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伊始，美国政府再度对支付宝、微信支付等8款中国手机应用下达禁令。美方对中国的投资限制、技术封锁已经持续数年，但在许多了解中美交流历史的学者看来，此举必将加速中国摆脱依赖、自力更生，而美国产业界却错失庞大市场和潜在利益。这一点早在70年前的“棉花战”中表露无遗。
　　美棉曾占据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
　　 抗战爆发后，受战争、停工、价格差异等不利影响，中国棉产量出现断崖式下滑，1945年全国棉产量减至500万担。日本宣布投降后，内迁的各棉纺厂纷纷回归复工，需用原料激增，原棉短缺成为严重问题。为解决迫切需要，购买部分外棉应急本是应当，但当时的国民政府却奉行“自毁长城”的政策。1946年2月4日，国民政府出人意料地颁布新“外汇政策”，公布汇率为2020元法币兑1美元，当时物价较抗战前上涨约4000倍，而汇价只上涨约600倍。以当年5月间棉花市价为例，当时国内棉花市价为每百斤9万元，美国市价折合法币仅7.2万元，占尽优势。1946年，中国各种进口美棉总数690万担，超过全国纱厂用棉量的16%，此后这一比例逐年上涨，1949年解放前夕，占全国棉纺业半壁江山的上海工厂的美棉用量占到60%。廉价美棉潮水般涌进，本土棉就此一蹶不振。
　　打组合拳摆脱对美依赖
　　 1949年夏，面对共产党即将战胜国民党，取得中国政权的前景，美国杜鲁门政府提出“等待尘埃落定”的策略，希望用各种筹码塑造新中国的内外政策，一大法宝就是利用“棉花依赖症”。
　　 但新中国的领导人并没有跟着美国的如意算盘走，而是打出一套漂亮的组合拳。首先，从1949年下半年起，国家有计划地推动传统优势产棉区加大种植，并积极促成上海、无锡、天津等棉纺业发达的城市对接。6月中旬，当时中国两大工商业龙头城市上海与武汉进行高端接洽，发现武汉所在的湖北省不仅土壤、气候适于种棉，而且发现湖北存棉尚有60万担，陇海铁路沿线及其以北地区也有存棉150万担左右，如能抢运100万担来沪，至少可以度过青黄不接时期。
　　 同时新中国还针对性调整优惠政策，推动棉花适量进口。这个政策与英国的需求一拍即合。当时美国正通过“马歇尔计划”挖空英国产业基石。按照该计划，英国在1949年分得美国援助共9.2亿美元，但主要是实物分配，美国借机塞进大量生产过剩的谷类、棉花、石油、烟草，而英国真正需要的大批工业原料却无从保证，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印度、巴基斯坦等英联邦国家和南洋英属殖民地。新中国因地制宜地采取“先进口，后出口”的易货贸易方式，进口產品先抵达上海等国内口岸，然后相应的物物交换产品装船离开，用自己的生丝、茶叶、锡矿、钨矿等换来大批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棉花和英国棉纺机械。
　　对华封锁令美棉退出中国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后，美国商务部宣布中国为“敌对国家”，棉花因在工业上是制造汽车轮胎、电话机线、车船风帆乃至制造高级火炸药的原料，结果也遭到严厉查禁。
　　 面对美国的封锁，1950年春，中央政府调整棉粮比价，各级政府又号召农民扩大棉田。各地政府、农会积极行动起来，不仅给予农资技术保障，江南不少地方政府保证每斤棉花换6斤半米，并可自由买卖。曾有干部给乡亲算细账——种一亩稻收350斤谷，而一亩棉田就可收150斤棉花，能多换300多斤米，这样联系群众的切身利益，农民的思想开始有了转变。因侵略战争而颓废的中国种棉业又以一场反侵略战争重新壮大起来。广大棉农干脆把自己改良的棉种称为“抗美棉”，表示决心把棉花种得又多又好，来抵抗美国侵略者。
　　 与此同时，美国的封锁也没有阻断中国棉花外购的脚步。1951年10月，为应对中国存棉将尽、新棉未到的缺口，苏联从中亚费尔干纳产棉区组织大批细绒棉投放中国市场，有力地支援上海等地纱厂生产。中国纺织业者也积极内部挖潜，为适应国内原料供应情况，上海等地纱厂有计划地把原来纺33支以上细纱的纱锭进行削减，改纺20支和20支以下的粗纱，棉织部分也减少外销布、花色布的产量，多织12磅细匹布和纱哔叽等中国大众所需要的商品。到1953年朝鲜停战，美棉在中国大陆市场上的分量已所剩无几。
　　（摘自《环球时报》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