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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视铁钱是藏泉活动中错误的观念,铁钱作为古钱大家庭中的一员,同样承载着当时的历史背景与经济状况,缺少了这一环节就不能构成完整的古代货币史。各代铸行辅币虽多铜钱,然而有时却是铜、铁两铸,甚至只铸行过铁钱,如:宋代的“康定元宝”和“纯熙元宝”等,这些铁钱的出现,不仅填补了铸币史上的空白,并已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历史研究价值不可限量。收藏、保护好珍稀铁钱,也是为祖国的文化保护事业尽一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笔者经过一段时间搜寻,陆续集藏到几枚罕见的铁泉,认为值得向各位作出汇报:
(一)“绍熙元宝”背“四”折五铁钱
两宋时期铁钱盛行,几乎与国运相始终。特别是南宋时,为防止铜钱外流出境,逐渐将铁钱的流通区域从四川拓展到与金国相界邻的江淮等地,此后铁钱书体秀美,版式宏富,复杂程度超迈北宋,背文又添加纪年、纪地,形成新一代钱风。
宋光宗赵(公元1190-1194年在位)乃宋孝宗之子,是南宋的第三位皇帝,他在位历时五年,只使用过“绍熙”一个年号。光宗体弱多病、昏溃无为,没有能力将乃父的“乾、淳大业”推扬光大,加之耳软心活,惧内忤逆,所以,史家对他的评价是“孝宗之子不孝,光宗之行无光”,足见其昏碌程度。
可是“绍熙”钱却继承了孝宗钱的特点,当时铸币质量有所提高,故而钱文端庄秀丽,精好者居多。存世有一类试铸的背“四”(年)折五型绍熙大铜钱,面文分“通宝”、“元宝”,是南宋钱中难得一见的珍品。
笔者无缘一睹其庐山真面,竟意想不到地获得“绍熙元宝”背“四”折五大铁钱一枚(图1),不胜欣喜感叹。此泉穿口未经修整,面背下方有与其他钱币叠压剥离后留下的印迹,“熙”字侧背部脱蚀严重(厚约3.6毫米),“宝”字边锈层堆积甚高(厚约4.3毫米),钱径35毫米,重17.4克。文字稍显漫灭,但经摩挲后仍可辨识,整体风化程度与此同时宋代铁钱吻合,非伪制可相比拟。经对比“绍熙元宝”背“四”折五铜钱拓图,发现二者字体十分接近,只是直径比铜钱略小。为谨慎起见,笔者曾请老泉友观赏指教,也言必真,不过,他似乎忽略了该钱绝非普品。估计日后如发现“通宝”折五型大铁钱,则不仅能与此相互印证,亦可推算出铸量多寡。
(二)“洪武通宝”背“济”折三铁钱
明代上承元制,无论是五等钱制,还是从后来废止铜钱、行用纸钞的情况上看,都与元代相仿。元代未发现有铁泉存世。南明时,在福州称帝的唐王朱聿键虽铸有“隆武通宝”(公元1645年)小平铁钱,而此时明祚已亡,并不具备国家颁行性质。那么,明代铸造过铁钱吗?
这个问题是不好轻易作答的。直到笔者拜读了《收藏界》杂志2009年第5期刊发的李发玉先生的“嘉靖通宝”折五铁钱藏品图文,以及笔者这枚被拾拣于山东聊城运河之滨的“洪武通宝”背“济”折三铁钱(图2),才让笔者对此问题有了思考的勇气。该泉直径31.9毫米,穿径约5.5毫米,厚2.8毫米,重9.47克,书法与铜品有异,钱文遒劲端秀,大气磅礴,颇合明人笔意,锈层错落,色泽艳美,左上角遗憾缺失,仍不掩美观,背文“济”字的写法如铜钱般粗犷古拙。以地望而言,聊城距济南较近,出土是品颇合事实。
洪武钱为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所铸,因避太祖圣讳,没有铸造“元宝”钱,仅有“通宝”行世,面值为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五等钱制,背文纪值、纪地,背“济”钱乃纪地者之一,铸量甚少。钱币学家孙仲汇先生在《古钱币图解》上说:“……凡是历史上未大量铸行的钱币多不见史籍,以文字形制断代正是钱币学的一大特色。”这枚折三型的“洪武通宝”背“济”铁钱如能及早通过专家鉴定,则极具历史研究价值,也将为洪武五等钱制注入新鲜的血液。
(三)“天启通宝”背“府”折十铁钱
