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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完成后，失去目标和方向了
人物周刊：电影试映时，我看放映完后，观看的人几乎都是沉默的，没有人想说话。
冯小刚：几乎所有人看完后，都是这反应，闷了一会儿。有人说感觉像隔着书被打了一闷棍。震云那小说，没故事，没情节，没人物，主角就是民族。看完这个电影，你对自己的民族可能会有更深入的或者说跟以前不太一样的认识，这会让你有点不舒服。
人物周刊：听说你惦记这个小说20年之久？
冯小刚：差不多吧。他1993年写的小说，我当年看的。当时我就跟他说想拍，那时我还没拍过电影，震云说咱们再等等，等时机再成熟点儿。
人物周刊：他为什么说再等等？是对当时没拍过电影的你能力的怀疑？还是担心当时的大环境，比如政治气候等问题？
冯小刚：当时我刚拍完他的作品《一地鸡毛》，我俩挺熟的了。震云可能觉得政治气侯，各方面的因素都有。2000年过年期间的一个晚上，他到我家来，两人喝完酒，他挺郑重地说，“我想把《温故一九四二》郑重地托付给你。”我说我不可能去找编剧，你要做编剧，他说，“没问题，这个事我可以始终和你共进退。”这剧本只有他一个编剧。这部小说其实没太多的故事，一开始我弄了一座谈会，请了很多导演和业内的人，大家共同认识是：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小说，但它是一部不能改成电影的小说。它是一个调查报告。大家都走了后，震云问我你还干不干？我说干呀。
他说，“怎么把它变成剧本，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把一个东西变成剧本有两种做法：一是找几个很聪明的人，坐在宾馆里头，大家刮一个头脑风暴，把它侃出来；还有一种是笨人的方式，聪明人知道找捷径，笨人呢，他不知道找捷径，他把所有的路都摸一遍，走了很多冤枉路，最后找到了要去的地儿。”我说，咱俩肯定都不是那聪明人，就用笨人的方法吧。我们就沿着灾民逃荒的路走了一遍。包括1942年蒋委员长去的那些地儿也走了一遍，走在这条路上，这个故事渐渐形成了。
我们通过采访，通过看那些一息尚存的遗址，渐渐地，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一种对故事的想象，人物的想象，老东家一家就浮现出来了，花枝呀、瞎鹿啊、老马呀、李培基呀这些人物都栩栩如生地出现了。这个创作经验是比较独特的，费了很大工夫，大概走了3个多月，也去了重庆、陕西、山西、河南……通通走了一遍，收获特别大。
人物周刊：走这一遍时，你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什么样儿？
冯小刚：我们五六个人，每天晚上都在搭建这个故事。一开始打算用一个现代人，或者说作者，不断地跳进跳出，有时候拉回到现在，有时候随着他在河南的采访回到过去，后来发现这种间离的效果对电影有伤害，也觉得这个现代人挺讨厌的，觉得他格格不入、排异，所以最后留下的就是头尾这两句话。这个剧本几次上马，几次下马，到后来搁了很多年，震云也没什么压力，他虽然知道拍不了，但还是不断在修改，隔了一年，他就说，哎，你看我又改了一稿，这东西放一年再看就发现了一些问题，搁很多年慢慢就发现了很多问题。这个剧本在我家左一本右一本，出了大概有二十稿，有的就改几句台词，有的就改了几场戏，有的进行了很大调整。后来我都分不清了，比如说，第二稿的哪个部分不错，第五稿的哪个部分不错，这剧本我看了得有二十遍。
人物周刊：这部电影当初筹拍时，几度上马又下马，你的情绪如何？
冯小刚：当时心情很沮丧。今天回看，未尝不是好事，如果仓促上阵，就把这小说给糟践了。现在完成了各种准备，一切都刚刚好。
前两天我发了一条微博，我说我把之前12部电影积攒的人气，都赌在这个片子上，我相信观众的判断。我们之前4次随机在大街上找了观众试映，60人一批，观众的反响很强烈，尤其是我们过去最担心的那些年轻的观众，看完了很愕然，很多年轻人觉得，我很幸运，没生在那个时候。他們也不觉着节奏慢，也不觉着闷。有很多观众过去没有看这样电影的经验。
《一九四二》不是贺岁片
人物周刊：你说到这些年积累了观众对你的信任，但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这种信任更多来源于你拍喜剧片吧？比如《夜宴》、《集结号》，还是有争议的。
