借给了别人（没有亲情关系的人），这回不好意思罢了，下回讨债估计要叫上你。”
大伯把钱借给别人，栽了个大跟头。
村里来了个养殖户，双手残废，听说是在河里炸鱼时把自己给炸了。村里人管他叫“夹手”。这个夹手把村里一片不适宜种植水稻的冷水田承包下来，规模化养殖鸭子。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和大伯打上交道的。
有一天我奶奶说：“你大伯借了钱给那个夹手，借了好几万。”我们都惊讶不已。
半年后，夹手的养殖场破产，大伯血本无归，心里着急，跑来问他的两个兄弟要对策。
四叔说：“你为什么把钱借给他？”
大伯说：“一年8分息。”
我爸说：“这下好了，他破产了，钱你是拿不回来了。”
他又去找本家一个在公安局工作的叔叔，那位叔叔说：“你这是私自放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的。”
大伯听完，板着脸抽起烟丝来：“谁知道他会破产，当时看着他买了几万只小鸭子，好几万只啊。”
此后几年，大伯走上了追债路，期间试过各种方法。到夹手家闹事、静坐、绝食；听说夹手东山再起，又带着一家人上门要拿人家鸭子抵债，我爸说：“你要鸭子干什么呀，你会养么？你放哪里养？”
大伯把烟斗摔地上，说：“这个王八蛋就没打算还我钱。”
现在，大伯死了，夹手也死了，那笔钱仍然没还上。
我上大一那年，放寒假时见到大伯，他患上了面部皮肤癌。半张脸已经瘫痪，灰黑色的，左眼眼皮耷拉下来几乎遮住了整只眼睛，得斜着右眼才能视物。屋里头，草药筐还在三轮车上，布满灰尘。车身锈迹斑斑，车胎也是瘪的。
两年后的暑假，堂弟跟我说，大伯去世了。他说：“大伯死之前，我见过他一面，他半躺在床上，屋子里漆黑一片，他叫我一句，我仔细一看，妈呀，整张脸都不见了。”
大伯死后，他收养的女儿16岁了，跟人去广东打工。伯奶怕她跟了男人不回家，第二年就把她嫁了出去。现在，我的这个堂妹已经是两个小孩的妈妈了。伯奶上个月也去世了，没人问起那几本医书的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