明朝末年君昏政暗,苛税繁重,流民日增,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熹宗天启皇帝(公元1621-1627年在位)于此忧患之时,却只贪图玩乐不问政事。在辽事战争长期的煎熬下,明政府的财政更是雪上加霜,只得铸造折二、折十大钱补贴财政,这也是一种不完整的五等钱制。边镇上的宣府、蓟镇、密云等地也铸折十大钱,于钱背标有府、镇、密等字,存世无多。
这枚“天启通宝”背“府”折十大铁钱(图3),表面有经水浸形成的亮渍,初得时感觉质地糟朽,有随手破碎之险,“启”字和背文都不清晰,后经用竹签剔除余锈,才逐渐显露真容,望其风貌也够得上近400年沧桑,具体出土地点无法查知。钱径44.8毫米,穿径6.7毫米,厚3毫米,重23.54克。据记载:天启年间工费浩繁,久欠军饷,光从1610-1627年(明万历三十八年到天启七年)政府京运饷银就积欠900多万两。那么,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地方可曾有铸造铁钱充饷之举?更多的历史知识还有望诸位前辈教导。
(四)“咸丰重宝”宝福局“当五十”铁钱
在清咸丰皇帝在位(公元1851-1861年)的十一年时间里,恰逢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南半中国。一时,军费激增,而铸钱铜材却因路径受阻无法正常运达,于是朝廷一面向各地捐派,一面亲手广罗铜材,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开铸大钱。后来,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三月,惠亲王绵愉又议奏开铸铁钱,以充军饷。清廷本欲以扬扬止沸之方来缓解财政危机,不想各地铸钱标准不一,反由此引发更乱之局。
福建地处东南一隅,战祸未正式殃及闽省,但随着周边县府相继被太平军攻占,事实上福建已同一叶孤舟。宝福局“咸丰”小平铁钱铸量巨大,1985年11月7日就在天津望海楼教堂旁狮子林大街小学的工地上出土过数十吨。由于各地铁钱铸出后商民纷纷抵制,在市场上流通不畅,所以仅铸行了四五年便陆续停铸,宝福局铁钱亦随之而终,可是大铁钱的数量远较小钱为少。笔者收藏的这枚“咸丰重宝”宝福局“当五十”大铁钱(图4)乃出水之品,品相甚佳,泉径55毫米,穿径7毫米以上,厚4.4毫米,重51.2克,厚实规整,亦属难得。
另外,余还藏有“咸丰重宝”宝苏局“当三十”与日本“和同开珍”铁钱各一枚,具体数据如下:
①“咸丰重宝”宝苏局“当三十”大铁钱(图5):缶“宝”阔缘,书体雄健,钱径45.5毫米,穿径6.4毫米,厚4.3毫米,重39.1克。
②“和同开珍”小平铁钱(图6):穿孔近乎满穿,直径27.6毫米,厚2.5毫米,重6.97克。书法精湛,钱型规整,大小近似银钱,有折二之风。
笔者目前对这两枚铁钱还不敢肯定。按咸丰四年(1854年)才有鼓铸铁钱之议,实际上太平军已于咸丰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攻占南京建都,此后满清对江苏的控制基本上处于半真空状态,此钱又铸于何时、何地呢?不过,依照宝苏局有小平、当五、当十、当五十等铁钱存世的情况来看,其真伪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和同开珍”钱铸于日本元明天皇和同元年(公元708年),谱载该品仅有银、铜两种铸币,未见其他。笔者对这段历史缺乏了解,况且该品购于泉市,非亲见出土,所以较为怀疑,只得从钱文风格和氧化程度上加以判断。在高倍放大镜下观察,看到两枚铁钱锈层、色泽都很丰富,尤其是“和同开珍”铁钱的表面结体牢固,红、黄、黑、褐五彩斑斓美不胜收,大有令人难弃之感。
当今泉市伪品如云,特别是铁钱尤难辨清,通常可知的破绽是锈层浮薄单一,文字失神,手感沉重,欲以短时内模仿出千百年的岁月沧桑终显稚嫩。窃以为作学问需要严谨,既不宜墨守成规,更不可指鹿为马,哗众取宠,如此才能让泉学事业得到健康发展。不论结论如何,公开上述藏品的本意只有两个:如真,则属鄙人造化;如伪,也增长见识,兼使泉友一睹当前伪品已临幻真之境,以期共同提高鉴赏水平,避免他日重蹈覆辙。
碍于泉识所限,一家之言未免让有识者贻笑大方。然图学习之念,久闻《收藏界》百家争鸣办刊宗旨,贸然撰文,如蒙董大勇先生及诸贤师不吝点拨教诲,亦不枉吾忝列泉林十数春秋矣!