冯小刚：可《夜宴》的票房就比《天下无贼》好，《集结号》的票房就比我过去的喜剧都好，《唐山大地震》的票房远远超过《非诚勿扰2》。我发现，观众没有绑架你，其实你自己的内心有时候把自己绑架了——是不是拍喜剧的时候更踏实一点？可是从票房的情况来看，这些正剧反而比喜剧的票房要高很多。
人物周刊：人在走自己熟悉的路的时候，会觉得更安全吧。
冯小刚：嗯。但观众其实无所谓，这片子我坐得住，能看得下去，看完了我内心会被触动，我就接受你。
人物周刊：你在微博上写“11月就是一个如常的档期，为什么要把它称为贺岁档呢？《一九四二》选择在11月上映，就是不想贴上贺岁的标签误导观众。”“贺岁片”应该是中国观众对于“冯小刚作品”的认识吧？
冯小刚：贺岁档准确说应该是12月中旬到1月中旬，因为有过年的气氛，现在才11月份，怎么就给搁到贺岁档里头了？而且什么电影都往贺岁档里搁？说《一九四二》是贺岁片，显然是对观众的误导。我特意澄清，“要想看贺岁片我劝您千万别买《一九四二》，省得您看完后悔，骂我不厚道。《一九四二》没有乐子、没有热闹、没有红火，有的只是历史的真相。想买笑的，咱们明年见。”
人物周刊：你靠拍喜剧被更多观众认识，这几年又开始拍大制作电影，从《夜宴》、《集结号》到《唐山大地震》，直到《一九四二》。怎么看你这几年作品风格的改变？
冯小刚：我用了这么多年拍了这么多片子，其实就是为《一九四二》做准备。如果1993、1994年拍成了这个电影，可能跟今天拍出来的东西不一样。那时候我们很年轻，对生活的认识跟现在比是有局限性的。还有作为导演，对这种大制作影片的掌控能力，那时候也不具备。我从《夜宴》到《集结号》，再到《唐山大地震》，做过几部这样大制作的影片后，再做这部电影就不会那么心里没底了。首先，有很多画面我之前脑子里头都有了，我可以跟各个部门交待得很具体。再有，震云通过这些年不断沉淀，从第一稿到最后拍摄的这一稿，不断地打磨、推敲，不断地丰富，更接近了历史的真实，人物关系也越来越准确，比第一稿要好很多。还有资金，华谊兄弟上市后有了实力，能够拿出两亿多来拍这部电影。更重要的是，从《甲方乙方》开始后拍的12部电影，完成了观众和我之间人气的积累，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人气，拍这么一个电影，投资人会很恐惧——这么大一个投资，一个这么严肃的文艺片，你不等于自杀吗？ 人物周刊：你曾经认为我们的民族是最善良的民族？
冯小刚：我一直受的是这种教育啊。勤劳、勇敢，这些品质也确实都有。但是不是最善良的，有些情况下我是持保留意见的……比如前些时候的抗日，怎么就变成了打砸抢？自己人折腾自己人？表达愤怒时，有一种人的愤怒让人尊敬，有一种人的愤怒特别脏。
当然，每个人看电影的需求不一样，有的人愿意往政治上去解读，他就是很high这个，在我看那些都是表面的。俄罗斯这民族也饱受灾难，但它出了一大批艺术家、文艺作品，它也受过严酷的管控，但它仍然有柴可夫斯基、列宾……他们的文艺作品里有一个大的主题，就是救赎。我们的民族在灾难中却沦落出另外一种状态——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吧？
国民党那么腐败，为什么能够允许它存在那么长时间，其实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心理。西方人可以为了精神層面的民主自由，抛头颅洒热血，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就是说但凡你别给我逼得没了活路，给我一点生存的可能，我都不会跟你翻脸，我不会造反，你爱统治我你就统治。但是一旦你要把他逼得没了活路，他就非常残暴，很难特别理性地去表达诉求。
十几年前看了震云的这个小说，让我触目惊心的不是这场灾死了多少人，有多苦，是我觉得准，写得准！因为篇幅的原因，我拿掉了一些内容，比如说蒂姆·罗宾斯扮演的传教士在教堂赊粥，他对那些灾民说，“在我们西方，人死了也是有尊严的，你要尊重生命，你得把他埋了，不能饿殍遍野，不能暴尸街头，你们把人埋了，再到我这儿喝粥来。”没人听他这个，埋不过来，埋他干什么？他又退了一步，“把你们家亲人埋了，然后可以来我这喝粥。”可大家想的还是，先顾活的吧。我当然理解，人在饥饿的情况下只能这样。但有的民族他即便这么饥饿，也要先把死人给埋了再喝粥。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这跟信仰是否也有关系？