(责编:丁丑)
笔者经过一段时间搜寻,陆续集藏到几枚罕见的铁泉,认为值得向各位作出汇报:
(一)“绍熙元宝”背“四”折五铁钱
两宋时期铁钱盛行,几乎与国运相始终。特别是南宋时,为防止铜钱外流出境,逐渐将铁钱的流通区域从四川拓展到与金国相界邻的江淮等地,此后铁钱书体秀美,版式宏富,复杂程度超迈北宋,背文又添加纪年、纪地,形成新一代钱风。
宋光宗赵(公元1190-1194年在位)乃宋孝宗之子,是南宋的第三位皇帝,他在位历时五年,只使用过“绍熙”一个年号。光宗体弱多病、昏溃无为,没有能力将乃父的“乾、淳大业”推扬光大,加之耳软心活,惧内忤逆,所以,史家对他的评价是“孝宗之子不孝,光宗之行无光”,足见其昏碌程度。
可是“绍熙”钱却继承了孝宗钱的特点,当时铸币质量有所提高,故而钱文端庄秀丽,精好者居多。存世有一类试铸的背“四”(年)折五型绍熙大铜钱,面文分“通宝”、“元宝”,是南宋钱中难得一见的珍品。
笔者无缘一睹其庐山真面,竟意想不到地获得“绍熙元宝”背“四”折五大铁钱一枚(图1),不胜欣喜感叹。此泉穿口未经修整,面背下方有与其他钱币叠压剥离后留下的印迹,“熙”字侧背部脱蚀严重(厚约3.6毫米),“宝”字边锈层堆积甚高(厚约4.3毫米),钱径35毫米,重17.4克。文字稍显漫灭,但经摩挲后仍可辨识,整体风化程度与此同时宋代铁钱吻合,非伪制可相比拟。经对比“绍熙元宝”背“四”折五铜钱拓图,发现二者字体十分接近,只是直径比铜钱略小。为谨慎起见,笔者曾请老泉友观赏指教,也言必真,不过,他似乎忽略了该钱绝非普品。估计日后如发现“通宝”折五型大铁钱,则不仅能与此相互印证,亦可推算出铸量多寡。
(二)“洪武通宝”背“济”折三铁钱
明代上承元制,无论是五等钱制,还是从后来废止铜钱、行用纸钞的情况上看,都与元代相仿。元代未发现有铁泉存世。南明时,在福州称帝的唐王朱聿键虽铸有“隆武通宝”(公元1645年)小平铁钱,而此时明祚已亡,并不具备国家颁行性质。那么,明代铸造过铁钱吗?
这个问题是不好轻易作答的。直到笔者拜读了《收藏界》杂志2009年第5期刊发的李发玉先生的“嘉靖通宝”折五铁钱藏品图文,以及笔者这枚被拾拣于山东聊城运河之滨的“洪武通宝”背“济”折三铁钱(图2),才让笔者对此问题有了思考的勇气。该泉直径31.9毫米,穿径约5.5毫米,厚2.8毫米,重9.47克,书法与铜品有异,钱文遒劲端秀,大气磅礴,颇合明人笔意,锈层错落,色泽艳美,左上角遗憾缺失,仍不掩美观,背文“济”字的写法如铜钱般粗犷古拙。以地望而言,聊城距济南较近,出土是品颇合事实。
洪武钱为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所铸,因避太祖圣讳,没有铸造“元宝”钱,仅有“通宝”行世,面值为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五等钱制,背文纪值、纪地,背“济”钱乃纪地者之一,铸量甚少。钱币学家孙仲汇先生在《古钱币图解》上说:“……凡是历史上未大量铸行的钱币多不见史籍,以文字形制断代正是钱币学的一大特色。”这枚折三型的“洪武通宝”背“济”铁钱如能及早通过专家鉴定,则极具历史研究价值,也将为洪武五等钱制注入新鲜的血液。
(三)“天启通宝”背“府”折十铁钱
明朝末年君昏政暗,苛税繁重,流民日增,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熹宗天启皇帝(公元1621-1627年在位)于此忧患之时,却只贪图玩乐不问政事。在辽事战争长期的煎熬下,明政府的财政更是雪上加霜,只得铸造折二、折十大钱补贴财政,这也是一种不完整的五等钱制。边镇上的宣府、蓟镇、密云等地也铸折十大钱,于钱背标有府、镇、密等字,存世无多。