冯小刚：佛教到了中国就变成一单生意了，初一去潭柘寺，那车都排到山底下，等着烧头香。初二去行不行，初三去行不行？不行。得初一去。佛祖保佑我早生贵子，我捐一门槛；你帮我升官发财，我给你再塑金身。是吧？咱们这些信徒基本是这样的，把佛当成了一个生意人。如果你真把佛当成一生意人，就是说你要初一没给我烧香来，我可不待见你，我可不帮你了，那你拜他干嘛呀？他这么势利。
人物周刊：你有信仰吗？
冯小刚：形式上没有，我貌似是无神论者，当然还是有一些敬畏心。我觉得宗教对人最大的一个作用是，如果你敬畏他，你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做一些反省。比如说教堂，我经常会被那种建筑征服，因为我是画画出身的，出国我就愿意到教堂里坐会儿。它不像去庙里头那么乱哄哄，当然，有些寺院也会让人安静。这教堂里头所有人都小声说话，你坐在那儿，心一下就静了，你就被那样的一种东西给催眠了，你要坐超过十分钟，就会开始想一些事，思考一些事。而且你思考的肯定不是下顿饭我等会儿到哪儿吃去，感觉被冥冥中的一种东西给笼罩着，有点灵魂出窍的感觉，飞出去了。
人物周刊：《一九四二》中有一个乡村传教士的角色，这个传教士最后内心世界坍塌，对自己的信仰表达了质疑，这是否表达了你的观点——在面对现实时，信仰有时候是无能为力的？
冯小刚：这么说吧，你要从这么实用的角度去看宗教的话，它真是无能为力。问题是，我们中国人习惯了把宗教当成一个实用的工具利用。可它不是，它是对人精神的一个洗礼，我这么理解的啊。不然为什么好人经常不得好报，坏人如鱼得水？
不过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个普世价值观，在道德层面，作为一个人，我身上的瑕疵特别多，我肯定是讨厌的事儿、坏事也干过，但我总是有那么一个底线，我觉得这人坏吧，你不能把这个底线给踩塌了。有信仰的外国人他即使骂人，也总是有一个底线在内心约束着他，不仅仅是法律——我不能这么坏。但是在微博上、网上，你能看到，咱们这儿有些人，他要恨一个人，骂人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底线的，没有敬畏感。
人物周刊：电影试映时，我看放映完后，观看的人几乎都是沉默的，没有人想说话。
冯小刚：几乎所有人看完后，都是这反应，闷了一会儿。有人说感觉像隔着书被打了一闷棍。震云那小说，没故事，没情节，没人物，主角就是民族。看完这个电影，你对自己的民族可能会有更深入的或者说跟以前不太一样的认识，这会让你有点不舒服。
人物周刊：听说你惦记这个小说20年之久？
冯小刚：差不多吧。他1993年写的小说，我当年看的。当时我就跟他说想拍，那时我还没拍过电影，震云说咱们再等等，等时机再成熟点儿。
人物周刊：他为什么说再等等？是对当时没拍过电影的你能力的怀疑？还是担心当时的大环境，比如政治气候等问题？
冯小刚：当时我刚拍完他的作品《一地鸡毛》，我俩挺熟的了。震云可能觉得政治气侯，各方面的因素都有。2000年过年期间的一个晚上，他到我家来，两人喝完酒，他挺郑重地说，“我想把《温故一九四二》郑重地托付给你。”我说我不可能去找编剧，你要做编剧，他说，“没问题，这个事我可以始终和你共进退。”这剧本只有他一个编剧。这部小说其实没太多的故事，一开始我弄了一座谈会，请了很多导演和业内的人，大家共同认识是：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小说，但它是一部不能改成电影的小说。它是一个调查报告。大家都走了后，震云问我你还干不干？我说干呀。
他说，“怎么把它变成剧本，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把一个东西变成剧本有两种做法：一是找几个很聪明的人，坐在宾馆里头，大家刮一个头脑风暴，把它侃出来；还有一种是笨人的方式，聪明人知道找捷径，笨人呢，他不知道找捷径，他把所有的路都摸一遍，走了很多冤枉路，最后找到了要去的地儿。”我说，咱俩肯定都不是那聪明人，就用笨人的方法吧。我们就沿着灾民逃荒的路走了一遍。包括1942年蒋委员长去的那些地儿也走了一遍，走在这条路上，这个故事渐渐形成了。
我们通过采访，通过看那些一息尚存的遗址，渐渐地，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一种对故事的想象，人物的想象，老东家一家就浮现出来了，花枝呀、瞎鹿啊、老马呀、李培基呀这些人物都栩栩如生地出现了。这个创作经验是比较独特的，费了很大工夫，大概走了3个多月，也去了重庆、陕西、山西、河南……通通走了一遍，收获特别大。
人物周刊：走这一遍时，你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什么样儿？
冯小刚：我们五六个人，每天晚上都在搭建这个故事。一开始打算用一个现代人，或者说作者，不断地跳进跳出，有时候拉回到现在，有时候随着他在河南的采访回到过去，后来发现这种间离的效果对电影有伤害，也觉得这个现代人挺讨厌的，觉得他格格不入、排异，所以最后留下的就是头尾这两句话。这个剧本几次上马，几次下马，到后来搁了很多年，震云也没什么压力，他虽然知道拍不了，但还是不断在修改，隔了一年，他就说，哎，你看我又改了一稿，这东西放一年再看就发现了一些问题，搁很多年慢慢就发现了很多问题。这个剧本在我家左一本右一本，出了大概有二十稿，有的就改几句台词，有的就改了几场戏，有的进行了很大调整。后来我都分不清了，比如说，第二稿的哪个部分不错，第五稿的哪个部分不错，这剧本我看了得有二十遍。
人物周刊：这部电影当初筹拍时，几度上马又下马，你的情绪如何？
冯小刚：当时心情很沮丧。今天回看，未尝不是好事，如果仓促上阵，就把这小说给糟践了。现在完成了各种准备，一切都刚刚好。
前两天我发了一条微博，我说我把之前12部电影积攒的人气，都赌在这个片子上，我相信观众的判断。我们之前4次随机在大街上找了观众试映，60人一批，观众的反响很强烈，尤其是我们过去最担心的那些年轻的观众，看完了很愕然，很多年轻人觉得，我很幸运，没生在那个时候。他們也不觉着节奏慢，也不觉着闷。有很多观众过去没有看这样电影的经验。
《一九四二》不是贺岁片
人物周刊：你说到这些年积累了观众对你的信任，但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这种信任更多来源于你拍喜剧片吧？比如《夜宴》、《集结号》，还是有争议的。
冯小刚：可《夜宴》的票房就比《天下无贼》好，《集结号》的票房就比我过去的喜剧都好，《唐山大地震》的票房远远超过《非诚勿扰2》。我发现，观众没有绑架你，其实你自己的内心有时候把自己绑架了——是不是拍喜剧的时候更踏实一点？可是从票房的情况来看，这些正剧反而比喜剧的票房要高很多。
人物周刊：人在走自己熟悉的路的时候，会觉得更安全吧。
冯小刚：嗯。但观众其实无所谓，这片子我坐得住，能看得下去，看完了我内心会被触动，我就接受你。
人物周刊：你在微博上写“11月就是一个如常的档期，为什么要把它称为贺岁档呢？《一九四二》选择在11月上映，就是不想贴上贺岁的标签误导观众。”“贺岁片”应该是中国观众对于“冯小刚作品”的认识吧？
冯小刚：贺岁档准确说应该是12月中旬到1月中旬，因为有过年的气氛，现在才11月份，怎么就给搁到贺岁档里头了？而且什么电影都往贺岁档里搁？说《一九四二》是贺岁片，显然是对观众的误导。我特意澄清，“要想看贺岁片我劝您千万别买《一九四二》，省得您看完后悔，骂我不厚道。《一九四二》没有乐子、没有热闹、没有红火，有的只是历史的真相。想买笑的，咱们明年见。”
人物周刊：你靠拍喜剧被更多观众认识，这几年又开始拍大制作电影，从《夜宴》、《集结号》到《唐山大地震》，直到《一九四二》。怎么看你这几年作品风格的改变？
冯小刚：我用了这么多年拍了这么多片子，其实就是为《一九四二》做准备。如果1993、1994年拍成了这个电影，可能跟今天拍出来的东西不一样。那时候我们很年轻，对生活的认识跟现在比是有局限性的。还有作为导演，对这种大制作影片的掌控能力，那时候也不具备。我从《夜宴》到《集结号》，再到《唐山大地震》，做过几部这样大制作的影片后，再做这部电影就不会那么心里没底了。首先，有很多画面我之前脑子里头都有了，我可以跟各个部门交待得很具体。再有，震云通过这些年不断沉淀，从第一稿到最后拍摄的这一稿，不断地打磨、推敲，不断地丰富，更接近了历史的真实，人物关系也越来越准确，比第一稿要好很多。还有资金，华谊兄弟上市后有了实力，能够拿出两亿多来拍这部电影。更重要的是，从《甲方乙方》开始后拍的12部电影，完成了观众和我之间人气的积累，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人气，拍这么一个电影，投资人会很恐惧——这么大一个投资，一个这么严肃的文艺片，你不等于自杀吗？ 人物周刊：你曾经认为我们的民族是最善良的民族？