这枚“天启通宝”背“府”折十大铁钱(图3),表面有经水浸形成的亮渍,初得时感觉质地糟朽,有随手破碎之险,“启”字和背文都不清晰,后经用竹签剔除余锈,才逐渐显露真容,望其风貌也够得上近400年沧桑,具体出土地点无法查知。钱径44.8毫米,穿径6.7毫米,厚3毫米,重23.54克。据记载:天启年间工费浩繁,久欠军饷,光从1610-1627年(明万历三十八年到天启七年)政府京运饷银就积欠900多万两。那么,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地方可曾有铸造铁钱充饷之举?更多的历史知识还有望诸位前辈教导。
(四)“咸丰重宝”宝福局“当五十”铁钱
在清咸丰皇帝在位(公元1851-1861年)的十一年时间里,恰逢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南半中国。一时,军费激增,而铸钱铜材却因路径受阻无法正常运达,于是朝廷一面向各地捐派,一面亲手广罗铜材,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开铸大钱。后来,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三月,惠亲王绵愉又议奏开铸铁钱,以充军饷。清廷本欲以扬扬止沸之方来缓解财政危机,不想各地铸钱标准不一,反由此引发更乱之局。
福建地处东南一隅,战祸未正式殃及闽省,但随着周边县府相继被太平军攻占,事实上福建已同一叶孤舟。宝福局“咸丰”小平铁钱铸量巨大,1985年11月7日就在天津望海楼教堂旁狮子林大街小学的工地上出土过数十吨。由于各地铁钱铸出后商民纷纷抵制,在市场上流通不畅,所以仅铸行了四五年便陆续停铸,宝福局铁钱亦随之而终,可是大铁钱的数量远较小钱为少。笔者收藏的这枚“咸丰重宝”宝福局“当五十”大铁钱(图4)乃出水之品,品相甚佳,泉径55毫米,穿径7毫米以上,厚4.4毫米,重51.2克,厚实规整,亦属难得。
另外,余还藏有“咸丰重宝”宝苏局“当三十”与日本“和同开珍”铁钱各一枚,具体数据如下:
①“咸丰重宝”宝苏局“当三十”大铁钱(图5):缶“宝”阔缘,书体雄健,钱径45.5毫米,穿径6.4毫米,厚4.3毫米,重39.1克。
②“和同开珍”小平铁钱(图6):穿孔近乎满穿,直径27.6毫米,厚2.5毫米,重6.97克。书法精湛,钱型规整,大小近似银钱,有折二之风。
笔者目前对这两枚铁钱还不敢肯定。按咸丰四年(1854年)才有鼓铸铁钱之议,实际上太平军已于咸丰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攻占南京建都,此后满清对江苏的控制基本上处于半真空状态,此钱又铸于何时、何地呢?不过,依照宝苏局有小平、当五、当十、当五十等铁钱存世的情况来看,其真伪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和同开珍”钱铸于日本元明天皇和同元年(公元708年),谱载该品仅有银、铜两种铸币,未见其他。笔者对这段历史缺乏了解,况且该品购于泉市,非亲见出土,所以较为怀疑,只得从钱文风格和氧化程度上加以判断。在高倍放大镜下观察,看到两枚铁钱锈层、色泽都很丰富,尤其是“和同开珍”铁钱的表面结体牢固,红、黄、黑、褐五彩斑斓美不胜收,大有令人难弃之感。
当今泉市伪品如云,特别是铁钱尤难辨清,通常可知的破绽是锈层浮薄单一,文字失神,手感沉重,欲以短时内模仿出千百年的岁月沧桑终显稚嫩。窃以为作学问需要严谨,既不宜墨守成规,更不可指鹿为马,哗众取宠,如此才能让泉学事业得到健康发展。不论结论如何,公开上述藏品的本意只有两个:如真,则属鄙人造化;如伪,也增长见识,兼使泉友一睹当前伪品已临幻真之境,以期共同提高鉴赏水平,避免他日重蹈覆辙。
碍于泉识所限,一家之言未免让有识者贻笑大方。然图学习之念,久闻《收藏界》百家争鸣办刊宗旨,贸然撰文,如蒙董大勇先生及诸贤师不吝点拨教诲,亦不枉吾忝列泉林十数春秋矣!
(责编:丁丑)