冯小刚：我一直受的是这种教育啊。勤劳、勇敢，这些品质也确实都有。但是不是最善良的，有些情况下我是持保留意见的……比如前些时候的抗日，怎么就变成了打砸抢？自己人折腾自己人？表达愤怒时，有一种人的愤怒让人尊敬，有一种人的愤怒特别脏。
当然，每个人看电影的需求不一样，有的人愿意往政治上去解读，他就是很high这个，在我看那些都是表面的。俄罗斯这民族也饱受灾难，但它出了一大批艺术家、文艺作品，它也受过严酷的管控，但它仍然有柴可夫斯基、列宾……他们的文艺作品里有一个大的主题，就是救赎。我们的民族在灾难中却沦落出另外一种状态——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吧？
国民党那么腐败，为什么能够允许它存在那么长时间，其实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心理。西方人可以为了精神層面的民主自由，抛头颅洒热血，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就是说但凡你别给我逼得没了活路，给我一点生存的可能，我都不会跟你翻脸，我不会造反，你爱统治我你就统治。但是一旦你要把他逼得没了活路，他就非常残暴，很难特别理性地去表达诉求。
十几年前看了震云的这个小说，让我触目惊心的不是这场灾死了多少人，有多苦，是我觉得准，写得准！因为篇幅的原因，我拿掉了一些内容，比如说蒂姆·罗宾斯扮演的传教士在教堂赊粥，他对那些灾民说，“在我们西方，人死了也是有尊严的，你要尊重生命，你得把他埋了，不能饿殍遍野，不能暴尸街头，你们把人埋了，再到我这儿喝粥来。”没人听他这个，埋不过来，埋他干什么？他又退了一步，“把你们家亲人埋了，然后可以来我这喝粥。”可大家想的还是，先顾活的吧。我当然理解，人在饥饿的情况下只能这样。但有的民族他即便这么饥饿，也要先把死人给埋了再喝粥。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这跟信仰是否也有关系？
冯小刚：佛教到了中国就变成一单生意了，初一去潭柘寺，那车都排到山底下，等着烧头香。初二去行不行，初三去行不行？不行。得初一去。佛祖保佑我早生贵子，我捐一门槛；你帮我升官发财，我给你再塑金身。是吧？咱们这些信徒基本是这样的，把佛当成了一个生意人。如果你真把佛当成一生意人，就是说你要初一没给我烧香来，我可不待见你，我可不帮你了，那你拜他干嘛呀？他这么势利。
人物周刊：你有信仰吗？
冯小刚：形式上没有，我貌似是无神论者，当然还是有一些敬畏心。我觉得宗教对人最大的一个作用是，如果你敬畏他，你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做一些反省。比如说教堂，我经常会被那种建筑征服，因为我是画画出身的，出国我就愿意到教堂里坐会儿。它不像去庙里头那么乱哄哄，当然，有些寺院也会让人安静。这教堂里头所有人都小声说话，你坐在那儿，心一下就静了，你就被那样的一种东西给催眠了，你要坐超过十分钟，就会开始想一些事，思考一些事。而且你思考的肯定不是下顿饭我等会儿到哪儿吃去，感觉被冥冥中的一种东西给笼罩着，有点灵魂出窍的感觉，飞出去了。
人物周刊：《一九四二》中有一个乡村传教士的角色，这个传教士最后内心世界坍塌，对自己的信仰表达了质疑，这是否表达了你的观点——在面对现实时，信仰有时候是无能为力的？
冯小刚：这么说吧，你要从这么实用的角度去看宗教的话，它真是无能为力。问题是，我们中国人习惯了把宗教当成一个实用的工具利用。可它不是，它是对人精神的一个洗礼，我这么理解的啊。不然为什么好人经常不得好报，坏人如鱼得水？
不过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个普世价值观，在道德层面，作为一个人，我身上的瑕疵特别多，我肯定是讨厌的事儿、坏事也干过，但我总是有那么一个底线，我觉得这人坏吧，你不能把这个底线给踩塌了。有信仰的外国人他即使骂人，也总是有一个底线在内心约束着他，不仅仅是法律——我不能这么坏。但是在微博上、网上，你能看到，咱们这儿有些人，他要恨一个人，骂人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底线的，没有敬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